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成“网红”，最大的意义何在？

学术该不该只在圈子里循环？

如今学者们火爆于各大网络平台与综艺节目，已成为一种现象性的存在。他们为何“走出校园”？如何兼顾学术性与大众性？学者成网红，最大的意义在哪里？

从事人文社科研究的学者在各大网络平台和综艺节目上频频现身，现今已经成为一种新媒体时代的常见现象。严格说来，学者“触电”“触网”并不算是新事物，多年以来，中国的传统媒体一直在为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面向大众的机会，网络平台上很多大V原本也就是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员。学术界、政策界和大众传媒之间，从来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大众有需求。

不过，近期出现的人文社会学者“触电”“触网”现象，仍然有一些新特点值得人们注意，某种程度上，这些新特点可能预示着一种知识流动新样态正在走向成熟，未来将成为新媒体时代沟通大众和知识阶层的一座桥梁。　　供给和需求总是存在辩证关系的。人文社科学者“触电”“触网”能够成为现象级的存在，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大众有需求。当然，敏锐的节目制造商捕捉到大众需求的信号后，通过制作高水平的节目培育并放大信号，使之成为一种“产业”，供给端的作用是不容否认的。
但不管怎样，多样化的专业知识供给是我们这个时代公众向文化产业和传播媒介提出的需求，这是各种往年只能在象牙塔里自我循环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为时尚话题的前提。我们的社会、国家乃至全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开阔，越来越关心普遍性问题，相应地对认识这些问题所需要的分析方法、解构视角和专业知识产生越来越强烈的需求。
这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一个例证。公众关心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谁更容易找对象，关心狂徒张三是如何在法律的边界上跳来跳去，无论如何总好过心甘情愿地被资本用明星八卦浇灌成一茬又一茬的韭菜。　　注意，不是说某些节目因为有了“触电”“触网”学者的加盟就比另外一些纯粹靠流量明星支撑的节目典雅甚至高贵。这里要说的是受众口味变化折射出的社会变革，以及变革之下人们日渐增强的逻辑意识、“公地”意识以及专业意识。
“触电”“触网”的专家学者能够成为新型“网红”，并不是他们的个人魅力征服了公众，让他们渴求这些新“网红”的投喂，而是因为公众对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兴趣为新“网红”的出现提供了最基本的市场需求。

新型“网红”
之所以说他们是新型“网红”，那是因为以往传统媒体上出镜的专业人士要么承担着大众科普的责任，要么则是肩负为大众提供具有某种“权威性”的社会观点的任务——至少提供平台的媒体和传播观点的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那一时期——具体地说，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也就是中国电视评论的黄金时代——观点的传播更多是自上而下的，观点的提供者并不直接面对公众，公众对观点提供者以及平台的反应主要通过收视率得到体现，存在明显的滞后性。

　　而新样态下的“网红”学者们并非一本正经地坐在荧屏前侃侃而谈，他们与受众互动的密切性和即时性远远超过上一个年代的电视评论员。他们不仅要站在舞台中央接受现场观众的互动考验，更要在各种视频网站上接受弹幕的“洗礼”。
这是传统的电视评论节目完全不具备的，实际上，对参与者的要求也远高于依托网络平台个人空间的传统网红。“我的地盘我作主”不是这些新“网红”学者会有的心态，即便现场观众的反应可以引导，“弹幕”可不会讲究什么作客之道。受众们对专业知识有需求，但并没有渴望得到拜服于专家的权威之下的机会。受众要的是和专家学者平等相待，能够间或相视一笑的轻松感觉。当然，这种轻松的感觉只属于受众。　　即时的交互性使得新“网红”学者们要具备扎实的控场能力、敏捷的临场反应和强大的心理素质，往往具备“脱口秀”演员的气质。对于非专业表演者来说，具有这一能力绝非易事。因此，可以预见，新型学术“网红”的供给不会特别充分，当下崭露头角的几位新“网红”也不太可能学而优则“网”，让他们放弃自己的专业以及依托专业所维系的社会地位，转身投入到一个红得快黑得可能更快的行当，是不符合经济人理性的。
就这一点而言，人们倒是不太需要担心新“网红”对学术共同体可能的负面影响，“网红”学者可能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却不会造成强烈的示范效应。担心几个新“网红”引起学术界和政策界人心浮动甚至浮躁，duck不必。实际上，即使是已经成为新“网红”的那几位学者，在进行公共表达的时候也都能做到恪守本职，谨防跨界，他们所表现出的克制恰恰是专业精神的表现。
走上舞台再回到书斋，和走上舞台就不想下来了，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前者值得肯定，实际上后者也未便苛责，个人选择无可厚非，只不过不回到书斋就不应再以学者自居罢了。

值得注意的隐患
学术话语的“脱口秀”热引起的另一种担忧也是没有必要的，那就是和很多引领风潮的节目一样，优秀的创意被大量平庸之作模仿，最终一同被公众淘汰。近些年来，抗日题材影视剧越来越被粗糙的“神剧”所淹没，恰是劣币淘汰良币的结果。
但是，学术“脱口秀”泛滥以至于自我淘汰的风险尽管不容否认，但一则对新生事物不应过于苛刻，未谈其生先论其死不符合忠恕之道。二则，如前所述，即时互动的节目特质会让观众越来越挑剔，也会防止粗制滥造的同类节目泛滥成灾。以现场互动和线上反馈塑造影响力的节目要想生存和壮大，靠资本羞辱观众智商的操作是行不通的。

　　真正值得注意的隐患是学术“脱口秀”在促进知识阶层和大众直接对话，让学术放下架子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同时，有可能给大众催生出专业门槛可以轻松跨过的幻想。就像新“网红”罗翔所告诫的那样，不要以为听了他的脱口秀就能通过法考成为刑诉律师。
在工程技术和自然科学的科普领域，受众不太可能产生这样的想法，毕竟人人都知道和火箭专家争辩水洗煤更适合做推进剂燃料是不折不扣的自取其辱，但在人文社科领域，这样的谨慎并不是所有公众都会有的。
就此而言，人文社科的“科普”比工程技术和自然科学要更加复杂，也更加困难。新“网红”学者们深入浅出地进行学术话语公共表达的同时，也需要让公众认识到支撑专家学者舌灿莲花的是严密的学术逻辑、扎实的学术积累以及强大的知识转换能力。
而所有这些都需要经过长期正规的学术训练，新“网红”学者们是在把复杂晦涩的专业知识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传播，从公益的角度说，目的是激发和强化大众对相关领域的兴趣，引发人们的思考。
专业也可以让公众感到娱乐，但不是单纯为了迎合部分公众的口味而娱乐专业。朱子云“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归根结底，学者成为“网红”这一现象的社会评价，既不是为学者能讲好脱口秀鼓掌，也不是为学者去讲脱口秀悲哀，而是看有没有更多的人通过这一现象认识到高雅的学术和精致的专业其实一直就在普罗大众的生活中，只等待着某一个时刻的“爆梗”。
而至于对新“网红”学者的个人评价，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评价的，反正我在意的是他们在舞台上好笑不好笑，至于他们的学术是精进了还是颓废了，论文反正随时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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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社会科学报社

作者：叶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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