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名姝》剧照
反对性交易除罚化的既有父权社会的拥护者，也有一部分女权主义者，但他们反对的理由截然不同：前者之所以反对除罚化，主要是出于“性只能发生在婚姻内”“性交易破坏家庭伦理”或“妓女是肮脏、低贱的”等见解；而后者反对则是为了促进性别平等。
本文关注性交易除罚化论辩当中的性别平等论证：性交易是否是对女性的性剥削与性宰制？如何理解性交易中的自由意志？性交易除罚化促进还是阻碍了性别平等？
成人性交易的除罚化与否，近年来在台湾和世界各地，在全球妇女团体之间，在女性主义运动内部，皆引发了诸多争议。在某些国家，譬如英国、德国、荷兰、奥地利、比利时、芬兰、丹麦、卢森堡、西班牙、意大利、希腊、葡萄牙、澳大利亚、新西兰、1999 年以前的瑞典等，合意的（consensual）成人娼嫖行为本身并不受罚。这些国家对性产业仍有管制（如地点限制、营业规范等），且有相关罚则，但不直接处罚合意的成人娼嫖行为。举例而言，在不符合规定的地点从事性交易，或涉及强制卖淫，需要受罚；但惩罚的对象并非娼嫖的性行为，而是地点违规或妨碍自由。
相对于此类“娼嫖皆不罚”模式，某些国家和地区立法禁止成人性交易；或者娼嫖皆罚（如美国许多州），或者罚娼不罚嫖（如2011 年以前的台湾地区），或者罚嫖不罚娼（如1999 年以后的瑞典）。在此，合意的成人娼嫖行为本身，被当作是禁止、惩罚的对象。在晚近性交易的管制论辩中，最主要的争议点即在于：合意的成人娼嫖行为该不该除罚化？
反对除罚化的主禁派，或者强调：性交易破坏了社会善良风俗，不利于家庭或家庭价值的维系，有害于性与生育、性与婚姻或性与爱的结合。或者主张：性交易助长了人口贩运和强制卖淫，是对女人的性剥削，妨碍了女性的性自主，违反了性别平等原则。
主张除罚化的另一方，则多表示：除罚化有利于性工作者的人权保障，有助于打击性产业所衍生的诸多罪恶，如强制卖淫、高度性剥削、强暴及虐待。直接禁止性交易，致使卖淫妇女的污名（stigma）挥之不去，使她们更易遭剥削和虐待。由于性交易难以禁绝，直接禁止（如罚娼、罚嫖或娼嫖皆罚）只会使其更加地下化，使强制卖淫与黑帮胁迫更加猖獗。
《天国与地狱》剧照
在台湾地区，直到目前为止，合意的成人娼嫖行为仍是受罚的。过去台湾采取一种“罚娼不罚嫖”模式，即卖淫者有罪、嫖客无罪的禁止措施（但上网援交的嫖客有罪）。近年来，部分民间团体主张“不罚嫖也不罚娼”，但也有团体主张“罚嫖不罚娼”的瑞典模式。
2007 年11 月27 日，时任“内政部长”的李逸洋表示：性交易除罚化并非社会共识，故修法方向应在娼嫖皆罚。同年12 月4 日，“行政院”人权保障推动小组的部分委员联合声明指出……三项要点：一、“罚娼不罚嫖”违反了性别平等原则；二、“娼嫖的性行为不等于妇女人口贩运及性剥削，不尊重妇女性的自主权、性产业的地下化、得利的第三者和不法集团挂勾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三、“娼嫖皆罚”的政策方向“只是倒退走回头路，让成人性交易的管理更不透明，不肖经纪人更有机会全面垄断性产业，而让人口贩运的问题更为恶化”。
从性别平等的角度，不罚嫖只罚娼显然是性别歧视。然而，单从反性别歧视原则，却也难以直接得出“娼嫖皆不罚”的主张。该声明之所以倡议娼嫖皆不罚，主要是基于另外两项理由：娼嫖的性行为不等于人口贩运、性剥削、剥夺性自主；以及，禁止性交易只会使人口贩运、性剥削、剥夺性自主等问题更为恶化。
2008 年，时任“行政院长”刘兆玄曾主张成人性交易的除罚化。但在2011 年年底，“内政部”最终推出“专区外娼嫖皆罚”的管制办法；由于各县市皆未设专区，此种管制无异于全面的“娼嫖皆罚”。只不过，惩罚有所减轻，改采行政处罚。相对于以往的刑事处罚，这或许是一种除罪化，但仍直接惩罚合意的成人娼嫖行为。
本章所关切的主题，并非性交易管制办法及其细部争议，而是性交易除罚化论辩中的性别平等论证。笔者认为，在反对“娼嫖皆不罚”的诸多说法之中，较值得重视的是性别平等的理由，而非“破坏善良风俗”“妨碍家庭或社会秩序”“卖淫为文明社会所不容”等理由。
部分女性主义者表示：性交易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是滋生女体贩运和强制卖淫的温床，是对女性的性剥削、性宰制，是对其性自主的剥夺；这个建制物化了女人，宣告、强化了女人作为男人性工具的屈从地位，甚至称得上是男性宰制、强暴、奴役女性的最极端形式。因此，她们认为“合理的性交易”在当前条件下不可能存在；她们虽未必主张罚娼，但强烈反对娼嫖皆不罚。
这些性别平等论证具有哪些合理要素，又有哪些值得商榷之处，即是本章所欲探讨的主题。笔者拟申论指出：当前以男嫖女娼为大宗的卖淫体制，的确可以理解为一种男人对女人的性／别宰制；但即使如此，除罚化（指合意的成人娼嫖行为不罚）仍是合理的改革选项。直接禁止性交易，未必有利于性别平等。从促进性别平等、为妇女培育力量（empowerment）的角度，如果“娼嫖皆不罚”（相对于罚娼、罚嫖或娼嫖皆罚）更有助于改善弱势妇女的不利处境，且未必妨碍性别平等的推进，则吾人有相当强的理由去支持此项变革。
除罚化争议的几个面向
本章所谓的性交易除罚化，意指“合意的成人娼嫖行为不罚”“娼嫖皆不罚”，而非性产业的全面除罚化。无论是罚娼、罚嫖或是娼嫖皆罚，都是对合意的成人性（交易）行为、对嫖客和／或娼妓的直接惩罚。此类“禁止”措施是否有助于打击性产业所包藏的诸多罪恶，正是除罚化与否的论辩焦点之一。主张“娼嫖皆不罚”的论者多强调：直接禁止性交易，反而不利于抑制性犯罪。虽有部分人士主张自由放任（Almodovar, 2006），但多数除罚化论者并未排除对性产业施以管制。当然，究竟何种管制才较为有效妥当，则众说纷纭。 以英国为例，合意的成人性交易（娼嫖的性行为）并不违法。但英国政府通过各种法律以阻碍性交易的运作，遂使卖淫者仍不得不求助于皮条客，致使性产业转入地下。部分论者把英国模式界定为“法制化”而非“除罚化”，因其除罚的只有合意的成人娼嫖行为；至于性交易流程中的其他方面，如广告、场所、在场人员、中介、雇主等，几乎都受到严格限制。为了避免名词争议，本章以“合意的成人娼嫖行为不罚”作为性交易除罚化的最主要特征。因此，像英国这类娼嫖皆不罚、但严格限制“第三者”（中介、雇主等）的管制办法，仍称得上是一种除罚化模式。 与英国相较，悉尼所在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地区，对性产业采取了更透明的管理方式；除了对强制卖淫施以严惩外，既不全面禁止刊登广告，亦不禁止外国人在居留期间从事性交易。在英国，“拉皮条”是违法的。在悉尼，“经纪人”除非涉及犯罪，否则并不违法；除非涉及强制卖淫、贩卖人口或其他犯罪情事，跨国卖淫者及其经纪人也不违法。（Pinto, Scandia and Wilson, 1990）相对来说，新南威尔士（和新西兰）属于“性产业除罚化”程度较高的案例，其利弊得失及其与荷兰、德国等其他管制模式之差异，则非本章所能深究。主张直接禁止性交易、反对娼嫖皆不罚的理由，主要可分为两类。要言之，多数主禁者是父权家庭的捍卫者，但也有部分女性主义者主禁。 以美国和台湾地区为例，反对性交易除罚化的主要社会力量，并不是关切两性平等的妇运团体，而是父权社会传统性道德的拥护者。他们之所以反对除罚化，主要是出于“性只能发生在婚姻内”“性交易破坏家庭伦理”或“妓女是肮脏、低贱的”等见解。历史地看，这是父权社会把“妓女”（和其他“性异类”）当作低贱下流失控的他者，所形塑出来的一整套性价值观。（Shrage, 1994: ch. 6; Nussbaum, 1999: ch. 11）随着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这套性价值观虽已千疮百孔，但影响力仍不容低估；它对女性的压迫效应，特别是对女性身体和情欲的控制，过去一直是女性主义者的批判对象。（Segal, 1987; 1994）然而在性交易问题上，近年来亦有部分女性主义者跟父权主义者站在同一阵线，坚决反对除罚化；但她们的理由不在于捍卫父权家庭，而在于促进两性平等。 在支持性交易除罚化的另一方，内部也有分歧。部分论者认为，卖淫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行业”有其生物基础，根本禁不掉，故不如为男性过剩的性欲开辟合法发泄管道。（Ericsson, 1980: 360）有别于此种生物决定论，亦有论者从文化或社会建构的角度，去理解性交易为何难以禁绝。（Shrage, 1989; 1994; Weeks, 1985）其说法不一而足，但通常指向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的建构差异，和现代父权家庭的内外在问题。比方说，父权社会既建构出“良家妇女”的贞洁形象，也建构出“男子气概”与“男性雄风”；这两者之间的反差，以及家庭或固定关系中的压抑，遂使部分男性想从妓女身上寻求安慰、发泄、刺激、弥补或短暂逃避。此类社会建构论究竟有多大的解释力道，非本章所能细究，但其洞见在于：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性压抑，连同女性特质与男性特质的差异，家庭或伴侣关系的实际样态等，亦可能是性交易难以禁绝的成因。对于多数除罚化论者而言，在当前社会条件下，如果性交易难以禁绝，且除罚化有助于因应性产业所衍生的诸多问题，则除罚化应是较合理的选项。在此，不少女性主义者之所以主张除罚化，主要理由并不在于满足男性的过剩性欲，而在于改善卖淫妇女的不利处境。（Spector ed., 2006; Nussbaum, 1999: ch. 11; Shrage, 1996; Schwarzenbach, 2006; Satz, 2006）部分除罚化论者主张把卖淫正名为“性工作”或“性服务”，并把卖淫者正名为“性工作者”。从这个角度，性交易或性工作所涉及的“性自主”问题，至少包含三个面向：一、强制卖淫是妨碍性自主的严重犯罪；二、性交易过程若有强暴、虐待、胁迫等情事，即是对性自主或人身自由的侵害；三、禁止合意的成人性交易，等于剥夺了性工作者的自主权利。 卖淫是否该正名为“性工作”，也是除罚化争议中的一个论辩要点。部分除罚化论者认为，卖淫之所以不被视为“工作”， 主要是出于社会偏见；通过对这些偏见的批评，他们肯认卖淫是一种工作，或应当建构为一种工作。在笔者看来，主张“合意的成人娼嫖行为不罚”“娼嫖皆不罚”，与卖淫是否为一种工作，是可以分论的两项议题。本章着重于强调：即使是反对“卖淫是一种工作”的论者，也应有理由支持“娼嫖皆不罚”。从政治道德的角度，支持“娼嫖皆不罚”的更重要理由在于：它有助于保障卖淫者的性自主，有利于打击强制卖淫、雏妓卖淫、强暴及虐待等情事。由于绝大多数卖淫者仍为弱势妇女，娼嫖皆不罚（相对于罚娼、罚嫖或娼嫖皆罚）将有助于改善卖淫妇女的不利处境。 反对“娼嫖皆不罚”的女性主义者或性别平等主义者，其各自具体的说法或有差异，但可归纳为几项彼此相关的论证。第一，卖淫体制的罪恶是体制性的，其所衍生的人口贩运、强制卖淫，和卖淫妇女遭强暴、虐待的风险等，实为这个体制的当然产物。此种体制难以改革，必须设法消灭。（K. Barry, 1979; 1995） 第二，卖淫体制是强制性的、奴役性的，“同意卖淫”是一大迷思。卖淫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带有高度的强制性；此种强制性显现于妓女的社会经济弱势、人口贩运和强制卖淫、皮条客的宰制和剥削，以及交易过程中妓女所承担的种种风险。所谓的“同意”或“自由意志”，因此只是迷思而已。弱势妇女的卖淫自由，相对于卖淫体制的强制性而言，实属于次要的道德考量。（Spector, 2006: 422-426; K. Barry, 1995）第三，性交易（体制或行为）本身，即是男人对女人的性宰制、性剥削、性暴力，即是对女性的性自主和平等地位的剥夺。（A. Dworkin, 1987; 1997）当前以男嫖女娼为大宗的性交易，不但侵害了妓女的性自主，也同时危害了所有女性的性自主和平等地位。 第四，就性交易的象征意义而言，不仅妓女被性工具化，连带地所有女人的性工具地位也受到肯认和强化。当女人被“公开宣告”为男人可随时靠金钱取得的性工具，其性自主和平等权利势将受到进一步伤害。（Pateman, 1983; 1988; S. Anderson, 2002） 在性交易除罚化议题上，正反双方可谓针锋相对。除罚化论者多认为：卖淫体制难以禁绝，而“娼嫖皆不罚”相对于罚娼、罚嫖或娼嫖皆罚，将更有助于打击强制卖淫等罪恶，更有利于卖淫妇女的人权保障。主罚的性别平等论者则强调：卖淫体制的罪恶是体制性的；它是具高度强制性的社会建制；集中体现了男人对女人的性宰制、性暴力，危害了女性的性自主和平等地位；且公开宣告女人是男人可随时靠金钱取得的性工具。在当代女性主义运动内部，禁或不禁性交易（和色情），俨然已成了两种路线的论争焦点。（Spector ed., 2006）为了论证的目的，我们将先提供一些具体的或想象的卖淫案例，接着分析除罚化的主要论据。例一，让我们想象一位未成年的雏妓。从小，她就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12 岁时，她被父亲卖到邻国城市卖淫；每天接客不下十次，既无行动自由，也无法选择客人，对性交易过程没有任何掌控能力。卖淫，并非出于她的意愿。她的劳动条件比血汗工厂还差，几无性自主可言，堪称是性奴隶。 例二，布洛克（Lawrence Block）的侦探小说广受台湾读者欢迎；在他的马修·斯卡德（Matthew Scudder）系列中，私家侦探斯卡德的女友莱恩便是一位妓女。卖淫是莱恩的长期“职业”， 她在纽约家中接客，为自己赚进不只一户公寓。马修在转行为私家侦探前，原是纽约市警察局（NYPD）的警察。在纽约，卖淫是不合法的；不少妓女为了保护自己，或者求助于皮条客，或者需要警察包庇。马修不属于那类白嫖妓女的警察，反而成了莱恩的男友。（布洛克，2005）莱恩不像是性奴隶，也没有中间人逼她接客，而是自由卖淫的个体户。谁若说她的“性自主”遭到剥夺，她或许会回答：“不让我卖淫才是妨害了我的性自主。” 例三，在2008 年3 月曝光的纽约州州长嫖妓事件中，应召女子属于一个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卖淫集团。她当年22 岁，主修音乐，应召是为了赚学费；她并未被强制卖淫，也未曾遭纽约州州长强暴。（陈之岳，2008） 例四，在当前台湾地区的应召市场中，年轻女子主要来自于中国大陆。她们是否被骗来台卖淫，恐难一概而论。但她们大都受制于卖淫集团，且为了偿还高额的运送费和中介费，为了在短期间内赚到钱，非得不断接客。若说她们是性奴隶，恐言过其实，但她们显然遭到高度剥削。 例五，相对于来台卖淫的大陆女子，在KTV 制服店及其他情色场所工作的台湾年轻女性，则通常具有更高的接客自主性。 例六，在台湾各地的私娼寮，情况又有所不同。卖淫给中低收入男性的女性，大多是为了生存。在她们之中，有多少受到黑道胁迫，在交易过程中是否经常遭虐等，则无从确知。 例七，在台湾，所谓的“网络援交”大都名不符实；网上以“援交”名义招揽顾客者，仍以应召集团为大宗。由于应召业者熟悉警方的“钓鱼”过程，警方基本只钓男性网民和落单的“援交”女子。后者多属自愿买春或卖淫，且不涉及中间剥削，却变成了警方业绩压力下的主要受害者。第一，从主观意志的角度，卖淫者之所以卖淫，的确可能出于自愿（此指常识意义的自愿）。类似于前述12 岁雏妓的案例，在今日台湾可能属于极少数。此外，即使是涉及非法人口贩运的案例，我们也很难假定当事人（如来台卖淫的大陆年轻女子）一定是被强迫卖淫；无论跨国、跨地区卖淫是否违法，跨国、跨地区卖淫者确实可能出于自愿。（Weitzer, 2007b） 第二，卖淫者之自愿卖淫，至少在一开始，大都是出于经济因素；由于卖淫是高度污名化的贱业，且通常违法，卖淫的初始动机多是经济性的。正因为卖淫有利可图，女孩才会被卖给卖淫集团，黑帮分子才会投入卖淫事业。正因为卖淫有钱可赚，年轻女子才会靠卖淫赚快钱，弱势妇女也才会在经济压力下卖淫。但自愿卖淫者未必“别无选择”，因为通常还是有其他工作可选。就此而言，经济因素固然重要，但未必是决定性的。 第三，卖淫者是否遭到高度剥削（经济剥削、性剥削），在性交易过程中遭到强暴或虐待的风险有多高，很难一概而论。一天接客十次的所得，未必比一周接客一次来得多；我们会觉得前者是高度剥削，但后者却未必如此。至于交易过程中的不安全风险，则取决于各种现实条件。进一步言，如果性交易的实况全都像是前述那位12 岁的雏妓，我们将有很强的理由（即反奴役的理由）主张全面消灭性交易。要是情况全都像是莱恩，就会有更多人支持性交易除罚化。然而，大多数卖淫者的处境居于两极之间。她们之所以卖淫，大都不是赤裸裸暴力胁迫下的结果，而带有程度不一的自由意志（此指常识意义的自由意志）。但换个角度来看，此种自由意志所从出的社会经济脉络，往往具有颇高的强制性。 试想：如果一位弱势女子的选项包括卖淫、陪酒、工厂女工、家庭帮佣或餐馆服务员，而她最后选择了卖淫，她行使了自由意志吗？宏观地看，卖淫和家庭帮佣这两种选择，通常皆出于具强制性的社会经济脉络。如果说选择卖淫的自由意志是虚幻的，那么，选择家庭帮佣的自由意志也是虚幻的吗？辛迪·舍曼摄影作品。许多评论家将照片中的女子诠释为遭遇性侵后的幸存者。但舍曼的灵感其实来源于在放荡一夜之后、到了太阳升起才准备进入梦乡的女子。瑞斯皮妮（Eva Respini）认为，这件作品“反映出围绕舍曼创作的争论焦点：在女权主义和女性所扮演的角色问题上，艺术家的创作意图与学者的阐释之间有时存在偏差。”
关怀弱势妇女的除罚化论者多认为：卖淫体制难以禁绝，而“娼嫖皆不罚”更有利于卖淫妇女的人权保障，也更有助于因应卖淫体制所衍生的诸多罪恶。直接禁止性交易（如罚娼、罚嫖或娼嫖皆罚），不但无法消灭卖淫体制，反使卖淫妇女遭到更多压迫。除罚化除了使她们不再是罪犯，亦有助于降低她们对皮条客或卖淫集团的依赖。（Shrage, 1994; 1996; Nussbaum, 1999: ch. 11; Satz, 2006）以台湾地区为例，我们发现禁止性交易的措施，仅具有表面的象征意义；在禁止性交易的表层下，卖淫活动蓬勃进行，警方却无能为力。为了业绩，过去警方主要是去抓妓女，至今仍经常上网钓鱼；对于黑帮垄断的卖淫产业，则睁一眼闭一眼，形同变相包庇。担心先生或男友嫖妓的妇女，往往误以为只要废除公娼、禁止性交易、娼嫖皆罚、钓鱼抓“援交”等，就真的可以免除担忧，但实则不然。（cf. Weitzer, 1999）除罚化论者指出，直接禁止性交易的做法，并无法消灭卖淫体制，反使卖淫更加地下化。在直接禁止性交易的国家，遭到惩罚的大都是妓女。由于警察多是男性，颇理解男性嫖客的“需求”，故主要是去逮捕妓女；警察威胁、白嫖妓女的情事，并不让人意外。为了躲避警察，多数妓女都得求助于皮条客，但皮条客既是保护者，也是剥削者甚至凌虐者。这整个恶性循环的主要受害者，仍是卖淫妇女。 在此情况下，娼嫖皆不罚的主要作用如下：一、由于妓女不再是罪犯，转行的选择是开放的，不会因犯罪记录而终生卖淫；二、她们所背负的污名可望降低；三、皮条客或卖淫集团在罚娼（如过去的台湾地区）、罚嫖（如1999 年以后的瑞典)或娼嫖皆罚（如美国许多州、2011 年后的台湾地区）体制下对妓女的榨取权力，可望有所限缩；四、在性犯罪的侦办方面，一旦合意的成人娼嫖行为不罚，警方就不再能靠抓妓女或嫖客取得表面业绩，而须更努力去查办严重不法。妓女和嫖客在不是罪犯、也不受罚的情境下，更可能出面检举强制卖淫、妨碍自由等重大罪行。20世纪70 年代以降，部分女性主义者把焦点转至男人对女人的性宰制，并把性宰制视为父权宰制的核心。按其说法，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性宰制，过去主要是通过婚姻和家庭；“二战”后女性要求避孕权、堕胎权乃至性解放的运动，即是对此种性宰制的反抗。然而，随着色情和性交易产业的不断扩大，形成了一种更极端的性宰制形态。色情把女人物化为男人的性工具；性交易体制则使女人变成男人可随时靠金钱取得的性工具。家庭内的性宰制持续存在，但在更具能见度的公共场域，女人逐渐受制于新形态的性宰制。后者是父权演化的产物，进一步强化了女人的性屈从地位。 这个基本观点为不少所谓的“激进女性主义者”所接受、提倡。在反色情运动中，最著名的两位论者是安德莉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和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她们的关切焦点虽在色情，但也对性交易表达了看法。安德莉亚·德沃金年轻时曾是街头妓女，亦曾是家暴受害者。（A. Dworkin, 1995）她把妓女描述成不断遭强暴的受体，阴道不断受虐、经常流血，口腔是精液的接收器；妓女被男人视作最肮脏的女人，男人对女体的痛恨在对妓女的性暴力中表露无遗。她认为，无论一般女性的生活有多困苦，受男性多少欺负，都不如妓女可悲、可怜；无论妓女是否别无选择，是否得以靠卖淫改善经济，卖淫本身绝对是极坏、极惨之事。虽然所有女性都可能遭遇性骚扰、家暴或强暴，但妓女却时刻面对之。男人对妓女的糟蹋，堪称最极端的性宰制和性暴力。（A. Dworkin, 1997: 140-145） 安德莉亚·德沃金和她的合作伙伴麦金农皆表示，男性嫖客对妓女的性行为，就性质而言，跟性骚扰、家暴或强暴实不可分。（A. Dworkin, 1997: 141; MacKinnon, 1987: 59-61）麦金农强调，所谓妓女“同意”卖淫，只是“迷思”而已。（Spector, 2006: 423; MacKinnon, 1982; 1989） 相对于更关切色情的安德莉亚·德沃金和麦金农，另一位著名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巴里（Katheleen Barry）广受肯认为批判卖淫体制的先驱。在1979 年出版的《女性奴役》中，她把卖淫体制界定为一种具高度强制性的性剥削、甚至性奴役制度。（K. Barry, 1979）基于亲身的研究经验，她对妓女的恶劣处境感到愤慨，因而投身于援救遭虐妓女的跨国运动。值得注意的是，巴里向来反对罚娼，因其势必使妓女更依赖皮条客，更难以脱离卖淫生涯。（K. Barry, 1995: 222-227） 在20世纪80 年代初，巴里曾主张“娼嫖皆不罚”，并且反对政府“管制”性交易。她认为“管制”无助于消除卖淫体制及其罪恶，故主张在“娼嫖皆不罚”之外，政府须全面围堵性交易。易言之，不直接禁止合意的成人娼嫖行为，但通过其他手段以消除卖淫建制。这个立场，接近于第二节所描述的英国模式。（Ibid.: 238）及至80 年代中期，巴里对卖淫体制的批判依旧，但开始主张“罚嫖不罚娼”的禁止手段。不罚娼妓，以减少其所受压迫，使其更容易摆脱卖淫；但包括嫖客在内，性交易产业中的所有其他人员及事项都要法办。（Ibid.: 239）这个立场，接近于1999 年以后的瑞典模式。 巴里是激进女性主义阵营中反对卖淫体制的先驱。和除罚化论者一样，她主张不罚卖淫者；而且，她亦曾主张娼嫖皆不罚。这暗示：对卖淫体制的批判，跟“合意的成人娼嫖行为不罚”之间，并没有根本的矛盾。她之所以从“娼嫖皆不罚”转变为“罚嫖不罚娼”，是因为她担心“娼嫖皆不罚”会让人误以为只有强制卖淫是错的，因而不利于消灭卖淫体制。（Ibid.: 238） 以下，我们将分析主罚论者几项主要的平等论证，并提出商榷。对于主罚的性别平等论者来说，“合意的成人娼嫖行为不罚”的一大问题，在于忽略了男嫖女娼并非个人行为而已，而是一种压迫女性的社会建制。由于卖淫体制所包藏的罪恶是体制性的，运动的终极目标应在于消灭这整个体制，而不在于改革或管制。强制卖淫、跨国人口贩运、皮条客的中间剥削、妓女遭强暴或虐待等情事，并未因娼嫖皆不罚而消失。只要卖淫体制存在一天，这些体制性的罪恶就会持续存在。（K. Barry, 1995: ch. 7; 1979） 对此论点，吾人可提出以下商榷：如果说卖淫体制之恶是体制性的，资本主义之恶也是体制性的，父权家庭之恶也是体制性的。时至今日，主张以政治手段消灭资本主义的人愈来愈少，但主张改革以减其罪恶的人仍所在多有。改革派必然否认资本主义之恶的体制性成因吗？其实未必。从政治实践的角度，资本主义体制之难以推翻，并不意味改革（如改善劳动条件、保障基础教育、全民健保、老人年金等）毫无意义。另一个例子是父权家庭。对大多数女性主义者来说，父权家庭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对女性构成了系统性的压迫。争取避孕权、堕胎权、离婚权、赡养费、产假、反家庭暴力的法律等，虽皆有助女性培养力量，但父权家庭的压迫却未完全消失。我们不曾听说有人主张禁止父权家庭，但禁止一夫多妻、禁止家暴等措施，则确实有助于父权家庭的变革。如果说父权家庭的体制性并未排除变革，则卖淫体制的体制性也未排除变革。正如父权家庭难以一举消灭，要消灭卖淫体制亦非一蹴可几。要言之，“卖淫体制之恶是体制性的”此项看法，不必然与“娼嫖皆不罚”的倡议相冲突。毕竟，欲通过直接禁止的手段以消灭卖淫体制，是极不现实的，且不利于缓解当前卖淫体制的诸多罪恶。部分激进女性主义者表示：即使有些妓女相信自己卖淫是出于自由意志，或相信自己既未遭到中间人剥削，也未被嫖客强暴或虐待；但从整个卖淫体制来看，她们的“自由意志”和“性自主”只是一种迷思或错误意识而已。卖淫作为一种性宰制体系，带有高度的强制性；其强制性显现于妓女的社会经济弱势和家庭状况，人口贩运和强制卖淫，皮条客的宰制和剥削，以及嫖客对妓女的性暴力等。 麦金农因此强调，所谓的“同意”（或合意、自由意志）只是迷思。（Spector, 2006: 423） 巴里则表示，她之所以不再主张娼嫖皆不罚，是因为后者可能传达“自由卖淫无错之有”的错误讯息。（K. Barry, 1995: 238） 但我们不妨追问：卖淫体制是否具高度强制性甚至奴役性？卖淫妇女是否别无选择？卖淫妇女的“同意”或“不同意”，是否完全不具政治道德分量？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以下再以资本主义和父权家庭为例。 资本主义就和卖淫体制一样，同样带有高度强制性；正如巴里把妓女形容成“性奴隶”，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过去把薪资劳动者形容为“薪资奴隶”。后者的强制性在于：只要没有生产工具，就得靠薪资劳动维生，几乎别无选择。故部分论者声称，在庞大的经济强制力下，“自由选择”只是一种迷思或错误意识。实则，“薪资奴隶”一词本身就带有“强制卖淫／劳”（forced prostitution of labor）的性暗示。 但换个角度来看，在薪资劳动者之间，还是存在诸多差异。有些人得以选择劳动条件较好的工作，弱势者则只能选择劳动条件较差的工作；愈是社会经济弱势，所承受的经济强制力就愈大。在此情况下，社会经济改革的主要任务在于为弱势者培育力量，以降低经济强制力的压迫性；反之，如果所有薪资劳动都被当作“强制卖淫／劳”，出路就只剩下革命。 同理，纵使父权家庭是具高度强制性的社会建制，但吾人仍可以区别较好与较坏的情况。父权家庭的想象和实际，至今对不少人仍具吸引力；甚至，还有很多人认为父权家庭毫无弊病。正因为“同意不全是迷思”，吾人不能禁止人们选择父权家庭，或禁止妇女在家照顾小孩和老人。在父权社会的历史上，对妓女和同性恋者的某些极端压迫，正是以“他们的主观意志不算数”这类理由行之。（Weeks, 1981; Bartley, 2000; Corbin, 1990）所谓“同意只是迷思”是社会批判的常用修辞，借以凸显某些社会逻辑的强制性；但在政治道德的基本面上，同意与否非但不只是迷思，且具有高度重要性。如果说卖淫都是强制卖淫，吾人便无从区辨那位12 岁雏妓和莱恩的差异。如果说莱恩也是被强制卖淫，跟那位12 岁雏妓无异，那我们为何更关切后者的处境？ 再回到父权家庭与卖淫体制的比较。女性主义者在大力批判父权家庭时，仍不得不容忍或尊重一般人选择父权家庭的权利。那么，何以选择父权家庭无罪，合意的成人娼嫖行为却非得入罪？在性交易课题上，需要区分两个不同层次的性宰制或性暴力论证。一种论证是：卖淫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本身即是一种性宰制甚至性暴力体系；另一种论证是：每一次男嫖女娼的性行为本身，即是男人对女人的性宰制甚至性暴力。前者是社会层面的论证，后者则直指每一次男嫖女娼的性行为本身。宏观地看，当前以男嫖女娼为大宗的卖淫体制，的确可以理解为一种父权宰制，且称得上是一种性／别宰制。从性别平等的视野，在具强制性的社会经济压力下卖淫者，确实以女性占绝大多数；故而，卖淫体制或可界定为一种男人对女人的集体性消费、性宰制。再者，即使从性解放的角度，此种主要由弱势妇女为男嫖客提供性服务的卖淫体制，也严重不对。性解放意味更积极的、更不受强制的性自主，而不是目前这种带有强制性的、种种社会压抑下的男嫖女娼建制。 然而，卖淫体制的体制性、强制性和性／别宰制面向，也同样呈现在父权家庭建制。换句话说，对于卖淫体制作为一种性／别宰制系统的批判，亦未必跟除罚化相冲突。 部分激进女性主义者进一步表示：每一次男嫖女娼的性行为本身，都跟“强暴”无分轩轾，都是男人施于女人的性暴力。（A. Dworkin, 1987; 1997）此项说法与麦金农“同意只是迷思”并无二致。但如果此说成立，那遭到强暴的妓女，岂不跟未遭强暴的妓女没有两样？无论从卖淫者的主观角度，还是从改革卖淫体制的视野，我们都有相当强的理由反对“统统都是性暴力”的说辞。在“统统都是性暴力”和“同意只是迷思”的思路下，部分论者对“强制卖淫”进行扩大诠释。例如，在巴里的笔下，几乎所有涉及卖淫的跨国中介和运送，都属于“人口贩运与强制卖淫”；此种定义或诠释，强烈暗示所有跨国跨地区卖淫都是强制卖淫。（K. Barry, 1979: ch. 4; 1995: ch. 5）就算部分来台卖淫的大陆女子是出于自愿，是想要赚快钱，也照样被归类为“强制卖淫”。此种定义的问题在于：它使得更值得关切的、类似于那位12 岁雏妓的案例，在“跨国卖淫都是强制卖淫”的印象中隐而不见。（Weitzer, 2007b） 然而，这对于真正被强制卖淫者、被强暴者来说，却未必是件好事。试想：究竟是宣扬“卖淫无异于强制卖淫”“统统都是性暴力”比较重要，还是援救真正被强制卖淫者、被强暴者比较重要？举例来说，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就对“强制卖淫”与“性暴力”做出了更严格的界定。在该组织发布的“妨碍性自主”报告中，强制卖淫与性暴力正是调查重点，但一般卖淫或性交易则否。按佩特曼（Carole Pateman）的说法，男嫖女娼的性行为本身即是“男性有权宰制女性的公开告示”；男人对女人的性权利／力，连同女人的性工具角色，通过性交易而得到了公开认可。（Pateman, 1983; 1988: 189-218）这个观点引发了女性主义者之间的激烈论辩。（Shrage, 1989; 1994; Schwarzenbach, 2006; Satz, 2006） 前文提及，巴里原本主张娼嫖皆不罚，但后来主张罚嫖不罚娼。（K. Barry, 1995: 238-239）她对除罚化的忧虑是：如果娼嫖皆不罚，那在象征政治的层面上，是否等于宣告了“强制卖淫有罪，但其他皆可容许”？部分论者援用“滑坡论证”以表达此种忧虑：一旦娼嫖皆不罚，男人难道不会变本加厉，在工作场所也要求女性提供性服务？（S. Anderson, 2002）针对以上提法，我们不妨追问：合意的成人娼嫖行为不罚，是否一定会强化“女人是男人的性工具”的文化建构？直接禁止性交易（如罚娼、罚嫖或娼嫖皆罚），又真的有助于强化“女人不是男人的性工具”的象征意义吗？实际上，佩特曼的说法强烈暗示：男嫖女娼的性交易体制的存在和运行，就已经不断地“公开宣告”女人是男人的性工具。即使是在直接禁止性交易的社会，由于卖淫体制根深蒂固，佩特曼所谓“男人对女人的性权利／力”早已不断被公开宣告、公开肯认了。 如此看来，直接禁止性交易的象征作用究竟有多大，应值得更仔细推敲。美国和台湾地区的经验显示，在禁止性交易的表层下，其实是对性交易的高度容忍。在象征层面上，禁止措施象征保障“良家妇女”的社会地位，但它真的肯认了“女人并非男人的性工具”吗？又真的提升了女性的平等地位吗？禁止性交易的社会或文化意义，并不是单一的，更未必象征“女人并非男人的性工具”。卖淫，向来是父权社会与父权家庭的他者；禁止性交易，可能更有助于巩固父权家庭的性／别宰制逻辑。（Shrage, 1994: ch. 6; Nussbaum, 1999: ch. 11; Diana, 1985: ch. 7）禁止措施如娼嫖皆罚、罚娼不罚嫖、或罚嫖不罚娼，皆可能被解读为回归父权家庭、捍卫家庭价值、保障良家妇女等。由于主禁派的主力向来是父权家庭的捍卫者，直接禁止性交易的象征意义究竟何在，实难有定论。在台湾，绝大多数主禁者都不是以促进性别平等作为理由，而这并非意外。 进一步看，在1999 年以前“娼嫖皆不罚”的瑞典，其女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高出美国或台湾地区甚多。早于1999 年，瑞典已是两性平等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娼妓占人口比例最低的先进国之一；然而，这却不是通过罚娼、罚嫖或娼嫖皆罚而达到的。（Posner, 1992: 132）瑞典经验暗示：若要压抑卖淫体制的规模，除了要有一整套促进社会经济平等、提升女性地位的做法外，亦须促成更自由开放的性文化，和更平等、更多元的家庭或伴侣关系。 对照台湾地区和瑞典，一项合理的判断是：成人性交易的除罚化与否，对于女性的社会地位并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促进性别平等、为妇女培育力量的角度，我们应当追问：台湾长期以来禁止性交易（却禁不掉），但两性平等的成绩为何？在1999 年以前，瑞典长期“娼嫖皆不罚”，又真的妨碍了性别平等在各个领域的推进吗？瑞典的启示或许在于：促进性别平等是项复杂的事业，跟禁或不禁成人性交易的关系不大。台湾地区的经验则暗示：直接禁止性交易与否，本身皆不足以动摇“女人是男人的性工具”的父权建构，亦不是促进性别平等的主要途径。在此情况下，如果有足够强的理由和证据显示“娼嫖皆不罚”有助于改善卖淫妇女的处境，且未必妨碍性别平等的推进，那么，它或许即是值得支持的变革选项。本文作者 陈宜中，英国剑桥大学博士，任职于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并担任《思想季刊》与《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编辑委员。研究兴趣在当代政治哲学、社会主义思想史、国族主义、当代中国政治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