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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读懂中国式现代化——文明与自省

赵建 教授 西京研究院 2023-02-02

本文作者:西泽研究院院长 赵建 博士。本文为西泽研究院发表的第608篇原创文章,赵建教授的第566篇原创文章。本文为赵建博士的“中国式现代化十二讲”系列报告/课程之一,缩减版。课程目录如下:

中国式现代化:历史与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与自省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工业化与工业社会

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化与城市社会

中国式现代化:货币化与现代金融

中国式现代化:从高速度到高质量

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与公平社会

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发展与和谐社会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复兴与精神满足

中国式现代化: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式现代化:政治发展与国家治理


改革开放本质上是一种文明的自省。同样,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一个文明社会进阶中不断自省的过程。道路自信的基础是道路自省。在现实中,一个快速现代化的国家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在现代化的一般道路与本国国情的独特道路之间做出平衡。如果形而上的不顾独特国情,教条的贸然推进现代化,很可能是拔苗助长,一片狼藉。这是第一个自省的成果。

同样,如果一味强调特殊性,忽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会遭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很多东西,是每一个现代化国家绕不开的。很多事物的发展,只能根据第一性原理。比如在经济现代化层面,西方经济学中的“自私人性”和功利主义假设,恐怕也不分东方、西方,人性差异都是不大的。尊重人性,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最核心特征。否定人性中的自利性,企图让社会都成为“六亿神州尽尧舜”,恐怕也是一种理想图景。这是第二个自省。

但是尊重人性并不是放纵人性,因此市场自由必须要有法治体系做支撑,有社会主义体制做总量调控。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法治,也是普遍的一般规律。东西方国家的革命历史都表明,没有实现法治的各种激进运动,伤害的是每一个人。法国大革命被视为现代化的开端之一,但在其残酷无情的暴力过程中,不过是一条恶龙杀死另一条恶龙。脱离法治的以暴制暴,最终不过是暴力社会的轮回。现代化道路,必须在文明第一性原理的基础上不断的反思与自省,而不是一味的自负与抗拒。

因此,我们必须从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中寻找现代化的逻辑,然后从系统性的逻辑中反省独特道路。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不是宿命论。当五千年的古国旧梦被西方的船坚利炮惊醒,支撑原地反复打转的王朝周期律的超稳定结构就此被打破,一个新的的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扑面而来。中国的现代化大幕正式拉开,沧海桑田的变换绝非易事,伴随的是长达百年的阵痛,仿佛是一个古老文明的晚年凄凉——所谓的血泪史、屈辱史。

历史资源是一种文明,但若裹足不前倚老卖老,就很可能也是一种包袱。我们必须认识到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桎梏。中国五千年历史,两千多年的儒法国家形态,看似是一种摆脱了封建顽疾的“现代国家模式”(弗朗西斯福山,赵鼎新等),但实际上带有很强的传统宗法束缚。虽然,垂直化的科层体制、中央集权体制,的确是现代国家的雏形,也有强大稳定管理和集中动员力量,即强大的国家能力,但是明清以来,这种国家能力很不幸的拒绝了内生的现代化萌芽(资本主义与人文主义比如阳明心学),继续让历史在传统农业宗法文明的超稳定结构里轮回,看不到现代文明的曙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1956年8月30日八大预备会议)。同年9月24日,他又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这是一种民族自省,恰恰是中国式现代化开端的可能性。

现代化、现代性是西方的舶来品,但这并非我们自卑的原因,这是一个历史过程。自卑加上愤怒最容易转化为自负。汉唐时期西方还享用中华文明的成果。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中国摆脱两千年的历史禁锢融入人类文明的洪流,主动走向现代化道路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自觉。在这片过去似乎被时间诅咒过的大陆,王朝更迭的周期律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永夜,让中国人从未感觉到自我价值的存在。直到今天,新中国成立之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才真正的融入到了现代文明,并为全球贡献了应该贡献的力量。比如全球最多五分之一的人用“中国制造”,过去十几年最高贡献全球经济增长动力的三分之一,推动全球供给曲线持续右移等等。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化有着极强的吸收接纳和包容并蓄的能力。但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心智结构和学习曲线,那就是与相对重大创新、冒险和突破相比,中国是一个擅长“学习—模仿”的国家。所以,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最容易发挥“后发优势”,可以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历程。这意味着,空间可以创造时间。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乘以十四亿人口,让中国的现代化步伐,尤其是可模仿和复制的现代化过程,可以很容易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有些可以更好发挥规模效应的,比如高铁、电商、数字传媒等,都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然而今天,我所定义的后发展时代,中国的文明形态遇到了新的挑战,那就是如何推动经济现代化以外的社会、治理、文化等现代化,如何与世界文明相兼容,构建一个多样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人说,为何不是世界文明与西方文明融入中国文明,非得我们融入他们受“文化殖民”?当然这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路径。但是很不幸的是,不同文明圈相互理解,相互融合的和平与发展时代已经过去,今天文明的冲突成为主旋律。亨廷顿所划分的世界八大文明圈,正在以不可调和的矛盾相互对峙。世界是多样的,但强势的文明似乎总是想一统天下,最终走向“历史的终结”。

实际上,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与西方的现代化殊途同归,都是为了人们的美好生活,人的价值实现,从此岸到彼岸的自由。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包含着现代化、现代性所要求的核心元素,比如自由、法治、平等、民主。然而这需要一个过程,全过程民主,服从集体秩序的自由,发展机会的平等与不断推进的法治。中国人口众多,差异较大,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很多人,应该大多数人对现代化缺乏理解,甚至抱有抗拒的心态。艾森斯塔德专门研究了传统社会现代化中的抗拒力量,这种力量事实上超出了很多知识分子的想象

最大的抗拒力量恐怕是来自历史记忆的条件反射,中国的50后、60后恐怕还普遍残存,那就是关于反帝反修,关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关于国内外不断的斗争与运动。中国曾受过西方列强的屈辱压迫,如今要走西方道路为样板的现代化,虽然这个道路,即以模仿西方经济体制结合中国特色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让中国崛起和扬眉吐气,让每一个微小的个体得到尊重,但是很多人在心底深处,仍然带有怀疑和抗拒。何况,西方很多学者,对自身的现代化、西方定义的现代性,同样抱有深深的质疑与不安。那么站在这个历史条件下的中国现代化,该如何规避现代文明病而走出人与社会和谐的天下大同道路?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主要的一项任务是价值启蒙,从中国传统文明中提取现代性的一面。比如儒家的仁义信,墨家的兼相爱,道家的心灵自由,法家的契约精神(一部分)等,与马克思主义个体价值自我实现的彼岸自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体系等结合在一起,在文明多样化的自省中,走出一条让全世界尊重的独特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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