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注入新动力——专家解读《昆明宣言》的丰硕成果和重大意义

10月13日下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正式通过《昆明宣言》。

《昆明宣言》是一个政治性宣言，是此次大会的主要成果。宣言承诺，确保制定、通过和实施一个有效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扭转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并确保最迟在2030年使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进而全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愿景。

晚间，COP15新闻中心举行了专家见面会，解读《昆明宣言》的成果及意义，多位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主任高吉喜

凝聚共识 展望愿景 综合协同 探索路径

周亚楠

图为：高吉喜 摄影：本报见习记者 于天昊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主任高吉喜指出，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是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的主要原因。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土地退化和荒漠化、海洋退化和污染以及日益严峻的人类健康和粮食安全风险，这些前所未有和相互关联的危机对社会、文化繁荣和地球构成威胁。“生物多样性及其提供的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能为地球上所有形式的生命提供支持，巩固人类和地球的健康与福祉，促进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谈及《昆明宣言》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阶段性目标和终极目标的实现，高吉喜表示：“生物多样性保护不能靠单一措施、单一行动、单一国家、单一组织实现，必须综合协调环境、经济和社会作用，解决生物多样性恶化的局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国政府、所有利益相关方等均应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提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未来行动计划，高吉喜认为，要制定和实施有效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及适当的监测、报告和审查机制，以扭转当前生物多样性现状。要加快并加强制定、更新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确保“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在国家层面的有效实施；积极完善全球环境法律框架，加强国家层面的环境法及其执法力度，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并打击其非法利用；进一步开发关于生物多样性宣传、教育和公众意识的工具，以支持向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行为的方向转变；通过强有力的环境和社会保障措施，确保可持续发展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效益。

对于未来生物多样性保护，高吉喜认为应重点关注以下4个方面：一是资金保障，增加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实施“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所需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二是保证公平公正，在考虑到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的背景下，确保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包括与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三是重视海洋和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大行动力度，减少人类活动对海洋的负面影响，保护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增强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韧性；四是重视新冠疫肺炎情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确保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后的恢复政策、规划和计划有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首席专家李俊生

三个“度”和三个“性”亮点突出

于天昊

图为：李俊生 摄影：本报见习记者 于天昊

在《昆明宣言》通过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首席专家李俊生表达了自己对《昆明宣言》的看法。

李俊生首先从三个“度”分析了《昆明宣言》。首先是“高度”，《昆明宣言》是以“生态文明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角度出发的，纵观COP15之前的历次宣言，这次的《昆明宣言》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将生态文明写入政治性文件。这表明，《昆明宣言》是站在人类和自然的高度出发，提出针对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举措，引导后期的保护与发展。

其次是“维度”。李俊生认为，这次《昆明宣言》强调了从自然、社会、经济不同角度出发，明确三者之间的系统关系，共同发挥作用来保护生物多样性。并且《昆明宣言》从维度上也非常广阔，涉及海洋、陆地等多个领域。

最后是“尺度”。李俊生表示，《昆明宣言》涵盖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三个层面，即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从保护、恢复等各种层面提出实现路径。

随后，李俊生解读了《昆明宣言》的三个“性”。第一是时效性。李俊生指出，在“爱知目标”没有实现且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昆明宣言》的通过为我们提供了时间差。在疫情放慢全球发展的时刻，制定下一步行动以及框架，提供未来生物多样性保护发展的引导，是具有时效性的。第二是《昆明宣言》的长期性。李俊生认为，《昆明宣言》的目标不只是2030年，而是瞄准生物多样性2050愿景制定的。所以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昆明宣言》在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都具有很强的指导性。第三是科学性。李俊生指出，《昆明宣言》无论从维度、尺度以及路径上来看，都明确了每一步的目标，以及如何通过监测、评估的方法来实现。每一个目标的实现路径，都体现了科学性。

此外，李俊生还总结了《昆明宣言》的另一个特点。他认为，《昆明宣言》将中国的优势、中国的方案以宣言的形式带给了世界，给这个世界性的宣言中加入了“中国元素”。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成就显著，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作为本次国际性会议的主题，从这样的高度和角度引领下一步的工作，这是站在系统的角度治理未来的社会关系，为全球的长期性治理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样板和经验。

最后，李俊生认为，实现《昆明宣言》最关键的因素是“人”。而实现保护生物多样性目标的最关键的内因，则是人们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识”。通过COP15在中国的召开，以及媒体的宣传，将在全球形成广泛的“意识引导”，提高所有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只要我们有这个意识，无论是资金投入还是日常生活，都能发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作用。这样就能逐渐向《昆明宣言》提出的目标靠近。所以说，我们要加强宣传工作，发挥媒体的作用，这是我们实现“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框架”的重要驱动力。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主任任海

主流化和系统性变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张黎

图为：任海 摄影：本报见习记者 于天昊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主任任海表示，《昆明宣言》是在人类发展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关键性的会议宣言，将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当下，生物多样性及其提供的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面临巨大威胁，但人类的努力特别是各国政府的行动依然不够。如果任由这种威胁持续和人类行动不力发展下去，就会越过地球的生物多样性阈值，产生不可逆的影响。

在任海看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利用是科学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生物多样性是衡量生态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集中体现。这对矛盾的解决，要上升到生态文明的高度来认识并加以推进。

“不难看出，《昆明宣言》的主题‘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就是抓住了深层次的、主要的矛盾。”任海表示。

任海谈及，宣言中多次提到了主流化和系统性变革，这两个关键词是针对过去生物多样性履约存在的问题提出来的“良药”，更是未来的行动宣言。

任海进一步指出，生物多样性的主流化就是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从而避免先破坏后保护，做到防患于未然，使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发展得以同步进行。主流化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问题。

“而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问题源于认识、立法、体制、资金、技术、能力和外部环境等7个方面，需要通过系统性的变革才能解决。”任海解释道，特别是在理念目标、技术模式上进行变革性转变，以保护生物多样性，进而全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愿景。

更让任海欣喜的是，中国经验和智慧在宣言中有所体现。中国在实践中依托“生命共同体”理论凝聚保护共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克服利益分歧，遵循“两山”理论协调保护与发展矛盾，可有效化解社会面临的“转型变革”结构性难题。

在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过程中，我国会将它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2030》《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等一起实施，综合运用法律、行政、文化、科技等多种手段，推动形成各个国际公约的全球目标及国家行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有效机制和政策工具，提升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力。

此外，中国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与其中的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红线制度，考虑了人类对地球空间的利用，可以同时实现气候、生物多样性和荒漠化治理目标。

“上述内容在宣言中有一定程度的体现，并可以在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中有所应用，这也是我国为全球提供的公共产品，对地球而言，也是一件幸事。”任海说。

封面图来源：人民网

来源：中国环境报

编辑：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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