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巴”专辑】孔占芳 | 寻找、反思康巴精魂的史诗化叙事 ——读泽仁达娃的长篇小说《雪山的话语》（上）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七辑

（本文作者：孔占芳教授）

泽仁达娃是当代用汉语写作的四川康巴藏族青年作家，他的作品具有丰詹的意蕴和诗意的品质，严谨的创作态度与价值向度的追求获誉“用生命写作的作家”。在市场化、商业化和创作价值多元的当代文坛，泽仁达娃静心、潜心于文学对人生的解惑，对精神价值的求索，用诗意的意境陶冶性情，用诗化的语言熨帖心灵，当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作家。

201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雪山的话语》，是一部独具康巴地域文化与精神追求的史诗性小说，熔铸神性与理性，铸造、缅怀英雄，寻找、反思康巴族群的精魂，探寻族群的生存、困境、出路，是对族群发展历程的理性思考。

 小说描写了康巴藏区十几个土司间几十年间财物掠夺和领土兼并纷争，塑造了战神般的英雄群像，赞扬了康巴汉子彪悍的气质与英雄主义精神，反映了民众渴望和平美好日子的到来，探寻康巴藏区不能强盛原因，反思佛教并不能停止战争和流血的事实。

一种尝试——史诗化叙事

小说最大的特色，是采用了史诗化写作的小说叙事策略，追求整体性、普遍性的意识形态，以“史诗化”的艺术手法展现康巴藏区土司时代的历史风云，表达对历史、族群的认知，不仅深刻地探讨了土司间兼并战争、经济、佛教文化的反思与论争等重大命题，而且反映了土司时期康巴藏族人的精神风貌，这使得小说充满了张力、意蕴深厚。然而，小说思想的狭隘性也藏匿其中。

小说采用双线叙事。主线是康巴藏区的历史发展，兼并战争不止；副线是阿绒嘎追求太平、幸福的生活，而终不得。两条线或平行或交叉，最终组合成一个“场景”，综合成一个大事件，把历史现象提高到反思文化意义的高度。

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雪山的话语》进行“史诗化”叙事的途径。彪悍勇猛、强壮尚武的康巴人是小说“大历史”叙事的外在显现。泽仁达娃笔下的男性英雄皆重信诺、轻生死、具有硬汉性格，在力量与武力方面是有真本领的，其中也不乏像贡玛土司以及后来成为土司的朗吉杰布在治理方面的智慧。可以说他们在行动上都有英雄色彩。这一形象不只体现在小说主人公身上，还被描绘为一种共性，就连土匪、叛徒也死得硬气 悲壮，有《荷马史诗》中英雄的风采。

泽仁达娃以康巴头领为主角，高扬英雄意识，故事时间跨度大，目的在于以史诗风格揭示族群的命运，展现时代的风云变换，把自己关于族群、历史、生命、宗教的思考渗透于文本中，追索英雄情结推动下的族群命运。所以，“史诗化”叙述是《雪山的话语》本质性的叙述，决定着该小说的叙事方向。叙述“康巴藏区土司”的“历史命运”为《雪山话语》的中心任务，展现了作者的创作目的。“史诗化”叙述有力彰显历史的价值与意义，把系列事件转变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

小说整体上营造的是一个封闭的内循环系统中一个族群的发展历程。这样的书写对了解一个族群的自身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价值，即在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一个族群能否自足地发展？

小说的选取的历史是土司统治时期，以主人公阿绒嘎的青壮年时期的故事为具体的节点，向前延伸至阿绒嘎的祖父辈，形成历时与共时交叉叙事。故事以阿绒嘎追求美好的爱情生活，放弃世代仇杀始，又以刺杀大土司朗吉杰布终。表明在一个充满纷乱争战的年代里，个体如何规避仇杀与战争都是无济于事。而“杀了大土司朗吉杰布，没完没了的战争就会停止，罪孽才会停步。”真的实现了吗？流血的历史就此终结了吗？应该说，推选新的土司来复仇的循环又开始了。

在一个封闭的内循环系统中，流血纷争的原因是贫困与贫富不均。贝祖村很穷，阿绒嘎所生活的空绒村更加贫穷。高原高山峡谷的生存环境是贫困和彪悍的民风的产生的原因。有山林，可以打猎，所以，阿绒嘎和朗吉杰布都是好猎手，但狩猎毕竟是少数人的职业，猎物也毕竟太少，构不成生存经济，依赖的农业因为海拔高，青稞是主要农作物，靠天吃饭的经营模式解决不了基本的温饱问题。土司制度下的手工业也养活不了一家人。本登科巴的父亲裁缝师尼玛一整天有做不完活。但只要停下来一会儿，儿子“就过不成吃饱的日子（第5页）。”只有贡玛土司治下的毛垭草原很富有。他不仅经营着牧业、农业，他的商队更加壮观。“毛垭草原普通的人家，比得上贝族村普通的富人（第4页）。”贫富不均，造成了的土匪烧杀抢掠和普通民众的苦难生活。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佛教的输入，如果没有朗吉杰布向西藏的扩张战争，康巴族群也不会自足地发展，土地的贫瘠与经济形式的单一，民风的彪悍造成的械斗与内讧，土司制度的循环造成的内耗依然贫困的根源。

一种反思——佛教的神性和理性

这部小说震撼之处还在于将佛教对藏族民众及社会的价值做了反思。

从普通民众角度讲，《雪山的话语》是一部族群的苦难史，广大的老百姓为生存挣扎在死亡线上，出则可能战死，不出可能饿死。长年累月的兼并、内讧、械斗，“那时的贝祖村看不见30岁以上的男人”（第26页）。为了摆脱苦难，康巴藏区的民众热切拥抱了来自印度以慈悲为怀佛教，祈愿佛教能赐予解脱精神困苦的良药。因此，佛教的神性在小说中处处可见。例如开头，阿绒嘎为了追求毛垭草原上最漂亮的姑娘，去寺院里向当活佛的舅舅借枣红骏马。到达时已经是晚上了，舅舅在两个月前就在密室静修，却递出纸条写明了赠送给阿绒嘎的礼物，并明确预知了来意和时间。这种预知未来的能力，是佛教神秘的功能之一，不仅预知即将发生的眼前事，也能预知一个人一生的命运遭际，一个族群的凶吉祸福。这也是民众眼见为实的信服所在。贡玛土司的医师云登喇嘛救活近乎死去的美朗多青，佛教中起死回生的医学的神奇，也是民众信服的根源。贝祖村民族性格的演变也被描述为佛教的神性有关。活佛确切当布将“暴躁勇猛刚烈著称的亚拉神山”用法力移到离村不远的山冈上有关。之前，“贝祖村的男人们个个是虎豹一样的英雄好汉。”“神山下移后，贝祖村虽然涌现过不少英雄好汉，但更多的却成了狡猾、胆小的男人。”活佛还在村民争夺水柴引发无数械斗的大回水边“设坛作法三日”，从此“水柴都被江心波浪冲走，贝祖村也跟争夺水柴无缘了。”（第26页）用法力移山，设坛作法调正水流方向等等，都是佛法的神迹显现。活佛拯救的是无辜的生命，佛法降服的是暴躁的刚烈的神山，其中隐喻以宗教“文”而“化”之的内核被作者理解为“狡猾”、“胆小”，是作者对文化理解的局限造成的。

佛教神性的描述，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文艺上随着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兴起，在当代用汉语创作的藏族作家作品中大量涌现，已屡见不鲜。在现实生活中，藏族的生活方式既是“生活即宗教，宗教即生活”，二者密不可分，反映藏族生活的文学作品也不经意充满佛教的神性，倒不是作家有意为之。佛教中的神性使作品更具藏族思维、心理和民族特色。

难能可贵的是，对佛教的价值做了理性思考。诚然，在泽仁达娃之前，自然有作家对佛教的价值有过思考，但大都停留对佛教功德与现实行为的质疑上，比如，万玛才旦的电影《静静的玛尼石》《寻找智美更登》中，对智美更登毫无限度地施舍的质疑，阿来《三根虫草》中征收挖虫草的草皮费的僧人们行为的质疑。更多的是假装佛教徒行坑蒙拐骗之实的揭露与批判，比如被称为“藏族中的鲁迅”的端智嘉，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揭示生活中的伪善，以提高民智，《假活佛》是其中的名篇。但对佛教价值的反思，还是比较少的，万玛才旦的电影《静静的玛尼石》中对老喇嘛穷其一生积累财富晚年准备踏上磕长头进藏朝拜一事，导演以呈现为主，并没有明显的价值导向。

泽仁达娃通过对康区历史史诗化的叙述，“使历史深处的康巴、现实中的康巴与心里的康巴合为一体。”（第252页）梳理出康区贫困的原因并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出：是民众太过于信仰佛教了。

大土司朗吉杰布用武力统一了康区，“没有战争的日子过了一年，”各地上交的各种物品“多得仓库不够用”，第二年，实行了免除差役的新政，但在“流失的时光中，发现百姓的生活没有明显好转，”原来寺院在扩建，他分析：“要是寺院不停地增员扩建，最后大家只能过穷日子，比如现在僧俗比例为9：1，要是变成5：1，或者3：1，这样的结果会带来什么，你们自己双手合十好好想一想。”他“揣着自己的见解去打量佛教的面目”。

大土司朗吉杰布望着与天相接的群山，深深地叹口气说：“我们无法超越祖先的原因是把圣人供得太高了，又把来世看的太重了，这样后人只能匍匐在圣人的脚下，就这样，许多人的精神几乎为来世活着。”

“在我的掌握中，还没有出现过你这样的土司，你的智慧长出了翅膀，在历史和现实的天空里飞翔。”扎龙喇嘛兴奋的看着大吐司，“汉人的古书里写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洋人鼓励要站到巨人的肩膀上，所以他们总能一代胜过一代。”

大土司：“藏人生下来就请活佛和喇嘛取名字，念《保佑经》。”

上师：“成长过程中还念很多《平安经》，当然还有一些大经和佛事活动也少不了他们掏腰包。”

大土司：“死了要念《渡亡经》《嘛呢经》，还要做道场等等。”

上师：“藏人的生死和过日子离不开念经做法。“

大土司：“念经念掉多少财物。藏人的灵魂，要带走好多财物啊。“

上师：“他们只是拐了个弯儿就流进了僧人的袈裟。”（第232-233页）

这是大土司对佛教的见解，也是作者对佛教理性的思考：佛教一方面给予使民众在摆脱苦难生活的精神途径和憧憬，另一方面佛教让民众不敢有进取、创新的精神力量来建立现世的幸福，对佛教僧侣的供养又将民众积攒起来的一点财富掏空，沦入贫困。贫困又促使抢劫的复生，历史又轮回为为生存而进行的兼并战争。

站在作家的层面上能够提出佛教对民智的淡化和对社会发展的阻碍，这是大胆的，理性的，也是智慧的，是社会发展产生的必然要求。

不仅如此，大土司朗吉杰布将认识运用到实践中，进行了一系列抑佛利民的政策：寺院不准增员、也不准扩建和新建；两兄弟或三兄弟禁止同娶一妻；百姓可以放心地食自己家畜禽肉，寺庙不准用戒律夺走百姓的口福；教徒们去拉萨朝圣，路途遥远，花费大，所以在贝祖村建立了三大寺，辖区内的上千僧侣集中到三大寺，还有上千僧侣被劝会家中还俗，理由是穿着袈裟不会念经或者学经不多的，应该知道羞耻，更不能在寺院里吃闲饭混日子；鼓励百姓修新房。（第238页）

政策的实行，自然是民富足土司强。但另一方面，得罪了佛教僧侣集团。这也是朗吉杰布的土司王朝的陨落的原因，土司强大,欲望膨胀,竟发动了对西藏的侵略，而僧侣对大土司的憎恨瓦解了军心、赢得了民心。小说最后借管家的口明晰地指出了一个强悍智勇的族群覆灭的原因：“大土司朗吉杰布，你的今天是因为大地背不动你的野心与欲望啊。”“大土司朗吉杰布倒在藏人对佛教的虔诚情感和美好心愿里啊！”（第248页）

泽仁达娃站在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历史的思考加上历史的事件佐证后得出理性分析令人信服。为族群生存而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为消除长久的兼并、抢劫，统一族群的战争是符合民心的，所以能赢；为扩张和敛财而进行的战争是侵略，是荼毒生灵，是黩武，是野心，是违背民心的，注定要失败！佛教在朗吉杰布统一各土司的征战和对西藏的侵略战争中都站在了民心一边，这就是历史！无论作者对朗吉杰布这个英武强悍智勇双全的大英雄多么喜欢，多么崇拜，对贝族村的光荣倾注了多么热情的赞扬，但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的历史规律不可颠覆。

朗吉杰布或者说作者对佛教的见解没有错，但与当时的时代与民心不符。佛教被接纳的地方，是贫困、苦难、战乱等等人生困苦的所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被称为生命的禁区，生存实属不易，康巴地区高山峡谷的地貌形成了与自然抗争在自然中夺食强者生存的法则，养成了彪悍、有仇必复的民风，械斗与烧杀抢掠使本已艰难的生存雪上加霜，而常年累月的穷兵黩武和无休止的仇杀，人民厌倦了战争，他们渴望和平和幸福。民众渴望生存的最基本要求与佛教的救苦救难的利他精神与悲悯、仁慈的怜悯情怀相吻，在适时的时候，给予了精神慰藉与生存的希望，这就是民心，民心的力量是强大的。

 但佛教依然熄灭不了个人英雄主义的野心和欲望，康巴民众也就解脱不了连年的征战。这就是阿绒嘎苦苦思索的问题.“阿绒嘎抬头问天的话语追上德吉：‘为什么上千年的佛教，阻挡不了康巴人仇杀的脚步？！’这个问题阿绒嘎无法回答，德吉更找不到答案。”（第222页）作者将天问留给了读者，是叫读者去思索，有启智的目的在里面。朗吉杰布对佛教的理解和施政即便是对现在的信众而言也是振聋发聩的。作者还将这种启智的任务分配给格西真珠吉佩。家徒四壁与母亲相依为命的真珠吉佩在十多岁时跟着朝圣的信众从贝祖村走出去到西藏学习佛教，十年后学成归来，试图解救苦难的家乡民众。因为他更加关注眼下的现实世界，关注民生，他的言行损害到寺院的收益，被寺院排挤出来在吉公大山沟里搭了木板棚修炼。他依然热心于救牲口修桥，并打算请异族或洋人办学堂，被寺院放出的言论：“格西真珠吉佩疯了”中伤，失却了群众的信任。作者有意写到他准确预知了自己离世的时间，写在纸条上带给寺院，上面既没有写“去极乐世界”，也没有写“圆寂”而是写了最普通的“九月九日离开人间”。寺院派人去看，格西用罕见的圆寂方式离世，并在一溜贝叶纸上写下：“自私的人看起来得的好处多，可是自私的人多了，会酿成众生的灾难。”（第236页）这是从佛教高僧的至理名言揭示了私欲才是酿成灾难的原因，寺院里修行僧侣也好，个人英雄主义者也好，只要抛弃了民众的利益站在一己之私的欲望山峰，民众的灾难就会永无止境。这个见解是高屋建瓴的

作者借格西的言行一方面为佛教的神秘祛魅，将佛教真正对民众的功德现实化，揭露佛教徒中某些僧侣的伪善与私欲，另一方面又描写真正行善修为的大德高僧的圆寂符合佛教的仪轨来证验佛教的神性。

《雪山的话语》通过康巴地区近百年循环往复的征战史和民众的苦难史告诉读者的话语就是：种种私欲是苦难的原因，个人英雄主义与藏族民众渴望和平幸福的日子背道而驰，也说明民众选择佛教的原因，就是要摆脱每隔几年就进行的大规模土司间的兼并战争， 希望停止杀戮与纷争，过上阿绒嘎所追求的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凡的太平生活。

《雪山的话语》还告诉读者：宗教存在的合理性和宗教不能独立治世的原因，宗教解决的是个体心灵安稳的问题，社会的安稳还需要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制度的综合治理，而治理的中心任务民众的幸福。

康巴地区诞生过战神般的诸多英雄人物群像，也有睿智的活佛上师，精明的大商人，血性硬汉，恭勤良善女子，但为什么没有强盛起来？因为带领民众向前走的英雄们追求的人生目标就是以暴制暴，推翻大土司，自己再做大土司，欲望与野心，加上土司制度的性质没有改变，依旧回到旧有的循环模式，民众的幸福依然遥不可及。推动历史滚滚前行的车轮不是几个具有个人英雄主义精神的个体，而是广大的民众的生存诉求；不是一个大土司制衡着几个小土司，而是形成整体的大一统。

  （作者单位：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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