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9年~1930年间，旧中国军阀间的斗争和混战曾多次爆发。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宣誓联合讨蒋，中原大战爆发。军阀统治时期，大总统是徐世昌，实际掌权的则是皖系军阀段祺瑞。那些看起来乌烟瘴气的军阀表演，和后世同样的乌烟瘴气让我想到，五四的作用，是否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象征，跟后来的政治操作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关系。我们的民族，按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的说法，多少有点思想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兴亡更替，人们总是把板子打在学风和士风的屁股上。明亡，大家说是学风空疏，士大夫袖手谈心性所致，晚清势危，人们又埋怨乾嘉以来的朴学考据。五四和五四以后，尽管有好事者引入了实验主义，但这种思想文化决定论却依然故我，直到今天，我们的五四情结，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老祖宗的积习。军阀是个坏东西，这没问题。其实，近代以来，凡带上个“阀”字的名词，就有点骂人的意思了（在老祖宗那里，“阀阅”好像还是挺中姓的，只是门阀才有点贬义），军阀、学阀、财阀、党阀……细排下去，大概还有十几个。其中军阀是最为人鄙夷的，因为这些人手里有枪，属于千余年来为国人所不齿的军汉武夫，行为粗鲁，不讲道理，看上哪个女学生，就要拉去当姨太太的。不幸的是，五四前和五四后，政坛上主角却只能是军阀，有枪的，说话声音就大。声音大的人也不光干坏事，五四上街抗议的时候，学生一批批被抓，北大法学院都改了监狱，好像当局依然心如石铁，就是不理会。后来的转机，我们的教科书说是上海工人一声援，北京政府害了怕，赶紧命令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实，当时声援的不仅有工人，还有军阀。闹得最凶的当属号称善战的北洋军阀第三师的师长吴佩孚，此公时在湖南前线（南北军阀混战的前线），总是在报上抨击卖国贼，今天一篇新式的《驱鳄鱼文》，明日一通仿《讨武曌檄》。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其实也在帮腔，所谓上海的罢工的严重后果云云，其实就是他拿来吓唬北京政府的。到底谁最后起了作用？我说不清，但至少不能说军阀的起哄没有用。
在这里，我所要说的并不只是声音大小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声音大的人所作所为对后来历史的影响。思想家的思想有影响，军阀的政治举措未必就没有影响。《新青年》风靡海内，销量最多时不过万余，下层的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知道也理解不了。而军阀的政治操作，动辄波及十万的士兵或者成百万的老百姓，让他们过了多少年还记忆犹新。五四以后的军阀，还真是喜欢弄出点动静。直系军阀吴佩孚一直在想辙让部下崇拜自己，一边动作夸张地做秀，一边做“精神讲话”，告诫部下，上下级就是君臣，人人都要讲究五常八德。他自己则坚持“五不主义”，其中“不借外债”和“不进租界”还真是做到了。
胶东的军阀刘珍年也想人家崇拜他，办法是让部下士兵人人佩戴他的像章，背诵他的语录。像章是瓷质的，语录也有本。那个掘了西太后并乾隆陵墓的小军阀孙殿英，没有语录，更不能做“精神讲话”，但人家搞起了一个教门——庙会道，自己就是道首，所有几万官兵都是道徒，军队编制和教里的组织相互重叠。他身边还有一个经常会神灵附体的“口”，孙殿英发布命令，往往就是神谕，难怪人家的士兵掘坟的时候胆子那么大。做事不那么赤裸裸的也有。他们利用宗教的仪式和精神来进行精神教育和控制，并不直接让部下官兵崇拜他们自己，但结果却更好。唐生智割据湘南的时候，碰上了一个顾和尚，不知怎么就迷上了藏传佛教。人家居然能把佛法讲成忠义和爱国，讲还不算，干脆领着法师一个营一个营地给全军将士受戒，官兵受戒后，发给受戒证章一个，竟然让他练成一支佛军。相比起来，冯玉祥似乎比唐生智洋气一点，人家看上的是基督教。当然，解释出来的基督教教义倒也差不太多，也是爱国、爱群和忠义。冯玉祥的军队，全军领洗（有外国记者说他用水龙头干的，其实不确），每营配有随营牧师，开办基督学校，按时讲道做弥撒。自然，人们都叫他基督将军。
动静更大，不仅在军队上作文章，而且把文章做到割据地方的老百姓头上的，也有几位，比如山西的阎锡山，这个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把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组织，搬到了山西农村，将山西农村重新编村，整个组织起来，一套是村、闾、邻的行政网络，一套是各种社会组织像“息讼会”、“监察会”等等。村闾长都是省里登记在案的官员，由政府发给补贴，对所辖村民握有生杀予夺之权，阎锡山管他们叫“村干部”（这大概是干部这个日本词的首次引进，对于从前政权不下乡的农村来说，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了，用当时山西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灭门知县安到老百姓的炕头上来了”）。村干部和社会组织首领，将所有管理工作分解成一个个项目，定期检查，每个农民都要接受检查。有思想或行为不端者，马上进行思想教育，教育不好，则送到县上的“莠民工厂”去劳动改造。武力监督执行这些措施的，则是由现役军人派回农村组织的保卫团。凡农村的成年男子，都要加入保卫团，保卫团既是正规军的预备队，同时也是农村的警察，村干部要动武的时候，靠的就是保卫团。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也有类似的表现，只是他们吸取了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的粱漱溟的某些做法，农村组织化实行政、学、军三位一体化：县、乡、村三级，既是三级行政组织，也是三级国民学校体制，又是三级民团，每级的行政首脑，也兼任民团和国民学校的校长，在改革同时，实现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现在我们该知道了，在五四以后的二三十年代，军阀们还真是做了不少事情，而这些事情对后来的政治以及政治文化一样具有影响。宗教式的团体凝聚和控制，后来有过；农村的行政化和社会化组织控制，后来有过，甚至连村干部这个名词，还在叫着；个人迷信和崇拜，后来也有过，连像章我们都佩戴过，每人还不止一个（古代的皇帝也搞个人崇拜，但人家想不出像章的高招）。其实，后来的人也没有讳言他们从军阀那里学了什么，毛就曾经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跟军阀学的，而且“老师”有名有姓，就是他的老乡谭延闓，说人家从来不做空头的省长，总是要督军兼省长。
思想家和知识界创造着历史，而军阀、土匪、马贼、帮会龙头、兵痞以及各色乡村能人也在创造历史。在一个处于动荡的前现代国家里，后者的能量从来就不比前者小，影响更不比前者小，恰是因为动荡和变化，使得这些人格外的活跃。可惜的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却很少注意过这一点。中国政治的资源，其来源其实不尽是西方的，日本二道倒的，俄国二道倒的，还有本土的，本土的也不尽来源于典籍和先贤，还有不少其实真有点下三滥。历史就是这样，养料吃下去可能会吐，但不耽误把垃圾当点心吃。对今天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近代的一系列巨变。其中，最难以看清的，就是最为混乱的军阀时期。这段历史影响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军阀的行为也助长了强烈的尚武风尚，军阀时代对中国造成的影响至今仍在。因此，不理解军阀，不能正视近代军阀的影响，就很难理解民国的政治逻辑，也很难了解今天很多历史和社会问题的来龙去脉。然而，关于军阀的研究和著作依然很少，能跳出对军阀的传统叙事，正视军阀历史作用的更为稀少。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整理了“民国四大军阀”系列，从民国大大小小的众军阀中，选择对中国影响最大、又最具争议和代表性的四位军阀，从他们的人生经历中读懂真实历史的另一个面向——
◎《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本书作者陶涵曾任美驻华外交官，他以局外人视角超脱于中国历史之上，可以说内容相当客观。他深入研读蒋介石日记、查阅大量机密档案，并遍访蒋氏故旧、同僚和部属、美国军政要人，对蒋介石其人，及那一时期复杂的中美，台美关系的了解程度前无古人。对蒋的刻画，既细致又深入，且一改以往对蒋残暴古板的评价，全面呈现复杂矛盾的真实的蒋介石。
◎《冯玉祥传》：冯玉祥堪称无法“盖棺定论”的民国人物中最复杂的一个。可以说，读懂了冯玉祥，就读懂了民国错综复杂的政治逻辑。本书让读者看到，冯每一次倒戈背后，“不得不倒戈”的时局大势，一个时代的波诡云谲。作者简又文曾任冯玉祥军中政治部主任，与冯半生结患难之交，以第一手资料，站在客观的历史立场作此传记，再现冯玉祥沉浮一生，可以说本书是了解冯玉祥最好的一部传记。
◎《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的一生历经晚清、北洋、国共，从无名小卒一路走到“代总统”的位子，晚年又回归大陆。他的一生可谓是半部近代史。本书是李宗仁一生事业的全记录，完整保存了李宗仁在中国历史上的真面目，并间接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政治内幕或军事秘闻。这是一本专门史研究的重要资料，让读者看到不一样的中国近代样貌。
◎《张学良口述历史》：张学良在几个关键时期的选择，完全地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无论对他如何评价，他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性却的不言而喻的。本书中，张学良的口述，随兴而谈，随意而至，流于细碎，却趣味盎然，更往往于不经意间，好比在历史的铁屋子里，开出一片极窄的天窗，露出来的，是遍寻史书也不能得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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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转载自“爱思想”网站；作者：张鸣；内容有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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