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泽知乎】中国大规模减税是否可行？未来中小周期的投资机会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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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环Sarah.Xu：您认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减税概率几何，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发生？
西泽研究院：税收的本义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获取的“营业收入”。同企业相似，竞争性政府和垄断性政府，会有不同的公共产品定价权和税收强度，竞争性政府不一定会少收税，但他们税收和公共服务的性价比一定会比垄断性政府高一些。比如多党竞争的美国左派，斯堪的纳维亚高福利国家，也主张高税收高福利。总之，如果没有内外压力，无论是竞争性政府还是垄断性政府，都喜欢多征税，不喜欢减税。注意了，我这里说的是减税，不是减税率，减税和减税率之间还差一个拉佛曲线，因为还有税基的问题。美国共和党右派的供给学派就认为降低税率还可以增加总的税收呢，关键现在的税率是在拉佛曲线的哪一边。
我国也是一样，减税对政府来说都是痛苦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税率是在拉佛曲线的哪一边？如果过于在右侧的话，减税率反而会增加税收，因为拉佛曲线是个倒U型的。另外退一步讲，即使税率不在右边，降低税率不会增加税基和税收总额，也需要减税，因为不减税可能更痛苦。当前来看，外部环境，美国在减税，中美税差在发生不利于中国的变化，资本可能要外流，这是外部压力；内部环境，现在企业和劳动力的实际税负感觉都很大，尤其是企业，成本本来就在上升，五险一金又呈现税收化趋向，并没有较好的带来人力资本折旧投资和社会保障的预期。
从长期来看，我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也应该进行结构性减税了。减税是促进经济发展，降低收入分配差距的必然举措。在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增大的当下，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控作用的效果逐渐走弱，拉动经济增长需要依靠以“减税”为代表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现在来看也并不是那么痛苦。今年下半年以来，国家发布了旨在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相关文件，就是想通过税收的再平衡机制，有效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的税收负担。据估算，月收入1万元以下的工作者在新的税收政策下应纳税所得额降为0，可完全免除所得税。税收负担的降低可以有效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促进经济增长。至于由于税收引发的财政缺口，有多大。我认为还是在可承受范围内的。而且，降低税率对财政的冲击可能只是短期的，长期会培养更多的税基。希望决策层能看到这种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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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天：随着地产的下行，土地财政难于持续，经济承压，大规模减税是否难于实现？
西泽研究院：首先，减税确实会降低财政资金供应，加大政府负担。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维系整个国家的健康发展。西方经济学倡导的自由市场可以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但即使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也承认，在一些涉及国防、安全的领域，需要政府的介入。中国在高铁、航天航空、国防安全等领域取得的成就就得益于我们的制度优势。而这一体系，需要现代化、高效率的财政体系来维系。
另一方面，在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的当下，特朗普政府为兑现竞选承诺，大幅降低本国企业的税率，这对以“逐利”为目的的跨国资本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就像“中美利差”常常被用来衡量中美两国利率水平一样，“中美税差”也只有保持在合理区间之内，才能维持中国经常账户的稳定。因此，在美国税率走低的背景下，中国具有降低税率的外部压力。
从理论上来说，经济体的税率只有处在“最优税率”上，经济体才能释放出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根据市场机构的相关研究，中国的税率整体偏高，不利于经济系统发挥出最大潜能，降低税率对于经济的边际拉动作用比较明显。
土地财政是中央-地方财政博弈所形成的特殊现象，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高速发展的国家所具有的普遍现象。我国的土地财政，一是分税制后，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平衡的必然产物，地方上事权过多一般税收收入较少造成了常年的财政支出缺口，中央只好做出土地权利的让渡；二是美国次贷危机后，依靠地方来维稳经济增长加大地方投资支出的偶然产物。相对于增长缓慢征收成本较高的一般税收，土地转让金可以看成是税收的资本化，同时可以以此为抵押和背书来放大杠杆，有点“鸦片”的属性。本来是为了反危机而采取的临时举措，却被地方政府吸食成瘾形成了路径依赖。这是我国财政系统当前比较尴尬的地方。
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戒掉这个土地财政的瘾。当然也很难一下子完全戒掉，戒除的太猛容易“死人”即财政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同时再减税，的确是对财政的更大的冲击。但是，这次减税主要是减所得税，所得税六成是归中央的，地方影响相对不大。国税减少带来的缺口可以更方便的通过国债的安排来解决。另外相对于巨大的地方财政，当前降低所得税带来的影响应该是相对比较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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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风浮湖：减税哪些行业利润有增加的趋势？
西泽研究院：我们认为减税对两大行业影响是比较正面的，一是税收密集度和敏感度高的行业，二是大消费行业，都有较大的提振作用。减税的直接影响是增加了企业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会增加企业的投资支出和居民的消费支出。短期来看，我们认为增加的消费收入会增加居民对于食品饮料的非耐用品的投入，中长期来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稳定增加会增大居民对于汽车、旅游、教育、家用电气、医疗保健产品等方面的投入，并逐步通过消费升级，购买更加精细化、个性化的商品，利好在相关行业精耕细作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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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莉：中国会走入经济危机吗？中国的债务已经达到百分之两百多了，比起日本当年危机前的债务还高，而中国政府还在对内对外卖国债，还在加大开放，是不是都是为了增加流动资金，透支未来？是不是明知是毒药还不得不为之？
西泽研究院：首先你所定义的经济危机是指什么？很多人根据这些年的切身体会，认为产能过剩、经济增速下滑、债务攀升等各种问题就意味中国已经是经济危机了。诚然，中国经济确实经历了困境，但是，经济发展是动态的。产能过剩问题，已经从2015年开始通过“供给侧改革”不断化解。关于经济增速下滑的问题，中国经济已面临后工业化时期，经济结构调整难免会使GDP增速进入低增长的新常态。所以现在大家更焦虑的主要是债务问题，根据达里奥的观点，只要一国债务主要是以本币为主，且执政者采取及时适当的措施，那么就可以化解债务风险。也正因为政策层看到了债务问题，所以才有了“去杠杆”。在“去杠杆”之后，宏观杠杆率已经趋稳，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持续下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也正在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化解。
如果简单拿存量债务跟当年的日本比是不合适的，中国和当年的日本在人口结构、经济结构方面均存在差异。而且，日本当年签订《广场协议》后，继续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股市、房价大幅上涨最终泡沫破灭。而中国则是壮士断腕坚定“去杠杆”，这期间会有很多阵痛，也需要一个风险逐步缓释的时间，改革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举个例子，一个人得了癌症，做化疗手术可以抑制癌细胞生长，但也难免伤害健康细胞，同时，医生也不能直接给病人断食呀，不然癌细胞没死病人先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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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桔子：赵院长能不能在金融周期衰退的基础上，根据市场各数据监控，行业调研，政策预判，对未来中小周期的发展提出一些多空观点？
西泽研究院：中国经济结构升级过程中就蕴含了多空信号。消费方面，“新消费”（包括时尚消费、品质消费和农村消费等新概念）不断涌现。以网购消费举例，2018年上半年网上零售额占GDP比重已达9.74%；在服务消费方面，人们的旅游消费支出也在不断攀升，国内人均旅游消费支出已由2007年的482.6元增加至2016年的888.2元，居民消费支出中约55%为服务消费；农村消费也已不再停留在概念层面，据测算，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现了约10.6%的年增长。
投资方面，虽然房产基建数据不佳，但高技术制造业却成为一大亮点，在上半年紧信用环境下，制造业实现6.8%同比增长，而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高达13.1%。其中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66.3%，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业投资增长36.3%，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增长31.2%。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了产业变迁与升级，这是个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时期。
然而在二级市场上，上面只是基本面的逻辑，风险资产的估值是多因子驱动的。现在的核心驱动因子，是全球货币退潮和内部信用衰退带来的流动性紧缩问题，因此要多考虑资金面，β的配置还是要以流动性强的股票为主，以赚取流动性“利差”；在严监管政策转向的情况下，利率债和大金融板块应该也不错。阿尔法的配置，则要寻找这次流动性危机中被错杀的代表中国制造新兴生产力的股票。具体内容我们会持续进行研究，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