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弃的女儿寻找上海知青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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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叫张淑凤。她在寻找三岁时候有过一面之缘的女人，进入少女时代慢慢了解事情的原为之后却激起她的满腹仇恨，四十二年的爱恨纠葛终究无法割舍，而再次寻找的历程却变得扑朔迷离！今天的委托人叫张淑凤，四十二年前，突然有一个女人闯进了他的生活，由此揭开了她不为人知的身世，当年她厌恶、逃避，而如今却又极力的追求真相，真相是什么？今天能揭晓吗？
张淑凤今年四十五岁，她要寻找的是曾经下乡在黑龙江的知青张菊芬。在她三岁的时候，家里来了一个陌生的女人，到了家里之后，那个女人就直勾勾的看着张淑凤，好像很喜欢小时候的张淑凤，可是和张淑凤的母亲没聊几句，那个女人就被母亲给骂走了。张淑凤在看到那个女人的时候，就有一种很亲近的感觉，那时她们第一次相见，也是最后一次相见。那个女人勾起了张淑凤的好奇心，她开始默默的关注着关于那个女人的一切，在她们讲话的时候，小张淑凤就在旁边偷听，没想到在8岁那年她竟听到这个女人竟和自己的生活身世有关，原来张淑凤并不是家里母亲亲生的，她的母亲而是那个陌生女人，得知残酷真相的张淑凤她又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呢？
在张淑凤听到自己是那个女知青的孩子后，她就找到了当地的一个知青汇集点，可是找过去的时候，那个女人已经不在了，但是小小年纪的她还是想在那里能寻找到那个女人的踪丝马迹，她没有像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就连家里的母亲都不知道。
在张淑凤12岁那年，堂叔家里没有孩子，他也讨了一个孩子回来，和张淑凤一样，张淑凤听到这个消息后，特意跑到堂叔家里看那个孩子，那时孩子的生母也在场，孩子的生母不肯看孩子一眼，在走的时候给孩子说明年会来看她，当时张淑凤也哭了，看到此刻的她在想，她的生母会不会到生日那天也来看看她。直到十七岁的时候，生母来找了张淑凤，那时候村里一个人问她想不想见一个最想见的人，可是那时候处在叛逆期的张淑凤说不见，而且还那个人给生母捎过去了一句话，我不想见你，我恨你，你当初为什么不把我扔进城里去！
张淑凤的话可能伤了那个女人的心，从那以后那个女人再也没有来找过她。在张淑凤结婚的时候，她又想起了生母，她特别希望生母能看到自己出嫁，后来张淑凤找到生母最好的朋友，生母的好朋友告诉她，当时生母并不想把她送人，而是想托好友抚养，每个月都给好友抚养费，可是就在生张淑凤的头天，生母好友的婆婆却不愿意了，她把生母赶出了家门，哪怕是马上就要生了，生母好友的婆婆也要将她赶出门外，被赶出门外的生母实在没有办法，就把张淑凤送了当地条件比较好的人家。
在节目组的寻找下，遗憾的是并没有找到张淑凤的生母，但是找到了张淑凤的亲舅舅，他说张淑凤长得和姐姐很像很像，姐姐当时受了一辈子苦，在56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张淑凤像舅舅提出要去给生母上坟，可是舅舅却拒绝了，舅舅说对于姐姐曾经生过孩子的事情，姐夫是不知道的，所以张淑凤其他要求都可以，唯独这件事不行，最后舅舅离开了现场。
在“知识青年”大返城过后许多年，对当年上山下乡运动也不那么讳莫如深了，这时曾经出现过一部描写在云南的上海知识青年在那里生下的孩子寻找父母的电视剧，据说相当动人。因此有些熟人听说我曾经在云南呆过，就经常问我是否知道有这种上海人处处留情的故事。
其实这样说上海人并不公平，只要是人，哪里人都是一样。我说这话，为的是恐怕别人误认为我对上海人有偏见。其实我早就说过，我出生在上海，对上海也有好感，不过遗憾的是，我所知道的这几桩事还偏偏都应在上海人的身上。
我是一九六九年年底到的西双版纳，大约是在一九七Ｏ年的晚春，我所在的第六生产队，也就是后来名份改成所谓建设兵团一团十营的一Ｏ六连，来了一批比我们这些北京学生要小好几岁的上海知识青年。我们队改成连以后，三个小队也就顺理成章地改称为三个排，我所在的一排照例也分来了几个上海知识青年。同是知识青年，很快我们就混得很熟，我比他们早来几个月，又年长几岁，所以平素他们对我也无话不说。过了些日子，几个好讲话的上海人就告诉我，说是二排一个外号叫“暴牙”的上海女知青经常溜到我们一排来找小张，有时候晚上就留宿在小张的床上。我们那里都是竹子和茅草搭的屋子，而且三四个人住一个房间，床铺之间就用蚊帐隔成自己的天地。夜里在如水的月光下，影影绰绰的，没有什么是分辨不出来的。
这天“暴牙”又过来到我们排找小张，说是有事不便当大家的面说，要小张跟她到外面的公路上去。大约也就是过了半个钟点，小张气咻咻地回来了，满嘴骂骂咧咧的，大家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小张倒也直爽，说“暴牙”告诉小张，她身上已经怀了孩子，肯定就是小张的，要他出钱、出力，而且现在限时限刻就要小张汇钱到上海去买营养品，无论奶粉、白糖，还是麦乳精、猪肉松，全成。大家问小张是怎么回答“暴牙”的，小张说，我怎么会这么“港督”（上海话“傻瓜”），我对“暴牙”讲，你说的不算数，先把孩子生下来看，如果象啥人那才是啥人的！大家听了都夸小张精明，说得也都在理上。
后来听说，“暴牙”把对小张所说的话又对伙食班做饭的上海知识青年小马讲过，不过小马也没有认账。
再过了好几个月，大家也没有见到“暴牙”把孩子生下来，于是风传是因为没有人承认做父亲，“暴牙”恐怕生产后的营养不够，就将孩子打掉了。但是也有的人说，“暴牙”根本就没有怀孕，她是嘴馋了，想以此敲诈勒索一笔。不过我凭小张的气话倒是也推测得出来，他至少是部分承认与“暴牙”有染。
当然，这次的小风波并不能证明我在云南见到过这种事情的真凭实据。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约是在七一年的年尾，或者七二年的年初，在景洪附近的的澜沧江上发生了一起沉船的惨剧，没有想到，这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件却引起原本只在私下议论的非婚生子女的普遍曝光。
那次是景洪镇上的学校组织学生游览澜沧江——当然在那个时候并不会用“游览”这个充满资产阶级气味的措辞，而是叫作“学农”。“学农”的组织者租用的是一条水泥构造的游船，按说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不知道是因为那天江中的风浪过大，还是因为船上的乘员超载，也有人事后说原因是全船都是学生，太不安份，把船晃得实在厉害。总之那天船开出去没有多远就在江心里进了水。众人见水愈加慌乱，船便倾斜得更厉害，进水就更多，最后整条船很快就沉到江底，可怜全船的孩子竟没有几个活着回来的。
那个时候，所谓建设兵团的一师师部和一团团部等机关都驻在景洪，刚刚精简下来的军人虽然原先对分配到建设兵团来是十二万分的不乐意，但是来到以后看见景洪也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去处，也就都死了心，陆陆续续将自己的家眷搬到这里来，他们的孩子就都送到当地的小学入读。据说这一船翻下来，将这些军人的后代差不多一网打尽。
军人响应政府号召是最坚决的，计划生育也是政府号召的，所以好些军人家里都只生一个孩子，甚至有些人为了表示与政府共进退，还作了绝育手术。尽管军人可以答应政府只生一个孩子，然而断子绝孙可绝对不成，于是这次的翻船事件就给刚刚一肚子气消停下来的军人又惹来了不小的麻烦，不过事已至此，死人不能复活，又有什么办法呢。后来不知道是哪个脑瓜灵活的军队参谋突然冒出来个好念头，想到这些日子下面报上来的情况汇编里经常提到，目前各连队的知识青年普遍受到资产阶级腐朽没落人生观的影响，两性关系混乱，生出了许多私生子，从而增加了连队思想建设的负担。这位参谋学习了毛主席将“坏事变好事”的教导，想到何不就将这些孩子转让给在澜沧江翻船事件中丧失子女的同志们，倒也不失为既解决“后顾”之忧，又帮助下面连队思想作风建设的一个好法子。
军队到底不比老百姓，讲究的是作风雷厉风行。有了这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从师领导机关开始，就以下连队视察和体验生活为名，纷纷到各个知识青年集中的连队“蹲点”。不出几天，居然就还真找到一些中意的孩子，而且孩子生身父母的那些知识青年大多数也都愿意出让孩子。因为在那时候已经逐渐有知识青年“回城”的趋势，如果身边有个不明不白的孩子到底是个拖累。领导上也都通情达理，还暗示这些知识青年，如果孩子同意转让，他们批准回城申请的时候手下就可以松动一些，尽快将他们放行。其实领导上也有他们的盘算，想到这些知识青年现在年岁还小，顾不到为人父母的感情，但保不齐今后想起孩子来了，如果反悔又来索要孩子就有扯不清的麻烦，倒还不如让这些知识青年赶快离开这里，走得越远越好。
知识青年哪个是不想回城的，而且这些年轻男女之间的感情基础大都全靠着原始山林里枯燥无味的生活维系着，其实并不稳定，带着孩子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此一听还有这样的好事，哪有不个个奋勇争先的道理，一时间竟搞不清楚到底是要孩子的军人家属多，还是送孩子给领导的知识青年多了。而且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尤其是那几个头脑灵活，捷足先登的知识青年，把孩子一送，马上就拿到了回城的病退证明，在别人还在四处打听消息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打铺盖卷，买回上海的车票了。这不啻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开了头的好事象一股春风传遍山间的各个连队。原先有些偏僻的连队里还没有传出来私生子的消息，或者连队领导当初恐怕上报这样的丑闻有碍评选先进集体，但这时候都已经是纸里难包大火，也只得听之任之了。许多耐得住寂寞，没有生出孩子的知识青年大感后悔，凭空失去了一次回城的机会。
在此之后，我有几次到景洪去办事，远远地让人指点过那些被军人家属象宝贝一样抱在手中的知识青年遗留下来的骨血。不过我与这些建设兵团领导机关的人员素无来往，也无兴趣近身观察，既然别人姑妄言之，我也就姑妄听之。所以回到北京有人向我问起这类往事，我都拿不出真凭实据来。
然而有一天，我终于偶然得到一次近身观察的机会，不过这已然是我回到北京若干年以后的事情了。
大约是一九七七的春天，我已经到故宫上班。有天一位在云南时候的朋友小刘来找我，说是过几天有云南兵团的师参谋老李路过北京，要来看他，他想找我一起去见见。我对小刘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人，别说和师部、团部的人我从来没有往来，就是原先在营里认识的那些当官的，我都没有兴趣应酬。后来小刘看我丝毫没有见面的意思才说了实话，原来他是想带老李夫妇到故宫里面转转，利用我的关系就可以省下每人一角钱的门票，另外也可以显得咱们原先在云南的人够朋友。我寻思这是给小刘的面子，就只好答应了。
那天小刘直接带着老李他们一家三口到故宫来找我，我就引他们进了故宫。我见老李人物很猥琐，老李的太太也是一副扫眉耷眼的模样，可儿子长得眉清目秀，挺可爱，显着也挺机灵，于是我就客套地将孩子夸奖了两句。小刘听了冲我抿着嘴一乐，随后俯在我耳边说，这是老李他们两口子抱的孩子，是上海知识青年的私生子。我一听，猛然想起当初是有过那么一回事，心里就全明白了，不免对孩子又多看了两眼。还真别说，老李两口子挺有眼力，孩子挑得很不错。
老李的太太看见我们说着耳语，从眼神上的变化知道我们都明白孩子的出处，她倒也并不避讳，凑过来低声跟我说：“你们还别不服气。你瞧，这上海人生的孩子就是白啊！”
遗落乡村的“孽债”作者：陈慷《孽债》放映，每当片头主题歌旋律响起：
“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爸爸；
上海那么大，没有我的家，
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
剩下我一个，好像是多余的……！
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爸爸，……
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
剩下我一个，好象是多余的……
妈妈呀，爸爸呀……”
男女知青抛妻别子含泪告别山寨奔向都市的镜头闪过，脑海里就浮现出当年的老知青戈简，想起他遗留在四川某县岳家弯的“孽债”。
我想老简看见《孽债》，一定会泪流满面！他妻子孩子一定不知道他为什么流泪……
这其中，有一个老知青酸楚的人生故事。
我们当年插队的公社，有知青四百余。每个大队几十人不等，我们队里，有7人。戈简，文革中，为了表示对伟大领袖的忠诚，表示自己的意志坚强如钢，故更名戈简。
他生于四川自贡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亲早世，生活艰辛。他下放到四川某县，其弟弟插队四川丹棱，家中仅一个年幼的妹妹和年迈的母亲。家无权势，也缺少社会关系。故他是全公社知青中最后离开农村的一个！也就是1979年底吧。
对知青招工，1972年就开始了，陆陆续续的是升学、顶替，病退等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人找关系想办法回城！
因为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可依靠，戈简死了心，在队里拼命劳动。喂猪、养鸡、种烟叶……积极表现，穿最破的衣服、干最累的农活，为了生存，也是无奈。他不仅仅是为了在贫下中农前表现自己。
多数知青陆续离开农村后，公社为了树立扎根典型，积极培养他入党，于是戈简任了大队主任，公社党委委员，出席了省知青代表大会……但是，他再怎样苦干，也是一个知青、一个不脱产的“农民”，也只是一个政治筹码。
时间推移，文革结束，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知青回城仍然遥遥无期。
戈简拼命努力，回城的希望仍然渺茫。眼见同下乡的同伴都走了，自己回城无望。那种失落，是仕途的光环不能填补的。年龄已近三旬，不免心灰意冷。此时，身为大队主任，主管大队茶场的“主任”，遇见了一个农村姑娘--王XX。也许是爱情，也许是无奈，两人走到了一起。既然作了这样的选择，意味着戈简真正要实践自己的诺言，“扎根农村干革命了！”
决定一但作出，他就带着自己未来的新娘子，去公社领取结婚证。结果，出乎意料，没领到。回答是，你的婚事，要公社党委决定。他耐心地等待。许久再次来到公社，回答是不能给你。理由？理由“莫须有”！作为年轻人，已经作了决定，姑娘家里也同意了的，两人实际已经同居茶场。这是公开的秘密。公社党委不同意一个知青领取结婚证，今天看来是荒唐的。然而当年，行政、党委干涉个人婚姻之类的事情，太寻常了。
王XX的身子日益“丰满”，结婚证迟迟领不到……深秋已至，定下的婚礼不能如期举行。怎么办？这件事情对戈简仕途和声誉都是极大的负面影响。
公社的角度言，一个知青典型，搞大了一个女青年肚子，这事无论如何都不好向社会交代；另一面，他们要树立的扎根的典型要扎根，就应该让他扎根啊。为什么不要他扎根？
其实，当时的公社有关领导的真实意思是，那个农村姑娘和戈简不相配，另一面，主管知青工作的公社主任龙XX也是出于好意，已经到了1978年，凭他对政治的直觉和生活的丰富阅历，觉得所有的知青都要离开农村。尤其戈简这样已经混得了党票，有了一定政治资本的年轻人，未来不应该“委屈”农村！
川南农村旧俗，一个姑娘是不能把孩子生在娘家的。这是风俗民情绝对不允许的。最后解决的办法是，女孩的娘家匆匆找了一个40岁的光棍，把女孩打发了事。老光棍身处公社最偏远的九子山下，家徒四壁。尽管女孩极不情愿，但事已至此，还有什么更好办法呢！
其过程的曲折，人情的伤感，百姓的议论，不用赘说，可以想见。
婚礼第二天就要进行。女孩即将成为他人妇。
婚礼按照川南农村的风俗进行。
队长——婚礼的“主持人”，在安排第二天的婚嫁事宜，谁作陪伴，谁担嫁奁，谁抬滑竿……也一直在女孩家的戈简，突然开口说：“我抬滑竿！我要送她上路……”在场的人一下子楞了！大家害怕出现什么意外。沉默中，戈简要大家相信，自己很对不起王XX，她本该是我的新娘，肚子里怀着我的孩子。可以今天出现这样的结局，实在不是我想看到的。自己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尽尽心，再送她一程，也是自己的心愿……
队长沉默了！大家一声不吭。最后队长满足了戈简的心愿。
第二天，戈简脚蹬半筒黑色水胶鞋，身着帆布工作服，把本该属于自己的新娘子，抬到了深山里另一个男人家……
戈简的心情，可想而知。每一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时，能平静地对待吗？我不知道！
自己心爱的女孩嫁人了！晚上，知青屋里只剩下他一人。生产队的知青走完了，公社的知青几乎也走光了！茫茫夜色中，孤独寂寞，只有屋后的竹林里，传来猫头鹰呵……呵……呵……的凄惨叫声！
“曾经拥有过，曾经失去过，
曾经艰难地选择....……
流着泪舍不得……”
这是1978年的深秋。
成事在人，谋事在天。1978年底，戈简被省XX建筑公司招工，离开了他生活了8年的人民公社。
光阴荏苒，转眼快30年了。
1998年，我遇见当年队长的儿子——罗XX。他在我们插队的公社--现在的乡任武装部长。他告诉我，戈简的儿子，到西藏当兵去了。
从他口中，我知道戈简留下的这个孩子当兵政审时的情况，可算这个《孽债》故事不是结尾的结尾。
他告诉我，这孩子在当兵政审表父亲一栏中，填的是戈简。罗XX告诉他，你父亲是我的朋友。你当兵的事情，我会尽力帮助的。但是你如果填写你父亲是戈简，政审必须要到你父亲就职的四川xx市调查。你和你生身父亲没有过任何联系，也不知道他的情况和工作单位。如果找不到你父亲和他的工作单位，政审完不成，是绝对当不兵了的。为保险，就填写你的养父吧。你当兵后，要寻找你的生身父亲，再说吧！
这个知青留下的孩子，后来是不是像《孽债》中的孩子们一样到城里寻找了自己的父亲，我不知道。
从1979年分手后，我再也没见过戈简。
后来听说他回城后，结婚生子，作了基层的一个什么书记！我曾托一个朋友，也是XX单位职工寻找过他，没着落。
听一个老知青告诉我，戈简已在多年前患肝癌去世。算来，他不过五十三、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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