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真正优秀的女人应该如何看待爱情、独立和衰老
波伏娃论爱情
“爱情”这个词对男女两性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这是使他们分裂的严重误会的一个根源。拜伦说得好，爱情在男人的生活中只是一种消遣，而它却是女人的生活本身。
几乎所有的女人都梦想过“伟大的爱情”：她们经历过爱情替代品，她们靠近过这种爱情，它以未完成的、危险的、可笑的、不完美的、虚假的面目造访过她们，但很少有人把自己的生存真正奉献给它。那些爱得发狂的女人，往往没有在幼稚的轻浮爱情中耗尽自己的心；起先，她们接受了妇女的传统命运：丈夫、房子、孩子；要么她们经历了凄苦孤独；要么她们把希望寄托在多少失败了的事业上；当她们把自己的生活奉献给一个精英时，她们看到了拯救自己生活的机会，便狂热地投身于这种希望。
（本文由思庐哲学编辑）
对大多数女人来说，即使允许她独立，爱情仍然是最有吸引力的道路；承担自己生活这种事是令人焦虑的；少男也愿意转向比他年长的女人，在她们身上寻求一个向导、一个教育者、一个母亲；但他的成长、品行、他自己内心遇到的约束，都不允许他最终止于退让这种容易的解决办法；他只把这样的爱情作为一个阶段来考虑。男人的幸运——在成年时和小时候——就在于别人迫使他踏上最艰苦但也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就在于她受到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一切都促使她走上容易走的斜坡：人们非但不鼓励她奋斗，反而对她说，她只要听之任之滑下去，就会到达极乐的天堂；当她发觉受到海市蜃楼的欺骗时，为时已晚；她的力量在这种冒险中已经消耗殆尽。
她对他而言不是一切，但她竭力相信自己是必不可少的；必要性没有等级。如果他“不能没有她”，她便自认为是他宝贵的生存基础，从中得出自己的价值。她满心欢喜地为他服务，但他必须感激地承认这种服务；按照忠诚的一般辩证法，奉献变成了要求。一个审慎的女人会寻思：他需要的果真是我吗？男人喜欢她，以特殊的温情和愿望想得到她，但他对别的女人就没有如此特殊的感情吗？许多恋爱的女人心甘情愿受骗；她们想无视一般包含在特殊之中，男人让她们产生幻觉，因为他一开始也有这种幻觉；他的欲望中常常有一种狂热，似乎在向时间挑战；在他想要这个女人的那一刻，他热烈地想要她，只想要她：因此，那一刻是绝对的，但那是一刻的绝对。女人受愚弄，过渡到永恒。她被主人的拥抱神化，便以为自己总是神圣的，生来是为神服务的：只有她才能这样做。可是，男人的欲望既是激烈又是短暂的；它一旦得到满足，很快会消失，而女人往往在产生爱情之后变成他的囚徒。这是整个通俗文学和流行歌曲的题材。“一个年轻男人走过，一个少女唱歌……一个年轻男人唱歌，一个少女泪水滂沱。”
如果男人长久地依恋女人，这仍然并不意味着她对他是必不可少的。但这正是她所要求的：她的退让只有在恢复她的威望的情况下才能挽救她，不可能逃避相互性的作用。因此，她必须受苦，要么就必须自我欺骗。她往往先求助于后者。她把男人的爱情想象为她给予他的爱情的准确对等物，她自欺地把欲望当成爱情，把勃起当成欲望，把爱情当成宗教。她迫使男人欺骗她：你爱我吗？同昨天一样爱吗？你始终爱我吗？她灵巧地在缺乏时间做出微妙和真诚的回答时，或者在情势不允许这样做时提出问题；正是在交欢中，在病痛初愈时，在呜咽时或者在火车站月台上，她紧紧地追问；她把得到的回答当做战利品；得不到回答，她就让沉默代替说话；凡是真正恋爱的女人，多少是妄想狂。一个正常的女人有时最终对事实屈服，承认自己不再被爱。但是，只要她没有走到承认这一步，她就总是有点不诚实。甚至在彼此相爱的情况下，一对情侣的感情之间也有一种根本的差异，她竭力要掩盖。男人必须在没有她的情况下，也能站得住脚，因为她希望得到他的辩护。如果他对她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因为她要逃避她的自由，但如果他承受这种自由（没有它，他既不可能是英雄，也不可能是个普通人），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人会对他是必不可少的。女人接受的依附来自她的软弱，她怎么能在她所爱的恰恰是其力量的男人身上找到相互依附呢？
真正的爱情应该建立在两个自由的人互相承认的基础上；一对情侣的每一方会互相感受到既是自我，又是对方；每一方都不会放弃超越性，也不会伤害自身；两者将一起揭示世界的价值和目的。对这一方和那一方来说，爱情将通过奉献自身展示自己和丰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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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争先恐后地宣布，对女人来说，爱情是她的最高实现。尼采说：“作为女人去恋爱的女人，只会更深刻地成为女人。”巴尔扎克说：“从高层次来说，男人的生活是名誉，女人的生活是爱情。女人只有把她的生活变成持续的奉献，才与男人平等，如同男人的生活是持续的行动那样。”但这仍然是一种残忍的欺骗，因为女人所奉献的，男人根本不操心要接受。男人不需要他所要求的无条件忠诚，也不需要取悦他的虚荣心的盲目崇拜；他只有在无须满足这些态度所带来的要求的条件下，才接受它们。他向女人宣扬要奉献，她的奉献又使他厌烦；她对自己无用的奉献感到不知所措，对自己虚妄的生存也感到不知所措。有一天，女人或许可以用她的“强”去爱，而不是用她的“弱”去爱，不是逃避自我，而是找到自我，不是自我舍弃，而是自我肯定，那时，爱情对她和对他将一样，将变成生活的源泉，而不是致命的危险。但在这之前，爱情以最动人的面貌，概括了压在封闭于女性世界中的女人、受伤害又不能自我满足的女人身上的诅咒。无数的爱情殉道者抗议命运的不公，因为它把荒凉的地狱当做最后的得救，提供给她们。
波伏娃论独立
独立的女人今日在对职业的兴趣和对性生活的操心之间抉择，她很难找到平衡，如果她要实现平衡，代价是做出让步、牺牲、使出杂技的功夫，这就要求她处于持续的紧张状态。应当从这里，而远非从生理依据中寻找常常在女人身上观察到的神经质和脆弱的原因。很难确定女人的身体构造在什么程度上在她身上表现为不利条件。例如，人们时常寻思，月经产生什么障碍。通过活动或行动成名的女人，似乎对此并不重视：她们的成功是否正应该归因于每月不适的程度很轻？人们可以思索，是否正好相反，选择主动的、有雄心的生活给予她们这种天赋，因为女人对她的不适的关注加剧了这种不适；女运动员、行动的女人，不像其他女人那么感到痛苦，因为她们不介意自己的痛苦。当然，也有机体上的原因，我见过有些体格强壮的女人每个月要在床上躺上二十四小时，忍受无情的折磨，但她们的事业从未因此而受到阻碍。
我深信，落在女人身上的大部分不适和病痛，都有精神原因：妇科医生是这样告诉我的。正由于我所说的精神紧张，由于女人承担的各种任务，由于她们在其中挣扎的矛盾，她们一直疲乏不堪，用尽她们的力气；这并不意味着，她们的病痛是想象出来的，病痛就像其反映的处境，是真实的，强烈的。但处境不取决于身体，是身体取决于处境。因此，当工作的女人在社会上拥有她该有的位置时，她的健康状况不会损害她的工作；相反，工作会大大有助于她的生理平衡，不让她只是一味关注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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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评判女人的职业成就，并由此出发要预料她的未来时，不应该视而不见这总体的事实。女人正是在这痛苦的处境中投入了职业生涯，她们仍然受到女性身份传统上带来的负担的奴役。客观形势对她依然是不利的。一个新来者想在敌对的或者至少是不信任他的社会中开辟道路，总是很困难的。理查德·赖特在《黑孩子》中指出，一个美国年轻黑人的雄心壮志从一开始就受到阻碍，他要坚持的斗争仅仅是为了提升到白人的地位，从非洲来到法国的黑人也遇到——在自身和外界——与女人遇到的相同的困难。
女人首先在成长时期便处于低下的地位，我在谈及少女时已经指出过了，但必须回过头来更准确地再谈一谈。女人在读书时，在她的生涯具有决定性的初期，很少果断地碰运气，许多人随后由于起点糟糕而处于不利地位。事实上，正是在十八岁至三十岁之间，我谈到的冲突会达到紧张的极限：这是决定职业生涯的未来的时刻。不论女人生活在父母家里，还是结了婚，她周围的人很少会像尊重一个男人的努力那样尊重她的努力；人们会强制她侍候别人和做苦活，侵犯她的自由；她仍然深受教育的影响，尊重她的女性长辈确认的价值，受到她童年和青少年的梦想的缠扰；她很难调和她过去的遗产与未来的利益。有时她拒绝她的女性身份，在贞洁、同性恋或者泼妇的挑衅态度之间迟疑不决，她穿得很糟，或者女扮男装：她在挑战、做戏、愤怒中失去许多时间和力量。相反，她往往更想确定女性身份：她爱俏，她出门，她调情，她恋爱，在受虐狂和咄咄逼人之间摇摆不定。无论如何，她扪心自问，激动，精力分散。她仅仅由于受到外界事务的纠缠，就不能全身心投入事业中；因此，她从中得到的利益不多，更准备放弃。
对力求自足的女人来说，极其令人沮丧的是，存在和她属于同样社会范畴的另一些女人，她们最初有着同样的处境，与她一样的机会，现在却过着寄生生活；男人可能对特权者感到愤恨，但他同他的阶级利益一致；在整体上，起步时机会均等的男人几乎达到同样的生活水平；而在男人的中介作用下，同样条件的女人却有着迥异的命运；已婚的或者舒适地受人供养的女友，对只得依靠自己获得成功的女人来说，是一种诱惑；她觉得自己被迫要走最艰难的道路，每当遇到一个障碍，她便寻思，是否不如选择另一条道路。有个没有财产的小个子女大学生愤慨地对我说：“没想到我必须用我的头脑去获得一切！”
男人服从不可推却的必要性，女人则应该不断更新她的决定；她往前时并不笔直对准面前的目标，而是让她的目光在周围扫视；因此，她的举止是胆小的，犹豫不决的。尤其她觉得——就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她越往前走，就越是放弃其他机会；她成为女学者、有头脑的女人，一般不讨男人喜欢；或者她由于过分瞩目的成功，会使她的丈夫、情人感到屈辱。她不仅愈加致力于显得优雅、轻浮，而且遏止自己的冲动。希望有朝一日摆脱自身的忧虑，和在承受这种忧虑的同时，要放弃这种希望的担心，两者合在一起，阻止她毫无保留地投身于学习和职业。
只要女人还想做女人，她的独立地位就会在她身上引起自卑情结；反过来，她的女性特点使她怀疑自己的职业机会。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点。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十四岁的小姑娘在一次调查中宣称：“男孩更好，他们更容易工作。”少女深信，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
由于家长和教师都承认，女孩的水平低于男孩，学生也就乐意这样认为；实际上，在中学里，尽管课程相同，她们的素养要低许多。比如，除了一些例外，哲学课程的女生班水平明显低于男生班：许多女生不愿继续学下去，她们学得很肤浅，还有一些女生缺乏竞争动力。只要考试容易，她们的不足还不太显示出来；但到严格的考试，女生便意识到欠缺；她不是归因于教育的平庸，而是归因于对女性不公正的诅咒；她忍受着这种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不平等；她说服自己，她的成功机会只在于耐心和用功；她决定吝啬地节约自己的力量：这是很糟糕的盘算。尤其在要求有点创造、创新、新构思的学习和职业中，功利态度是有害的；就翻译希腊文来说，谈话、课外阅读、散步时自由遐想，也许比平庸地堆砌长句更为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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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认真的女生被尊重权威和博学的重负压垮，眼光狭隘，扼杀了身上的批判意识和智慧。她有条不紊的顽强精神造成紧张和厌烦：在准备参加塞夫勒高等师范学校招生考试的女生班里，笼罩着令人窒息的气氛，使任何有点生动个性的人泄气。女考生给自己制造一个苦役监，却一心想逃遁出来；她一合上书，便想起完全不同的事。她不知道学习和娱乐相结合、精神历险具有虎虎生气的丰富时刻。她受到任务的徒劳无益的压抑，越来越感到力有未逮。我记得一个取得教师资格的女大学生，在谈到男女都要参加的哲学考试时说：“男孩子可以在一两年内通过，我们呢，我们至少需要四年。”另外一个女大学生，康德的一本著作列在她的必读书目上：“这是一本很难读的书：这是一本给巴黎高师男生看的书！”她似乎设想，女人可以降低分数通过考试。事先就被打败，实际上是将一切胜利机会让给男人。
由于这种失败主义，女人对平淡的成功很容易凑合过去，她不敢定高标准。她只受到肤浅的培训就开始工作，很快就限制她的抱负。在她看来，自食其力往往是相当大的优点；她本来可以像其他许多女人那样，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男人；为了继续保持独立，她需要做出令她自豪却也使她精疲力竭的努力。一旦她选择做某件事时，她觉得已经做得够多了。她想：“对一个女人来说，这已经很不错了。”有个从事不寻常职业的女人说：“如果我是男人，我会感到不得不位居前列，但我是在法国占据这样岗位的唯一一个女人，对我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在这种谦虚中有着谨慎。女人担心，想走得更远会自毁前程。
必须说，她因不被信任而束手束脚是有道理的。一般说来，上层等级敌视来自下层等级的新贵：白人不去看黑人医生，男人不去看女医生；但是，下层等级的人充满特有的自卑感，时常对战胜命运的人怀有怨恨，会宁可投向主人；特别是，大多数囿于崇拜男人的女人，热衷于寻找男医生、男律师、男办公室主任，等等。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不喜欢待在一个女人手下。她的男上级，即使对她评价很高，也总是对她有点优越感；身为女人，如果不是一种缺憾，至少也是特殊的。女人必须不断争取起先没有给予她的信任。开始，她是可怀疑的，她必须做出表现。如果她有价值，她要表现出来，人们是这样断定的。但价值不是一种既定的本质，这是幸运的发展导致的结果。感到不利的偏见压在自己身上，只有在十分罕见的情况下才能有助于克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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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的自卑情结正像通常的情况那样，导致自卫的反应，这种反应是权威的矫枉过正。例如，大部分女医生要么太有权威，要么太少权威。她们如果是自然的，就不令人害怕，因为她们的整体生活使她们诱惑人，而不是指挥人；喜欢受支配的病人，会由于简单做出的劝告而感到失望；女医生意识到这一事实，采取严肃的声调和说一不二的口气；这时，她没有自信的男医生身上吸引人的坦率和善。男人习惯使人敬服，他的主顾相信他的能力，他可以随意行动，他肯定给人深刻印象。
女人不能使人产生同样的安全感，她故作高傲，她夸大，她做得过分在事务和管理中，她表现得一丝不苟、吹毛求疵、动辄咄咄逼人。就像在学习上，她缺乏从容、奔放和勇气。为了成功，她变得拘谨。她的行动是一系列的挑战和对自己的抽象肯定。这是缺乏自信产生的最大弊端：主体不能忘掉自己。这个主体不能豪迈地奔向一个目标，而力求做出别人要求的价值表现。在大胆地投向目标时，会有遭受挫折的危险，但也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结果，谨慎会导致平庸。在女人身上很少遇到对冒险、不求结果的体验的兴趣和没有功利的好奇心；她力图“从事一门职业”，就像别人要为自己建造幸福；她受到男性世界的支配和围困，没有胆量砸烂天花板，不能热情地投入计划中；她仍然把她的生活看做一项内在性的事业：她不是指向一个目标，而是通过对象指向主体的成功。
例如，在美国女人身上可以看到这种十分惊人的态度。她们乐于有一份“工作”，表明她们能够做好它，但她们并不热衷于任务的内容。同样，女人倾向于过分重视微小的失败和平常的成功；她时而泄气，时而趾高气扬；当成功在意料之中时，还可以平常之心对待，如果成功出乎意料，则变成令人陶醉的胜利；女人自高自大、忘乎所以，卖弄炫耀微小的成绩，理由就在于此。她们不断回头观看，衡量走过的路，这就中断了她们的冲劲。她们通过这种办法可以找到体面的职业，却无法实现伟大的行动。
必须补充说，许多男人也只能筑造平凡的命运。只是与他们当中的佼佼者相比较，女人——除了极少数例外——在我们看来是让人牵着鼻子走。我提出的理由足以解释这一点，但丝毫不能担保未来是怎样的。今日的女人要做出丰功伟业，最需要的是忘掉自己，但为了忘掉自己，首先必须坚信从今以后找到自我。女人刚来到男人世界，得不到男人的多少支持，还过于专心寻找自我。
波伏娃论衰老
人们以为，最热烈地迷恋自己的美和青春的女人，经历最难熬的不安；但其实不然；自恋的女人过于关注自己的身体，不会预见不到不可避免发生的情况或者没有安排撤退的位置；当然，她会对自己人老珠黄感到痛苦：但是至少，她不会感到意外，会很快适应。忘我的、忠诚的、献身的女人被突然的新发现搅得心乱如麻。“生命只有一次，这是我以前的命运，如今我成了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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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她周围的人惊讶的是，在她身上产生了彻底的变化：这是因为，她离开了自己幽居的地方，摆脱了自己的计划，她突然感到自己孤立无援，面对着自己。她越过意外撞上的这块界石，觉得自己只是徒具形骸地活着；她的身体不会有什么指望了；她没有实现的梦想和欲望，将永远也不能实现了；正是在这种新前景中，她转向了过去；告别过去，算一下账的时刻来到了；她作出了总结。她对生活强加给她的狭隘限制感到惊惶。面对她本人这短暂的令人失望的经历，她重新恢复青少年时代站在不可知的未来前的行为：她拒绝它的有限性，她以自己人格含糊的丰富去对抗自己生存的贫乏。由于作为女人，她多少被动地经历了她的命运，她觉得别人夺走了她的机会，欺骗了她，她从青年时代过渡到成熟时期，却没有意识到。她发现她的丈夫、她的圈子、她的操劳都和她不相称，她感到自己不被人理解。
她孤立于周围的人，自认为略胜一筹；她怀着藏在心里的秘密（这是了解她的不幸命运的神秘钥匙）封闭起来；她寻求尝试一遍她还没有用尽的可能性。她开始写私人日记；如果她找到善解人意的知己，她就投入到没完没了的谈话中；她日夜反复思考她的憾事和不满。就像少女梦想她的未来将是怎样的，她回忆她的过去本可以是怎样的；她回忆自己放过的机会，构想出往昔的美好小说。海伦妮·多伊奇举出一个女人的例子，她很年轻的时候就摆脱了一桩不幸的婚姻，然后在第二个丈夫身边度过漫长的平静岁月；在四十五岁时，她开始痛苦地怀念第一个丈夫，沉溺在忧伤中。对童年和青春期的思念又活跃起来，女人反复地无休止地讲述自己年轻时的故事，对父母、兄弟姐妹和童年朋友深藏的情感重新激发出来。有时，她浮想联翩，沉浸在消极的忧郁情绪中。可是，她往往突然想挽救自己失败的生存。
她通过同自己平庸的命运作比较后刚刚发现的这种个性，她夸耀它，展示出来，她赞美它的优异之处，她迫切要求别人公正地对待。经验使她成熟，她认为自己终于能够突出自己，她想重振旗鼓。首先，她付出感人的努力，想阻止时间前进。一个做了母亲的女人认为她还可以生育：她热烈地企图再一次创造生命。一个性欲强烈的女人竭力征服一个新情人。轻佻的女人比以往更加想取悦于人。她们都宣称从来没有感到过自己这样年轻。她们想说服他，时间流逝没有真正触动过她们；她们开始“穿得年轻”，故作天真。
衰老的女人很清楚，如果她不再是一个肉欲对象，这不仅是因为她的肉体不再给男人带来鲜嫩的感受，也是因为不管她愿意与否，她的过去、她的经验把她变成了一个人；她为自己斗争过、爱过、期待过、痛苦过，享受过；这种自主令人害怕；她想否认这种自主；她夸大自己的女性特点，她打扮，喷香水，让自己变得迷人、妩媚，变成纯粹的内在性；她带着天真的目光和孩子的声调欣赏男性对话者，滔滔不绝地提起小姑娘时的回忆；她不在说话，而是在唧唧喳喳，拍着手，放声大笑。她是带着一种真诚来演这出戏的。因为她投身的新兴趣，她要摆脱旧常规和重新开始的愿望，给了她从头再来的印象。
其实，这不是真正的开始，她在世界上没有发现可以通过自由而有效的行动达到的目标。她的激动有一种古怪的、不连贯的、徒劳的形式，因为它只用来象征性地弥补过去的错误和失败。例如，女人趁着时机尚好，竭力实现她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所有愿望：这一位重新练钢琴，那一位开始雕塑、写作、旅行，她学滑雪、外语。凡是她至今拒绝去做的一切，她决定——始终趁着为时不太晚——接受下来。
从女人承认变老那一天起，她的处境改变了。至今，她还是一个年轻女人，与神秘地使她变丑和变形的不幸作激烈斗争；她变成一个无性别的、但达到完成阶段的不同的存在：一个上年纪的女人。可以认为，这时她绝经的危机已经过去。但不应该下结论说，今后她的生活变得容易。当她放弃与时间的厄运斗争时，另一种战斗开始了：她必须在人间保持一席之地。
（本文由思庐哲学编辑）
女人正是在她的秋天和冬天摆脱枷锁；她以自己的年龄为借口，逃避压在身上的苦差事；她太了解自己的丈夫，不再被他吓倒，她避开他的拥抱，在他身边——以友好的、冷淡的或者敌意的态度——安排属于自己的生活；如果他比她老得快，她就把夫妇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她也可以让自己不顾时尚和舆论，她免去上流社会的义务、不再关心节食和美容，就像谢里重新看到的莱娅摆脱了女裁缝、出售紧身褡的老板娘、理发师，怡然自得地随意吃喝。至于她的孩子们，他们已经长大，不再需要她，他们结了婚，离开了家。她摆脱了义务，终于发现自己的自由。不幸的是，在每个女人的历史里，重复出现我们在女人的历史中看到过的这个事实：她是在无事可做的时候发现这自由。这种重复并非偶然：父权制社会给予一切女人的职能受奴役的面貌，女人只有在失去一切有效性时才摆脱奴役地位。将近五十岁时，她充分占有自己的力量，感到自己富有经验；男人正是接近这个年龄时达到最高的地位、最重要的岗位，至于她，她已经要退休了。人们只告诉过她要忠诚，如今任何人都不再要求她忠诚。她变得无用，不能证明自己生存的必要性，她望着余生毫无希望的漫长岁月，喃喃地说：“没有人需要我了！”
作者：西蒙娜·德·波伏娃
来源：《第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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