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古希腊智者学派之兴起
摘要：智者学派无疑是古希腊哲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枢纽,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可是由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对智者及其哲学思想的批判, 智者学派长期被排斥在主流哲学之外,被蔑视为诡辩家。因此智者学派没有得到公允的历史评价。本文在剖析古希腊民主政治发展与早期自然哲学衰弱的同时, 探究智者学派的兴起原因。
关键词：哲学;智者学派;智者运动;兴起;
智者, 原文是Sophistes, 来自sophia (智慧)。在公元前5世纪之前, 有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拥有专业知识、赋有才能、在某些方面具有专长。人们称他们为智者。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公元前5世纪,智者的含义发生了改变。公元前5世纪, 正值雅典民主政治的鼎盛时期, 伯里克利将军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政治改革,智者学派是雅典民主制的直接产物。改革后的公民大会、陪审法庭成为雅典政治的中心, 公民有了表达内心意见和建议的权利。在决定国家大事的公民大会上,人们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就需要提高自己演说和辩论的能力。人们想要在裁决生死的陪审法庭上取得胜利, 就必须学会为自己辩解取得听众的支持。所以,为了适应雅典民主政治的新需要, 出现一群四处游学并收费授徒, 以教授修辞学、论辩术为职业的教师。智者学派很难说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学派,他们好奇于社会起源和社会现象。处于雅典民主制鼎盛时期的智者都有着某些共同特点,如擅长语法技巧和辩论术;致力于逻辑学和修辞学的研究;关注人的世俗生活并从中概括和抽象出一般性原理;将世界本原问题主观化,带有着浓厚的怀疑论、相对主义色彩。笔者主要分析智者学派兴起的物质、理论根基。
智者学派的兴起正是因为工商业奴隶制经济的发展,人们从不能温饱的困境中解放出来, 更多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首先在公元前5世纪, 雅典的农工业、海外贸易等方面取得极大的发展,其经济规模超越以往任何时期。单一的城邦经济在伯里克利的改革下成功过渡到帝国主义经济。经济的优势促使雅典在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优势也得到扩大。其次由于希波战争的发生,希腊逐渐控制“提洛同盟”并私自动用联盟备用金使希腊经济得到高速发展, 甚至成为地中海地区的霸主。此时,人民的财富也得到了极大充足。大量不用于生存需求的财富成为人们参与政治生活, 获得知识的资金,其也提供给了智者们生活和进行研究的物质保障。正如修昔底德曾记述的那样:“人们用于优雅的、舒适的、豪华的、私人消费的花费,足以与以前所进行的伟大的和规模宏大的公共工程项目相匹配。”雅典的繁荣吸引了希腊其他城邦的“有识之士”,因此成为了爱琴海的学术中心。人力资源的引进与经济资本的积累为智者学派的兴起提供了条件。
经过梭伦和伯里克利的一系列改革,雅典民主政治确立并进入繁荣时期。“之所以称之为民主, 是因为行使的权利不是交给少数人, 而是交给多数人。”在参与政治生活中,人们总是与自己的对手出现分歧, 与自己的对手进行辩论并取得胜利,往往是表达自己政治主张的最佳途径。学者布里曾说:“希腊民主城邦的宪政决定了普通公民具有在公共场合发言的能力,这种能力对于任何人都是不可少的……要学会如何辩论, 这就要求有一种较高层次的教育。”人们开始重视这些用于政治生活的专业知识。因此在历史潮流中,一群四处游学并收费授徒, 以教授修辞学、论辩术为职业的智者诞生了。智者所讲授的知识直接迎合公民参与政治生活需要,而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者与追随者。雅典民主制的繁荣直接影响智者学派的兴起与发展。
自公元前8世纪, 希腊人进入城邦时代。在长达3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教育领域并不是统治者改革的重点。希腊几乎没有多少系统的教育, 智者们承担了教育改革的历史使命。梭伦改革确立了一套分级和分科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使考核合格的学员成为正式的城邦公民并获得参政议政的权利。因传统的教学体制赋予部分青年政治权利, 但其授课内容严重脱离现实,根本无法满足学生参与政治生活的现实要求, 导致青年们没有获得政治知识和辩论艺术。因此, “学习新的研究课题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公共生活为擅长说教宣传的人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在修辞、演说和辩论方面的准备乃成为实际需要。”社会上具有一种巨大的再教育需求,传统教育体制的无力在制度上促进了智者运动的兴起。于是, 智者们代替传统的教育者, 成为了真正的职业教育者。
伯里克利改革使雅典民主政治达到顶峰,教育领域的一系列改革弥补了传统教育体制的局限性, 从而营造出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 这使得智者的存在成为可能。首先,雅典公民的知识素养普遍较低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困境, 其不能有效参与政治生活制约了雅典民主政治发展。伯里克利在改革中大力扶持学术和文化活动,并提供资金支持文化教育, 对参与文化活动的公民给予学术津贴,有效地营造了外邦“有识之士”来雅典兴办学校的良好氛围。智者们在雅典四处讲学并与统治者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这使得智者运动在统治者们的推崇下遽然兴起。“他最亲密的助手, 可能也是他本人唯一的朋友,都是些艺术家、思想家和哲学家。”足可见伯里克利对智者运动的积极态度对智者运动的兴起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其次,雅典民主制保护公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 鼓励每个公民都发表自己的看法。智者运动就在一种人们自由讲学、自由辩论的学术环境里蓬勃发展。
智者学派被称为“古希腊哲学的小憩”,在早期自然哲学向形而上学过渡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这一次“小憩”不仅自身硕果累累也为形而上学的辉煌奠定了基础。智者运动虽不是一次纯粹的哲学运动,但其哲学发展上的实质是自然哲学的局限性的暴露。从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本原”以来,哲学已经经历两个世纪的发展。然而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们对于什么是“本原”争论不休。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们将目光放在“何者为本原”的问题上,其得出了多种答案。总体上来说,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们对“何者为本原”的回答经历了由一种物质到多种物质的过程。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提出了最著名的命题“水是万物的本原”,成为自然哲学的开端。自然哲学家们用简单的还原方式将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某种具体物质, 如水、气、土等, 或者归结为某些抽象性原则,如“无定”“数”“存在”等。早期自然哲学家给希腊留下关于“本原”“自然”的大量知识财富,几乎已经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点。在毕达哥拉斯之后的自然哲学家, 他们大都继承了前辈的理论资源,并且面临着共同的困境: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运动是假象, 根本不存在运动?“存在”是“一”还是“多”?
关于“变化”的问题最先展现在哲学家面前。“一切皆流,无物常驻。如同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是赫拉克利特的著名命题。早期自然哲学无法解释多元的社会关系, 这既是自然哲学的新困境,又是人们对社会变革更深入的思考。自然哲学的本原观已经不能满足于人们对于人类本身以及社会的“惊异”。对于现实世界的解释,自然哲学已经显得无力。为了解释本原与世界的关系, 巴门尼德批判米利都学派和爱菲斯学派并开创了两条道路:“真理”之路和“意见”之路。在这条路上,他倾向于否定现实世界的真实性, 认为存在是永恒的不是生成的, 是不变不动的唯一。这种做法割裂了本原与运动的关系,维护了本原的绝对性。巴门尼德抛弃了现实世界而选择了本原, 为了维护哲学自身的纯粹性而抛弃了现实世界。在本原与世界的紧张中,早期自然哲学家已经穷尽了一切的可能性, 但自然哲学早已不能自圆其说, 其发展不可避免地要突破原有的框架。他们围绕着“一”与“多”,“变”与“不变”的关系思考本原问题并众说纷纭, 其争论为智者运动提供了契机。智者们为人类的认识打开了崭新的一页,其引导人们将目光转向于“活生生的世界”, 哲学从天上回到人间。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 希腊与外部世界以及雅典与希腊其他城邦之间的交往增多,人们的视野不再局限,见识更加广博。人们开始怀疑长期被认为是正确的观念是否是相对的。引以为傲的制度是否是唯一不变的。美国学者梯利说:“这进一步推动了独立思考和行动;随之而来的是这样一种欲望,即争取权力和那些使人赢得权力的东西,如财富、声望、文化、实力和成功。宗教、道德、政治、哲学、科学、和艺术的传统观念受到批判。”所有这一切最终促成“一个伟大的命题”的产生:“人是万物的尺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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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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