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对康德哲学感兴趣、对整个西方哲学感兴趣，是因为从小生长在一个不讲道理的文化环境里，吃够了苦头。并不是说中国人不愿意讲道理，而是不会讲道理， 只会讲眼前的道理，不会严格推理。因此眼前的道理也是似是而非的。我们先看一段相声，是刘宝瑞和郭启儒讲的有名的相声《蛤蟆鼓》:
甲：你这么有学问，我请问你，蛤蟆那么点小，叫声为什么那么大?乙：蛤蟆叫声大，是因为嘴大，脖子又憨。凡是嘴大脖子憨的叫声都大。甲：我家的字纸篓也是嘴大脖子憨，怎么不响呢?乙：那它是竹子编的，竹子编的它都不响。甲：和尚吹的那个笙管也是竹子编的，它怎么就响呢?乙：它虽然是竹子编的，但它上面有眼，所以就响。甲：竹子编的，有眼，就响。那我家的筛子也是竹子编的，也有眼，它为什么不响?乙：它是圆圆扁扁的，圆圆扁扁的它不响。甲：那唱戏的打的那个锣，也是圆圆扁扁的，为什么又响呢?……甲：泡泡糖为什么响?乙：那是有胶性的，才响。甲：有胶性的，胶鞋底为什么不响呢?乙：那它挨着地了，不响。甲：挨着地的三轮车胎，放起炮来怎么又那么响?乙：什么乱七八糟的!……上述回答中，每个细节都是很认真的，似乎都说明了一种道理，但经不起推敲，总的来看是一团“乱七八糟的”。这样的争论或讨论，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艺术家所反映的是现实生活，这段相声之所以如此引人捧腹，是因为它把我们周围的日常所见的现象提炼出来，加以典型化了。
其实，中国人的一般思维方式就是这种状况，碰到什么就想当然地是什么，明明错了也不知道反思。这种思维方式为人们非理性的情感情绪留下了大量的空间，而将理性挤压成了类似于条件反射的碎片。你不能说中国人不动脑筋，但中国人动脑子只动一下，然后就想到别的东西，通常都是情绪、体验这些不可言说的东西。这些东西未经认真思考，飘忽不定，渗透一切，它可以是大气磅礴，也可以是极精至微，它不需要用脑子，只需要用“心”。人们通常喜欢赞美中国人的“诗性智慧”，但却很少有人看到这种诗性的负面。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的种种怪事，包括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 等等，完全不合理，却渗透着“诗性精神”。我当时的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以往的种种荒唐事件不能让它们就这样白白地过去了，而必须加以清算，包括自己做的，身边的人做的，整个民族所做的事，它的来龙去脉，为什么会这样，都要搞清楚。为了搞清楚就必须读书，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和理论水平。在读研究生以及后来参加工作时，我深研了康德哲学。其实按照我的兴趣来说，我更喜欢黑格尔。但我深知，要真正懂得黑格尔的思想，康德哲学是一项基本功。连康德的“纯粹理性”都没有搞清楚，谈何黑格尔的“辩证理性”?当然，康德哲学这项“基本功”也不是好对付的，康德和黑格尔都是人类历史上被公认为最难读懂的哲学家。然而，促使我不断地对他们、尤其是最近十几年来对康德哲学锲而不舍地钻研的，正是我当年由于不会思维而感受到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苦，以及对周围非理性社会环境的那种反叛精神。我知道，这种反叛光靠说怪话是不行的，它不是青春期的逆反心理，而是成人的一种深思熟虑，是对理性思维的一种熟练掌握和恰当运用。所以它是一种反思，一种彻底的清理和颠覆，一种重建。
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7期
作者：邓晓芒
原标题：康德哲学对中国启蒙的意义（节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