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新冠肺炎爆发后，84岁钟南山院士的一举一动总是备受关注。不论是在赶往武汉的高铁餐车上研究文件的照片，还是证实新冠肺炎“人传人”现象的发言，亦或是“不去武汉，不出武汉”的建议……钟南山的出现，仿佛一剂社会情绪的镇定剂。
这种信任来自钟南山在抗击“非典”时期所起的领军作用。当年SARS爆发后，钟南山的一个好友说，“谁出来说话可能大家都不信，但钟南山一出来说，大家就都信了。”这种信任超越了学术范畴，使钟南山的存在打破了传统意义上某一领域的学术专家形象。
而信任的源头，恐怕就是钟南山在医生、科学家、知识分子、委员和代表等多重身份之下，仍然坚持的那个简单的原则：实事求是，讲真话。
记者 | 王珊
84岁的钟南山有一件事一直在坚持，那就是周四下午的门诊。每到这一天，很多人慕名而来，门诊室、候诊区，甚至连走廊都挤满了来看病的人。只有坐在诊室里，环绕在钟南山头顶的如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全国卫生系统最高荣誉“白求恩奖章”获得者等各种名号和头衔才能一一剥去。这里的钟南山只是一个看病的大夫，他看重的是自己的医德，觉得最重要的是挽救病人的生命。
钟南山出生在医学世家。他的父亲钟世藩是儿科专家，在70岁高龄和身体多病、眼睛几乎失明的情况下编写了儿科著作《儿科疾病鉴别诊断》，有50多万字。母亲廖月琴曾担任广州肿瘤医院副院长，是护理学专家。跟着父母在医院长大的钟南山打小耳闻目睹父母对待病人的态度。他发现，两人的喜怒哀乐是跟病人病情的好坏密切关联的。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是，经过努力病人的病情还是没有得到改善。“那时就觉得，当医生能给别人解决问题，会得到社会的尊重。”钟南山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做医生是钟南山的愿望。1955年，钟南山考入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医疗系，但当时的社会状况使得他在毕业10年内一直与医生这个职业相距有点远。由于父母的身份问题，钟南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后代”。从1960到1970年，他在学校当过辅导员，待过放射医学教研室，后来还去过农村，当过工人、校报编辑。直到1971年，他才从北京回到了广州，进了广州当时的第四人民医院。
回到广州的钟南山已经35岁。医学是一门看重经验的学科，除了大学三年半的学习，钟南山在这个领域可谓毫无优势，他被安排到了最基本的急诊科。没多久，他就闹出了岔子，有一名病人因为消化道出血被送到急诊科，钟南山却将对方诊断为结核病，还主动请缨将病人送往结核病防治所。这一事情使得钟南山成为医院指指点点的对象，“连咳血和呕血都区分不了，还当什么医生，搞什么急诊？”
受了刺激的钟南山自此开始发奋努力，跟着医院的大夫学习诊断和治疗，晚上回家还会继续做功课。当时的同事还记得，两三个月内，粗壮健硕的钟南山就小了一个码，原本圆头满腮、笑口常开，现在确是颧骨凸显一脸严肃，甚至有人怀疑他是不是健康出了问题。但8个月后，同事们发现钟南山变得不只是外表，能力也“顶得上一个主治医生了”。
1974年钟南山调入慢性支气管炎防治小组。当时我国有一项对全国6000多万人的普查显示，慢性支气管炎患病率为3.82%。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总理向医务界发出号召，要求广大医务工作者做好群防群治。钟南山注重调查和研究。他和同事下乡，一早就起床。钟南山骑着单车，同事坐在后面，抱着农民的痰——这是他们做研究的标本。钟南山转头对同事说：“你要拿好那个痰，要誓死保卫那个痰。”1979年在小组的基础上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成立。一位同事刚来就发现这个地方跟医院其他地方都不一样，别人只管看病，他们科室还要负责研究，不断地接到课题，还会分出很多研究分支。钟南山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说自己从一开始就没想过单纯做一个医生，只是在外科做手术或者是内科看病。“我不满足，生活要有一些挑战，有挑战才会有理想。我是科学家，从某种意义上我在做研究，我不是搞专门的基础理论，也不是专门当医生的。”
2003年被钟南山称为“特殊的一年”：遇到很多未知的课题，无章可循，自己一天要做出几天的工作，包括治疗的问题、学术上的问题，还要制订国家规划。“这原本是要一星期完成的工作，变成了一天来完成。我的思想遭遇也很特殊，从原来不太被重视，甚至遭到误解，到后来变成被关注的对象，甚至是众矢之的。”
引发这一“特殊”性质的是SARS（非典型肺炎）的爆发，此时，钟南山已经67岁。2002年底“非典”病例最早在广州出现，钟南山在12月22日碰到了第一个“非典”病人，对方是从广东省河源市转院到钟南山所在医院的，病症表现有些奇怪：持续高热、干咳，双肺部炎症呈弥漫性渗出，阴影占据了整个肺部。两天后，从河源传来消息：当地医院救治过该病人的8名医务人员均感染发病，症状与病人相同。2003年1月，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随卫生部的专家组去广东进行调查，他们发现了SARS只有在近距离、出现临床症状的情况下才会传染的特性，但当时大家都忙着寻找和确认病原，没有人关心公共卫生专家的分析。曾光说，等到他们的声音被听到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防控期。一直到2003年2月，“非典”在广州大爆发，钟南山说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疾病会如此严重，传染速度那么快。
“非典”病毒不可避免地开始从广州往外扩散，北京的第一个病例在2003年3月5日被发现，随后参与抢救的医生、护士等16人，有13人被传染。曾光说他在给北京市领导的报告中反复强调了切断传染源、保护易感人群的重要性，然而，很少有官员了解公共卫生知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某省省长对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说，SARS之后他才知道疾控中心这个单位是干什么的，是值得重视的。2003年5月30日，一位妇女乘地铁时用棉纸垫着握杆以避免感染SARS病毒。
事实上，一直到2003年4月14日，北京被确认的“非典”患者人数还被描述为只有37例——在当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疾病信息需要自下往上报，因为有些地方官员担心这些数字会影响自己的政绩，会对病例数量进行瞒报。“非典”之后，钟南山曾经以1988年上海30万人爆发丙肝事件来类比“非典”，同样没有引发全国的注意，这和错误地以为“增加这些东西的透明度、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会影响国家的形象”有关，以至于当时的总体意识还是希望稀里糊涂让事情过去。
2003年4月13日，北京召开了关于SARS的新闻发布会，钟南山被要求参加。当记者问到“是不是疫情已经得到控制”时，钟南山忍不住了，他对媒体说：“现在病原不知道，怎么预防不清楚，怎么治疗也还没有很好的办法，病情还在传染，怎么能说是控制了？我们顶多叫遏制，不叫控制！连医护人员的防护都还没有到位。”顿时场面哗然。“非典”的真相自此才一点点向公众揭开。4月18日的发布会通知，北京已确诊“非典”患者339例。为了弄清这个数据，有关部门不得不对北京地区二级以上的175家医院，一家一家地进行核对，才查清北京地区所有医院收治的病例。4月20日，由于防治“非典”不力，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委副书记孟学农被免职。同一天，北京“非典”确诊病人和疑似病例，较之前一天成倍增加。混乱和恐惧之中，人们记住了钟南山的名字。也因为SARS，钟南山在公共领域范围内更广泛地被人熟知。作者：经营幸福《伟大的英雄》
同年，钟南山被总理温家宝点名参加“中国－东盟领导人关于非典型肺炎问题特别会议”。这一年，他去了16个国家和地区，以一线医学研究者的身份讲解中国如何应对“非典”。只要有机会他就主动演讲，实事求是地把中国情况告诉国外专家和媒体，讲述中国政府是怎么做的，采取了什么措施，取得了什么成效。这种做法得到很多国外学者的认可。这一做法使得钟南山成为中国的一扇窗户，也使得他成为推动中国公共卫生建设的一面旗帜。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永华曾在接受采访时说：“SARS是一场灾难，但它也是一次契机，一次让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赢得发展的契机。它就像一面镜子，一下子反映出许多长期被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在“非典”之前，中国没有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案，也没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认定和分级标准，更别说存在相应的应急指挥系统和分级负责制、岗位责任制。此外，政府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发布、新闻传播、多部门协调、社会动员、重大控制措施实施都没有明确规定。钟南山在ICU室内观察患者状况
2003年5月，国务院出台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条例》，这部法规条例被认为是“公共卫生事业的转折点”。随后各部委又相继颁布了应急预案，除了涉及重大传染病流行、中毒事件、环境污染、核泄露等公共卫生事件外，还涉及洪涝灾害、地震、台风等各种自然灾害，以及铁路、民航、电力、银行、煤矿等领域的重大事故。2007年8月，国家又出台了《突发事件应对法》。
此外，“非典”之后，全国公共卫生系统开始了空前的大规模建设，各地对公共卫生的投入都有几十倍甚至成百倍的增长，并对信息报告和发布制度进行了完善。2013年H7N9（禽流感）爆发。在分离出H7N9病毒后两天，我国政府即正式向社会公布了疫情信息，并通报了世界卫生组织。随后，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密集出台了一系列预防、控制、诊疗方案，为疫情防控提供了系统全面的规范和指导。
“非典”之后，钟南山连续担任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他敢说真话的风格一直没有变。这一特质，让他在“两会”上变成媒体追逐的对象，对于记者提出的问题，他都会给出自己的看法，每一次言论几乎都会引发广泛的讨论。2013年全国“两会”上，他说“雾霾与肺癌有极大的关系”。2015年，他又痛批一些公立医院的医生不讲医德、违规使用心脏支架创收的行为，他举例说：“广东某医院的一个心脏导管大夫为病人做冠状动脉照影，本来问题不大，但是最后给放了5个支架。”
“我自己有一种感觉，好像专门喜欢跟谁较劲，老觉得不管走到哪儿，自己都不太受欢迎。”
钟南山说他一直记得中学时代一位老师曾对他说过：“人不应单纯生活在现实中，还应生活在理想中。人如果没有理想，会将身边的事看得很大，耿耿于怀；但如果有理想，身边即使有不愉快的事，与自己的抱负比也会变得很小。”他同样看不惯那些不爱发言、即使发言也显得十分沉闷无趣的同伴。在某一年“两会”上，终于忍不住的他发言：“现在大家的发言，8分钟是肯定和表扬，2分钟是自我表扬，最后1分钟提点问题，而且还鼓掌，我一直想，他们鼓什么掌呢？”
在钟南山的办公室里，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助信，但是很多都与他的专业无关。钟南山会尽量回信或者帮忙转交到合适的部门。在担任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期间，钟南山每年都会准备3到4个提案。这些提案都是他在调研和多方了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比如说，他对儿科“医生荒”的问题了解不只是建立在对外界基本的感知上，他仔细研究过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给他发来的调研资料，还去医院做过调研。“为什么当时会流失，社会价值、受尊重程度并不能反映儿科医生们的辛勤付出啊。”钟南山说他只是认为在某个位置上就应该将事情做好。他曾对媒体讲过他对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两个身份的理解。他说政协委员就是反映群众的想法、呼声，反映政府政策在具体执行中存在什么问题、偏差。作为人大代表，他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一个阶层、一个地区的群众，所以应该多收集资料，了解老百姓关心的问题。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基本是一致的，都是为更好地替政府出谋划策。
一直到现在，钟南山都认为自己在2006年“两会”上的问责成为后来查处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的导火索。会上，钟南山在第一句话就是：“药监局的领导来了没有？”他随后的问题是，为什么一药多名现象如此严重，比如罗红霉素就有34个牌子，价钱从3元到30多元的都有，一年批1万多种新药，怎么批的？2006年底，郑筱萸因涉嫌收受贿赂被“双规”，第二年被判处死刑。
“非典”之后，钟南山说自己讲话其实更谨慎了。“因为有时候有些话会被媒体或者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引用，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对于一些疾病、一些问题的看法，我现在就会想得多一点。以前反正是怎么想就怎么讲了，没什么考虑。不过总体而言，大多数情况是好的，特别是那些我认为很有把握的话，讲出来，通过媒体能够让有关人员特别是病者知道的话，是有很大好处的。我还是推崇这个，因为人最可贵的是讲心里话，心里话不一定都是对的，你拿出来批判也没关系，但是能够启发大家思考就达到目的了，就很好。”
本文转载于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
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39期参考书目：《钟南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