情葬巴山——她死了！
编者语：他和她都是知青，她是他的音乐知音，对他弹奏的手风琴曲百听不厌。两个情投意合的年轻人本该有一番深深的情感经历，但蹉跎岁月却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演绎了一出凄而不美的爱情故事……
得知晓南病逝的消息，我怎么也不能相信这一事实。她刚过完50岁的生日就匆匆地走了，带着太多的遗憾和悔恨。
我是在1966年底造反回重庆时认识晓南的，那是我自1964年高中毕业下乡以来第一次回到重庆。在农村的两年里，我始终用一句话激励自己，那就是“志在农村，做一个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
我们下乡的地方是邻水县石永区古路公社社办林场，在那里，我学会了犁田、耙田、插秧等农活，一年365天从不休息。年终结算时分到190元，这就是我一年辛苦劳动的报酬，当然这不包括安置办公室发给每个下乡知青的伙食费和每月2元的零花钱。
回到重庆，刚放下行李和我心爱的手风琴，1964年和我一起下乡的邻水风桠林场知青朋友李忠公和苏甫其就来找我了。他们邀请我参加“重庆上山下乡造反兵团宣传队”，这个宣传队驻在当时的重庆12中，即现在的复旦中学。
在那里我遇见了晓南。她是一个活泼美丽、大方健谈的姑娘，有一对会说话的大眼睛和魔女一样的身段，1964年她初中毕业就下乡到了万源黄钟区丝罗公社林场。这时候是宣传队里的舞蹈演员。我们好像一见如故，很投机，常常讲述各自林场的事情，谈起下乡后的感受，谈起文化大革命，谈起我们的前途乃至对中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表示关心。在那些狂热的日子里，我们没有更多地考虑个人的前途，倒是关心全人类的“解放”。我们排练，我们演出，我们逛马路，我们谈天说地，暂时忘记了农村的艰难。
一天晚上，我在寝室看书，忽然听到一个少女用银铃般的声音在轻轻地叫我。我顺着声音看去，窗前立着一个绰约的身影,我知道一定是她。晓南邀我出去走走，谈谈宣传队的工作，因为我是宣传队队长。我们顺着复旦中学出通远门往七星岗方向走去，晓南说她认为我们队员跳的舞蹈造反劲不够（当时的舞蹈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要表现出造反劲，表现出年轻人造走资派反的激情，表现出对走资派的愤怒以及对毛主席的忠心），在排练中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感情问题。
现在看来这样的想法未免有点可笑，可是在那时我们都真的共同感到，要做好任何工作都必须突出政治，因为当时最深入人心的一句毛泽东语录是“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因此，晓南跟我在一起时谈得最多的也是政治。在那个年代里我们对政治似懂非懂，但除了高谈这些话题以外，我们就真的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了。和自己心仪的朋友一起漫步在山城万家灯火的大道上，虽然心中洋溢着幸福，但是口中谈论的却是严肃又严肃的问题。我们并没有卿卿我我，也没有我爱你、你爱我之类的甜言蜜语，那毕竟是革命的年代，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一样，我们有意无意地回避性爱，因为谈情说爱是小资产阶级的勾当。
然而，革命的风暴里也有柔情的港湾。有一天，我因为患大叶肺炎住进了位于南岸区玄坛庙的重庆第五人民医院，三天没有到宣传队活动。第三天，我妈告诉我有一位女同学到医院来看我。当我努力睁开双眼，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位长辫子姑娘，晓南来看望我了。我们默默对视了一阵，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我的愉悦之情。我从内心感激这位才相识不久的姑娘，顿时病也好了许多。晓南滔滔不绝地告诉我那些天宣传队里发生的事情：造反兵团已移师达县，各自回县闹革命，因此我们的宣传队也随之解散了。后来我才得知宣传队解散时，大家要一起合影留念，晓南借故胃疼不愿参加，这时有宣传队里的其他人说，是因为益庭没在她才不愿。她从宣传队里的邻水知青处听到我的病情，特地到医院看望我。
1967年初，我返回林场，刚进门就有人告诉我有万源来的信。信拿在手里厚厚的一叠，是晓南写的。我兴奋极了，一口气读完了它。信里的内容仍然和我们在重庆时的那些谈话一样，无非是有关革命理想、时事政治的讨论，但我却也跟往常一样从信纸上那女性味十足的文字中体会出了一分温馨和甜蜜，旅途疲劳顿时烟消云散了。收到信许多天里，我一直沉浸在那种温馨和甜蜜中，我把信放在枕边，每天都要看几遍，仿佛永远都读不完。
因为文化大革命，林场当时已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大多数知青都回重庆了，剩下的也无事可做。闲极无聊，我也踏上了回家的路途，并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晓南。
于是，当年9月我们在重庆又相见了。不久，我鼓足勇气在一个知青朋友的陪伴下第一次去了晓南的家，见到了她的妈妈、姐姐等家人。我觉得他们对我非常亲切。这样一来，我跟晓南的关系就有了进一步发展，成了她家的常客。自宣传队相识之后，晓南就是我音乐的知音，对我弹奏的手风琴曲百听不厌。这年秋天，晓南邀请我到她的家里献艺，大概是想让她的亲人了解我。我当然欣然应允，把手风琴带到她家，在她的家人面前演奏，听到她的母亲和姐姐赞许我的演奏，晓楠掩饰不住满心的得意。
晓南的家住在渝中区，我住在南岸区，中间隔着一条长江，当时长江上没有大桥，只能靠轮渡过江，而轮渡收班时间最迟是晚上10点，因此每次见面时那说不完的话都只能因为要搭乘末班轮渡回家而匆匆结束。记得有一次晓南问我的理想是什么，我说我不再奢望成为一名科学家或音乐家，我只想做一名能自食其力有稳定收入的工人，这样我就很知足了。晓南点头说她的要求也不高，同我一样只是想做一名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是啊，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还有什么能力去奢侈的构筑自己真正渴望的宏大理想呢？随着交流的增多，渐渐地，我们都把自己的家庭状况、历史背景互相做了介绍。
我的父亲出生在山东蓬莱海边的一个渔村里，这是一个祖祖辈辈都生活在海边的家庭。祖父因家庭贫困离开家乡到烟台谋生，在一家小店当学徒，后来养育了我的父辈六姐弟。我父亲最小，靠他自己的勤奋及家人的帮助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我父亲是家族自清同治年以来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大学生。他勤奋、善良、耿直、忠厚，对新中国和社会主义怀有深厚感情。不料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最后一批被划为右派，作为极右处理，被送到岳池县境内的一个劳改农场接受强制劳动改造，1962年不堪身心上的摧残含冤去世。1980年的拨乱反正才得到平反。
自我懂事以来，家庭出身问题就象一个巨大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我。虽然我的学习成绩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名列前茅，并且又有音乐天赋，但是1964年高中毕业时我仍然同其它出身不好的同学一样未能迈进大学殿堂。落榜后，我感到前途一片茫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下了乡，希望能为国家做点贡献，实现作为一个人的价值，以绝对的虔诚来洗刷自己政治上的“原罪”。
晓南也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父亲虽然也有一些历史问题，但总的来说家庭情况要比我好一些。可是1964年初中毕业以后，她也未能继续进入高中学习。我们同病相怜，在情感和思想的交流中寻找慰藉。
这样，我不由自主地坠入了爱河。1968年夏天，我终于不满足我和晓南之间的模糊关系，给晓南写了一封信，直截了当地表达了我对她的感情，并且要求她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信发出后，我就和邻水的几个知青朋友一起到了成都，住在成都卫干校接待站。几天后，晓南居然也来到了这个接待站。我惊奇极了：偌大一个成都，居然在这里和她不期而遇，难道真的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晓南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你离开重庆时给我的信收到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要同我确定恋爱关系，我的行动不是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吗？”
那天我醉了。我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和晓南走了整整一天，漫步在成都的大街小巷，也不知道累，当然也不知道休息。在喧嚣的车水马龙之间却仿佛只有我们两个人在私语。晓南邀我第二天到她姐姐家去玩，当时她姐姐住在成都龙泉驿。我第二天一早乘车到达时，晓南和她姐姐都来车站接我，那份亲切和热情令我至今不忘。晓南母亲也在那里，从她的慈爱的笑容里我再次感到了温暖。在成都我们渡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真正谈起了恋爱。这时我才深深地体会到生活和世界真的是如此美丽！
那段花好月圆的时间，晓南也经常到我重庆南岸十一中的家里去玩。她聪明伶俐，很讨我母亲喜欢，虽然我们还根本没有条件认真讨论将来的婚事，可是看得出来母亲明显地支持我们的关系，每次晓南到我家里，母亲总是千方百计地款待一番。晓南也常到我家做客。周围的邻居也常常夸奖她。有一次晓南回四川江安老家还特意给我弟弟带了几根鱼杆，因为她知道我弟弟喜欢钓鱼。她的善良、聪明和得体博得我的所有亲人的好感。我的几个弟弟跟她非常亲近，俨然把她当成未过门的大嫂。
其实除了爱情，我们的生活里没有什么亮点，那时国家兵荒马乱，民心浇漓，我们这些当年的老知青的命运除了自己的亲人外，没有谁来关心。母亲偶然跟我讨论我和晓南的关系，总忍不住要轻轻叹息。也许正是因为现实令人绝望，爱情才越发显得那么珍贵，须臾不可缺少。我和晓南不顾一切地沉浸在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天地里，如痴如梦地期盼着生活中的奇迹。然而等待我们的是残酷的现实。
1968年底，毛主席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社办林场正式解体，我们都要去插队落户了。那年春节前几天，晓南到邻水来了，那时我在邻水县宣传队排练演出。她在县城住了两天，然后我们一起回重庆过年，那年春节我是在晓南家过的。离开她家时晓南三兄妹都出门送我，她的姐姐特地跟我说，在农村好好过，以后无论有什么困难我们一定会帮助你的，当时我听了很感动，似乎真的有一家人的感觉。回农村前晓南提出想从万源迁到邻水来，这同样也是我的心愿，可我当时还没有具体落实会到哪里插队落户，因此我告诉她稍待一段时间，等我安顿好以后再说。于是晓南便先回到万源黄钟区丝罗公社插队落户。
1969年底，宣传队解散，我回到邻水古路公社插队落户。我给晓南连写了几封信，了解她的近况。无奈当时正处在文革武斗时期，达县地区交通很不通畅，邮件往来极不方便，我有几个月没有收到晓南的信。有一天，我到公社去赶场，突然间接到了晓南的信，这让我欣喜若狂。但那封信拿在手里薄薄的，拆开来一看，我整个人都仿佛掉进了冰窖里──这是一封与我断交的信！！我百思不得其解，痛苦中我苦苦思索了几天，最后决定到万源去找她。我无法相信她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匆匆地，我便和知青朋友何六喜一起启程了。坐了一整天的车终于到了万源，可是刚歇息下来一打听，才知道丝罗公社离县城还有100多里不通汽车的山路。于是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出发了，翻了几座大山，一直走到深夜才到达晓南落户的生产队。
那是一个人烟稀少的深山沟，周围都是巍峨耸立的大山，只有很少的田土可供耕作。那里的农作物主要是马铃薯，只能在大山里烧荒种植，条件极为艰苦。丝罗的贫穷落后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想起她曾经告诉过我，她的林场在一个青山绿水的地方，那里曾经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老根据地。丝罗公社应该风景秀丽，春光明媚。但是眼前的实际情况跟她的描述实在相差太远了。我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把她迁到邻水去，靠我近一点。
晓南完全没有想到我会去找她。她不冷不热地接待了我们，安排我们住下。说了一句“明天再谈”就独自到邻居家借宿去了。在那里，知青的生活作息也和当地的农民一样，每天只吃两顿饭。因此，第二天等到晓南下班回来天已经完全黑了。在晓南忙着做饭时，何六喜坚持要拉我出去走走，他告诉我他在晓南的书桌上翻看一本海涅诗歌集时看到一页信纸，原来是另外一个人向她求爱了，估计她已另有男友了。
我仍然深深地爱着晓南，但是晓南的态度和第三者的插入刺伤了我的自尊，我不愿意乞怜。我诅咒命运，诅咒世道，心里暗自谴责晓南的背叛行为。我没有质问晓南，因为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出一丝难言的无奈。社办场的解体对许多知青、特别是女知青是一个重大打击。因为他们被迫接受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和更加孤独的生活。我知道许多女知青都在绝望中寻找救命稻草，通过亲友或婚姻跳出大巴山，就像灯蛾扑火一样。而我的家中兄弟五个，全都面临着“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命运，只有老母亲一个人用她微薄的工资收入撑持着这个家。调工对于我真是遥遥无期。因此尽管当时的我们正值青春年华，情感萌动的年龄，却不敢奢望成家立业。所有的梦想，所有的许诺，在那种无情的现实面前都显得非常苍白。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几乎绝望的境地，才使晓南采取“病急乱投医”的行动。
我决定第二天就回邻水。那天晓南没有去出工，她杀了一只鸡，作了一顿丰盛的早饭，我心烦意乱中咽了两口就匆匆上路。晓南送我们一直走到公社。这段路大概只有两三里地，就在这两三里地的无言中我和晓南的一切从此就都结束了。我的美好的初恋就这样在一刹那间夭折了。我咽下了酸楚的眼泪，在心里默默地跟晓南道别！头也不回离开了丝罗，也离开了所爱。
1970年，我去了正在修建襄渝铁路的达县民兵师邻水民兵团宣传队。民兵团的团指挥部设在万源县的平溪乡，离县城只有六公里。有一次我们宣传队到万源县城演出，意外地碰到了晓南。当时她已经在县城一个小学教书，豁然间我似乎解开了当年晓南寄给我的那一封薄薄的绝交信的谜底，她已经选择了一位在万源县机关工作、有稳定收入的先生。在那位先生的帮助下她离开了十分艰苦的农村，到县里一所小学任教，这对于当时的她无疑于一步就从地狱走到了天堂。毕竟她还只是一个年仅22岁、不谙世事的女孩啊，她对人生、前途的认识还相当幼稚，不能把握自己的情感，更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
几个月后，我离开民兵团宣传队调往重庆工作，临行那天，晓南从县城专程赶来送我，什么也没说。汽车开动的时候，我们挥手告别。不知为什么，我感到在晓南浅浅的微笑背后有几分凄楚。看着她远去的身影，我回忆起跟她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心里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失落。
1976年夏天，晓南出人意料地来到我的家，我感到很惊诧。她还是那样光彩照人、风韵绰约，还是那样的开朗。我当时真不知道该和她谈些什么。我已于1974年结婚，生活得很平静。寒暄之后，我们互相介绍了一下自万源一别后的情况。她临走时约我第二天再见面，说想再跟我谈谈，并告诉我她常常从朋友那里打听我的情况。
第二天我如约到了朝天门客运大厦的大门前，这是我们以前经常幽会的地方。晓南已经早早地在那里等我了，我们的约会从来都是准时的。她穿着一件淡雅的印有小花的衬衫和一条裁剪得体的浅色裙子。没有什么约定，我们便默契地沿着十年前我们经常喜欢走的路线从朝天门到道门口再向菜园坝方向走去。走到望龙门缆车处我们停下来，坐在长江的货运码头边，面对郁郁葱葱的南山和滔滔的长江我们触景生情无限感慨，日夜奔腾不息的长江水啊，带走了我们多少难忘的日子！
沉默良久，晓南打破沉寂，用一种异常平静的口气告诉我，这些年来她过得并不幸福。她说她的丈夫开始很爱她，很宠她，但是新婚不久她发现自己跟出身工人家庭的丈夫在性格、情趣以及对生活的理解上大相径庭，肉体的欢愉并没有给她心灵的幸福，夫妻之间的争吵发生了，而且频率越来越高，以致发展到一种无法收拾的境地，除了离婚没有其他解脱痛苦的途径。她周围的同事和朋友都不理解她的想法，因为那先生是一个国家干部，而且在小小县城人缘也不错，一些人甚至指责晓南“忘恩负义”。但从她的谈话中我感到她去意已决。在当时中国的清教社会里离婚是极不光彩的事，更何况晓南是一个女人，她要主动提出离婚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当晓南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傻愣愣地无言以对。而那时我妻子已经怀孕，儿子就要出生了，我完全沉浸在即将当父亲的喜悦里。“饱汉”不知“饿妇”之饥，我没有认真体会晓南的话，也的确不了解她婚后的生活以及她的丈夫的为人。但有一点我很清楚：那就是我不能劝她不离婚，因为我知道她确实生活在痛苦中；我也不能劝她离婚，因为如果离婚，像她这样一个远离家乡举目无亲并且还带着一个两岁左右儿子的女人，在那个偏远的小县城会是多么的无助。但除了劝她“慎重考虑”之外，我又能做什么呢？
许多年以后我才从我的一个曾经在万源青花铁厂工作过的好朋友那里得知，晓南大概是在1974年结的婚。这位朋友因工作原因经常要到万源县城去，每次去都要到晓南那儿坐坐。但后来经常碰见他们夫妻争吵不休，家庭气氛不很和谐，就再也不好去看她了。有一次这个朋友又到万源县城开会，在路上遇见了晓南，晓南一定要他去家里坐坐。我的朋友告诉了她自己的顾虑之后晓南才道出了个中缘由。她说她跟丈夫的关系确实不好，因为她的丈夫跟另外一个年青女子经常搅到一块儿。发现自己丈夫的外遇之后，她把迟归的丈夫关在门外，迫使她丈夫到其他同事家借宿。奇怪的是，这也竟成为晓南的过错，连万源县的一些知青也指责她无情，但她却不能向任何人倾诉。晓南的第一次婚姻就这样结束了。
1978年，我儿子一岁多了，每天下班回家和儿子在一起嬉戏、玩耍是我最愉快的时候，他会不停地叫我爸爸，缠着我讲故事、搭积木、开小汽车，直到他玩累了、睡觉了我才开始打开书，坐到书桌边伏案工作。我的日子就这样流过。
一天，我一个人在家，晓南又来了。和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和她在万源县工作的女知青。她这个朋友是一个热情、爽朗的人，坐下后没说两句客套话便直截了当地说：“你们两个有什么该说而没有说完的话要继续说完，有什么该做而没有做完的事也应该继续做完。”说完后便独自起身离去，剩下我和晓南相对而坐。
一阵沉默之后晓南又开始向我述说她的不愉快，并告诉我她曾经在新婚之夜痛哭了一场。我清楚她的来意，也非常同情她的处境。有了婚姻的经历，我对男女之间的所有隐秘已经了如指掌；而晓南虽然三十岁了，却仍然显得年轻，比起十年前的那个少女，更多了几分女人的丰满和魅力。我尤其没有想到，十年前我跟晓南之间那段柏拉图式的恋爱对她竟是那样的刻骨铭心！一时间，我产生一种想拥抱她、爱抚她、给她人间温暖、抚平她心灵创伤的男性的冲动。但是闪念之后，我压抑了自己的感情，没有去偿还青春的宿债。我言不由衷地劝她，走好自己的路。其实我也知道，这种劝慰是何等的无力，但除此之外我没有任何办法。
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人有两面性，当理性的一面占上风时他就是一个理性的人，而当动物性的一面占上风时他就是一个动物性的人。我们当时所受的教育使我们倾向前者，特别像我们这些当时被称为是“黑五类子女”的人，做人行事更是谨小慎微，很多正常的事我们都不敢去做，常常处于一种自卑而无奈的境地，何况那时我们都已经分别为人母、为人父了。因此，我在雷池边上驻足不前。我希望保持我们之间纯洁无暇的初恋的美好回忆。于是晓南带着失望，默默地离开了我家。
80年代初，我在大学上学，圆我的读书梦，晓南又来了。她已经又结婚了。我非常高兴，衷心地祝福她，我希望她过得幸福。当我送她走时，我感到她用一双迷蒙而又失望的眼睛望着我，直到汽车远去。又过了几个月，我收到她一封信。寥寥几行字道出了她埋藏心底多年的秘密：“益庭，我一生中犯过不少错误，我都没有任何后悔。但是我犯了一个最大的、无法挽回的错误，我背弃了你，为此我抱恨终身。”
没过多久，我突然意外地接到晓南姐姐的来信，这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给我写信。于是我匆忙赶到了她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心中忐忑不安。一进门我看到了大姐一脸的凝重，她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晓南不想活了。我从大姐处得知，她与她的第二个丈夫关系非常糟糕。
原来晓南第一次离婚成了万源县城里街头巷尾很多人议论的话题，使她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还有人谣传她已经在重庆找到了如意郎君，因此抛弃了A先生。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晓南仓促地又在当地与B先生结了婚。据说B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学教师，妻子刚刚去世，带有一个养子。当地报纸还曾专门报道过他如何体贴关爱患病妻子的事迹。晓南因此倾慕敬仰他，希望从这个男人那里得到爱抚，希望她的儿子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哪知事与愿违，他们生活在一起后她才觉得无论在生活上、性格上、在对待她最心爱的儿子上丈夫都不能使她满意。俗话说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他们结婚才短短的一年，就已经到了互不相容的状态，甚而发生打架摔东西的情况，家里值钱的东西几乎都砸坏了。她的满腔热情和希望又一次遭受了无情的打击，她一定绝望到丧失理智的地步。
大姐的一番话令我窒息，我怎么也想不到一个当年天真烂漫对生活充满向往和追求的女子在短短的十多年以后竟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不禁让我想起当年热恋中的我曾写下的几句小诗：“一个长辫子姑娘，把一个青年爱上，她那含情脉脉的双眼象玉石一样晶亮。青年拉得一手好琴，美妙的琴声令人神往。姑娘长于舞蹈，当她翩翩起舞的时候就象孔雀展开了翅膀。他拉他心中的歌，她跳她情中的舞，两颗燃烧的心啊，应着歌声飞扬，随着舞蹈荡漾。啊，生活多么美好！”大姐希望我能劝慰她，但是我知道无论我说什么对她来说都是苍白无力的，眼看晓南在命运的泥沼里不能自拔，我完全无计可施。
后来，我也从万源青花铁厂的朋友那里得知，晓南经常与B先生发生殴打后带着伤痕到他那里小住。原来她的生活是如此艰难。晓南母亲是重庆铁路分局的老职工，知道女儿的处境之后，千方百计把她从万源调到了达县铁路子弟校。又过了一年，她跟第二个丈夫离婚了。那时她才三十四岁。以后就再也没有结婚。
1993年，我生病住院，我的那位万源朋友来看我，那时我也离婚近两年了。他说晓南已得知我离婚的消息，托他带来口信明确地提出希望我能跟她结婚。据我朋友说，他回重庆前一天，在达川市跟晓南长谈了一夜。晓南嘱托他一定要把她的话捎带给我，并且让这位朋友转告我，那些年她已经攒下了一大笔钱，希望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所得来弥补年轻时的过失。那时她才四十四岁。但是那时我已经跟现在的妻子确定了关系。我拒绝了晓南的表示，她又一次失望了。
在人生的漫漫长路上，我们这一代人就这样跌跌绊绊一路走来。晓南的命运尤其坎坷，恰好印证了“红颜薄命”这句老话。她曾亲手埋葬了自己的初恋，尔后又在不断地追求梦想中遭遇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尽管她努力，她抗争，她想得到幸福，但她始终不能摆脱那张用世俗与偏见编织成的大网。最后让病魔为她悲剧式的人生划上了句号。
我曾经怨恨过晓南。但是经过了人世的种种艰辛，特别是知道她那两场不幸的婚姻之后，我不仅原谅了她当年的作为，而且为她感到深深的惋惜。她那阴差阳错的一生不正是那个阴差阳错的时代的产物吗？我知道，由于她的勇敢和无助，她在许多正经和心满意足的人的眼里是个“不道德”的女人。但我不以为然。一只鞋究竟是不是夹脚只有穿鞋的人自己才清楚。中国人特别喜欢讨论别人的隐私，热衷于道德判断。我知道自己不配指责晓南。我还知道，当列夫·托尔斯泰写完《安娜•卡列尼娜》后，从书房里冲出来，老泪纵横，边哭边喊“她死了！她死了！”三十年前我怎么也不懂老托尔斯泰对安娜的痛惜之情，今天我算是完全明白了。
愿上天那无边的慈爱跟晓南的灵魂同在！
张益庭，男；1964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四川省邻水县当知青。1972回到重庆。此后长期在中学执教。曾担任重庆南岸区第四届政协常委、第五届政协委员和南岸区人民法院执法廉正监督员。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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