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如何沦为群体意识的囚徒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三辉图书 Author 多丽丝·莱辛
关于这个话题的一个典型测试，或曰实验，是这样的：研究者取得一群人的信任，少数一两个人被留在黑暗处。某些情形下会给他们提供一些测量或评估任务，比如比较两段长短稍有不同的木头的长度，或者比较几乎拥有相同尺寸的物品之形状，这些物体之间的差异很小，但足以被感知到。根据实验的指示，群体中的多数人会顽固地坚称，那两段木头是一样长的，那两个物品拥有同样的形状；而单独隔离的那一两个人没有收到这样的指示，他们会坚称两段木头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是不同的。然而，多数人一方会坚持颠倒黑白，少数人一方在经历了一个愤怒，不理智，乃至发脾气，终至茫然的过程后，会站到多数人的队伍中去。不是每一次都会这样，但几乎如此。当然存在极优秀的个人主义者，他们顽强地坚持将自己所见之事实说出来，但大多数人放弃了，拥抱多数人一方的观点，向整体氛围投降。
当事情以如此恶劣和不讨人喜欢的方式呈现时，人们的反应通常是不敢相信：“我就绝不会放弃，我会说出自己心中想的……”但是你真的会吗？
那些经历过许多群体的人，也许对自身的行为有过观察，他们会同意这世上最难的事莫过于以个人之力对抗集体，对抗一个由同侪构成的集体。许多人也会同意，在我们最羞耻的记忆中，有一个就是：当三人成虎时，我们也会跟着颠倒黑白。
《龙虾》剧照
换句话说，我们清楚这是人类行为中真实的一面，但我们怎么能确定呢？以一种模糊的、令人不适的方式承认它是一回事（这可能包括我们希望再也没有人被置于这样一种测试情境中），但迈出走向客观性的冷静一步又是另外一回事，迈出这一步，我们才会说：“好吧，如果人类就是这样的，包括我自己，那我们就大方承认吧，并就此审视和组织我们的态度。”
服从于集体这种体制，不只意味着对一个小团体，或者对一个被严格管控的群体比如宗教或政党的服从与投诚。它还意味着顺从那些巨大的、模糊不清的、定义不明的人群，这些人甚至都不认为自己受群体思维的影响，因为他们意识到了不同观点的存在——但对于外来者，对于从其他文化背景过来的人而言，这些观点的差异似乎并不大。掌控这个群体的潜在假说与主张从未被人们讨论，遑论被人挑战，甚至可能都没被人留意。一种主流观点完全就是这样一种群体思维，它极度抗拒改变，由各种可怕的假说武装起来，不留任何讨论的余地。
由于我的领域是文学，我就在这个领域找到了许多佐证。我住在伦敦，说得委婉一点，那儿的文学团体不会把自身想作一种群体思维，但我认为它就是一种群体思维。少量机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不断沿用，不断出现。举个例子，有种机制叫“十年法则”，说的是通常一位作家过世后，他或她的作品会被冷落，或者被遗忘，但之后关注度又会回升。在我们模糊不清的思考中，这种情形是有可能发生的，但这种机制是有用的吗？事情必然如此？另一个引人注意的机制是一位作家可能在公众面前失宠多年——他或她仍然在世，但几乎得不到关注——然后突然就被留意和赞扬了。比如简・里斯(Jean Rhys)，她常年住在乡下。里斯从未被人提起，就好像早就过世了一样，许多人也确实以为她过世了。她其实非常渴求陪伴与帮助，但多年未遂愿。之后，多亏了一个慧眼识珠的出版商帮忙，里斯完成了《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这本小说迅速赢得了公众的注意。然而重点是，她之前所有的作品，那些未曾被人留意、未受敬重的作品，突然就被人记住和颂扬了。在里斯被忽略的那段时间里，为何没人颂扬这些作品？好吧，因为集体思维就是这样运作的，亦即“猴子学样”，人们会同时说出一模一样的话。
人们当然可以说这不就是“这世界运行的方式”嘛。然而非得如此吗？如果非得如此，那至少我们知道自己该期待什么，如何理解，然后坦然接受。如果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体制的话，也许受众会更容易变得勇敢起来，不再像待宰羔羊。
人们一定要如此害怕群体压力吗？人们真的没有察觉自己不过是在重复别人说过的话？
《使女的故事》剧照
人们可以观察一个想法或意见，甚至一个词语，是如何突然涌现，在一百篇评论、批评、对话中不断重复，然后消失殆尽的。但同时，每一个华丽地重复了这个意见或词语的个体，都是那股党同冲动的受害者，这股冲动从未被分析，甚至未被冲动者自身所审视，即便局外人能轻易识破。
当记者前往异国采访时，这便是他们凭靠的机制了。他们明白，自己只要采访某个族类、某个群体、某个阶层的少数几个样本就足够了，这两三个公民足以代表其他所有人，因为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段里，任何一个群体、阶层、族类的人都会用相同的语言，谈论一样的东西。
我以简·萨默斯（Jane Somers）作为笔名的经历能说明以上的论述以及其他许多观点。可惜的是我并没有很多时间来把这个故事讲完整，故事大概是这样的：我以简·萨默斯为笔名写作了两本书，把它们投给了出版商，弄得像是个不知名作者的投稿。我这样做纯粹出于好奇，也是为了让出版体制的某些方面，还有掌控评论的那些体制，凸显出来。首先，《好邻居日记》（The Diary of a Good Neighbour）被我的两家主要出版商退稿。最终它被第三家出版商以及三家欧洲的出版商接纳。我故意将书稿寄到所有自称是我作品的研究专家的人手上，他们都没有认出该书稿出自我手。最终，它就像大多数新小说那样，被简单地、居高临下地评点，除了留下少数几封粉丝来信之外，就此消失。简·萨默斯没有收到任何一封从英国和美国寄来的粉丝邮件，少数几个知道内情的人都十分惊讶竟然无人识破。之后我又写了一本，叫作“岁月无情”（If the Old Could...），还是无人识破。不断有人跟我说：“怎么会没人发现呢？如果是我，立马就能发现。”好吧，也许吧。又或者我们都比自己所以为的更依赖名牌标签和外在包装。就在我要说出真相之前，一个美国记者问我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回答说英国文学界的当权派会生气，评论这两本书一无是处，其他人会觉得挺高兴。而事情正是照着这条路走下去的。我从那些喜欢这个玩笑的作家和读者那儿拿到了许多表扬信——也有一些腐臭和刻薄的评论。然而，在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这两本书是以“《简·萨默斯日记》，多丽丝·莱辛著”的形式出版的，就简·萨默斯这两本书来说，我在其他地方从没得到过像在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那么多的好评价。当然，人们可以下结论说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评论家不像英国的评论家那么有品位！
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但余下的只有我对我所在的这一领域感受到的悲凉与窘迫。难道每一件事情都非得这么容易预料？人们难道一定要成为待宰的羔羊？
《使女的故事》剧照
当然，这世上还是有独一无二的头脑的，这些人照自己的性子活着，不愿为了与其他人说一样的话、做一样的事而委屈自己。但他们始终是少数，很少。我们所有的体制——不只是我从自己的经历出发所列举的文学领域——的健康与活力，正是依托在他们身上的。
人们留意到，人口中仅有10%的人，是我们所称的天生领袖，这些人以自身的思考为基准做出决定与选择。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将这一事实与管理监狱、集中营、战犯营的规章指示混合在一起：除掉10%的人，你的囚犯就能变得懦弱和顺从。
当然，说到这里我们落入精英主义的窠臼，它似乎是不合时宜的，在广泛的政治乃至教育领域，这一观念非常不讨喜。一些人可能天生就比其他人更为优秀，这种观念颇受人抵制。但之后我还会回到精英主义这个话题。同时，我们或许留意到了，我们所有人都仰仗并尊敬这样一种观念——孤寂的个人主义者反叛让人顺从的体制。这是某种原型式的美国电影中不断重复的主题——比如，《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
对某位作家或某部作品所怀抱的某种态度，可能会被所有人共享，每个人都说一样的东西，不管是颂扬还是批评，直到舆论急转，而这又可能是一些范围更大的社会转变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拿女性运动来举个例子。有一家名叫维拉戈（Virago）的充满活力与勇气的出版社，全由女性员工运转。她们会重新评估那些被人忽视或未受重视的女性作家。但有时，这种转变也是因为某人站出来反对主流意见，并且有人选择站在他或她这一边，然后新的态度才变得流行。
当然，这种机制一直以来都为出版商所用。当一个新作家的作品、一本新小说要发行时，出版商会找一位有名的作家来写推荐语。因为某个“名字”说这本书很棒，文学编辑就会注意到，书就会顺利发行。以自身的视角来看这个机制的冰山一角似乎更容易些：假设一个人尊敬的某人说某个东西很好，但这个人并不这样认为，这时候已经比较难提出异议了；如果许多人说这个东西很好，那相应地，提出异议就更难了。
曾几何时，当一整套的大众态度转变成另一套时，我们很容易能看到这种“两头押宝”的机制。一位评论家会写一篇能够平衡各方言论的文章。这种轻描淡写、世故、温文尔雅的调调通常都是这样的。当人们在讨论一些拿不准的话题时，这种调调经常出现在收音机和电视里。举个例子，在人类成功登月之前没几年，皇家天文学家就放言，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人类登月是不可能的。正是这种轻描淡写、可笑而充满鄙夷的语调将话题与演讲者分离开来——他或她向听众、观众发表演讲，想着自己是在同一群猪脑子说话，后者相信人类可以登月，尼斯湖或尚普兰湖里有水怪，或者别的什么——但是用自己那狭隘的可能性填满这场演讲。
一旦我们学会了审视这种运行中的机制，我们就能看到生活几乎完全处于它的控制之中。几乎所有来自外部的压力都源自群体信念、群体需求、民族需求、爱国主义和对忠诚于本地（比如你居住的城市或者各种各样的本地团体）的要求。但更狡猾、需求更旺——也更危险——的压力是来自内部的，这是一种你应该顺从的需求，而这正是最难观测与控制的。
许多年前我访问了苏联，正好是在他们的文学审查比较严厉的时期。我们约见的一群作家说，国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审查是毫无必要的，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发展出了所谓的“自我审查”。他们以自豪的态度说出这一点，着实吓坏了我们这些西方人。我们惊讶的是，他们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知识方面竟如此与世隔绝，所以才会如此天真地看待这件事情。这种“自我审查”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将外在压力“内在化”——像是一种保护措施——但最终你本所不齿与不喜的态度会变成你自己的态度。
这种事情整天都在发生，而受害者本身却通常不自知。
本文作者 多丽丝·莱辛（1919—2013）英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19年出生于波斯（现伊朗），父母为英国人，5岁时，随父母移居南罗德西亚（现津巴布韦），在非洲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代。15岁因眼疾辍学，改以自修方式遍读文学，16岁开始工作谋生，做过电话接线员、保姆、速记员等，青年时期积极投身反对殖民主义的左翼政治运动。1949年携幼子移居英国，翌年以处女作《野草在歌唱》步入文坛，一举成名。1962年，代表作《金色笔记》问世，引起剧烈反响。除了创作小说以外，莱辛还著有诗歌、散文、剧本等，创作绵延半个世纪，作品众多，题材广泛，而对人类处境的透彻理解则贯穿始终，2007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另有《金色笔记》《天黑前的夏天》《特别的猫》《幸存者回忆录》等。
来源：三辉图书
作者：多丽丝·莱辛
●叔本华：性欲是生存意志的核心，是一切欲望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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