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毅:《知青之歌》始末(连载三) 看守所的日子
第二章：看守所的日子
与死刑犯一起巡回批斗
会解手铐的杨万福
反革命盗贼罗湘南
南京白局
吃得最饱的一餐饭
小犯人唐银生发育了
惯偷说：扒窃是一种瘾
错把报纸当了手纸
致命的巧合
以检举为乐的造反派打手
让死者有不朽的名
查全华
四十八场批斗
第二章：看守所的日子
在一次次被审讯的过程中，对我的巡回批斗也一直在进行着。我随着一批批重大的“反革命集团”案的“案犯”在南京的工矿企业以及体育馆被批斗。每每在这些地方，群情激昂，喊“杀”声一片，参加批斗会的人成千上万。被批斗的人也就十多个，戴着铐，有的还戴着镣，不无例外的是每一个被批斗人的颈上都套着一根似筷子粗的白绳子，绳子被系上一个活结，颈后留一根拉绳，只要被批斗的人想喊叫或者什么的，背后站着的军人便会使劲拉那根绳子，顿时你的颈子就被勒紧，头被吊起，什么话也别想讲出来，这是那个时代非人性的发明之一。我站在被批斗的行列中，脖子上当然少不了这一根绳子，不过我从来没有喊过，我那时还没有意识到“冤屈”。
我不喊并不代表别的人不喊，要不然这绳子就不起作用了。好几次的批斗会都有一个人大声喊叫，使得批斗会秩序大乱。这个人一直看押很严，为此也常常被勒紧绳子，也常常被打得口吐鲜血，这个人便是王飞，南京鼓楼区某著名中学的校长。站在他旁边的是他的外甥——马醒尘，他们一同被捕，罪名是“反革命叛国投敌”。
每次的批斗会上，王飞都是装束整洁，保持着一个学者和智者的修养和傲气，自始至终高昂着头，丝毫不屈服。直到今天，经历过那场浩劫有幸活下来的人，每当回忆起“一打三反”首批被处决的人时，都对王飞表示出极大的尊敬和不平。尽管这案情早已平反，可两个鲜活的生命却无法挽回了。
王飞处决的日子是一九七0年三月六日。
同时处决的还有其他的人，基本上是所谓的“现行反革命”和“反革命集团的“案犯”。
和我一块出去挨批的，还有我所在的东大院29号牢房的杨万福和罗湘南。一九七0年三月六日那天，杨万福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而罗湘南被处决，处决的地点是位于南京凤凰街的南京市公安局刑场。如今这一刑场已经不存在,早已经是高楼林立，成了繁华的街市，名叫“海棠里小区”。
杨万福是南京汽车制造厂的工人，和他同案的“首犯”叫厉公有，他们都当过兵，杨万福平日里穿在身上的那件背心他特别珍爱，我看见那上面赫然印着“人民炮兵”。
批斗会上，他们这个“反革命集团”听起来有组织、有纲领、有行动，完全是那么回事：厉公有当“主席”，杨万福当“国防部长”，其他人也这个“长”那个“长”的。他们的纲领就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计划“炸毁长江大桥”，同时还有电台和敌台联络等，批斗会上展示的电台竟是一台老式的熊猫牌收音机。站在批斗台上，我较为耐心地听完对他们的批斗，我还真认为他们有罪，那么雄伟壮丽的长江大桥为什么要去炸呢？那上面还承载着我两次难忘的经历。
一次批斗回来，我悄悄地问杨万福：“你们真的要炸长江大桥吗？”
杨万福看着我，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不清啊，人家嘴大，我们嘴小，说不过他们。”
他很清醒，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多少日子了，也时刻准备着上刑场。他把他所有多余的物品悉数分给其他犯人，每天依旧将他那套早已洗得褪色的黄军装整整齐齐地穿在身上，仿佛即将上战场。
时间一天天地熬着，过了今天不知明天，杨万福反而不紧张了。他拿出了几张早已碾平压在枕头下的牙膏皮，我们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一个个好奇地围坐过来，“带班的”弓着腰，轻轻挪动一下“老虎窗”，小心地望着对面，我突然发现“带班的”身上还有着可爱的人性之处，他在“放哨”。
“我要设计一些小轿车。”杨万福说着，两眼透过铁窗深情地望着外面的隔着着电网的蓝天。
不知不觉，推饭的车子下坡的声音传来，伟大的时刻又来到了，整个半天去了，吃饭了。此时牢房的地板上一辆又一辆不同样式的小矫车整齐地排列着人们不禁拍手叫绝，少有的欢乐气氛笼罩着整个牢房，“犯人”也有“犯人”的少有乐趣，要知道，这一辆辆小轿车是杨万福用“常州人”制作的“骨针”一针一线戳出来的。
“假如不死的话，我一定会设计出更好更美丽的汽车，我们国家的小轿车。＂说完，他坚定地笑了笑，我注意到，他那笑容只是一瞬间的，表情立刻凝住了。
屋里的犯人都沉默了，一个不知哪一天就要被处决的人，难得还有如此这般的心情。“带班的”一言不发，又坐回那靠门的地板上，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合，毕竟见得太多了。
后来牢房里又发生了一件事，真叫我们大开眼界，对杨万福更为服了。一天，同牢的“惯偷”张斌不知何故激怒了军代表，被狠狠地戴上背铐。这样来，不但给他本人带来了不便，也给大家带来了麻烦，因为张斌的一切吃喝拉撒的事都得靠大家的帮助，他显得十分过意不去。
杨万福悄悄地对大家说：“不要急，我一会儿帮他把铐子解开。”
当天晚上，杨万福用一根不知从哪弄来的铁丝三戳两捣地给张斌打开了铐子，看到杨万福那漫不经心的动作成功了，大伙儿真的惊呆了。“小犯人”唐银生拿着手铐一会儿给这个铐铐，一会儿给那个铐铐，好像玩具一样。就这样白天给张斌铐上，晚上给张斌解下。惩罚一般是一个星期，很快一个星期就要过去了，大家都很得意，竟忘了正和大家一块儿作笑的罗湘南。
那天上午，罗湘南又被拉出去批斗，他刚刚出了牢门，一会儿牢门又被打开了，军代表怒气冲冲地叫张斌站起来，因为才上午，时间还早，张斌的铐子还没戴上，这一站就露相了，大祸顿时临头。
“铐子呢？”军代表大声地问。
“我解下来了。”
“怎么解的？”
“用铁丝解的。”
“哪个解的？”
“我自己！”
“好，叫你解。”军代表随手给了张斌左右开弓两个大耳光，瞬间鲜红的血从鼻中流出。军代表拿起铐子给他狠狠地铐上，“咔咔”两响，铐齿深深地嵌人张斌的肉中，双手顿时变紫了。
值得庆幸的是，杨万福帮张斌解铐时，罗湘南不在，要是他在的话，一定会告发的，那杨万福也照样逃不掉。
至于那个罗湘南是何许人，我在这里也交代一下。罗湘南，湖南人，高大的身材，十分魁梧。他的罪名是“反革命盗窃集团”，实际上这个集团就两个人，他和肖俊。在一起批斗时，我和他们同在一个台上，同押一辆囚车，他们都是首犯。那个年月，刑事犯罪如果稍带一点政治因素的话，也被冠以“反革命”。
他们的犯罪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级斗争盛行，什么“抓叛徒”、“内查外调”的人员不计其数。他们正是抓住了这机会，以过人的胆略，干起了偷盗这些人的罪恶行径。
他们身穿偷盜来的现役军人的服装，出示××军区司令部的介绍信，进出于省市一流的宾馆和招待所，足迹踏遍除西藏、新疆以外的各省、市、自治区的大中城市，吃遍了天下的山珍海味，玩够了各地风流漂亮的女人。什么“龙虎斗”“猴脑”“烤鸭”统统品尝过。就是在监狱里，每当谈起这些，他都会深深地咽一下口水，似乎还在反刍其味。
一九七0年的春节，他们在石家庄偷了××部队政治部来南京人员的一个公文包而案发，被双双捕获。当时这个案子太大了，公文包里有机密文件和手枪以及少量的钱，其实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讲根本没用，他们只要钱，至于机密文件和手枪都给扔了，但对于政府来讲却是天大的事，于是通缉令下达到全国的机场，车站和码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最终被网住。事后，罗湘南讲：“早知道是这样，根本不去偷这一个包。”
抓获他们两人时，他们身上连号的十元钞票竟有两万元之巨，上世纪七十年代那两万元是不得了的数字，犹如今天的两百万元。
批斗他们两人时，他们作案的赃物也被展出，人们对此发出阵阵惊叹。
他得知自己的罪行巨大，时时被批斗的场面所震慑，总是担心自己哪一天被枪毙。我和他一起出去挨批斗十多场，每次批斗回来，他都唉声叹气，倒头便睡。但有时也挺“英雄”“老子一辈子吃也吃够了，玩也玩够了，死也值得了”，但这只是很少场合下才有的“豪言”。
一天上午，他又被提了出去，于是便发生了告密杨万福给张斌解铐子的事，同监的犯人对他都没有好感，都很恨他，连“带班的”也不搭理他，好在他在牢房的日子并不长，从头到尾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一九七0年三月四日的深夜，他又被提出审讯，好像就在监内的柜台，我们十分清晰地听到在静寂的黑夜里透过铁窗传来的阵阵呵斥声，“带班的”对我们讲：“这个人活不长了。”在这之前，“带班的”曾问过我和他一起出外挨批斗时的情况。
他大概综合案情而得出了结论。事情的进展也正如“带班的”估计到的那样。可见“带班的”坐牢的日子长了，也便成“仙”了。
一会儿，沉重的牢门又被打开了，罗湘南回来了。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眉宇间却透露出平日里少有的得意和兴奋。
“怎么样？没有关系吧？”和他睡在一起的“常州人”问。
“没有关系，最多二十年，不死就行，格老子。”他显得很自信，还轻声地用湖南话骂一句。
这天夜里，他被拉出去审问时，是在柜台里，共有六个人审问他，好像是最后的结案，问了他整个案子的情况，从头到尾，翻来覆去地问，以至我们这个罗湘南竟有点不耐烦。其中一个审讯人员桌子一拍大声地用手指着他叫着道：
“你哪一天老实就好了，像你这样的人，没有二十年别想改造好。”
“你们看，他们这不是明着告诉我最多判二十年吗？”罗湘南显得十分自信。我的天，二十年也无所谓，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啊！我的心一下子就悬了上去，我在考虑我自己。
似乎他也太天真了，那班审讯人员的话你也能信？他得意地睡去，沉重得如雷似的鼾声有节奏地在牢房里回荡，几十个小时后，我们将永远再也听不到这湖南人带有辣味的鼾声。
三月五日的清晨，他早早地起了床，打点好自己的东西，一块肥皂，半支牙膏，就连几张草纸都一一地收到包里，一丝半点也没有给其他犯人留下，如此挥金如土又吝啬之极的性格奇妙地混合在他一人的身上，真叫人难以理解。
他吃过早饭后，又被拉出去批斗，回来很晚，我们已经吃过了中饭，照例我们给他留下了一份，我记得那天的菜是咸菜烧豆腐，吃完以后盆底有一层泥土和沙子。
“今天吃什么？我饿死了。”一进牢门，罗湘南便喊开了，刚刚在台上经历的“坐飞机”和“九十度”都忘得干干净净。
“啊，吃豆腐，好极了。”他显得十分高兴。“格老子，就这几块豆腐？”
于是他站起身来，用手拨开“老虎窗”大声地喊叫起来：“报告管理员，29号有事，29号有事。”
“干什么？”
“他们分菜不公平，我不在就给我这几块豆腐。”说着他把盛着豆腐咸菜的盆子举给干部看，无意之中又得罪了全牢房的囚犯们。
一两分钟后，牢门打开了，守监的又给他满满一大勺子的咸菜烧豆腐，很多很多。
他完全满足了，因为此刻的豆腐远远胜过他曾在外吃过的任何山珍海味。罗湘南狱中的号码是“3416＂。
一九七0年三月六日上午，也就是罗湘南吃过咸菜烧豆腐后的十八个小时，他被处决了。这样的人，这样的犯罪，在哪朝哪代都应该下地狱。
“你要倒大霉了”
那天，东大院29号牢房里还枪毙了一个人。他叫林玉友，是北方人，两道浓黑的眉毛，一双深不可测的眼里布满杀机和狡黠，自进监房一共只有头二十天左右的时间，不多言不多语，从不和人交谈，也不讲自己的情况，基本上每天都被拉出去提审或批斗，回来后也不管监房中白天不准睡觉的规定，倒头就睡。“带班的”几次报告军代表，军代表听了也随他去，几次三番，“带班的”也不再汇报，其中的端倪，坐牢时间长的人都十分明白：“此人活不长了。”他的罪名是“反革命诈骗集团”首犯。我把他被枪毙的情况告诉了大家，大家都感到“想不到，想不到”。至于罗湘南，大家则一致说：“活该，早就该死了。”而他们的充分的理由则是罗太小气，临死也不留下东西给大家，完全违背了那个时代犯人坐牢的游戏规则。
我十分疲惫地靠着墙坐了下来，把白天的情况告诉同监的狱友，大家静静地听着，除了发一点议论外，基本上都是忧心忡忡，都在盘算着自己的活路，何时自己也到头呢？
一九七0年三月七日上午，我又被拉出去单独批斗，地点就是和“娃娃桥看守所”一墙之隔的南京三中。
由于一墙之隔的原因，押送我的监狱人员送到目的地后便走开了。而临时看管我的是三中的几个小红卫兵，态度一点儿不凶恶，反而让我感到久违的亲切。也许我们都是学生，也许还有其他什么原因，我也不想去猜测。
前面的批斗还没结束，离我上场还有一段时间，这时，一个红卫兵主动跟我讲：“你跟我哥哥是同学。”
“你哥哥叫什么？”我戴着铐子，坐在地上，抬起头来问他。
“我哥哥叫金××。”他告诉我。
“是的，我们是同学，我认识他。”他拿了一个小凳叫我坐下。
“你要倒大霉了，你的案子都发到群众中去讨论，居委会的人都说要杀头的。”
他们说这话时一点儿也不回避，其他几个红卫兵站在一旁，其中有一个人还不时地朝外望。
我突然看见门外的墙上贴着一张大大的布告，下方清晰地画了一个鲜红的“√”，布告的上方“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格外醒目。我要求看一下布告，那红卫兵说：“你看吧，那是昨天枪毙的。”
我站起身来，十分仔细地看了布告上那被枪毙的十二人的“罪行”介绍，匆匆而过，什么也没记下，其实记不记下不是问题，他们的“罪行”早就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毕竟大家都在一块批斗了那么长的时间。虽然每个人的“罪行”后面都有那句话“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至于依什么“法”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这些人十年后统统平反了。
批斗完了以后，已经到了吃中饭的时候，刚才那几个看管我的红卫兵给我端来了一大碗饭，还有菜，我美美地吃了一顿饱饭，全然忘记了刚刚喊杀一片的批斗会，对三中红卫兵的义举心中充满深深的感激。
回到监房以后，照例又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我说我吃过了，大家就分了吧。大家对我的举动十分赞赏，能多吃一点不很高兴吗？我注意到林玉友、杨万福走后空位依旧，只是罗湘南的位子上来人了，来了一个老态龙钟、年逾花甲的老人。
“啪”的一声，“老虎窗”被打开了。“3416。”军代表喊道。
什么？“3416”，我感到十分震惊，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3416，昨天被枪毙了。”所有在场准备吃饭的犯人们都愣住了。
“你怎么晓得枪毙的，混蛋。”军代表狠狠地骂道。
那老头子站了起来，胸口上“3416”牌子公公正正地别着，我这才从刚刚那自作聪明的多嘴中醒悟过来。老的“3416”走了，新的“3416”又来了，走的走，来的来，这牌子多少人戴过，这陈旧发黄的布牌子将永无止境地在这监狱中流传下去，“人名”被“号码”代替，监狱早早地就进人了“数字”时代。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次不经意的多嘴，给这新进去的“3416”老爷子带来了不少的精神负担，上了年岁的人十分迷信，十分忌讳这很不吉利的布牌，既不敢摘下，戴上又别扭，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常常无故叹息。可当我听到他为何也走进这“娃娃桥”，却被老爷子的“可爱”震住了。
“3416”老爷子很老了，老得让人心酸，已经七十三岁的高龄了。这样大岁数的老人坐牢已经是很少的，然而他却进来了，犯的罪竟然是“现行反革命”用他的话讲；“我这么大年纪，还不知道反什么革命？”他的现行罪是污蔑革命样板戏，上升到政治高度就是攻击当时权倾一时的“文化大革命旗手”。
俗话说“是非只因说话多”，言多必失，那个年头是不能多说话的，一不小心就会被人抓住把柄，继而上纲上线，弄得个横祸飞来。可是老头子一把年纪，几两白干下肚，话就多了，在大杂院里讲起了“南京白局”。
南京白局是流传于南京城南一带的用南京土语表演的一种说唱方式，相传已经久远了，可以考证的是织锦工人在织机上为了打发时间而发的一种对话方式，那时夫子庙还有白局的专场表演，“文化大革命”开始就不见踪影，老艺人也纷纷改行，如今会的人已经很少了。
那天晚上，收音机里放着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打虎上山”一段，老人家一边喝酒，一边敲打着节拍跟着哼哼，不经意间，酒气上升，晕晕乎乎地便用“南京白局”借题发挥了。
“杨子荣打虎上了山，在威虎厅和座山雕比枪法，座山雕一枪把一盏灯打‘乌’了，杨子荣一枪把两盏灯打‘乌’了，整个威虎厅闹腾起来，众匪徒大喊大叫。”这其实是剧中的情景，“乌”是熄灭的意思，是道道地地的南京土语。
“你们知道，那帮土匪大喊大叫什么？”院中的邻居谁也说不出来。
于是这老头猛地吸了一口烟，又呷了一口茶，卖关子似地慢条斯理讲开了。“乖乖，不得了，胡彪好枪法，如果不是给三爷面子的话，一枪把五盏灯郁打‘乌’掉。”
听的人哈哈大笑，谁也不会注意其中会有人去告密，那年头，告密者众多，至于说有什么目的，那也并不明了，最起码的目的可能就是保护自己、表现自己。
这以后的第二天，他被铐上铐子，关进了我们的牢房，却不知道自己是为何而来，直到审讯人员审问他，他才有点明白，这也叫反革命啊？他痛心疾首用手猛抽自己的嘴巴，老泪纵横，号啕大哭，泣不成声。
已是古来稀的年岁，坐牢已经是痛苦不堪的事，可更痛苦的身体的病痛时时折磨着他，老人患有严重的痔疮，我们常常看见他，大便后人久久无法站立，整个肛门脱落下来，一刀草纸用去一大半，才把肛门揉了上去，痛苦极了。
牢房里每天供应一杯热水，老爷子洗肛门需要好几杯热水，他央求我们把热水让给他，于是我们几个年轻的犯人把热水给了他，条件是洗完后讲两段“南京白局”。等到他洗完后，便给讲上几段，常常引得大家捧腹大笑，他也常常跟着笑，满嘴的牙齿差不多掉光了，可那分明是苦笑，为此也时常受到军代表的呵斥：“笑什么？三天吃六顿，穷开心。”
好在坐牢的时间长了，老爷子也无所谓了，与其终日忧烦，倒不如穷开心地过日子，训归训，讲归讲，直到我走时，牢房中的“南京白局”一天也没断过，这的确给我们那段坐牢的日子增添了不少的乐趣。
老爷子的最终结局是什么，回家了？判刑了？我不知道。
如今在南京，我偶尔在电视里在收音机里看到和听到“南京白局”，便会想起那满口无牙的古稀老人，说实在的，我再也没听过像在牢里听过的地道的“南京白局”了。
一次又一次被拉出去批斗，使我和那一直“陪”着我到处批斗的“五中批判小分队”的红卫兵们已经很熟了，他们早已经没有当时对我的凶悍，更多的时候是较为温和的。当然在台上他们依然是气势汹汹，仿佛要把我置之死地，可下台后，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不搭理我，而是主动和我搭话，也常常帮我向批斗的单位要饭吃，甚至说：“还是你们老三届有水平，现在我们什么也学不到。”
这一次去的是南京铁道医学院，位于南京城北湖南路附近的一所高校，在我前头已经批斗了几场，我那天是压台的。这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的专场，那天台下都是知识分子。
已经到了吃中饭的时候，轮到我上场大约还有一段时间，一个工宣队员走上前问：“肚子饿不饿？”
“还好，不太饿。”我说。
“不饿，骗哪个，你们那里的情况我还不了解，去，给他端一碗饭来，多盛一点肉。”他吩咐另一个工宣队员，看得出，他是一个头。
一会儿，一大碗饭放在我的面前，上面几块红烧肉肥肥实实的，十分诱人。进监后，我记得只吃过两次肉，那肉只有两三片，指甲盖大。
他上来给我解开铐子，让我慢慢吃，说：“你上场还早呢。”
我美美地吃下那一碗盛满肉的饭，感到好香好香，我偷偷地藏了一块肉放在手帕中，准备带回去给“带班的”吃。这是我在看守所以及在后来的九年牢狱生活中吃得最好最饱的一次，至今我还深深地怀念那个工宣队员。
在我吃饭的时候，小屋里又走进来几个穿着大褂的医生，仔细地看着我，也不说话。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医生走到我的面前，停立许久，长长地叹了口气，留下一句话：
“小家伙，怎么想起来做这事啊？”
是惋惜？是忠告？我想那种场合下两者皆有之。
而那一个跟我一起去批斗的南京砖瓦厂的工人刚刚下场，屎、尿搞了一裤子，臭味散发在整个房间，谁也不去问他，而他的“罪行”是拿刀用力在画像上划了一个大大的“×”。
一九七0年四月二十八日他被处决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以为我会忘了那一段人生，可是我错了，每当在法院的门面，每当听到警车呼啸而去，每当无意中碰到公检法人员，都会使我想起那一段往事，那许许多多活生生的人物都会浮现在我的眼前，行走着、晃荡着……
虽然快四十年过去了，许多的当事人已经不在人世，但在我的脑海中他们依然活着……
东大院29号牢房里关进来的犯人，犯案的原因各有不同，虽然大家都知道自己只是这里的匆匆过客，不知哪一天就会到另一个地方或另一个世界，但起码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同监的人会在一起生活，像“带班的”和“常州人”那样长期被关却不处理的只是很少几个。那年月还没有“狱霸”，只有“带班的”,作为犯人管犯人的工具。至于“狱霸”的形成，则是司法腐败惯出来的。
东大院29号牢房的生活从我进去到后来离开一直是比较安稳的，也就是相安无事，这很大的原因归功于“带班的”谦恭和生活上“常州人”的绝对公平，直到今天回忆起来还倍感心静。单调而难熬的坐牢日子也需要有一点欢笑和生机，虽然那只是苦难中的酸酸苦笑，但毕竟是坐牢人发自内心的笑。
一九七0年三月四日，牢门又一次被打开了，随着沉重的开门声，“进去！”
一个小男孩像一颗炮弹射了进来。那圆乎乎的脸，胖墩墩的身体，一身崭新的蓝灯芯绒服装，头戴一顶配套的灯芯绒瓜皮帽，活脱脱一个小足球队员。进门后，那两只大眼睛滴溜溜地四下搜索……
“他是一个小偷，扒窃犯。”“带班的”轻声跟我说。
果真不错，他是一个小偷，一小时前在新街口菜市场扒窃时，被便衣警察抓到送进来的。我不由得佩服“带班的”准确无误的观察力，这观察力是长期坐牢的经验所带来的。
“他妈的，这个老太真坏，我钱都还她了，她还叫，一叫，便衣就抓到我了。”牢门刚一关上，他便叽里呱啦一个劲地讲开了，似乎有着满腹的委屈，大家不由笑了起来。
“多大啦，小家伙。”“带班的”的开始问了。“十五岁。”
他叫唐银生，刚刚十五岁，父亲早亡，母亲改嫁，自小跟年迈的奶奶一起生活，由于长期无人管教，小小年纪便沾染上了偷窃的坏毛病，十岁时由地方派出所送到儿童教养院，从此开始了“科班”的偷窃“学业”，五年后从“儿童教养院”毕业，偷窃本领大为长进。
我们的政府机关原指望办这样一类的儿童教养院、少年管教所来惩治教育这些儿童犯、少年犯。但绝大部分的儿童犯、少年犯送进去后，非但没有变好，反而一天天地坏了下去。究其原因，那是这些儿童犯、少年犯谁也不会从什么灵袖深处认识到自己偷窃的危害性，而是互相在一起总结经验，交流作案心得，互相学习，揣摩新的犯罪手段。他们总认为这一次“失手”是哪一方面没做好，下一次就要从这一方面去改进，逐步使自己较为原始的犯罪手段变得更加先进和完善。就这样，几年的儿童教养院、少年管教所的生活，使他们一步步地“小偷”到“大偷”，从“大偷”到“惯偷”，那一个个标榜自己是“科班”出身的年轻人，走的就是这样一条从儿童教养院到少年管教所再到劳动改造的道路。
牢房的生活，枯燥而单调，终日死气沉沉，人们互相揣摩着心思，提心吊胆地生活着，但自打唐银生的到来，也开始有了一点兴奋的亮点，成了调节生活的激素。
小犯人唐银生开始发育了！小小的乳房开始肿胀起来，痒痒的，一天夜里，他遗精了，南京人叫“跑马”，他感到很吃惊很害怕，告诉“常州人”说他来尿了，搞湿了裤子。“常州人”告诉他不要担心，没什么，人长大了都会有的。
张斌凑了过来，跟他说：“你去报告干部，说‘跑马’了，他们有办法给你治。”张斌的话使得大家都笑了起来，“带班的”笑得直咳，咳得脸被呛红。唐银生真的相信了张斌的话，便用手抠开了“老虎窗”大声地喊叫起来。“报告管理员，报告管理员，我要找医生！”
“喊什么？有什么病？”
“我‘跑马’了。”
“你他妈的，小流氓。”管理员说完，狠狠地关上“老虎窗”，走开了，那一串钥匙哗啦作响。
唐银生一脸的茫然还不知是为什么，可我们都笑倒了。笑过之后，大家便是长时间的沉默，我突然发现包括我在内都是一种苦涩的笑。
他毕竟太小了，也太不谙世事了。
在牢中的日子，他时时盼望出去，回到奶奶的身边。进来时那一身崭新的灯芯绒服装是她给自己买的，这以后便再也没有穿过，叠得整整齐齐压在被子底卜，只是偶尔拿出来看看，眼中闪着泪花。
一九七0年七月二十一日，我走了，他还在29号牢房，用他自己的话讲，已经是个“老犯人”了。
一九七一年我被押送到溧阳县劳动改造，终于听到唐银生的消息，他没有再回到奶奶的身边，被判了有期徒刑五年。
那一身崭新的灯芯绒服装他终究没能穿上，也永远没有再穿上的机会了，他长大了、长高了……
唐银生只是一个孩子，只是一个小偷，而比起张斌来讲就根本提上不桌面，张斌可是“大偷”，甚至可以讲是“惯偷”。
张斌就是在惩治罪犯的“科班”学校毕业的“高材生”，他经历过儿童教养院，经历过管教所，经历过劳动教养，这次进来，将达到他“学业”的最高级别——劳动改造。
张斌是一九七 O 年三月六日进来的。那天我被拉出去批斗刚回来，战粟的心还在激烈地跳着。
牢门又一次打开了，进来一个二十出头的朝气旺盛的年轻人。
“我叫张斌，文武斌，扒窃给抓进来的。”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他便自报家门。他是个老客，不然怎会如此老练又如此不在乎。
他十分健壮，一米八的个头，一双金鱼似的眼睛凸显在他的眼圈外，很有特征。一套显然不是他的衣服很不合身地披在他的身上。监狱中对于扒窃犯都是这样，看守生怕搜查不彻底，干脆脱光他们的衣服，只留下小短裤，然后再给你换上不知是什么人的衣服，管你合适不合适，有的穿也就不错了，这是监狱对扒窃犯的惯例。唯独唐银生有些例外，大概看守看他实在太小，稍微动了点侧隐之心罢。
张斌很健谈，见识也广，由于年纪相仿，不长的时间我们就很熟了，他甚至说服了“带班的”，睡到了我的旁边。他看到我整天出去批斗，便问我犯了什么罪，当我把我的事情告诉他后，他很惊奇也很激动，他告诉我《知青之歌》在辽宁也在流传，整个东北都在唱，我有点不相信。他便放肆地在牢房里低声唱起来，大差不差，我不由激动起来，几乎热血沸腾。
第二天上午，“带班的”又被军代表叫了出去，回来后，张斌便被提了出去，被军代表狠狠地训斥了一下：“你他妈的，想刑事犯转成政治犯?＂我不由对张斌感到深深的内疚。
张斌是南京人，自打不断地“留学”以来，不但没有学好，反而愈加顽劣。父母也逐渐对他丧失信心。于是把他送到辽宁庄河县的哥哥处。
他的哥哥在辽宁省生化研究所工作，条件一般，父母原指望这样做，一是让张斌离开那一堆狐朋狗友，二是希望兄长能对他严加管束。一段时间下来，效果还真达到了，他进了工厂，也实实在在好了一段日子。
然而好景不长，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时代的不幸，坏人的大幸”，他所在的工厂两派人武斗，发生了流血，停产了，他终日无事可做，只得到处闲逛，这时他久未作案的手开始痒了，他从辽宁回到南京，又开始重操旧业，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大凡扒窃犯罪的人很难改掉这一习惯的，有一种说法就是久而不去偷，手就会发痒；还有一种说法是扒窃都有“瘾”，不偷不快活。我问张斌以上两种说法可有，张斌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有。”坚定而肯定。
三月四日那天，南京鼓楼广场发生了一场交通事故，遭到大批看客的围观。短短的一刻钟不到的时间，张斌便扒窃了六只钱包，他用这扒窃的钱，穿上了高档的毛呢制服，戴上了“英纳格”手表，还给女朋友买了一些衣料、毛线。那个时代，人们的工资高的也只是三四十元，而这时的张斌手头已经有四位数了。他准备暂时金盆洗手，不干了。
可这对于扒窃犯罪的人又怎么可能呢？三月六日上午，一个看起来十分有钱的女人吸引了他那贪婪的眼光，手又开始痒了起来，再干这最后一次吧，他，下手了。
于是这“再干最后一次”，把他干到了“娃娃桥”。
偷窃之类的犯罪，除了意识支配的软件外，还必须有一双生性灵活会偷的手，这样才可能完善。
在牢中，我曾经很有兴趣地看了张斌的双手，发现他右手的中指和食指儿乎是一样的长，手指长得又细又尖，两指并拢一点缝也没有，方才恍然大悟，难怪双指伸进别人的口袋，轻轻一夹，钱包就被偷了去。
“带班的”有一天给他做了个实验，把一页纸让张斌给夹任，然后朝外拽，竟然拽不动，还很吃力。
“真没想到，两指间的夹力竟如此之大。”“带班的”摇着头说。
张斌对“带班的”夸奖还很得意，于是说了一段不知从何而得来的论点：“小偷实际上也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的动力，不信，你们看一看锁的发明，正是由于小偷开锁本领的不断发展，制锁的水平才不断地提高，从这点上来讲，小偷的贡献还是很大的。”
从理论上来讲，这一段话十分正确，从实际上来看，也是这样。可想想却不是滋味，“带班的”直点头又直摇头，竟没有一句话回击他。“带班的”教授级的水平都不能回击他，那全牢房的人就更无言可答了。
一次大家闲时无聊又海阔天空聊了起来，顺便问起张斌们一个同题：“什么人的东西好偷？什么人的东西不好偷？”
“小偷”唐银生讲：“老太的东西最不好偷，他们的钱包了一层又一层，还放在最里面的口袋里。”
“大偷”张斌则说：“女人的东西最好偷，越爱打扮的女人的东西越好偷，那些毫无实用价值的口袋往往被偷去最有价值的东西。”
两个以偷为生涯的贼说得太精彩了，善良的人们你们记住了吗？
张斌后来被判有期徒刑八年，我在石佛寺劳改队里见到过他，以后转移到溧阳，也不知他到了何处？
一九七 O 年三月六日那天，我们的牢房提出去四个人，最后回到监房的只有我一人。
那个年代，人们生活在极其恐怖的状态中，灾祸似乎随时都可以发生。
不久，又进来了一个人，这是一个东北大汉。他粗眉大眼，十分爽直，刚定下神，便把自己“犯事”缘由讲开了，边讲边流泪：“死定了，这下死定了。”
他是鞍山钢铁学院毕业的，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凤凰山铁矿。这天上午他去上厕所，完事后把一张报纸随手当了手纸，一擦了事。不曾想到，这张当了手纸的报纸被下一位蹲坑的人十分惊恐地举报了，于是当时轰动南京“三.六反革命案”便由此产生。
报案后，矿山十分紧张，一方面上报上级，一方面加紧排查，凡是三月六日上午上过厕所的人案上都有名。他很快地承认，说他有上厕所看报纸的习惯，经常完事后用报纸当手纸，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案件顺利告破，于是他便被关进“娃娃桥”
第二天他便拖出去批斗，当时听到台下“该杀该杀”的喊声，他吓怕了。回来的提审，他很快地讲述了“作案”的整个过程，十分配合审讯人员的审讯。对于一个刚刚工作的大学生，既没有前科，也没有丝毫作案动机，这样的“现行反革命案”太简单了，也太没有技术含量，显然也就很快地结案了。
此后，他的日子就是不断地出去接受批斗。
一九七0年四月二十八日，他最终被判了刑。
如果说这个东北大汉发案还有一点“原因”的话，那么下面要讲的这个人直到抓进“娃娃桥”时还不知为什么，直到提审时军代表出示“作案”的照片，方才大悟，直喊“昏了头了”。
在一九七0年突然发生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不，确切地讲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谓的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划分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两者之间常常可以在一天之间、一夜之间，甚至可以一小时、一分钟、一秒钟的瞬间变换，从革命的顶峰跌落到反革命的深渊，这当中不管你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自觉还是不自觉，结果都是一样的。
他叫什么名字，从来没有告诉别人，我们只是从“带班的”那里知道他是南京某钟表材料厂的党委书记、老革命，那厂是生产钟表零件和人造宝石的。
他是浙东人，抗日战争时中学刚毕业便参加了新四军的浙东抗日游击队，解放后转业到地方，当上了企业的领导。他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干部，为人坦荡，平易近人，有着渊博的知识和相当的组织能力。进来没有几天，他那完美的道德品质深深地感动了坐牢许多年很难被感动的犯人的心。特别令人吃惊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他竟然能够从头到尾背下来，我们曾亲耳听他背诵，竟然一字不差。一个五十多岁的共产党的干部，虔诚到如此的地步，已经着实用不着过多的解释了。
可就是这样的虔诚，也难免突如其来的横祸。
一九七0年二月十二日，江苏《新华日报》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文章《坚决镇压反革命》，从而拉开了所谓“一打三反”的全国性运动的序幕。二月十二日这天，他带领厂里的一批党员以及运动的积极分子，书写了相当数量的标语，诸如“坚决镇压反革命”,“该抓的抓，该关的关，该判的判，该杀的杀”，等等，他们两人一小组，在厂里四下张贴，一人刷糨糊，一人贴标语，很快就贴满了厂区各个醒目的地方。为了省事赶进度，就在一些旧的标语上刷上糊，再贴上新的标语，而恰是这样图省事的做法给他们带来了致命的结局。
“文化大革命”中，一会儿一个花样，一阵是一阵的说法。标语上有字还不算别致，配上几朵向阳的葵花才算标新立异。这些标语贴在墙上，天长日久，风吹阳打，虽然陈旧破损，但依然贴在墙上，谁也不敢去揭它，以免招致杀身之祸。而我们这位党的干部恰恰忽略了这一点，他不加任何思索地就把“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新标语盖在了旧标语上，稀糊渗透新标语，于是新标语上的“反革命”正盖在旧标语上，这也许只是一种巧合。但被一个“心术不正”的人看到，迅速汇报给厂里的军代表，半个小时后，呼啸的警车便把他们拉到了“娃娃桥”，至此，他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此时墙上标语上的糨糊还没有干，也难怪，数九寒冬的天气，离大年初一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进了监狱以后，他开始只是认为此事只是一种巧合，一厢情愿地希望有关部门能实事求是，以事论事，可事情的发展却令他感到心冷，提审人员开始挖老账，认为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这次的“犯事”是他“反革命面目的大暴露”。他开始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任何自我辩解已经显得很苍白，他反而平静下来，索性做好长期坐牢的打算。
每人做的事各人心中明白，那威严的军代表心中也明白，只是不愿说出口。这以后29号牢房里的学习就由他带，“带班的”却成了名义上的牢头。照例军代表每星期一次的谈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喊他出去，而他回来后，牢中一切如故，而不像“带班的”那样，只要一谈话回来准有几个人倒霉，批斗或是戴铐子。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委，只是感到军代表此举有点怪怪的。
后来我判刑了，离开了29号，他还关在那里，到了石佛寺后，听说他被判刑了，党籍公职都给开除了，我真正地为他感到惋惜，因为在年代里，当人格和尊严都得不到遮挡时，他始终表现了一个人的清白磊落的高贵品质。
这也是一个党员，他是南京远洋海员学校的领导，在未从事教育工作之前，他是在中苏蜜月期间从上海到列宁格勒的万吨轮“真理号”上的水手长，相貌堂堂，一表人才。
他有着红极一时的光荣历史，在那个时代过早地过上了人们想都不敢想的富裕生活。然而到了中苏关系紧张时，“真理号”停航，他便来到学校做起了培养海员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了南京参与武斗首屈一指的造反派头头。积极参加了“倒许乱军”等活动，“水手长”的经历使得他练就一副好身手，天生一个职业打手。在海校里被他打过、关过，吃过他苦头的人实在太多了。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到海校批斗时，他是被喊“杀”口号最震天的人，甚至有许多人不顾一切冲上台来要揍他，可见他民愤之大。
他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杀人犯”。
他平日整人整惯了，可没想到有一天也会被人整。大概是因为过去在“真理号”上的事，牵扯到一桩政治事件。他也被隔离，关了起来。
本来这事可大可小，交代清楚也许没事，可我们这位“水手长”耐不住性子了，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逃脱了，你能逃到什么地方去呢？不久被抓了回来，此时，他的心还未死。
抓回来以后，还是在海校内隔离审查，负责看管他的是海校的“走资派”,原来的校领导，一个曾肩扛少将军衔的老转业军人。
在被关的第三天的夜里，他借口口干要水喝，老军人相信他的话，打开门送上一杯水，谁知被一双有力的大手紧紧掐住脖子，这位经历过枪林弹雨，刀山火海的老军人甚至没能喊出一句话，就悄然地离开人间。
“水手长”还是被抓回来，这次则被关进了“娃娃桥”。由于是重刑犯，他被砸上脚镣，终日戴上铐子。他从进监以后，情绪就一直很低落，时时担心死，同监的人都对他毫无好感，都一致巴望他早死早好，虽然大家都抱有各自的原因，但都有一个衡量好坏的普通的良心准则，因为这个人太坏，而且坏得出奇。
为什么呢？
他进监狱时，还认为自己是好人，和被关进来的其他人不可相提并论，别人都是坏人。平日里他除了吹嘘自己过去的光荣历史，就是放肆地谈女人。除此之外，他就会在同监的每一个犯人身上寻思动脑筋，企图在这些已经十分悲怜的人身上捞取自己求生的资本。我亲眼看到每一次他出去批斗，都会滔滔不绝地向军代表或政府人员不厌其烦地汇报同监其他人的情况，“一、二、三、四……”记忆是那样的好。有时军代表也嫌烦了，“先走先走，回来再讲”，他便会拖着镣铐一路小跑再赶上去，而每次他回来，同监又照例有好几个人遭残，不是挨训就是挨斗，而他却一点羞耻心都没有，若无其事，大家都恨死他了，也没人和他讲话。
一九七 O 年四月二十八日凌晨，天还刚刚亮，他就被提出监房，在军代表等人的严厉看守下，坐在地上被砸开脚镣。此时他还没有认识到即将被处决，还以为给他宽大处理呢！
“感谢政府的宽大，我要检举牢房中五条反改造言论。”
军代表已经不容他再说下去了，在打开脚镣以后，套上白色的绳子，便被打昏在地，两个当兵的随即麻利地给他五花大绑，像扎粽子那样，等他苏醒后，他已经被押上了五台山体育场的审判台，当他听到被判死刑时，那平日高大的身躯已经蜷缩成一团，我隐约间看到的分明是一条癞皮狗。
一九七0年四月二十八日，被处决的人中有一个知青，他就是南京八中的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插队江苏洪泽县的陈卓然。
一九七0年四月十二日的深夜，整个“娃娃桥”已经沉寂下来，死一般的安静，唯有那通宵不灭的“长明灯”依然明亮耀眼。突然沉重的柜台声又响了起来，一定是来人了，因为需要在柜台内彻底搜身，抽去皮带、裤带，钳去风纪扣等一切据认为可能带来危害的物品，然后再送到牢房里，带上你的数字号牌，从此你将暂时告别你的名字。
随着清晰的脚步声，我们的牢房门被打开了，军代表送进来一个细高个子的白净小伙子，他一头自然卷曲的头发，双眼炯炯有神，身体看起来十分疲惫，预示着刚刚经历过长途颠簸。多么漂亮的小伙子，多么熟悉的面孔，我们似曾相识过？我紧盯着他，想找出我过去的记忆，他也盯着我，却眼角上挑，分明告诉我，别吱声，假装一切都不知道。
他，就是一九七0年二月十三日轰动南京，被冠以“二．一三现行反革命案”的主犯——苏小彬，首犯是陈卓然，他们同是南京八中的高中毕业生，同在一九六八年被下放到江苏洪泽县的插队知青。同一天被捕的还有倪寒予，陈卓然的妹妹、母亲以及陈卓然、苏小彬两人的女友。
大批的知识青年下农村后，发现一切不是想象中的那样，他们开始醒悟、思考，不再象“文化大革命”中那样的愚忠和单纯。既然看不到光明，也就无所谓黑暗了。他们毕竟有知识，有头脑，善于思考，他们不相信那个年代的生存法则，要么做“哑巴”，要么做“骗子”，他们要有自己的话语权。现实是残酷的，是无情的，迷惘和思考、希望和忧虑时时困扰着知青那善良的心灵，要么在苦斗中觉醒，要么在软弱中沉沦，大多数知青选择了前一种。
一九七0年二月十二日下午，江苏《新华日报》破天荒地发行了下午版，为了响应“四人帮”所谓“见缝插针”“杀一小批”的号召，特地用大号黑体字发表了社论《坚决镇压反革命》，拉开了江苏配合全国“一打三反”运动的大幕，一场空前的大搜捕、大镇压开始了，因为要“杀一小批反革命”，这“一小批‘反革命’只占人民的百分之五”。
我无法清楚，陈卓然、苏小彬他们当时的思想状况，但我知道，那苏北的洪泽县确实太苦了，我知道，知识分子集体失言的传统并不属于他们。
一九七0年二月十三日的凌晨，他们一人望风，一人戴上手套，把一张张“反动标语”贴在鼓楼、玄武湖以及中央路等主干道上，用过的胶水瓶随手扔到马路中央的无人岛上……
这一张张的标语，是前一天他们用报纸上的铅字，一个个剪下来，拼句而成的，目的是无法查清笔迹。
标语的内容有：
“査全华烈士永垂不朽！”“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等等，等等。
贴完以后，陈卓然、苏小彬悄然坐上了上午九时从南京开往洪泽的班车回去了，一夜的疲劳和紧张此时正化作阵阵睡意……
二月十三日，天亮了，上班的人们发现了这些标语，胆小怕事的人绕开了，“觉悟”高的人赶快去报告，领“头功”去了。一瞬间，南京城炸开了，公检法乱了套，省、市革委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四人帮”在南京的死党，当时江苏省革委的某负责人拍桌子大叫：“抓起来，给我杀掉！”上午九时，通缉令张贴起来，全市大街小巷刷满了“全市人民行动起来，打一场侦破‘二.一三反革命案’的人民战争”的大幅标语。与此同时，大规模的排查工作在全面展开……
一天过去了，一个星期过去了，案件毫无进展，为了加强震慑作用，三月六日，南京五台山召开了“公判大会”，处决了十二名“现行反革命”。
而此时，远在洪泽县的陈卓然、苏小彬也时刻关心着案件的进展，心中也一直十分紧张，他们和南京方面保持着信件的往来。
“六嫂病情恶化，杨大夫正想尽一切办法抢救，望你们放心，一切由我精心照料。”
写这封信的人叫倪寒予，也是这一集团的“首犯”。
这一封信表面上看十分平常，然而信的内容只有写信人和收信人心中明白，这封信翻译过来的内容是这样的：“××条标语查得很紧，省革委会的杨××大动肝火，估计不会有事， 一切有我在南京料理，无事千万不要回来！”
这样的信件来来往往，短短的两个月中竟有数封，而且这当中他们俩还回了南京一次。
追查的高潮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低落下去。此案似乎成了悬案，后来直到案破，才发现当时的排查十分不严谨，偏偏漏掉了知识青年。
一九七0年四月十二日，南京的“首犯”倪寒予由于一件根本无关此案的事遭单位审查，为了不坐牢，供出了此案，而此时的他正和陈卓然的妹妹在热恋中……
于是，十二日深夜，两辆军用吉普车载满军警，带着江苏省“四人帮”死党杨××亲手签署的逮捕证向洪泽县奔袭，这一天正是他们张贴标语的两个月整。同时被捕的还有他们的女友，另外知道此事的三人同时被捕，皆关在“娃娃桥”。
自打苏小彬关进我们29号牢房里，我们的牢房就一天也没有安静过。大凡坐牢的人神经特别敏感，反应也异常地快，他们不希望每天就这样坐吃等死的生活，希望多一点事，甚至多一点麻烦，好打发生活的无聊和空虚。因为他们需要在这永恒的无聊和空虚中寻找到一点刺激，好把每天的日子过得快些，再快些。苏小彬的到来打破了牢里从三月六日后相对的平静，所以大家非但没有责怪他，反而很感谢他。
即使在深夜，犯人们早已睡去，29号的牢门常常会被突然打开，几束强烈的手电简的光束在监内扫来扫去，最后都会停在苏小彬的身上，门口都会挤着一群穿着军装、大腹便便的人，一看就知道是高官。随后他就被提了出去，站在牢房的天井里，漆黑的夜空被镁光灯照射得像阵阵闪电掠过一样。夜以继日的批斗夜以继日的审讯，仅仅一个星期，苏小彬已经被折磨得不象人样，瘦得只剩一个架子，但我从他的眼里，看到的似乎还有生活下去的信心，只是很虚幻。
一个人要热爱生活，就得背叛这沉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从这点上来看，陈卓然、苏小彬背叛得比我彻底得多，也正因为如此彻底，他们才能在艰难困苦的十六天里，傲然挺拔，没有倒下去。
被捕以后，他们很干脆地承认了他们所做的一切，体面地成全了杨××等人焦虑而紧张的心理。
有两天的时间，苏小彬被带了出去，回来告诉我是到中央路那些无名岛上去找“胶水瓶”，因为那是他们的作案工具，只是都没有找到。
我和他们一块出去批斗过，在批斗会上我看到他们站成一排，还有那几个年轻的女孩子，我丝毫看不到陈卓然、苏小彬的胆怯和畏缩，在即将告别人生的日子里，他们反而显得那么坦然，那么充满信心。在批斗会上，陈卓然几次将倪寒予斥为“叛徒”，也为此被勒紧脖上的绳索，击打后嘴角流血。
一九七0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就是陈卓然、苏小彬被捕后的十六天，陈卓然被处决了，苏小彬被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十六天了结此案，也许创造了中国司法史上的空前纪录，然而却符合“从重、从快、从严”的精神。那时陈卓然、苏小彬都是二十多岁。
四月二十八日的那天宣判会，还有让人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幕。
当宣读判决书的那位姓蒋的军人在读到倪寒予时，是这样讲的：“二一三反革命集团案首犯倪寒予一贯反动，罪大恶极，本应判决死刑，……”说完拿起桌上的杯子，呷了一口水，掀开茶杯盖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出，人们伸着头等待他的下一句话，“但归案后能坦白交代，检举他人，现决定当场释放。”随着全场“哇”的声音，一个手拿闪亮的大剪刀的军人走上来，“咔嚓、咔嚓”剪去五花大绑的倪寒予身上的绳索，声音也随着麦克风传出去……
“回家去吧！”蒋××大声说，那军人也把闪亮的剪刀高高举起，此时的倪寒予一下子跌落到地上，整个宣判会进入到一个高潮。
会后，倪寒予作为“坦白从宽，宽大处理”的典型，随着军管会组织的“宣研团到处宣讲，从一个会场转到另一个会场，只是角色不同了。而此时的陈卓然已魂归西天，苏小彬也已被押往镇江监狱。他们两个的女友被释放了，据讲已经疯了。
1979年，陈卓然平反昭雪了，陈卓然的妹妹去镇江监狱接平反释放的苏小彬，回到了南京。而此时的倪寒予是什么样的状况？我已不想知道了。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在南京瞻园举办的《春华秋实》南京知识青年回顾展上，我们给陈卓然专门开辟了一个专栏，参观者络绎不绝，面带微笑的陈卓然的遗像似乎在提醒活着的人们，生活中并非都是微笑，可我们应该微笑地对待生活。
“让生者有不朽的爱，让死者有不朽的名。”这是印度哲人泰戈尔的话，谨此作为对陈卓然的纪念吧。
无论是判了二十年的杨万福，还是判了十五年的苏小彬，他们所犯案的案情，都牵涉到一个人：查全华。
查全华是什么人？为什么许许多多的“反革命案”中都有着他的影子呢？虽然我没有和他一块被批斗，但我还是有必要向大家交代一下，他是南京市“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处决的“现行反革命”。
一九六九年底，我正因为《知青之歌》的悄然流传被搞得六神无主、寝食难安，一天在去同学宋保义家的途中，正巧碰上枪决犯人之前的全市大游行。长龙似的解放牌军用敞篷车上载着一个个五花大绑即将被处决的犯人，行驶的速度极慢，车上还站立着许许多多荷枪的解放军，其中第一辆囚车上站立的一个青年人在驶过水西门仓巷口“江南春茶社”时，突然挣扎着抬起头高喊：“妈，妈！”随即被押解人员拉紧尼龙绳而发不出声响。“江南春茶社”楼上住的就是他的母亲。
半个小时后，这个青年人被处决于凤凰西街南京市公安局的刑场，时年二十二岁。他，就是查全华，南京“文化大革命”中最早成立的所谓“马列主义小组”的组长，也是南京市第一个被冠以“反革命集团”而被处决的第一人。
查全华被处决了，而他的那个所谓的“马列主义小组”的成员大多判了重刑，其中和我同届的五中高三甲班的柯德远被判了十年。
当时我看到了同时贴在墙上的布告，在保义家中，我对保义说：“柯德远也被判了十年，什么时候轮到我。”一副沮丧的样子。
“不会的。”保义说。
“你和他不一样。”保义又极力安慰我。
我们相对而视，默默无语，谁也不想去捅破那一层从人间到地狱的薄薄的纸，然而，几个月后，我的话却兑现了。
査全华是南京第二十四中学的学生，一九六三年那年他应该是初三的学生，虽成熟得早，他却不更事，不知道时势的险恶。他和班上的一些男同学，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讨论的范围涉及当时许多的政事，比如中苏论战、国际共运、国共两党等。讨论中并做了记录，由于一九六三年是癸卯年，这个记录也被称为“癸卯宁条约”，“宁”是南京的简称，这一年他十五岁。
一九六三年，查全华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没能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招去，却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由学校派送参军，集训结束后，由于才能出众被调到连队做文书，似乎人生的旅途开始踏上了顺风的船，他屡屡立功获奖，深得部队的信任。
当时“癸卯宁条约”的成员大多去了不同的地方，频繁不断的来信引起了连队的警惕，一次连队领导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截获了他的几封来信私拆查看，方知他在人伍前参加了一个什么“癸卯宁条约”，汇报上去认为此人留在部队不妥？但也说不出理由，于是让他脱下军装，提前退伍，这已经是一九六五年。
退伍后，查全华被分配到南京市玄武区建筑公司三队任施工员，他勤于学习和探索？对时政的过度关心的秉性依然如故，全然没有吸取被提早退伍的教训。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件事的发生彻底改变了他的信仰和他的人生，也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南京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武斗的第一桩命案，是以当时江苏省某高干子弟管××为首的一批人残酷地打死了工人王金。王金是查全华所在系统的工人，于是他发起成立了“王金事件调查组”，并出任主要领导。
这期间，调查组数次进人“娃娃桥”提审当时被保护收监的管沪宁，查全华实指望能给死去的工人兄弟王金申冤，可没想到的却是，凶手非但没有伏法，反而被送到部队成了人民解放军。这样一来，“调查组”已经毫无作用了。此时查全华猛醒，天子犯法与庶民根本不同罪。他愤然退出“调査组”以及参加的“造反派”组织，静下心来专心研究一些问题，决定成立真正的“马列主义小组”。
一九六九年十月，他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工人、学生成立了“马列主义小组”并任组长。他提出了“二次革命”的理论，为“在中国可能发生的革命”做准备他此时用的化名是“罗左”。
一九六九年，因当时的“副组长”的自首交代，查全华以及他的“马列主义小组”成员悉数被捕，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集团”，查为首犯，当时的判决书是这样写的：“查全华思想极端反动，建立反动组织‘马列主义小组’，起草反动纲领《论二次革命》，有组织、有计划、有行动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决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他成了“文化大革命”中首个被处决的政治犯，他的魅力吸引了众多的后行者，招来了众多人的敬佩和怀念。
一九七八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查全华的家人以及活着的所有涉案人员联名上诉，经过长达一年的据理力争，终于使得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下达了对以查全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平反判决书，此时大规模的“平反冤案错案”的工作已近尾声，当时平反判决书认定：“癸卯宁条约”以及“马列主义小组”不是反革命组织……
査全华死了，得以平反昭雪，可生命却永远消失。其他同案的人陆续平反出狱，但是，其中有的人已经坐了十年的牢。
查全华的单位给他补偿了三千元人民币，亲人和好友给他建了坟，立了碑。我有幸从其他涉案人员的手中看到查全华一身戎装的照片，聪慧的脸上洋溢着自信和豁达的微笑。无奈笑容难以持久，凋零得也似乎太早了。
我插队的永宁公社红旗八队的二梁给我统计过，在我被抓进去以后，被批斗共四十八场。我相信他统计的准确性，难得有如此的好心人，其实究竟批斗我多少场，我也记不清了，因为我已经麻木了，就像一件物品每天拿出又送回一样。
可是到我插队的江浦县的批斗，却在江浦看守所借住了几天。
我的歌是在江浦写的，我当时的身份是江浦县插队知青，江浦县虽说只是一个毗邻南京的小县，当时的人口也只有三十多万，但是在江浦的十多个公社里却遍布数千名知青。在南京市的批斗差不多了，为了肃清“流毒”，把我押到江浦县批斗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一九七 O 年四月一日，我被押上囚车，跟随着批判小分队，在军代表的带领下，再一次经过南京长江大桥，回到我离开快两个月的第二故乡——江浦县。四月的江浦，春暖花开，树茂草盛，空气清新，江浦的山、江浦的水、江浦的乡村，使自诩为江浦人的我感到格外的亲切。油菜花又开了，黄灿灿的一片，点缀在一望无垠的麦田之中，阵阵的香气袭来，令人心旷神怡。
到了江浦后，我便被寄押在江浦县看守所，以后的一个星期，我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到底是县城里的看守所，条件十分差，平房低矮潮湿，最大的差别在于每天只给吃两顿饭，根本吃不饱，关进来的人不到几个星期，便会瘦了一圈，根本不把你当人待。
我进了囚室，里面已经关了五个人，其中也有一个知青，关进来已经有一个星期了，罪名是“流氓集团”，涉案人员有四人，而且全是知青，他已经十分虚弱了，大概是饿昏了。
知青插队以来，和农民的矛盾日益恶化，冲突不断发生，地方的各级领导早就想找机会惩治一下无法无天、有知识有文化、讲也讲不过、打也打不过的知青，这四个知青便给了他们这样一个机会。
夜行在黄山岭的路上，前方一个农民大概怕走夜路，打开半导体收音机以壮胆。而这四个知青嫌收音机太吵，走过去要农民关掉，农民不肯，双方争执起来，知青人多气盛，农民不是对手，被打了还被抢了半导体收音机。知青们根本不会想到后果，第二天，农民报告了，很快四个知青便被抓了起来，定性为“流氓集团”。关进来前后，已经吃尽了苦头，都被打得不成样子。
四月二日，我们一起被拉上囚车，在江浦县进行巡回批斗，第一场是批斗他们，第二场则是我。
江浦县建设公社社都的礼堂里早已挤满了知青，会场内外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其中就有“彻底批判反动歌曲《知青之歌》”,“砸烂现行反革命任毅的狗头”等等。会场的周围站满了端着枪的大批民兵，穿得破破烂烂，无精打采，好似电影中看过的散兵、民团，我心中不由窃笑。在押进会场的路上，我见到了大批平日相处在一起的五中的同学，其中也包括为我的事而遭到太多麻烦的女朋友和其他知青。
在这样的场合里，要想开一场严肃的批斗会是艰难的，这当中还发生了这样的一段插曲，批斗小分队中有一个队员在会场上看到了她大半年来未回家的亲姐姐而抱头痛哭，情绪受到极大的影响，批斗会所需要的群情激昂，以及浓烈的火药味也根本谈不上了。批斗会中，我还未上场，五中同学宋保义便挤到后台，悄悄地对我说，批斗会后提出上厕所，我点头答应了。
批斗会草草结束了，场内人山人海，知青们还挤在那里想看看我到底是什么样子，过去只知道《知青之歌》是五中同学写的，但不知是哪个，今天终于看到了。你说，能恨得起来吗？围在我周围的人越来越多，久久不愿散去，此时我提出上厕所，军代表就带着我一前一后去礼堂前广场角落里的厕所，一路上我四下张望，在寻找宋保义。
突然之间，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大批知青涌了上来，组成一道围墙，手挽手地硬是把我和军代表隔了开来，并大声地喊叫：“让开，让开，让任毅上厕所。”
此时在众多的知青中，我看到了沈六九、宋保义、康健和小兔；看到了许许多多五中的同学，也看到了她………人们簇拥着我进了那个土厕所，又一大群地堵在厕所外，急得军代表一个劲地叫。
“任毅，不要怕，我们记得你！”
“挺住，没什么了不起，现在是我们知青倒霉的时候！”
一只又一只的手拽着我，朝我的口袋里放钱和放粮票，口袋已经被扯破了。我止不住泪流满面，囚车拉着警笛声慢慢地驶出公社大院，隔着铁窗我看见灰尘后面那一群知青兄弟姐妹们，还久久地站立在那里。
回到看守所，我拿出了一张张揉破了的钱和粮票，我记得共有八十多元钱和二十多斤粮票，我把这钱和粮票摁平整齐地放在一起。
在那艰难而困苦的知青岁月里，知青每月只领到七元五角钱和三十斤粮票，对于他们是根本不够用和不够吃的，今天给了我却是多么的不容易，而且我根本不知道谁给的。我握着这些钱和粮票，感到好沉好沉，心情也好沉好沉。
第二天上午，我又被押出去批斗时，把这钱和粮票交给了军代表。因为回“娃娃桥”是要搜身的，到时搜出来反倒坏事，倒不如主动“交代”。军代表收到钱和粮票，也没多问，只是说：“我给你登记一下，到时给你。”
都是死囚了，还给什么给，军代表心中明白。
一九七0年七月二十一日，我大难不死，捡回一条命，在从“娃娃桥”转移到建邺区看守所的交接单上，归还我的物品只是当初从我身上搜出来的，而那八十多元和二十多斤的粮票根本没有踪影，此时，那个军代表在柜台外抽着他的烟，权当没有那回事。
一九七0年四月四日，我被拉到江浦县永宁公社批斗，那是我插队的公社。那一天在晓桥批斗，看的人太多了，不仅是知青，乡里乡亲的农民也来了，都想来看看我。
批斗会场上，我看到红旗八队几乎所有的人都来了，一个个表情严肃，二狗子悄悄地挤到前台跟我讲：“你走后，上海来的人就在村子里排查你的事，好多天，大家都害怕极了。”我看见了队长陈国门，看见了大梁、二梁、宋洪和马齐，也看到了大狗、二狗和三狗子，我那干爹、干妈、小耿和小玲则站在远处，悄悄地落泪。
批斗会终于开场了，新来的公社书记主持，突然他站起来，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任毅！”
场下的知青几乎无人回应，应声的只是当地的一些农民，稀稀落落的。在看到大伙沉默无声，他指着会场上的知青问：“你们站在什么阶级的立场上？”于是又引来一片嘘声。
这一场批斗会便草草结束了，我是含着泪离开的。
我再次回到永宁却已经是九年后。
一九七0年四月四日那天，是我的生日，我和那个所谓的“流氓集团”的四个知青被拉到江浦县石桥公社批斗。由于该公社地广人稀，知青大多分散，加上交通也不便利，原定于上午九时召开的批斗会迟迟未能开始。
我们五个人被集中在公社的食堂里，都被戴上铐子坐在地上等着上场，看守我们的人以及批判小分队的成员都坐在外面。上午的饭早已经开过，一个蒸笼里放着上午还没有被售出的白花花的馒头，我们五个人都看见了。蒸笼在我的身后，背铐的手伸过去一点就能拿到。而蒸笼离他们比较远，他们的眼光都集中在这头上。
“任毅，后面馒头，馒头。”那“集团”的首犯对我喊道。
实际上，我知道，他们想吃馒头，我也想吃，因为肚子太饿了。我四下地看了一下，屋里只有我们五个人，于是我也没有多加考虑，就用反铐着的手拿着一只一只扔给他们，有好几个他们没能接住，都掉在地上了。看着他们每人都拿着馒头，狼吞虎咽地吃着，我也拿了一个，不知怎么地挪到腿上，低下头艰难地吃着，这时，一个看守我们的人进来了，看到我们在吃馒头，什么话也没有说，关上门就走了。干干的馒头，又没有水，做贼似的吃得那么快，我们咽得直打隔，打嗝声一声又一声，此起彼伏，使得我们都笑了。
正在我们笑的时候，军代表进来了，看着一个个嘴上的馒头屑，狠狠地丢下一句话：“回去再治你们！”
批斗会终于结束了，我们又被押回到江浦县看守所，军代表把我叫到一旁，详细地问了上午偷馒头吃的情况，我如实地讲了上午偷馒头的整个过程，并且揽下了责任。
“嘿，你倒好，给他们每人吃两个，自己却一个没吃到，这件事算了。”说完，我又回到牢房。
我不是一个没吃到，而是那一个馒头吃起来实在不方便，我是反铐着的，而他们四人是正铐着的，区别在于我是政治犯。
四月五日，我们又被拉出去批斗，在批斗的间隙，那“集团”中的一个知青告诉我。“昨天晚上没有给我们饭吃，说我们馒头吃饱了。”
我听了愣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因为那天晚上还是给了我饭吃。
我想，大概因为我的乐于助人、先人后己的“高风亮节”触动了军代表，不然又怎么会如此区别对待呢？
我又想，我是一个早晚要死的人，跟我计较又有什么意思呢？
但不管怎么讲，生日的那天带头偷馒头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然而它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四月六日，我们又被拉到江浦县陡岗公社批斗，下车时，许多知青围了上来，我看见了我们五中的同学。插队的时候，我经常到陡岗去玩，因为那里有我平日要好的同学。在众多知青的围观下，我们很缓慢地走着，我突然发现吴××挤到我的身旁，我也正想看到他们，我低声地但很清楚地说：“我什么也没说。”说完，我看到他已经走出了人群，消失在人海中。
那是因为，我常到他们那里玩，我担心或多或少会连累他们。实际上他们也很担心，此言一出，天下大吉，他们悬了许久的心，终于放下了。
批斗结束后，在我刚刚上车的一瞬间，一个知青突然冲了上来，狠狠地给了我一拳，随即给军代表给拉住了。我定神一看，那是我在五中高三丙班的同学，是我们班的班长，说真的，当时我的确恨到极点，我不知道他出自一个什么目的，但他的确是知青中的败类，和我一样都是时代的牺牲品，你是角，我也是角，只是彼此的处境有别罢了。
在那一段坐牢等判决的日子里，这是我唯一被打的经历，但却是我万万不曾想到的经历，这事根本不应该发生，但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当事人也许会后悔一辈子，而无法对人对后代去叙述。
一个星期的江浦批斗就这样过去了，我被批斗的足迹遍布江浦的各个公社，比我插队一年间去的地方还要多。
《知青之歌》也就这样更大规模地传播开了，知道的更清楚了，不知道的开始知道了，批斗满足了人们对《知青之歌》的好奇、关切和熟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批斗成了《知青之歌》的播种机和扩音器。也说是从那个时候起，《知青之歌》真正走向全国，成了广大知青公认的知青中的国际歌，这是谁也没能预料到的后果。
汽车又驶过长江大桥，我下意识地望着远去的江浦，心中默默地想：江浦，我也许一辈子也没机会回来了，再见了，我的第二故乡！
那天，军代表及看守没有再按住我的头，似乎是默许我抬头再看看窗外的风景。
我忽然感到了什么，胸口立即像被堵住一样，也许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连载继续 敬请期待 ）
任毅，男，1948年生，1966年毕业于南京五中。从小兴趣广泛，爱好艺术。1968年12月，他作为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插队落户到江浦县永宁公社红旗大队。《知青之歌》作者。
文章来源：公众号"苏州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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