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烟——知青的“成人礼”
“烟酒不分家”，与喝酒相似，抽烟不是“刚需”，却是社会性很强的消费活动。但与喝酒不同，抽烟在当时是有争议的。就笔者所知，大多数家长不太反对知青“偶尔喝点”，却反对知青抽烟。在笔者的记忆中，运送上海知青到黑龙江龙镇农场的火车一开动，就有知青大喊着“冒烟冒烟”（即“抽烟”）互相递起了香烟，有的女生却在一边嘀咕着“流氓抽烟，真恶心”。根据南京赴内蒙古插队知青景南的回忆，下乡前几个月一天在上海滩闲逛，看到一根电线杆上张贴着一副标语，“青少年抽烟是流氓行为”，就从此下定决心，一辈子不抽烟！而他确实做到了。当然，尽管没有一个准知青说过下乡后要学会抽烟，景南的例子只能算特殊。笔者对知青在农村的抽烟情况做过一个随机调查，结果说明，知青抽烟情况因地因人而异，但有相当一部分是抽烟的，特别是男知青。
为什么？
答案在开始抽烟的过程中。据笔者记忆，到了农场不久，大家见面就香烟递来递去。日子一长，谁也不好意思只抽“伸手牌”，抽烟就普及起来。江西赴黑龙江建设兵团知青苍山绿树（网名）也有类似回忆：到兵团以后，他们手里有了每月五元津贴费，又没有家长的管束，有些知青就开始抽烟。兵团知青的习惯是有福同享，班里有一两个抽烟的，必要向大家发一圈。就这样，大家互相促进，一年以后都成了瘾君子。不过事情也有例外。北京赴陕北知青我心想事（网名）谈到，他们四个知青兄弟中，三个“与农民烟来烟去，总是要递一根给我，都被我拒绝了，因为我们中学同学有几个要好的下乡前曾有过约定，‘三不’：不抽烟、不打架、不做流氓。”其实作者的不抽烟更来自他“抽烟”的经历。一次知青聚会，吃饱喝足后开始分烟，也起哄要他抽。作者只好接过来，也就吸了十几口，弄得作者一夜没睡好。于是他再也不抽烟了。看起来，从众是抽烟普及的一大原因。
再看有什么“好处”？北京赴陕北插队知青寻找公平（网名）这样叙述：李家沟张河南是典型的烟民，他挂在嘴上的歌谣是“抽根烟，解心烦；解馋、解懒、解腰酸。解麻木、解疼痛、遇事还能解困难；早上一根烟，清痰；晚上一根烟，催眠；饭后一根烟，赛过活神仙”。据当地老乡介绍，除了消除疲劳，放松情绪，吸烟还能够避免蚊虫的叮咬。这些对知青都有很大的诱惑作用。另一方面，“香烟一递，说话和气”，社会交际，人情来往，甚至公关办事，香烟似不可或缺。到老乡家串门，老乡把一个装着碎烟叶的小笸箩从炕内往你面前一推，即表示欢迎了。在烟的交际作用中，作者还特别提到一点：知青赶集进城时，遇到陌生的知青，想搭话时，接近的方法就是手拿一支烟，以“借火”的名义主动接近对方。尽管来自不同学校，对于千里之外的北京知青来讲，大家都觉得离得很近，再聊出有相互认识的人，就觉得更亲了。虽然互不认识，但知青只要凑上去，点上烟聊着聊着，就能找到“他乡遇故知”的喜悦。
学抽烟
抽烟还用学么？要看抽什么烟。根据寻找公平（网名）的回忆知青在开始吸烟后，很快掌握了卷烟的技术，并对这种新方法进行形象的命名——卷大炮。这样，知青使吸烟成为一种手艺的展示，卷的好的“大炮”并不很粗，装的烟末也不少，可以一直吸到头。而卷的不好的“大炮”，“炮”身很粗，装的烟末松散，吸烟时很可能散开。就笔者所知，这种方便实用、经济实惠的“卷大炮”在东北农村也十分普遍，知青称其为“卷蛤蟆头”。
赴云南兵团知青狡童（网名）介绍了他们是如何学会抽“大烟筒”的。与多数地区的下乡知青一样，他们刚下乡时也抽纸烟。但烟瘾越抽越大，便觉得钱不够花。于是，他们向“老兵团”学习抽大烟筒。他们先将烟丝捏成指甲盖大小的一团，塞在用小竹枝做的烟嘴上，再点上火，把嘴和下巴完全套在大烟筒上部，用嘴吸就行。这样，烟气经过烟筒里水的过滤，通过吸烟者用力的吸，便直接进入肺部，再憋个三、五秒钟，吹出来，极过瘾。
“入乡随俗”。从正面看，通过抽烟，以及学习抽烟的过程，知青融洽了互相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迈出了与当地职工、老乡“打成一片”的重要一步。
抽烟背后
由于抽烟的交际性，不少知青也是在抽烟中定位自己。笔者在黑龙江龙镇农场发现，知青刚到农场时以抽当地的握手（0.16元）、葡萄（0.24元）和迎春（0.28元）烟为主，少数瘾大的跟当地人学卷烟叶抽。但久而久之，大概一是有稳定的收入，二是虚荣心，三是要给当地干部、职工送礼，知青买的烟越来越好。当地牌子不是哈尔滨（0.30元）似乎拿不出手，上海知青更是不断将上海的大前门（0.35元）、上海（0.48元）、甚至牡丹（0.49元）、中华（1.35元）烟带到了农场。这算是经济定位。北京赴陕北插队知青寻找公平（网名）还在抽烟中总结出一些“不见经传的规矩”：递烟时撕开烟盒顶部的一部分，然后将烟卷拍出数支，请对方自行抽出。点烟时需将点燃的火柴首先点对方的烟。接烟时应伸出双手接烟，以示恭敬。吸烟时，不可将烟气吐在别人面前，不可有吐烟圈等不良行为。这可以算作是举止定位。
认识社会也许是知青在抽烟中更重要的收获。北京赴陕北插队知青寻找公平（网名）发现老乡点烟有一种“磨木取火”的方法。当地吸烟者将烟杆头部的烟锅塞满碎烟叶然后点火。但为了省钱，他们往往不买火柴。怎么办？只见一位老乡从破袄中扯出一小片棉花，揪成棉絮状放在身旁。然后将一把老镢竖在面前，再将另一把老镢横在竖立的老镢把子上，让两者剧烈摩擦一两分钟后，老乡再拣起身边棉絮，放在镢把子中部用力一吹，棉絮就被点燃了。老乡将燃火的棉絮放在烟锅上猛吸，就将烟锅里的碎烟叶点燃了。其它老乡凑上来，将自家的烟锅与点燃的烟锅上下对住，二人同时猛吸，火就传递到另一烟锅上!从 “磨木取火”看，当地老乡的生活方式是否还处在“原始”阶段？
寻找公平（网名）甚至从当地的烟民进行了类似的“阶级分析”。他发现，抽香烟还是“卷大炮”是国家干部与农民的根本区别之一。当然，当地干部抽的都是“红舞”“延河”等当地品牌的香烟。作者回忆，知青张河南创建了“烟民分类说”：一类有烟有火、二类有烟无火、三类有火无烟、四类无烟无火。作者还通过老乡的烟锅质量来看抽烟人的地位。他发现，富裕老乡的烟嘴是玉石的，一般的是玻璃的，还有极贫穷老乡直接吸烟管。
当然，这种发现有时令人意外。根据赴云南边疆插队的狡童的回忆，当地少数民族凡男性50岁以上者，多数抽大烟。在边疆，大烟很容易从境外买到，价钱并不贵。不少地方看到吸食者口含烟枪一端，将烟泡凑近火苗去烧，一口口的吸入烟雾。当地政府发布过禁烟令，各个寨子都开办了戒烟学习班。而当地的知青也因此从“接受再教育”转变为“教育农民”。他们荷枪实弹地看守着这批烟鬼，每天发一种药给他们吃，饭则由家人送来。只是，这些烟民并不愿意接受知青的教育，戒烟学习班收效甚微。
“成人礼”？
尽管有以上不少的正面作用，抽烟对知青生活的影响却不好定义。根据上海赴云南兵团知青余杰的回忆，抽烟肯定与他的下乡经历难以分割。从上海出发的时候，他就在车上看到几位同学躲到厕所间旁边偷偷摸摸地抽烟。作者立即批评他们：“怎么可以抽烟啊，这是流氓阿飞的行为！”当时护送他们下乡的老师见状立刻把他们的香烟收缴了。只是，在后来从昆明出发前往西双版纳的路途中，那帮同学居然又大大方方地抽起烟来，而且，“护送的老师也装着没有看见。” 到了农场一年后，尽管连队里大多数的男同学都学会了抽烟，作者仍是“极少数坚持不抽烟的人。”看来，不抽烟的固然理直气壮，抽烟也似乎是大势所趋。
根据上海赴郊县插队知青王根宝的回忆，散户知青除了和农民一样忙于出工，还要努力想法填饱自己的肚子，在强体力劳动时难以胜任是经常的事。于是，给吸烟的贫下中农递上一支烟，就是队长也不好意思冷眼冷语，因为他也吸烟。在这个例子中，抽烟似乎能产生更加和谐的氛围。上海赴北大荒知青张宝华的（注9）经历意义更明确。1969年，学校组织初中生到上海郊区劳动时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批判”时，作者就从老乡那里学会了抽烟，并认为这是“长大了”的标志。到了农村，他更是跟学会了抽旱烟，只是一开始不太习惯烟叶的焦油气和卷烟纸上的油墨味。
还是那个一开始不抽烟的余杰，也遇到了一个例外。那是雨季中的一天，知青在山上干活，戴着斗笠在雨中瑟瑟发抖。“嘴里永远地叼着烟”的连队的副指导员老殷掏出一根烟递给作者说，“抽一根，解解闷。”作者接过香烟抽了一口，接着就是“一阵猛烈的咳嗽”。作者这第一根烟是连队副指导员给的，也算是“接受再教育”吧。还是一次雨天，猛涨的河水把连队通往小镇的桥梁冲垮，一个星期后，全连断烟。“烟鬼们”忽然发现，一位老工人坐在家门口抽烟。一问得知，他是用废旧报纸裹着茶叶当烟抽。于是知青们立马行动，找来茶叶用废报纸裹起来做成香烟。点燃后一抽，“这个感觉真的有些怪啊，油腻腻的，辣喉咙。”不过，就是这个茶叶香烟伴随他们度过了那个雨季天！而且，连队唯一一位“只要抽烟就脸色苍白浑身发抖”的男知青“每次上山干活”“总是被山上的大蚊子咬得四处红肿”！更有趣的是，作者还买烟孝敬父母：从昆明开往上海的列车需要三天的时间，作者也在各停靠站买了几包香烟。回到家作者把香烟作为礼物送给了父亲。父亲乐呵呵地说，“第一次看见外地有这么多的香烟”。看来，余杰的抽烟关联着他的成长。
类似的回忆也出现在上海赴黑龙江德都县插队的范卫平的回忆中。那年他探亲回家，去德都县的破旧班车里遇到了同在一个公社下乡的董维伟。老乡见老乡，董见范一个人要乘三天两夜的火车回上海，路上会很寂寞，就送他一包迎春烟，而到那时为止，范还没抽过烟。那天晚上，在6毛钱一夜的浴室里，范第一次给自己点上了烟，摆出成熟男人的姿势，竟然会吐出一连串的烟圈。
“迎春”牌香烟烟盒
在回上海三天两夜的火车上。他一边抽烟，一边想到上海家里的冷清。“我们三兄弟都在外地下乡务农，父母被监督劳动，只有刚读中学的小弟弟在家。”他还想到“父母亲都是新四军，曾转战江苏、山东，1949年南下接管上海进市府工作，文革被打成陈、曹死党，自此政治阴霾笼罩着自己的家庭，三兄弟待在农村，当兵、招工、招生都走不了……”“多亏那包迎春烟，舒缓了我的郁闷与纠结。”范卫平做出决定，“去奉贤的 ‘五七’干校体验一下我父母这样的‘走资派’ 在干校是如何生活劳动的。”是烟的作用吗？他真的成熟了！
昆明赴云南陇川县插队知青李齐翔的回忆更把抽烟的意义提升到位。作者发现有的男同学“下乡刚脱离父母亲监管，就人模狗样的叼起烟来”。他看到劳动之余，男社员递过烟盒包，一些知青也大大方方地用白纸，“卷根毛烟吞云吐雾”。他还看到一些知青到瑞丽赶街时在街子上买包缅甸烟叶，粗制滥造的烟成卷烟卷“吸一口熏得昏人，嘴唇上刚有点绒毛的男子汉叼在嘴上角，那样子真是得意”。作者将其归结为“潜意识里是男子汉的自我意识觉醒”。
上海赴黑龙江长水河农场知青唐大康尽管有二十多年的抽烟史，对抽烟的态度却有所不同。他的第一支烟是在从上海第一次乘船赴黑龙江下乡的途中抽的。船到大连，换车前有一段空隙时间，作者和阿魏等随着一群人流在街上闲逛，其中一人掏出一盒大前门香烟，一人一支发给大家，作者犹豫了一下，接了过来。那时候，看着别人用中指和食指夹着小白卷，慢慢送到嘴边，口中便吐出一缕烟雾，很是羡慕。尽管第一支烟的感觉不佳，作者却从此成了瘾君子。1977年恢复高考，他居然在考场里两次抽烟。那是一场语文考试，作文题是《当我唱起“东方红”的时候》。作者一点感觉也没有，便情不自禁点着了香烟。监考老师立即上前阻止。他继续冥思苦想。还是不得要领，偷偷地又点着一根，结果仍被掐灭。关键时刻的经历就这样颠覆了作者“抽烟有助于思考”的观念。以后，出门办事还离不开香烟，但自己抽的少，大多送人情了。以后重回到教师岗位后，抽烟诱发咽喉炎，影响上课讲话，便彻底和香烟断绝了往来。
上海赴北大荒知青张宝华的经历也并非全是正面。那年冬天，张宝华和另一个知青到山上看林子。一个喜欢沾点便宜，且为人小气的干部上山来，要他们帮忙伐站干（一种不在监管之列的枯死的树干）。张宝华与另一位知青很不愿为他干活。张说：“咱们裹上炕席，站到墙角去，躲得过最好，躲不过就跳出来跟他说开玩笑。” 那干部在屋里转了一圈，没找着他们，却突然停下说：“咦，怎么有股烟味？”他尽管没被发现，却对烟有所排斥。1978年，作者已返城，原同生产队的一个知青知道他母亲是在上海的医院工作，求他帮自己因抽烟太甚得了肺癌的师傅在上海动手术。得此消息，作者将手中烟扔到地上用脚踩灭后，彻底结束了整整十年的抽烟史。
就是上海赴云南知青余杰的回忆也有一些悲观的记录。那天傍晚，作者习惯性地端着一个小凳子来到橡胶林地边上看书，闻到不远处传来一股烟味。他走过去一看，是女知青小莉在林地里抽烟，“脸上挂满了泪珠”！问起原因，小莉猛吸了一口烟说道，“我的病退被场部卡住了。场长说只要他当道，一个知青都不放！”小莉吸了一口烟哭泣道：“我想回家啊！”1979年的春节，云南知青在闹大返城。作者与伙伴一边等待到北京去请愿的知青们的消息，一边抽烟。“地上积满了烟头，整个屋子里烟雾腾腾。等到了天亮的时候，口袋里得烟抽完了。一位朋友说，完了，我们也该回家了。”
北京赴陕北知青寻找公平（网名）对此有个评论：“根本内因则是知青来到陕北这个贫瘠落后的地方，在精神上一度产生消极的情绪，觉得已被社会欺骗和抛弃，产生自暴自弃的念头所致。”唐大康对抽烟的观点是：“吸烟真是一桩损人不利己的行为。”
看来，好也好，糟也好，抽烟确实融浸在不少知青下乡的生活里，也镌刻在他们成长的脚印中。他们饭后抽烟，歇晌了抽烟，欢乐了抽烟，愁闷了也抽烟，还用香烟去融合氛围，打通关节。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不少知青的经历也证明了抽烟的负面作用。于是他们要么坚决不抽，要么逐渐放弃。当然，抽烟本身不值得提倡，但也并非罪恶，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抽烟，或不抽烟，对知青下乡经历的各个阶段所造成的影响及其背后的文化意义。
丘保华，上海赴黑龙江农场下乡知青。研究生学历，英语副教授。自1987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共出版译著、传记、教材等八种（部），并在国内外各种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杂文、翻译、学术论文近百万字。近几年在《华夏知青》、《知青》、“南加知青”等杂志、公众号发表多篇有关知青研究文章，2019年初加入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
精选文章推荐
丘保华：“知青不偷，五谷不收”?
丘保华：知青年代的逃票记忆
丘保华：“酒不醉人”——知青下乡的文化体验
童年回忆、青春往事、上山下乡、知青岁月、知青历史、返城生活、人生经历、光阴故事、老年生活……
来稿请附作者简历和老照片
投稿邮箱：jianzi103@163.com
| 长按左边二维码关注 老知青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