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定七箭】白浩| 人间相与神人涵化 ——尹向东创作论

（本文刊于《阿来研究》第12辑）

（本文作者：白浩）

      在康巴作家群中，尹向东是一位创作力旺盛，风格迷人而又具有丰富阐释内涵的成熟小说家。仅以2018年看，中篇小说《野马》、短篇小说《隔窗相望》、《我们回家吧》、《刺青》、《美好的未来》相继刊发。这构成一种颇有意味的现象，对尹向东独特风格和创造力之源的探究将具有超越于个人的意义。

一、人间相与神明清凉

       尹向东的作品具有突出的现世情怀，他关注现实的芸芸众生相，康定小城居民、夺翁玛贡玛草原土著，各自过着微末的生活，却又各有色彩，各有个性，散发着热气腾腾的生命热情，各有各的传奇各有各的精彩。康定小城居民们在充分现代文明同质化背景下过着熟悉的雷同生活，而对此津津有味的描摹，自然充分浸染着现世生活的热情，甚至可算得上沉迷，有些对于微末生活的细致描写甚至会让人产生新写实主义小说幻觉，如果不是出现夺翁玛贡玛草原背景，你甚至不会意识到这是一个藏族作家。夺翁玛贡玛草原的出场，带来鲜明的另一极，古典的土著生活场景，遥远的情感模式。但说到底，两种场景，一个之于现代文明，一个之于古典农牧文明，其实都是熟悉的，老旧的，写这些也并不新鲜，可放到一起，就产生了奇异的张力。城市与牧场、现代化与前现代，固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却各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融合混杂于一起，在相互的互视与纠葛中，就产生了故事，产生了意义，也发现了不同的叙述意味。

       在尹向东作品火热的生活现场中，却总浸透着一种超然的叙述腔调，节奏是不疾不徐，情感是不温不火。在众生相的繁复中，有着某种不着相的彻悟。那是什么呢？不难发现，那结穴于生命的尊重，个性的缅怀，善良的偏执。念力指引下，众生相进入清凉世界，活出了意义活出了底蕴，以神明清凉而反观众相事端，就具有了过程的意义，而片言只语中也就具有了隐喻与揣测的丰富可能性。反复几下，就如同发酵过程一样，那些人、事，那些语句与场景，都面目全非，产生出氤氲一片的诗意。有这种彻悟的底蕴支撑，尹向东小说叙述背后就隐然潜伏着一个最有气度的人，他纯净，具有观察众生时简单的快乐，具有纯洁宁静的灵魂世界。

       就好像他对于青春叙事的《我们回家吧》[1]，旺盛的青春生命力，原始的野性冲动，青春期迷惘，具有与王朔《阳光灿烂的日子》内容上的相似，但在叙述腔调上却又明显有与北京叙事的气氛差异，其纯真气与《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暴戾气是截然不同的。即便有着些许相似暴戾的《刺青》[2]，也以主角宝儿的横死街头而进入空的领悟。在尹向东作品中，常出现两种叙述声音，一种是当事者的快节奏的躁郁，一种是时间后来者成熟的旁观腔调，冷静，落寞，局外化，前者是青春入局者的激情，后者是中年局外人的沧桑和悲悯。叙述的中年心态让叙述变成回忆，平和舒缓，宁静自然，一事一物都渗透着坦荡与理解，这理解背后是对于世界的宽容与和解。

       由此，尹向东的小说既是青春期的文化，又是纯净的文化，这样的作品让人感受到高原的天高云淡，所出产的也是素朴的诗，类似风格让人想起台湾文学的善良纯净，如《城南旧事》般，岁月苍老，我心年轻，童贞一般的美似淡实浓。这与汉文化过于沉重的历史记忆，过于泛滥的现实肉欲气、暮年气显著区别，也就具有了反新写实主义的特性，它们是形似，神异。

（尹向东）

       众生有相而不着相，现世情怀——神明清凉，善良，生命……在尹向东作品中，有着鲜明的两极。尹向东变成了一位中短篇的高手，对凡庸生活中悬念的营造，情节的紧张与平淡生活的对比，揭穿悬念后的轻松与隽永，无风起浪的生活细节与人性人情的波谲云诡以及幽微进入。对于叙事过程和生活过程的沉迷，日常生活的诗意挖掘，对于凡庸生活的反抗和高贵精神的追求，雍容气度迥异于当下汉文化圈的颓废气和失败主义，这既是文明时间与空间的差距，更是佛教文化精神宁静之根的熏陶。尹向东并不着意抓取最轻松的民族民俗的外在符号，他不需要这些标签符号的加持，这种不着于形显示出宁静和自信，显示出根的强大。值得重视的是，当代文坛中恰恰是功名热点与话语权中心的作家失去了这种气度，而一些与中心拉开距离的边地作家、少数民族作家却展示出精神的另一极，以慈悲心观世音，此前，刘亮程、次仁罗布都展示出这种有根的底气。

二、生命野性与神人涵化

       破解了尹向东小说的面相与叙述的冰火两极，我们才可以更清楚地进入其精神内核的另两极。对于旺盛生命力的沉迷与骄傲是其基本主题。对青春期“街娃儿”群体野马般狂放不羁生命力的缅怀，成了他的基本题材，“在康定，九十年代之前，百分之七八十的男孩子都会经历那样一种生活——三五个人凑一块儿滋点小事惹点小祸，其中的佼佼者成为众孩子中的明星”，“短暂的青春期像那群蒙古草原上奔跑的野马……那时候激情飞扬，敢做敢为，还带点小坏。”[1]街头江湖大哥的神话与想象，半大孩子幼稚的崇拜与模仿，成为这种青春梦的招魂神主，《我们回家吧》的杨广与吴昊，《刺青》的铁头与宝儿，《野马》[2]的廖二娃，甚至《晚饭》中“街妹儿”宋瑜的不安分，都是如此，他们的野性与活力无须解释，具有先天的原始合理与骄傲，他们的“小坏”都不过是生命的嬉戏。与街头青春嬉戏殊途而归的是山神的游戏，《鱼的声音》中剽悍血性的绒布对对方牧场招摇的报复，《草原》中偷牛贼索的报复性偷盗，都只为“咽不下那口气”，是彼此明了的游戏性挑衅与宣泄。好勇斗狠和讲道义是他们的两种基本形态，他们都并非性本恶，恰恰相反，是性善的圣洁的神，其所作所为的小恶乃是本于游戏性的斗气与生命嬉戏，这样的过程充满生命的酣畅与骄傲。“街娃儿们喜欢耍点小流氓，比如吹吹唿哨，截住别人言语挑逗一番，看着姑娘们惊吓的样子就挺满足。没人会干出格的事，那样众人都将不齿，即或到了监狱，也是最受排挤最让人瞧不上的囚犯。”（《我们回家吧》）对于汉文化农耕文明的僵化与烂熟而言，这种青春期的原始野性与幼稚嬉戏，是陌生遥远的，却又是熟悉的文化记忆。

       生命粗犷，小坏顶牛，然而本心向善，这是尹向东小说的另一对矛盾复合体。杨广因为一场恋爱而改变自己，“他希望改变自己，也希望领着吴昊玩时，能引导他走上正路”；最终被弃尸南郊的老街娃儿宝儿在小街娃儿时有着惊人的善良与勇气；“定时炸弹”廖二娃是另一个成长的杨广，他真的以熬鹰式改变而彻底由野马变成了善民。绒布的善良与信仰，偷牛贼索的善良与悔恨，都在别有风趣的情节中深沉感人。从情节来说，街娃儿与凶神是想象的邪恶，而《美好的未来》[3]则是想象的善意。升斗小民的一家人在一堆误会澄清后，仍然“我们一家人的情绪都很高”，“我们被自己虚构的事件和真实的情感深深感动”。事是假事，情是真情，人是真人。事有误会，情与人并无误会。平凡家庭中的凡庸俗事，俗世小事的一惊一乍，找工作，考试，拉关系的尴尬与自我陶醉的小机智，对幸福追求中的忐忑与执着，乃至折腾的局促与小喜小悲，想象中的成功喜悦，不出意外的被挤落榜，家庭的温情与小人物善良的自我感动，小说闪耀着的光芒是善良人灵魂的宁静与自得。

       调皮的神灵，神性的小民，对于善的信仰执著简直是另一种不讲理，这如同生命力的执著一样不讲理。两种不讲理碰到一起，构成《变色龙》、《项链》、《麦琪的礼物》式情节营造的张力与主题的隽永。两种不讲理都同样执著和日常化，这种执念带来的是叙述气度的轻松，甚至于平淡，平淡到不需对这显而易见的矛盾稍加解释。这样的矛盾，这样的统一，这样调皮的神灵，非要找一个简单统一的载体的话，那就是——护法神。护法神是藏文化对于原始宗教本教与佛教教义的统一，他们既是来自于大地万物原始野性的神力，又是皈依善良的信仰执念，他们面目狰狞却内心柔软，坚硬如铁又执着如火。神的原始伟力，神的嬉戏，神的惩恶扬善，神的善恶同体，这样才是真正的护法之神，他是人间性与神性的立体融合，这种融合的复杂性演化为神的神秘和变幻莫测。这种融合并不存在哪种战胜哪种的决然定论，它们就是复杂地混杂着，这就是多元素立体混合、既历时又同时共存的涵化状态。这价值涵化演绎为尹向东神人涵化的故事与人物，也承载着他复杂和矛盾的心绪，他并不愿做出某种过于明晰的价值选择，事实上他享受着这种过程性的存在状态，因为任何一种选择都会是顾此失彼的，面对故事中因岁月因时事而不得已顾了此失了彼的人物，他都会黯然神伤。这些看似自相矛盾的叹息，就在于他对于涵化状态的复杂情韵。

       “街娃儿的头子”杨广要算是最变幻莫测的，“杨广个头不高，从表面上看也不太壮实。但他的暴发力和耐力都好，一般人比不过。他还有一个习惯，遇上狠角色，他才会被真正激怒，他被激怒时眼睛发红，像要喷血一般。这种状态下，再无人能敌。”一开篇，就将大哥的神话一笔三折，跌宕生姿。大哥却去追逐一位丑女孩，又因为女孩那嫌恶的一眼，他决定改变自己。他想领崇拜者吴昊上正道，指派他去阻止一帮街娃儿的调戏民女，“眼下是最好的机会。一方面是以救人为目的，另一方面，也让他见识见识作为一个街娃儿，打架斗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得动真格的，得具备挨打忍痛的能力和胆识。”吴昊经历了街娃儿的养成教育，却又在转瞬潜藏的邪恶暴露出来，杨广瞬间爆发出捅掉他的冲动，正义和邪恶本能在“他的眼睛红得快要滴血”中混为一体。这种变脸式转换让故事跌宕生姿，却又有严密的情感逻辑，充分展现人物的复杂多层性，而作品则以“不用再多解释”而收束。

     《野马》中的廖二娃，传说中的街痞头子之“死”，就承载着这种复杂性。廖二娃是一个典型的成长的杨广，他将杨广没谈成的恋爱谈成了，也是我和一家人的保护神。在婚姻中“郭小溪这是在驯服野马，不，比驯马更严重，这是熬鹰”，甚至被背叛，我深为担忧他的爆发，“这是头狮子，这头狮子在沉睡，如果他猛然醒来，这一家人都不够他一口咬下去”。然而，廖二娃戴上了近视眼镜，去美容院磨去了脸上的伤痕，看他那平静的眼神中，没一点火种，“我想廖二娃真的被驯服了，很安全，他不是被姐驯服的，他是被新闻和无数电视剧驯服的。”曾经，我们一家与这尊可怕凶神间捉迷藏般的斗争，充满了人间化嬉戏的欢乐，也享受着这尊神庇护的温暖，而最终面对文明的驯化，金刚怒目的护法神被一点一点驯成了油腻男，这让小说陷入更为惆怅深沉的叹惋——“这些年来，郭小溪把上万匹野马从他身上赶走了”，此时我们才明白，生命野性已被小说上升为生命神性的缅怀。

三、藏汉融合的善良与理解

       尹向东小说另一种复杂性魅力在于藏汉的融合。任何一种生命形态都有其局限性，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滚滚长江东逝水，浩瀚星空与内心的道德，此类浩叹早已透彻古今。而融合本身是对于自身生命界限的一种突破，对于生存可能性的丰富和升华，这本身就是令人惊叹的和兴奋的。男女融合、民族融合、文化融合，皆是如此神奇。“民族交融，无论在历史中，当下，还是未来，注定会不断发生。我所在的康定，是个交融城市，这个城市最大的特点是，在历史中，无论是国内的少数民族，还是国外的天主、基督教，从未发生过一次流血冲突，大家在坚守自己的文化、信仰的同时，尊重别的文化、信仰。这种大度应该成为民族地区的作家共同追求的大度。”[1]正是这种理性的透彻，使得尹向东对于这种融合大势心态坦然，情感虔诚。当然，融合也意味着改变，意味着挑战和选择，甚至意味着行为惯性和权力格局的变动，这就可能带来迷失的危险和拒绝的阻力。而尹向东对于这种复杂可能性却能以游戏的欢快感来对待，就难能可贵，这种对过程的迷恋正是来自于对终极思考透彻下的“大度”，大度既是态度的，更是气度和情怀的。

       过程和终极的结合产生故事也产生境界，在终极了悟下反观的过程，就都是故事，一切故事都显得如此丰富和有趣，不管是冲突还是融合，是喜还是悲，都富有生机和机趣。比如，对于姓名的汉藏混用，尹向东就既以历史的坦然而接受，又以过程的别致而兴致盎然地叙述，《风马》中仁泽民仁立民的汉名的得来是个小混混的杰作，“洛彭措”这藏名的得来也是喜剧化的误读和“强制阐释”，《牧场人物小辑·仁青志玛和洛彭措》中逃难的汉人罗银初，《草原》中汉人民警罗寅初，他们都是对这以讹传讹的命名欣然接受。对于名字的接受，意味着对于生存方式的理解和接受，这是一个意蕴深长的符号叙事。

      《隔窗相望》[2]中医生小艾、藏族少女央宗“没想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竟然相互可怜着对方”，在一连串的隔阂与熟悉过程后，她们接受了“闺蜜”这现代化的命名。再回到汉地，面对同学朋友们“老问小艾住的是不是帐篷？出门是不是就得骑马？那边的藏族人是不是全吃生肉？小艾学会吃生肉没有？”小艾斗气地回答“我住帐篷，现在也吃生肉，我替别人看病、打针都骑在马上”，甚至引来“那里杀人不犯法”的疑问，小艾已经是恶作剧和恶狠狠地说：“那边每个人都有杀人指标，我在那工作，也分得有，谁要惹我，我就把谁给杀了。”这是多么鲜活和生动的生活，又是多么具有机趣的细节。面对草原信仰的执拗，小艾所代表的现代医术自然是彼此冲突，但最终只要意识到善意的基础，那么一切误会都可以消除，一切信仰都会得到尊重，草原的固执与小艾的“倔强”，都被赋予神性的光辉，“他们，他们全都在为你的病祈祷转经，降嘎爷爷的鞋都给转破了”，小艾也在来夺翁玛贡玛草原十年后第一次去转经，“不过她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病情，她大步向前，感觉魏超的臂膀如此有力，他们向那不停转动的人流靠近。”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张承志《黑骏马》中相似的文明冲突与误会以及不同的理解和处理方式，尹向东以爱和善意融化隔阂，建立起相互的尊重和理解，建立起融合基础下的深厚情谊。

     《鱼的声音》、《丢手巾》也都表现习俗观念的误会和藏汉文化对话交流的建立。食鱼禁忌、杀生禁忌引来的误会冲突，甚至《草原》中警察与偷牛贼之间的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导致了死亡悲剧，但也最终得到了理解和升华的情谊。万物皆流，融合过程中涵化是一种特殊形态，而尹向东更青睐于这种涵化节点的选取，涵化是一种中间状态，是一个过程，是事物演化的无限性中的有限性，是趋势与暂停之间的切片。文学并不能对现实和历史走向发挥决定作用，“我认为现实社会的变迁无可阻挡，也不是简单的对与错就能区分，这一点我倾向于存在即合理这一说法。不过，所谓对与错每个作家也有自己的认识，我更侧重于反应时代更替时人的喜怒哀乐，因为历史不会写这些，多年之后，只能从小说中触摸他们的呼吸。”坚冰与柔软，信仰与文明，理解与宽容，互助与尊重，这构成尹向东小说精彩的故事和丰富的内涵，而只要以善良的执信为基础，就一切误会都可化解，这种大度和坦然心态使尹向东小说明显具有静气、“神气”、“仙气”。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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