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1949年是知识分子们的“生死分界线”。历史真的是如此吗?是,也不是。更准确地来讲,是“同一片天地下,有着不同的苦难”:大陆在经历苦难岁月的时候,台湾则被二二八、戒严、白色恐怖笼罩。《回首我们的时代》可以说是当事人对那个特殊年代的记述,《暗夜传灯人》则是台湾后辈知识分子对师长的缅怀。◎ 《回首我们的时代》:再现台湾白色恐怖下知识分子的群像国民党败退之后,尽管有“人才抢救计划”,但对知识分子,也是一百个不放心。他们怕有人“右”得太狠,也怕有人“左”得极端,当时的气氛两岸基本无异。“一个悲不敢泣的时代是什么样子,你们能想得到吗?”“战后台湾的人文精神史”——用这句话形容本书,毫不为过。在那个物质、精神匮乏,政治气氛肃杀的时代,尉天骢创办的文学杂志成为50-7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们的聚集地。当年台湾文坛那一代人(台静农、高阳、子于、俞大纲、杨逵、程兆熊、何欣、王梦鸥、姚一苇)的追求、寂寞、呐喊与浪漫,在尉天骢深情而真挚的笔下层层铺展,“这张桌子前,坐过几乎所有的台湾当代作家”。那也是最值得读书人记忆的年代。尉天骢是台湾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媒体人,因发掘了白先勇、陈映真、王祯和、黄春明、王拓等多位作家,被誉为“台湾文坛的拓荒者”。本书在大陆出版后,曾被《南方都市报》评为“年度十大好书”。阅此书名,脑海中不自觉浮现这样一幅景象:在暗夜无边的时代,一双双枯瘦的双手托举着微弱的烛火,固执地在寒湿的暗夜里存续着光明。1949年,台湾一下子挤进两百万人:知识分子、文人、艺术家,他们在大陆时,都是显赫一时的文化名流。但到了台湾,连生存也难,只得辗转各地甚至乡间,谋求生路——那是“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的时代。这些飘零的生命,却未曾凋零,而是把文化的血脉,带到最偏远的角落,“在蒙昧的时代,他们用骨血与勇气,亮起一抹一抹不灭的光”。杨渡是台湾著名诗人、作家、媒体人,是国民党时期在台湾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也是这些“渡海传灯人”手指躬耕的结果。年轻时的杨渡不畏强权,曾披露出国民党老政治犯的名单,写下多篇报道,挑战着漫长的黑夜,无怪野夫老师说,“阿渡是这个乌烟瘴气时代中真正残余无几的士人”。书中写到的人物,有小说家、画家、报业人士,更有社会运动者与“异见者”,他写出了大历史的慈悲,“最黑暗的地方,也是最好传灯的所在”,杨渡的文字简单质朴却又极具感染力。这两本书不仅是一份1949年之后,台湾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相续的心灵史,更从知识分子的视角,告诉不熟悉台湾的大陆读者,战后的台湾是怎么一路走来的。在大陆,台湾作家的作品,出版已是十分不易,再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本次原版能复活加印,非常幸运。尉天骢老师生前最后的心愿,就是希望看到本书在大陆出版,但《回首我们的时代》,单审稿就超过两年;《暗夜传灯人》出版也是一波三折。好书难得,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传灯者系列”,这是一套不能多说、也无需多说的好书,完整了解“一个悲不敢泣的时代”的全貌):
有点敏G,但我们未作删改
葛兆光:他的回忆中,有我们从没见过的时代
罗翔:因为自恋,我们一贫如洗
你再有知识,也说服不了你的舅舅
易中天:兄弟,我读过了你的诗歌,听见了你的饿……
纳粹德国的逃亡者
邓晓芒答关于“上山下乡”:凡是经历过的苦难,都应该留下记忆
张鸣:退休之际的废话(这也太敢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