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恐惧文化盛行的时代，我们如何增强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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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菲雷迪（Frank Furedi）是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和评论家，著述丰硕，其中包括《恐惧文化》、《恐惧政治》、《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和《偏执的家长》。因为是我非常喜欢和关注的英国社会学家，十多年来，我一直阅读他在英国《尖刺》杂志上的专栏文章，也曾经因为翻译版权的事和作者有过几次书信往来，亲身感受到他的热情和友好。最近从自己的博客中发现最早的一篇译文是2005年10月28日发表在《世纪中国》上的“恐怖推销”，其原文就发表在《尖刺》杂志上，较新的是2017年12月10日发表在《爱思想》网上的“身份认同政治的隐蔽历史”，现在可找到的大概有24篇，清单附在文后，有兴趣的读者可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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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雷迪教授曾经在1997年就出版过一本名为《恐惧文化》的书，其中文版在2004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是方军、张淑文、吕静莲。主要章节包括危险的激增、我们为什么会恐慌？虐待文化、危险的陌生人的世界、你能信任谁、新的礼节、恐惧的政治学等。他在书中谈及人们渐渐从有无危险的角度来看待亲密的人际关系，增加人们在交往时的恐惧感，助长社会形成怀疑的氛围，竭力想回避社会面临的各种挑战，挫伤冒险、探索和实验精神。该书因为敏锐的洞察力和神奇的预测性而广受推崇。

21年后的2018年新出的《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有哪些新内容呢？首先，时空背景不同了，他的大部分预测都变成了现实。过去几十年，恐惧文化愈演愈烈，恐惧的使用频率大幅增加，诸如“恐惧政治”、“犯罪恐惧”、“恐惧因素”等时髦术语的兴起说明恐惧已经变成当今公共对话中最显著的参照物。其次，《恐惧之道》试图探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两大主题：恐惧为何在当今社会赢得道德上的支配地位，当今的恐惧与从前体验到的恐惧有何不同？

菲雷迪教授认为恐惧文化的主要推手之一是道德权威的衰落。恐惧似乎提供了暂时解决道德不确定性的办法，为此受到众多利益团体、政党和个人的欢迎。当今社会持续遭到令人恐怖的信息的大轰炸，我们时时刻刻遭遇难以衡量的、无法对付和控制的种种威胁。我们已经养成了从恐惧视角看待一切的习惯，与此同时还养成消极被动和孤独无助的心态，所有这些都加剧了无奈和焦虑的情绪。恐惧视角的形成鼓励不同群体出于利益目的争先恐后地制造恐慌，相互指责对方制造恐惧气氛，大打恐惧牌。结果，我们竭尽全力要在未知和危险的世界里不断寻求新的安全感。我们渴望绝对的确定性，对不确定性实行零容忍，以为实现零危害的目标是可能的，但这些一厢情愿的追求反而加剧恐惧和不安全感。恐惧是如何产生的？媒体在恐惧文化泛滥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哪些人从恐惧文化中受益呢？所有这些都是菲雷迪教授在阐释当今困境中试图回答的问题。菲雷迪教授预测除非社会找到对待不确定性的更积极定位，否则，恐惧的政治化就会愈演愈烈。菲雷迪教授相信，理解了恐惧之道就能鼓励我们养成更加积极的态度，帮助我们走向较少恐惧的未来。

下面，我从道德权威衰落、恐惧主题制造、无限追求安全三个方面简要概述菲雷迪教授发表过的相关文章，涉及大学怪相、专家独裁、猪流感、手淫、注意力不集中被道德化、幸福政治、身份认同政治、育儿政治等，希望这些额外的信息可以作为菲雷迪教授书中谈论内容的补充和佐证。

菲雷迪教授在“金钱买不来激情”中说，如果大学老师能激发学生的理想主义和好奇心，就不会被学生仅仅当作花钱雇来的仆人。学生眼中的师生关系是冷冰冰的金钱关系，老师服务提供者，学生们是顾客，如学生挂在嘴边的话“我们花钱买学位，你应该让我们的钱花得值”。一旦大学老师需要学生尊重其地位和权威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失去这些东西了。年轻人在刚入大学时带来的理想主义和智慧激情在大学里遭到抑制和破坏，对此大学难辞其咎。

思庐哲学编辑，慧田别偷了

他曾经在“不要将大学变成诊所”中认定求真比师生的感受更重要。他主张大学必须对自己进行再教育，重新把学术自由作为教学科研的根本，鼓励从改变大学与学生的关系入手开始变革。期待学生像大人一样行动，有道德自主性和独立学习能力，能对付困难的、甚至“危险的”观点。 大学生的幼稚化已经达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有时候竟然是学生自己主动要求保护，免受令人担忧的思想的打扰。他强调学术自由是学术探索赖以生存的思想和道德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里对学界同行的学术自由的不宽容并不是以真实的面孔---即禁止发表非传统的或令人讨厌的观点呈现出来，而是替那些受到非传统思想或惹人讨厌的观点攻击的人进行貌似开明的辩护和开脱。从这个角度看，提倡真正开放性的思想文化是一种恶劣的行为，因为它鼓励学者敢于冒险和质疑一切。这与本书中谈论的大学里的“安全空间”的论述相映成趣。

菲雷迪教授曾在“拒不承认”中谈及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他说科学研究能为我们提供重要问题的证据，但是社会如何解释这些证据有赖于争吵和辩论，还受政治，道德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关于可接受的风险程度，可期待承受多大的痛苦，什么是安全的等，每个文化都有些不同的说法。科学对这些问题有重要的观点要表达，这些是不能也不应该忽略的。但是，科学并没有提供某个问题对社会来讲的答案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没有任何话题应该被看作禁忌。这也是为什么科学不能用来终结讨论。在我们寻求意义的时候，我们有权力争论和辩论，自由表达对任何问题的看法。

民众无知、专家盛行、精英权威衰落被作者认为是恐惧文化泛滥的主要推手。菲雷迪教授曾在为沃尔特·拉克尔（Walter Laqueur）的《欧洲的末日》（The Last Days of Europe）和戈尔（Al Gore）的《理性的破坏》（The Assault On Reason）写的书评中谈及对公众的怀疑和对未来的恐惧。他说，在戈尔看来，公众的无知是美国政治生活的基础。戈尔警告说“当公众在政治过程中只是观看，聆听，没有说话的份儿，整个政治过程就是骗人的。”但是，这正是当今提升专家意见的地位后给公众分配的角色。拉克尔在《欧洲的末日》中表现出来的焦虑不是公众的政治无知，而是欧洲精英对文化的无知。他注意到欧洲精英已经失去了对自己生活方式的信仰。“在当权派中间，属于某个国家（或者欧洲）的思想只剩下很少的荣誉感，”他说“这样的社会根本无法为新来者提供任何指导。”在这样的“文化和道德相对主义”气候下，许多新移民对所在国的生活方式无动于衷也就可以理解了。

与本书讨论的内容更密切的是“专家暴政”，菲雷迪教授说，在充满破坏性的变化、道德及思想出现混乱的时代，作为理性和科学的化身的专家成为给人安慰的权威。这是一种宣称代表客观真理的权威形式，专家作为这种真理的拥有者拥有了更优越的道德地位。专家地位上升的前提是传统权威的衰落。风俗习惯和传统真理的逐渐退却造成了寻求指导和建议的需要。对专家的需要是在人们缺乏足够的思想资源来认识这个世界的文化气候中形成的。（思庐哲学编辑）在西方社会遭遇因果关系危机的时代，公众自然乐意拥抱那些宣称拥有科学真理权威的人。现代时代的一个特征就是不能再想当然地做事，形成个人在没有专业人士指导的情况下无法管理自己生活的观念，人们从出生到上学、就业、婚姻和死亡的生活的任何方面都成为专业顾问的服务范围。我们生活在充斥个人培训者、导师和顾问的时代。政客退缩在专业知识的复杂性和复杂议题的盾牌后面，而不是竭力简化解释或者获得对问题的解决。专业知识变成了为政府在不能发挥任何建设性作用的公共和私人生活进行干涉来辩护的手段。

菲雷迪教授在“专家独裁”中说，政治精英因为对自己的权威性缺乏信心，开始寻求其他的途径来为自己的行动赋予权威色彩，比如他们拥抱科学和专家意见的权威性。欧洲精英主动放弃主权，与国际机构中的其他精英分享权威，是缺乏安全感的寡头精英的尝试，要为自己的行动推卸全部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当今的政府跻身国际公民社会中比面对本国大众感到更自在和舒适的原因。但是，权威外包是非民主的，破坏了决策民主的责任追究制。通过专家来管理让政治选择成为多余的东西。

他在“敬重精英的时代已经终结”中进一步阐述了道德权威的衰落。他说，在人类经验的几乎每一个领域，专家都被呈现为创造事实和真理的人。（思庐哲学编辑）那些不尊重专家的人将面临风险，如被指责为不理性、愚昧迷信或者就是个笨蛋。问题不在于专业知识本身，推崇专业知识的背面是宣扬公众无能的观点。很多评论家认为公众是非理性的，常常受制于情感冲动。政治精英不是把民众越来越不敬重其观点看作是人们对其价值观的否定，反而认为这是民众拒绝承认事实或拒绝承认真理本身。最近，民众对西方既得利益者的真理的敬重越来越弱小已经促成它发起一场反对民粹主义的圣战。

恐惧文化泛滥的典型表现是即使平凡的行为现在也被看作内在具有风险和危险性很大的事。从前，社会是把恐惧和清楚认定的威胁联系在一起：恐惧死亡，恐惧某个具体敌人，恐惧饥饿等，恐惧成为人们用来认识世界和对世界做出反应的工具，恐惧本身成了一种威胁，它可以附着在各种各样的事件和现象上。恐惧意识开始被看作存在的正常状态。个人的所谓脆弱性和无力感与我们面对的挑战的可怕威力形成强烈反差。通过不断夸大人类面临的风险，污染、全球变暖、灾难性流感、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各种健康威胁、甚至个人选择的局限性好像都被当今不确定性所无情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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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雷迪教授在“猪流感与恐惧文化”中总结了恐惧文化的种种表现，如猪流感爆发被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称为“全人类都受到威胁”。热衷制造耸人听闻的恐怖信息的宗教人士喜欢诉说环境破坏是人类的罪过，世俗的人士则喜欢夸大问题的严重性，挂在嘴边的话是“这不过是冰山一角。”尤其是理科专家最喜欢的话是“研究显示……”健康积极分子最喜欢的说法是“……对你的健康是个威胁。”环保主义者的口头禅是“除非我们改变生活方式，否则地球就将被毁灭。”人际关系专业人士最喜欢的诊断是“你有自尊方面的问题”。法律和秩序道德鼓吹者最喜欢的魔法是“犯罪在蔓延。”恐惧市场企业家最喜欢的口号是“你的安全是我们最大的关心。”他们常常利用流行的恐惧文化推销其企业兜售其产品。他们常常警告忐忑不安的家长，除非购买他们的安全商品，否则将要承担伤害自己孩子的责任。

在“自恋让你盲目”中，菲雷迪教授阐明了当今对自恋式手淫的赞美来自对风险、激情和人际关系的深层蔑视。他以伦敦举行的欧洲第一个“马拉松自慰赛”为引子分析了赋予手淫以美德和道德意义的缘由。传统的道德家企图阻碍人们婚前性行为，如今的性教育宣传则希望把性和感情割裂开来。今天的“治疗文化”对“人际关系上瘾”的诊断表达了对亲密关系的深刻怀疑，对亲密、激烈和相互依赖的关系的强烈厌恶，不断地教导我们考虑自己的需要以便获得满足。人们很少因为爱自己太多而被批评，你再怎么爱自己也不算过分。追求爱情成了一种风险，围绕人际关系的焦虑重新塑造了对热烈爱情的欲望，亲密关系的狂喜，和失去亲密关系伙伴的痛苦和失望，并把所有这些当作疾病的症状。“小心点，你可能会受到伤害”成为反映时代心态的信号。

除了把性道德化之外，书中还谈及恐惧道德化，威胁道德化，婴儿喂养道德化，艾滋病道德化等，菲雷迪教授曾经在“心不在焉的时代”一文中论及将注意力不集中被道德化。因特网的崛起和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给我们身边带来没完没了的干扰源：来自朋友的短信、电邮、图片分享，源源不断的音乐和视频，不停变化的股票报价、新闻和更多新闻。如果关掉数字流，（思庐哲学编辑）我们就陷入错失恐惧症（FOMO），陷入总在担心失去或错过什么的焦虑心情中。他说注意力不集中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年轻人实现社会化的障碍。在19世纪，注意力不集中的状态变得彻底道德化，被视为工业进步、科学发展和繁荣的威胁。到了19世纪末，心不在焉已经成为种族堕落的标志。到了1970年代，注意力缺乏症（ADD）的合法性医疗诊断进入主流语言，被呈现为有缺陷的道德控制。最近几十年见证了注意力不集中的这种概念化的戏剧性翻转。与18世纪它被视为异常不同，注意力不集中常常被描述为正常状态。注意力不集中不再被视为只影响少数人的状况，人类专注潜力的削弱被描述为存在问题，据说与源源不断流向我们的数字信息流的破坏作用有关。专注仍然被认为是值得向往的却几乎难以达到的目标。

幸福政治是保姆国家和治疗国家的表现，是治疗文化恐惧文化演变的结果。菲雷迪教授说，幸福当作美德来庆祝是受到个人利益至上心态和对公众生活的醒悟来推动的。西方社会对社会参与和公民责任所必须的美德和感情的价值越来越不重视，而旨在实现自我满足的感情被当作值得称道的东西来推崇。个人自我已经成为社会、道德、文化生活的关注焦点。新工党政府的幸福生活精神领袖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宣称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是让社会更幸福。政府成为个人的心理治疗师和感情管理者。评论家描述的‘保姆国家’如果用‘治疗国家’来描述可能更准确。治疗政策的目标就是在政府和个人之间通过管理我们内心的生活建立密切关系。幸福已经变成了可以被老师讲授的容易消化的公式，公众可很快学会，政策制定者能有效管理的东西。但是，幸福决不能像幸福快餐一样被生产出来或者标准化，也不能依靠仁慈的政策制定者的恩赐。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幸福是个人通过与生活的挑战搏斗而经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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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幸福政治相比，身份认同政治是更具现代性特征的热门话题。菲雷迪教授在“身份认同政治的隐蔽历史”把身份认同政治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对启蒙性普遍主义的反叛。启蒙思想家认为，人类是通过创造历史而创造自我。启蒙因此能够发展成为一种超越个人和个别族群的特殊经验而上升为意识形式。反启蒙的观点则谴责人类的普遍主义，宣称唯一重要的身份认同是属于特定民族或者族群的身份认同。（2）左派和新社会运动。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解放运动提出黑人身份的政治化是前进方向。其他族群和少数派别拥抱类似的途径以便获得新权利，女性解放和同性恋者解放的运动将焦点集中在女性和同性恋者体验的具体性上，以便实现她们被剥夺的权利和自由。（3）受害者身份认同的汇合。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激进主义变得筋疲力尽，越来越不愿意投入到社会变革的工程中去。在此期间，左派的很多传统盟友逐渐被描述为体制受害者。受害者的意思不再是个人遭受的例外形式的伤害而是不公平社会的必然条件，受害者的意义被扩展到包括了众多不同族群的体验。受害者意识的蔓延很可能是这个时代最具典型性的文化遗产。受害者的权威占支配地位，变成了身份认同构建的重要文化资源。（4）身份认同政治的治疗性心态。“不受谴责的受害者”的观念赋予自封的受害者一种道德权威的优越感。从前的学校身份认同政治将攻击目标针对他们看到的政治的经济和社会壁垒，将其精力用来克服各种歧视，其主要目标是实现平等。但是，与当今身份认同政治不同，他们没有通过“都是我”的心理性和自恋式语言投射其争取的目标。人类的团结成为身份认同政治的主要牺牲品之一。

就在译稿即将完工之际，我又看到菲雷迪教授的最新文章“恐惧恐惧本身”。该文探讨了育儿方式的变化，从前的观念是孩子不打不成器，如今则转变为直升飞机家长。从前家长觉得孩子需要一定的恐惧才能健康成长，（思庐哲学编辑）如今的家长已经习惯于孩子的恐惧，要不惜一切代价消除孩子的恐惧。专家担忧家长在管理孩子的恐惧时无能为力，现在孩子们被认为从从前更加脆弱得多。与此平行出现的还有以孩子为中心的育儿文化，尤其是在中产阶级家庭。家长和教育者被警告应该承担起责任，保护孩子免受心理健康遭到破坏的威胁。教育者也支持保护孩子免受恐惧侵扰的呼吁，常常有人宣称家庭作业引起孩子们的脊椎弯曲、晚上做噩梦和精神崩溃。孩子们的恐惧是通过成人的想象协调的，常常表达了家长心中潜伏的焦虑。对脆弱身份的恐惧，对失败的恐惧，对低自尊的恐惧，对标准降低的恐惧和对考试影响孩子心理健康的恐惧等，对竞争的恐惧和对竞争性体育运动的恐惧和对纪律的恐惧都是教育辩论中经常出现的话题。通常，这些恐惧的幽灵被放大，对脆弱孩子的焦虑获得独立的生命。现在有可证实的文献，恐惧不安的“直升飞机家长”是限制孩子健康发展的罪魁祸首。不过，作者也指出仅仅批评直升飞机家长也不公平，因为家长的种种做法也是迫不得已，遭遇连篇累牍的安全警告和专家建议的狂轰乱炸，家长遭受强大的文化压力，自然要心惊胆战。

个人安全之所以成为超级价值观是因为当今人们的自主性缺乏和对人的能力缺乏信心。菲雷迪教授在“自主性理想”中指出，自主性的批评家认为媒体的威力、消费社会的影响或意识形态的无所不在已经将普通人完全吞没，这些力量往往令人根本没有办法根据自身利益去独立思考和行动。很多人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选择，因而自主性是一种幻觉。他承认自主性的发挥总是遭遇外部限制----自然障碍、经济突变、战争、冲突和社会动荡。（思庐哲学编辑）今天则常常面临深刻怀疑自主行为渴望的文化氛围的困扰。但是，无论什么样的障碍阻挡自由决定的行动，人都只能通过争取自主性来负责任地行动。通过自由反思观点和自己决定什么好什么坏，我们学会以负责任的和独立的公民的身份行动。在这种协商过程中，人们不仅形成自己的观点而且影响他人的观点。自由决定的行动开发了我们做出判断和据此行动的潜力，反过来，我们要为自己的行动负责，对他人负责。选择的权利伴随着我们为选择的后果承担责任的意愿。道德独立性通过选择的权利而实现，是真正的人类自由所不可或缺的东西。

本书的结论是走向较少恐惧的未来，其选择的途径是挑战历史记忆的丧失，恢复英雄主义和英勇行为的历史记忆可以消除恐惧视角感知未来的单一维度倾向的危害。同时要直面宿命论者的悲观情绪，人类并非只是人生或者神灵的棋盘上的棋子，可以通过概率思维掌控风险，培养对不确定性的自信心，重新思考社会化教育的方式，重新审视对公民的期望，并思考人性问题，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思考恐惧视角之外的选择，让社会拥有能够赋予民众意义和希望的价值观。菲雷迪教授在“让人性重新返回人文主义”中阐述了类似观点。他说，人文主义思想最吸引人和最重要的因素是它拒绝固定的思想体系的需要。真理是有，但它只是对特定的时刻而言。人文主义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反对什么，而在于它主张什么：人类经验作为知识基础的重要性。正是通过人类思想和社会经验的交互作用才能让社会变得人性化，推动社会的前进。当今人文主义者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厌恶人类的文化的泛滥，对人类及其发挥积极创造性角色潜力的日益明显的疏远心态。这种心态的来源不是来自宗教，而是来自世俗。人类常常被描述为威胁地球存在的讨厌的寄生虫，如“地球第一”运动者（Earth First）叫嚣的“四条腿好，两条腿坏”。人文主义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对人类尊严的蔑视。当今世界好像被普遍的厌恶人类的心态所控制，人们对人类取得的进步不屑一顾，对人类运用理性改变事态发展的能力严重缺乏信心。重新恢复能动性和历史思维意识是重新让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前提。它要求我们坚持人类从前的成就，包括追求卓越的标准，人类行为和价值的文明形式。20世纪确实有让人惊骇的罪恶，人类陷入野蛮和屠杀的堕落深渊。尽管现代社会堕落的规模比从前更加巨大，但是也只有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样的事件才被普遍认为道德上的耻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带现代社会的罪恶表现出来的道德上的强烈厌恶常常伴随着对确保更加人性化的社会可能性的理性和有意识干预自然和社会的框架的公然否定。人类能动性的重新确立不需要创立伟大的哲学，而是需要通过给予人性以力量实现人文主义的人性化。

正如菲雷迪教授在为该书写的中文版序言中所说，我们的机构和文化都陷入极度恐惧之中。心怀恐惧已经成为当今半官方的公共教义，只不过名义上还没有说出来而已。人们被持续不断地提醒和敦促要意识到危险，要谨慎和小心，要小心翼翼地避免冒险，要听从形形色色的专家给出的五花八门的警告。恐惧文化传播了这样一种观念，我们面对的威胁要远比人类历史上遭遇的威胁更为严重得多。普遍使用诸如“丧失信心”和“丧失胆量”“丧失自信”等往往表明社会对应对挑战和威胁的能力感到焦虑和紧张。本书试图解释为什么这种悲观主义论调变得如此猖獗，以及恐惧是如何在当今社会发生作用的。

21世纪的恐惧对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巨大影响力可以有两种主要的解释。一种途径宣称恐惧文化得势是人们对世界变化太快而脱轨感到焦虑促成的。这个世界可能变得让人类无法理解和控制了。《恐惧之道》采取了不同的途径，其集中在影响人类的道德和文化困惑，这些困惑在很多情况下让人们丧失了成功应对不确定性和威胁的能力。

毫无疑问，恐惧之道在中国有依据这个社会的体验和文化的独特表现。我们中国人对未来的焦虑和担忧常常集中不同问题上，未必与美国和欧洲的恐惧一样。但是，最近爆发的有关疫苗安全、孩子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等恐惧表明，恐惧文化揭示的种种不安全也同样在困扰着中国人。相信这本书讨论的问题对中国读者会有很多启发，希望有助于我们增强自信，建设好我们伟大的国家。

本文根据作者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12月15日出版的《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写的译后记修改而成。---作者注

作者：吴万伟来源：弗兰克•菲雷迪著《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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