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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民哲显得多余?

单继刚 思庐哲学 2021-03-19


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上,民哲不时高调亮相,其中不靠谱者,被某些专业人士当了典型,讽刺挖苦纷纷,我的朋友圈里就收到过好几篇这样的文章。


“民哲”(amateurphilosophers)是对非哲学专业人士的简称,他们作为哲学专业人士(professionalphilosophers)的相对方而存在。我认为,两者的分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统治地位有关。随着知识的分化和分工的专业化,职业哲学家和非职业哲学家同时获得了规定。如果上述看法正确,也许可以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哲学系的诞生视为两者分化的标志。


网络上流传的一些民哲研究作品

 

无论如何,从根本上说,民哲和专哲,只是职业上的不同。


当然,“职业”意味着专门的学术训练,所以也意味着“专业”。这里的“专业”与“非专业”之分,并不含褒贬之义,只是说明是否遵守了某种既定的行业规范或方法而已。


由于哲学是一种智慧,并不完全是一种知识,并不一定非要通过专业训练而获得,所以就出现了一个颇为复杂的局面,有智慧的哲学家不一定是职业的,职业哲学家也不一定是有智慧的。虽然吻合的情形会更多一些,但毕竟出现了一些反例。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职业哲学家有更多的技术和工艺,但这些并不是智慧。


中国民哲体量庞大,情况复杂。毛泽东曾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学哲学用哲学运动,造就了民哲的基本面。改革开放以后,又产生了二代、三代民哲。虽无具体统计数字,但可以肯定的是,民哲人数远远超过专业哲学工作者。民哲内部,不仅讨论的问题、讨论问题的方式千差万别,而且人员素质不一,鱼龙杂处,既有妄想症患者,也不乏严肃学者(乃至于科学家),故不可看作铁板一块。

 


网络中文社区百度贴吧中”哲学吧“讨论区域内,有许多非哲学专业人士阐述着自己的观点


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中国哲学大会,作为工作人员的我与民哲始有接触。依稀记得,会议收到的千余篇论文中,民哲论文约占一半,乃半壁江山。哲学所的领导们想了个办法,筛选一些相对靠谱的作者,于会议之前办班培训他们,然后根据其表现决定是否邀请参会,从结果看,可谓各得其所,相得益彰。


其后,我收到过一些民哲寄来的作品,与他们有一定的交流。再后来,我与同事合作,专门去“中国农民哲学村”做过调研,写成了《勤俭村遇上哲学》一书。我没觉得民哲对我是多么大的困扰。思考了一下,可能是这样的原因,我并不把时间和效率看作最重要的东西。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在80年代中国大陆非常流行,一度被认为刻画了资本主义精神。简单起见,我把以时间和效率为追求目标的学术生产方式称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学术生产方式”。


为什么民哲(对有些专业人士来说)显得多余?我便从这种“资本主义性质的学术生产方式”谈起。


首先,民哲的闯入耽误了专业人士的时间,从而耽误了他们挣钱。某些专业人士参加世哲会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影响力,结交大佬,混圈子,从而有利于将来发表成果、晋升职称、获得更多学术资源,在资本主义性质学术生产方式下,它们都可以转化为金钱或至少可以用金钱来衡量。民哲出来搅局,表面上是占用或剥夺了专业人士的时间,但实际上是降低了他们的预期收益,不能不引发焦虑。


其次,和民哲讨论问题没有效率,无谓消耗了专业人士学术生命。“他们不会提问题,或根本提不出问题。”“他们从来都是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不针对演讲者的观点提出自己的评论或问题。”“他们缺乏哲学史的背景和基本的哲学训练。”“与他们讨论,他们也听不懂。”这些是最经常听到的来自专业人士的抱怨。在资本主义性质学术生产方式下,不讲效率,就是对生命的不尊重,也是对时间的不尊重,也是对金钱的不尊重,那简直是犯罪。


质言之,民哲显得多余,并不是因为他们真地多余,而是因为他们的出场破坏了资本主义性质学术生产方式、使专业人士的利益受损而已。


专业人士对民哲的研究面临着类似的窘境。时间投资没有获得回报或回报率太低,研究很可能得不到资助,成果也很难被纳入学术评价体系之中。研究者与民哲交流同样存在效率低的情形。以资本主义性质学术生产方式标准看,民哲研究很不经济,很不划算。


一篇在期刊上发表的“民哲”文章


如果我们不把时间和效率看作最重要的东西,情况就会不同。如果我们改变一下学术生产方式,民哲也许就不会显得多余了。毛泽东时代,民哲从来没有显得多余过。当然,经济基础决定了我们回不到原来那个时代,但是我们有可能呼唤一种后资本主义性质的学术生产方式,呼唤一种替代方案,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义务,也是一种实践上的责任。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替代方案应该建立在知识生产和分配主体的平等、过程和结果的共享原则之上,它要求实现专哲和民哲相结合。


欲实现这种结合,首先需要相互接触,相互了解。过去民哲表现出了主动性,下一步需要专哲更主动些。居高临下地写一些通俗读物,抛给他们,是一种态度;走入他们中间,倾听他们自己对哲学的理解,又是一种态度。


我过去曾经建议,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可考虑成立民间哲学或大众哲学研究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可考虑成立民间哲学或大众哲学专业委员会,现在看来条件还不成熟。我增加一条建议,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高校可考虑成立民间哲学或大众哲学研究所。

我是愿意做点民哲研究的。



作者:单继刚
来源:哲学中国网-通俗哲学板块
注:文章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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