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作品国际研讨会】何平| 怎样的西藏？如何文学？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十辑）

（本文作者：何平教授）

         阿来意识到自己的族裔身份，讲述着复数意义上“我们的”故事。在一个追求“我”的意义写作时代，阿来却自觉地把“我”安放在“我们”中间，这个“我们”，阿来在《机村史诗》后记称之为亲人和同胞。“西藏究竟是什么样子”？“西藏何以成为这个样子”？“他们的”，“现代的”、“异域的”或者“汉人的”如何进入到“我们的”？阿来写地质队出现了，“看见机村这么大一个村庄，但就像没有看见一样。他们赶着各种稀奇的骡子队直接就从村子中央穿过去了，对这么大个村庄视而不见。完全是一种见过大世面的样子。”“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太神气了，在他们眼里机村就像不存在一样，大人们都尽量不到地质队扎营的地方去，也假装出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水电站》）农业合作社的时候，马车的突然出现。“此前机村有马，也有马上英雄的传奇，但没有车，没有马车。其实，哪里只是机村，方圆几百里，上下两千年，这个广大的地区都没有这个东西。”“那时，机村的一些人，慢慢开始明白，共产党不是一个人。但是有很多人以为，共产党是一个人，和毛主席加在一起，是非常了不起的两个人。”（《马车》）

        在中国，“他们的”，“现代的”、“异域的”、“汉人的”不只是像“科学”这样的物质和技术的“现代化”，而且纠缠着“革命”、“政党”和“国家”等等复杂的力量。所以在《机村史诗》中“机村”之变不仅仅是现代化先后意义上的现代性话题，在这个话题上阿来继承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对现代性的反思传统。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现当代作家的现代性反思常常执其一端，追求一种单纯或者偏至之美，比如京派作家群，比如寻根文学。而阿来则呈现出现代性反思的复杂性和缠绕性。“现代”是破坏、毁灭。但“现代”又是美好的。肯为机村的孩子举办科学主题活动人的勘探队也是汉人啊，他们为机村设计水电站。“那支勘探队留给机村是多么美好的记忆啊！”水电站修起来，“这可是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光亮。”（《水电站》）1990年代阿来有篇小说的题目叫《自愿被拐卖的卓玛》（1994）。很多时候，不是“他们”粗暴地裹虐“我们”，而是“我们”“自愿被拐卖”。由于近现代中国现代化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国家独立和统一的革命诉求。因此，“革命”、“政党”和“国家”这些“现代”因素当然地参与到对“我们”的改写和塑造。而且破坏和毁灭的力量更为巨大。从20世纪中国的现实观察，它所改变的不仅仅是大地上的风景，而且是人的心灵。“这是一个破除禁忌的时代。不能砍伐的林子可以砍伐，神圣的寺院可以摧毁。甚至全体机村人都相信可以护佑一方的色嫫措，他们都可以炸毁。所以这些禁忌都破除完毕的时候，旧时代或许就真的结束了，落后迷信的思想也许真的就消失了。”（《机村史诗》）

       还有，欲望、暴力、仇恨究竟是与生俱来的？还是“他们的”，“现代的”、“异域的”、“汉人的” 、“革命”等等所赋予的？阿来批判“他们”对于“恶”的释放。《机村史诗》之《随风飘散》“我们”对孤儿寡母的敌意和伤害，《机村史诗》之《达瑟和达戈》“我们”对猴群的虐杀，《机村史诗》之《天火》在火灾中“我们”贪婪的物欲膨胀，《机村史诗》之《轻雷》“我们”是肆意盗伐着“我们”世代相依的森林，甚至连挂上了五彩经幡的寄魂树也难逃厄运。但面对“我们”的世界，阿来的小说惊于“变”之怕和相信某些恒常存在之“爱”是缠绕在一起的。如《瘸子》所写：“一个村庄无论大小，无论人口多少，造物主都要用某种方式显示其暗定的法则。”左右这些“暗定的法则”常常是“我们”的世俗世界之外和巫师、喇嘛、活佛联系在一起的神灵世界。就像《少年诗篇》、《格拉长大》、《宝刀》这些小说写的，巫师、喇嘛、活佛虽然在新时代已经沦落人间，但他们依然执守着某种信念和尺度。在这里，阿来是固执的，他常常会让这些“暗定的法则”顽强地去和“他们”抵抗。《机村史诗》之《天火》中巫师多吉为机村的林子发功作法而四，成为“我们”和过去时代悲壮、苍凉的英雄。“多少年后，机村人还在传说，多吉一死，风就转向了。”这是时代喧嚣之下“人心的法则”。也正因为此“我们”依然不是“他们”。“旧神们在新世道里被冷落，让机村的人们假装将其忘记已经很久了。”

       《机村史诗》，阿来清醒的意识到“在为机村书写历史”。我们需要追问的是阿来书写的“机村史”是一部怎样的历史？从古至今，中国有着深厚的述史传统。正史之外，也从来不缺少野史和稗史。但如果仔细的看去，在正史和野史、稗史是存在着等级的。而事实上，野史、稗史往往是庙堂史之外表达着一种民间的声音。野史、稗史由于它处身江湖，也往往能谛听“历史的细语”。因此，当我们思考阿来书写的“机村史”是一部怎样的历史的时候，其实是从述史立场上考察它究竟是国家、文人、书面语重叠在一起的历史，还是民间的“口传历史”？《机村史诗》的“机村史”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机村史诗》并不有意轻忽“国家擅自为我们确定哪些是历史性事件”，在阿来的历史的视野里“国家声音”和“庶民声音”是缠绕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在现实中国“国家、文人、书面语重叠在一起的历史”和“民间的‘口传历史’”、大传统和小传统常常存在着彼此的占领和整合。如同“机村”从来不拒斥“国家”也无力拒斥“国家”，阿来的“机村史”是“国家声音”和“庶民声音”、是书面和口传、是呼喊和细语的复调历史。两个时间、两种历史，一面是“恩波少年时跟从在万象寺当喇嘛的舅舅江村贡布出家，又于新历一千九百五十年和江村贡布一起被政府强制还俗”；一面是“格拉母子重返机村这一年，是机村历史上最有名的年头之一。

        在机村人的口传历史中，这一年叫公路年。也有讲述者把这一年称为汽车年。”“庶民声音”、“历史的细语”的生成必须冲破“国家”的迷障。从这种意义上，我们是不是可以进而思考阿来通过文学想象出来的“机村”？显然，“机村”政治之外，经济、文化、日常生活，“机村”肯定有溢出“国家”的东西，这些东西常常顽强地联系着“机村”的过去。“老奶奶的话跟工作组讲得不一样，跟报纸上讲得不一样，更收音机里讲得不一样。”（《机村史诗》之《随风飘散》）

       公路（《奥达的马队》）、汽车（《机村史诗》之《随风飘散》）、博物馆（《机村史诗》之《机村史诗》）、水电站（《水电站》）、脱粒机（《脱粒机》）、报纸（《报纸》）、马车（《马车》）、马车夫（《马车夫》）、秤砣（《秤砣》）、蕃茄（《蕃茄江村》）……阿来的小说直接书写乡村日常事物。这些事物差不多无一例外都刻印着新时代的痕迹。阿来“历史的细语”细到庶民的家长里短，“小历史”小到器具物事。当这些新事物进入机村，阿来关心的是这些新事物在“国家”和“庶民社会”、“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沟通，“国家”、“他们”如何渗透并改造“我们”和“庶民社会”。

       “历史的细语”，一定意义上是以“丛残小语”为源头的小说自身的文体属性。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史记》所开创的以“人”为中心，借助“纪传”建构历史的史传传统后来成为小说摹写人事的源头，《世说新语》是突出的代表，其后是唐人传奇，宋人笔记。有着这样的传统，在历史的建构中，阿来的小说又不排斥想象，时空腾挪，亦真亦幻，以及掩映其间的人生情怀，显然又是由史传而小说之后“志怪志人”和“传奇化”的路数，所谓历史建构只能是宏大历史叙事之外的“小说”，从小说形式精神的理解和把握上，阿来回归到中国意义的“小说”。在乡土中国的民间社会，这每一个人都意味着一个活生生的世界，而且这样的世界与世界之间又交织出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一定意义上，《机村史诗》乡土人物志式的书写中，阿来的小说无疑绘制了一幅乡土中国的民间地图。值得指出的是现代中国文学中对乡村人物的书写也进行分层，但这种分层是相当单一，不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立场使作家在书写乡村人物时往往把他们纳入预设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框架，因此，现代小说的乡村人物也逐渐被类型化。阿来则在书写中被压抑、隐而不彰的乡村人物解放出来，回归到他们生息的乡土，书写他们丰富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

        作家的写作不是凭空无依。阿来从哪里汲取写作的资源同样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1980年代阿来曾经写过一个短篇小说《阿古顿巴》。《阿古顿巴》和藏民族传说中的“阿古顿巴”故事，和他小说中的人物谱系有着隐秘的关系。我认为，如果我们对藏民族民间传说进行深入研究，可以肯定的指出，《尘埃落定》中兄弟俩聪明人与傻瓜的设置，不可能仅仅是人物形象塑造意义上的，一定程度上，它是和本土民族传说有着内在精神联系的结构性因素。像藏族民间传说中多的是类似《聪明人与老实人》这样的故事，《尘埃落定》的故事讲述是典型的拟民间传说的思维方式。阿来应该是自觉到这一点的。当小说书写更彻底撤退到本土民间传说，无疑将有效地突破“国家主义”的困厄，自由展开小说的想象空间。进而我们可以认为，在当代中国，作家和“国家主义”正面冲撞存在一定风险的前提下，“为机村书写历史”的“历史的细语”式文学书写是卫护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传统的一个有效途径。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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