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连队写黑板报的那个小伙子 ——怀念我的兵团战友任庆生
老连队写黑板报的那个小伙子
——怀念我的兵团战友任庆生
战友任庆生已逝世一年多了，这些日子，我从未写过有关任庆生的一个文字，我将悲痛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今天，我终于从岁月的深井里打捞出一串串记忆的水珠。我的脑子里清晰地浮现出一个戴近视眼镜身体单薄消瘦的当年连队写黑板报的小伙子，他就是天津知青任庆生。70年代初，我刚到连队，与庆生一个班。班长赵光宏，副班长赵乃明。庆生为人正直朴实，平日不爱多言语。庆生身体单薄体弱。后来我才知道他有心脏病，他在连里干些轻活，负责连队五块黑板报。莫说小小的《连队黑板报》”，它却是连里唯一的宣传刊物，在当时兵团半军事化管理下，《连队黑板报》是连队的政治宣传阵地。《连队黑板报》作为连队的喉舌和刊物，庆生乃是这个刊物的负责总编，兼审稿校对排版的编辑及美工设计抄写者于一身，他有时又兼任《连队黑板报》的记者，到各排各班采访及收集稿件。庆生写一笔好钢笔字，并有扎实的美工基础。加上他的勤奋和吃苦，《连队的黑板报》办的图文并茂，很有特色。《连队黑板报》定期更换版面，乃是连队一道亮丽的文化一景。
我初到连队，由于我从小就酷爱文学，当时在连队，我也接触不到任何刊物，我喜爱上了《连队的黑板报》，我走近了朴实善良的庆生。一有空，我与他谈文学，谈人生，他成了我在老连队的唯一的文学知己。可以不夸张的说，《连队黑板报》是我最初的打开文学的一扇知识窗口，庆生是我文学的引路人。
那时候，连队文化生活匮乏，我与班里的战友根本接触不到《内蒙古日报》《巴彦淖尔报》，甚至兵团出版的《兵团战友报》只能在连部看到，或连里报道组的人员才能接触到。在给《连队黑板报》投稿期间，我曾结识了连队女诗人雷霆大姐和写诗的叶小兵。那时候，三排的文学人才济济，爱谈文学的人很多，如范平光、蔡连生、李元章、左光等战友。当时《连队黑板报》每逢“五一”劳动节，“七一”党的诞生日，《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与春节，都要隆重地推出专刊 。我曾记得，“八一”前夕，庆生找到了我，特约我写一首庆祝“八一”建军节的诗，当时我很犹豫，担心自己知识有限而写不好，辜负了庆生对我的信赖。可庆生热情地鼓励我：“你多下些功夫，能写出来，我相信你。”正是庆生的鼓励，象一团火苗点燃我文学创作的激情，我在收工回来，在土坯房的土炕上写出了一首《军旗颂》：“象鲜血那样殷红，象烈火燃烧不息，啊！我赞美你八一军旗，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巍然屹立！军旗下，南昌城头血如雨，军旗下，铁索桥下浪涛激！军旗下，多少个董存瑞把炸药包举，军旗下，英雄豪气化作彩虹千万里！…… ” 当我将诗稿叫给庆生时，他连声称赞。很快，这首诗刊登在《连队的黑板报》上，庆生还在这首诗的旁边特地配画了一面鲜红飘扬的军旗，更给我的这首诗增添了文学艺术的感染力。很多战友看了这首《军旗颂》，也在称赞鼓励着我，我当天激动彻夜难眠。二十年后，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名流周刊”发表的一篇《巴金，中国杰出世界语者》作品，颇有影响。尽管当天全国四十七家报纸杂志纷纷转载此文章时，我却没有当年在《连队黑板报》发表那首诗的激动的心情。
连队的生活虽然艰苦，却充满浪漫，在庆生的扶持下，我有又写出了美丽组诗《连队沸腾的生活》，庆生将此组诗在《连队黑板报》上刊登，又转载在连队礼堂里《壁报专栏》记得，当时还得到连队女诗人雷霆大姐的称赞和肯定。
在连队的一段经历，我至今记忆犹新，每天我们迎着朝阳出工，披着晚霞收工。我忘不了乌加河畔上一排排高大的白杨树，向阳渠边的盛开的朵朵野花。当年风霜雨雪，岁月如磐，在艰苦的岁月里，《连队的黑板报》是我文学创作的起点。我在《连队黑板报》上，写出的第一首诗，第一篇报道，第一篇散文……于是我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文学成了我生命的重要部分，对于我来说《连队黑板报》是我一段人生难忘的历程。虽然我如今是天津一位普通的作家，已在海内外发表文学作品，但是我依然忘不了《连队黑板报》，忘不了连队写黑板报的戴眼镜的单薄瘦弱的小伙子——我的战友任庆生。
在老连队呆了二年多，我又调到了六连，离开连队时正是初春，河套平原还有几分寒意。班里的战友们都出工了。那天风沙刮的很大，我只与冒着风沙还依旧在写黑板报的任庆生告别。我紧紧地握住他那双冰凉的双手说：“庆生，你要多多保重，等待连部推荐你回城上大学吧。”此时他没有吱声，过了一会儿，他向我掏出了心窝话：“我在连里上不了大学，武德明指导员曾对我讲过，上大学轮不到我，我只能办病退回城。”我听罢他说话，心里感到很凄凉，一个兢兢业业地而带病负责连里黑板报宣传的战友庆生竟不能被推荐回城上大学？这公平吗？我当时便安慰他：“连部领导推荐回城上大学的人，都是连里的担任班排长的生产骨干，你身体不好，还是早些办病退回城。”他点了点头。我看见他眼睛里含着泪花，最后真诚地嘱咐我：“你日后不要放下笔杆子，要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我没有言语，我默默地点点头。我转身走了，当我走出很远很远，回头瞅见了这位身子单薄消瘦的庆生在寒风里还在继续写黑板报……我想起了他刚才对我的嘱咐和对我的鼓励，我的心里感觉到热乎乎的。正是庆生的善良和真情照亮了我前面的道路。
一年后的秋末，我离开了六连，调到十七团糖厂（白彦花车站附近）一个月后，我又调到兵团电厂。（乌拉山电厂）碰巧，我与老连队的战友邵玉和竟同在一个宿舍，一个车间。他告诉我，我心里一直挂念的连队那个写黑板报的小伙子已病退回天津。后来，邵玉河办回北京后，我进了机关，在电厂搞文体宣传。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每天都能接触到《内蒙古日报》《内蒙古电业报》《巴彦淖尔报》等报纸杂志，开阔了我的知识视野。我没有忘记庆生对我的嘱咐，我常常深入各车间体验生活，我开始给《内蒙古日报》写些豆腐块大的新闻稿件，后来到几千文字的人物通讯，我很快成了《内蒙古日报》特约通讯员，我并在《内蒙古电业报》《巴彦淖尔报》发表写诗歌和散文。1982年，单位安排我去《巴彦淖尔报》社学习，开头我跟着报社的其他记者出去采访，后来我又单独出去采访，成了一位巴盟报的实习记者。我也迎来了第一次严峻的考验，报社总编派我与副刊编辑宋埔良老师采访在临河召开的全巴盟农牧民体育运动会。在这关键的时候，宋老师因病住医院，我只好一人去运动会场采访，除了要发新闻消息，还要写一篇人物通讯。为了拿到第一手新闻材料，我除了白日在运动会场上转悠和仔细观察，晚上我马不停蹄地又跑到各旗县运动员居住的饭店寻找领队与运动员们聊天，在闲谈中寻找新闻线索，寻找采访的典型人物。我很快地完成人物通讯《万元户农民，康大肚进城赛球》，经过宋老师的审核后，文章作者第一个作者著上宋老师的名，第二个作者是我的名字。文章见报后，颇有影响，得到了盟委的关注及报社总编李庭兰的称赞。李总编有意将我调到报社，无奈单位领导不同意。在电厂，我创作的报告文学《情系北疆》获得内蒙古电力职工文学大奖赛一等奖。每当我在文学取得一些成绩，我都想起了庆生对我的真诚鼓励，在乌拉山下的日子，我常常回忆起在老连队的艰苦岁月，我更思念老连队那个写黑板报的小伙子。
1987年，我离开这片曾让我曾洒下青春汗水和泪水的土地，调到天津工作。我一回到天津，就通过河北大街小新街一个小商店工作的连队战友赵金芳，我才知道让我思念的连队写黑板报的那个小伙子——任庆生在红桥区邵公庄街道办事处工作。那时候，回城的知青们都在为生活而奔波，上有老下有小，尽管我们同在一个城市，却不能够相聚。我刚不久，我创作的第一首歌词《草原勒勒车》在《天津歌声》杂志上发表，并接到邀请去天津群众艺术馆参加座谈会。90年初，我在红桥区文化馆文学社参加活动。5月，文学社接到红桥去政府，让我们文学社的成员采访区里的市劳模、先进党员。我负责采访红桥区八十中学教师、共产党员、市级劳模宋玉昆。经过到学校与教育局采访，我创作了报告文学《一曲灵魂建设工程的交响乐章》。
1991年6月，天津市红桥区委出版的书籍
一个月后，由红桥区政府区委出版了《先锋队风采》报告文学集。不久，在红桥区政府大礼堂召开了隆重的颁发《先锋队风采》一书的大会。主席台上，坐着天津市委第一书记谭绍文及区委区政府的领导，大会由红桥区区委书记张柏峰主持。红桥区各个街道办事处及区文化馆文学社的成员参加了此会。会上，在一阵雄壮的迎宾乐曲中，撰稿的作者个个走上了主席台，由谭书记亲自将书籍颁发给各个作者的手里。这是我回城后第一次见到如此的大场面。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第一书记谭绍文把《先锋队风采》一书发在我手上，又与我紧紧握手说：“红桥区的笔杆子，辛苦了！”我激动说：“谢谢首长的鼓励！”台下有天津电视台等天津等各大媒体的摄影记者给录像和拍照。我突然发现作者的人员中有一个让我熟悉的人影，他就是我一直思念的当年老连队写黑板报的那个戴眼镜瘦弱单薄的小伙子——任庆生。当时会场气氛庄严肃穆，我不敢随便过去与他打招呼。
散会时，我想在会场下面寻找久别的连队战友任庆生，没有料到邵公庄街道办事处的人员已先离开了礼堂会场，真让我感到失望，我们俩错过了一次相见的机会。
回到家，我翻开还散发出墨香的《先锋队风采》的书，我寻找到109页里有一篇《一个扎根于居民群众之中的党员》的文章，作者任庆生。我当时很激动，没有想到我与战友庆生在同一本书里相聚，没有想到在此报告文学集里，还有当年老连队写黑板报的那个小伙子的大作，这也是我拜读他的第一篇大作。他写的的是1945年入党的，邵公庄幸福里二片党支部书记兼居委会主任张秀芬。张是“全国三八红旗手，”连续七届区人大代表。文章写的真实感人，我为老战友庆生感到自豪！
转年春节后，我在红桥区中华楼，采访了与丈夫一起回天津探望中国婆婆的一位瑞典女世界语者卡特里娜，我创作了纪实文章《一个瑞典小姐的中国梦》，七天后，刊登在《天津日报》“万象，百态人生”版，此文立刻轰动津城，先后被北京的《世界》及武汉的《良友》《炎黄》杂志转载。紧接着我参加全国世界语第二届大会，去唐山采访了盲人世界语者樊东升，回津创作了报告文学《叩开光明之门，中国第一位盲人出访荷兰纪实》，在 天津《今晚报》“人物专刊”连载。此时我开始在天津各报刊发表文学作平，后来又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政协报》》等25家报纸杂志发表“名人与世界语”的作品。在我忙于文学创作的日子，我没有忘记老连队那个写黑板报的小伙子——我的战友任庆生。有一天，我给邵公庄街道办事处打电话，找任庆生。他们告诉我，任庆生已调到市委宗教局工作。
谁知道当年我与庆生分别后，38年后，我们俩才相聚。
记得2010年春节后，已退休的我参加天津五中及十五团校友战友聚会。我终于见到了思念已久的当年连队写黑板报的那个小伙子，现在变的不再年轻的老战友任庆生。当时我很激动地含着泪水，我紧紧握着他的手。这难忘的时光，历史记录了我与老连队那个写黑板报的战友回津后第一次握手。我的手里还带着那本《先锋队风采》一书，他在报刊上常看到我的文章。他又象当年在老连队一样地鼓励着我：“你一直没有放下笔，你真的很棒！”
我告诉庆生，我除了参加作协和世协活动，我还是团中央主管的中国光华知青基金会天津工作站的志愿者。我再三感谢他当年在《连队黑板报》刊登我的诗歌散文，对我的真诚的扶持。那天，庆生又给我引荐了曾在老连队改为分场担任主任，天津五中高一的老大哥，（他也是我妻子高一的同学）现在兵团战友合唱团团长孟昭明。孟大哥热情地邀请我参加合唱团。这样每个礼拜日，合唱团活动一次，每次活动我都能见到老战友庆生。
2011年8月27日，天津兵团战友合唱团在红桥区民族中学大礼堂。参加天津第五届老年文化艺术节老年合唱歌咏比赛活动。我们六十余位精神抖擞老年男女，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在我们的身上似乎还保留着当年兵团战士的豪气和英姿飒爽的影子。
任庆生穿着白衬衣，扎着黑领结，可精神了！演出前，有一位战友给我与庆生及孟昭明大哥、赵乃明战友拍了一张合影照。
还有一张是我们兵团战友合唱团演出盛况的照片，谁知这是战友庆生留下的唯一的一张演出剧照。关于这次演出及天津兵团战友合唱团的活动，我创作了一篇纪实文章《歌声点亮了美丽的晚霞——记天津兵团战友合唱团》，于2013年4月《兵团战友》杂志第二期刊登。
2013年6月底的合唱团活动时，庆生手里拿着本月21日的《中老年时报》有一版“天津知青列传”版面有记者葛登杨专访的的文章《世界语园地耕耘者——记知青世界语史料研究者付晓峰》并刊登我的一张彩照。他那天话很多，他对我说：“晓峰，你是咱们连队的骄傲。”我有些不好意思，我笑着说：“庆生，你没有上大学，却在市委宗教局已是处级干部，你是公务员，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自由撰稿人。”
有一次，合唱团在红桥区文化馆排练，快到中午，庆生告诉我，北京战友，我们的老班长赵光宏与老伴到天津观光，现在旅馆街转悠，他让我同他去南食品街接待老班长夫妇。我与庆生骑自行车赶忙行驶到南市食品街，寻找到了老班长夫妇。老班长握住我的手还幽默风趣地说：“诗人如今还写诗歌吗？”庆生在一旁笑着说：“晓峰如今是作家了。”我笑着回答：“我赶不上老班长的好运气，在连队被选调到上海读大学，，现在是北京大企业的工程师专家了。”在南市食品街一家大酒店，我们一边吃一边聊，我们又回忆了当年在兵团连队的岁月……我那天喝的有些高，我站起了唱了一首忧伤的俄国歌曲《小路》——
在那一条曲曲弯弯细长的小路
一直伸向迷雾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着爱人一道上战场
纷纷雪花掩盖着他们的足迹
没有脚步没有歌声
在那一片宽广银色的原野上
只有这条小路孤零零……
后来庆生与老班长也一起唱起来，这悲伤的气氛，弄得老班长的媳妇在旁边抹泪。餐后，我与庆生将老班长夫妇送到了天津火车站，我俩才骑车回家。
2014年之夏，我与庆生一起去天津红桥区登悦酒楼，参加内蒙古兵团战友聚会，那天也是《兵团战友》第二期杂志现场售书活动。
我记得我与庆生及其他战友一起合影。同年秋末，我们天津兵团战友合唱团赴北京参加内蒙古兵团文艺汇演，我和庆生也参加了。在北京平谷县的乡村饭店，我与庆生住一个客房。我俩有说不完的话，我还告诉庆生，在80年代初，我还在乌拉山电厂，探亲回天津时，我去北京新华印刷厂找人（我妻子的姑父在北京新华印刷厂）正赶上印刷厂职工下班，我在厂门口突然看见老连队班里的战友王光泽，他也发现了我。王光泽为人朴实豪爽，他热情地挽留我今晚留下来，他请我去北京饭店聚聚，他再找几个北京战友来作陪，我婉言地谢绝。因我在来京时就购买了晚上去天津的火车票。老战友刚相聚，却又匆匆分别，让我的心里感慨万分。至今难以忘怀。一天上午，我与庆生还在饭店客房的平台上合影留念。谁知道这是我和庆生最后的一张合影照！
有一次，庆生与我聊天，他告诉我，其实他并不喜爱文娱，他参加兵团战友合唱团活动是为了与战友相聚见面，也是支持孟昭明大哥的工作。我知道，这是庆生与说的心里话。后来他又来电话告诉我，他的那位在天津司法局工作的女儿辞职后去北京发展了，我还称赞地说：“你女儿有魄力，甩掉铁饭碗，到京城闯天下了。”他格格地乐。
日后，我俩见面的时候少了，常在手机微信上联系。逢年过节，我两在微信或电话上互相问候。2019年，庆生将《红色边疆网站》转载我的女知青伤痕纪实文学《乌拉山下二座女知青墓》转发给我。去年5月2日（2021年5月2日）我创作的女知青伤痕纪实文学《春天里不该凋谢的花——山西南杜庄窑洞坍塌，天津女知青身死始末》在《新三届》微刊上转载的作品发给了在北京给女儿看孩子的战友庆生。他说已收藏并留作纪念。几个月后，我给他发去微信，迟迟不见他回复，当时我以为他在女儿家照看外孙，做饭买菜格外地繁忙，顾不上回复。
去年过春节，我又象往年一样给他发微信，给庆生拜年，可还是没有回复。我慌忙给他去电话，也没有人接。今年春天，我给老连队战友罗友凉去微信，打听任庆生的情况。罗友凉在微信上沉重地告诉我，任庆生已在去年9月因心脏病住医院，心脏搭桥三天后不幸离世。我听到此噩耗，心里十分震惊和悲痛！谁能够想到退休才十年，四个月前还与我在微信上联系的战友却匆匆地离开人间……
我的战友庆生从一个初中生下乡病退回城，在街道办事处工作，又调到市委宗教局，退休前是正处级干部。这一切离不开他的勤奋努力，他善良朴实，艰苦朴素，做事踏踏实实。他永远是我做人做事的楷模。
多少天来，我的脑子总是浮现出，当年老连队写黑板报的那个戴眼镜瘦弱单薄的小伙子的身影…….我的兵团战友任庆生。我永远不会忘记他！
今天我将怀念他的文字，当作一束鲜花敬献在战友庆生的灵前……
付晓峰，祖籍天镇县。1952年出生内蒙古商都县，1965年就读包头十五中学。1971年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五团十七团战士，后调兵团电厂（乌拉山电厂）宣传干事。7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二十五家报纸和杂志发表文学作品。
已出版《绿星照耀在东方地平线上——华夏名人与世界语风云录》一书，《小火炬手之歌》报告文学集。2014年，山东枣庄大学国际世界语博物馆收藏作者于《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政协报》发表的“名人与世界语”名人传记文章33张报纸，并颁发收藏证书。
作者现为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天津世界语协会理事，全国世界语协会会员。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公众号发布付晓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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