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中国近代面临着现代性转型，现代性转型有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首先表现在中国怎么样看待世界，也就是说中国怎么样从天朝体系慢慢转变到接受了条约体系。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是华夏中心论，因为在千百年历史中，很早以前开始，中国周边当时交通所能够涉及的一些国家，确实在历史、文化上都不如中国文化那么灿烂、历史那么悠久。逐渐地，到春秋战国时代，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中国中心论”，认为只有华夏文明才是文明，其他的都是边缘，华夏文明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周边是从地理上的边缘到文化上的边缘，边缘也称为一种野蛮。所以在中国千百年的观念中，只有华夏文明才能真正叫得上文明，其他的都是野蛮。对北边的非华夏文明叫“狄”，南边的叫“蛮”，西边的叫做“戎”，东边的叫“夷”，认为他们都是非常野蛮的，形成了只能“用夏变夷”，不能“用夷变夏”，就是只能用华夏文明去一点一点地改变或者感染其他非华夏文明。对非华夏文明，有的也称呼他们为“番”。直到现在我们说“生番”“熟番”；从前的小说中经常出现“你这个食人的生番”，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接触过华夏文明。这种居高临下俯视其他文明的华夏中心论，在处理和对待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也就形成了一种制度——以中国为宗主国，他国是藩属国的宗藩体系，又叫作朝贡体系、华夷秩序。
在这种华夷秩序中，中国的皇帝是承受天命的天子，天子是最高的道德“天道”在人间的化身、代表，代表天来执行在人间的统治，所以中国是宗主国，天下的其他国家只能是中国的藩邦、藩属、属国。至少从汉武帝时代起，是否能够四夷宾服、万邦来朝，成为中国统治者是否英明、王朝是否进入盛世的一个重要标志，甚至是这个王朝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之一，所以新王朝建立，通常都要诏谕藩属国向新王朝称臣纳贡。藩属国要按时携带特定的贡物，按照指定的线路，也就是贡道，到达中国的京城，住在指定的官邸，按照指定的礼仪，将贡品向中国皇帝呈送；而作为宗主国，中国的皇帝要对朝贡国还赐。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属国有新的统治者继位，则要由中国皇帝册封才有效。比如说，只有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才能叫皇帝，其他的只能叫国王，国王就是表示你只是这个地方的行政最高领导人，皇帝是天子，你是国王，你不是天子，你没有那种代表天的神圣性。所以，外国的像越南、朝鲜的新国王继位之后，往往要经过中国皇帝的册封才表示他最终得到了认可。藩属国向中国进贡，一年几贡还是几年一贡，走什么路，进贡什么东西，都是有明确规定的——比如说朝鲜进贡什么人参，越南进贡什么象牙、沉香，等等。而中国的还赐往往会超过藩属国的进贡，这是因为中国皇帝以天朝上国自居，天下共主，宽宏大量。比如琉球向中国进贡比较勤，中国给琉球的还赐就很多。1618-1648年，欧洲爆发了残酷的三十年战争，各种小邦国打来打去，打了欧洲一片荒芜，到处都是断垣残壁，千里无人烟，后来各国都打不下去了，于是于1648年10月签订了一个“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意味着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条约体系，诞生了。根据这个条约，独立的诸邦对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国内统治权，对外享有完全独立的自主权，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条约形式确定了维护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根据这一条约，在欧洲开始确立常驻外交代表机构的制度，欧洲各国普遍派驻了外交使节进行外事活动，这是条约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第一次提出了主权国家的概念，确定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尊重民族国家主权的框架下，基于国家主权的世界秩序开始形成。首先在欧洲确立了国与国之间的新秩序，此后，欧洲国家在全球性扩张的同时，也把这种主权国家的概念逐渐带到全世界，逐步形成了以后几百年的国际基本秩序。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直到现在，它依然是解决各国间矛盾和冲突的基本方法。所以，它的诞生标志着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正式形成。虽然在这几百年间，国际关系还是弱肉强食，强国侵占弱国的事不断发生，但是至少在原则上，大家都基本上认可这个体系。侵略他国至少要找一个理由，比如二战时纳粹德国侵占波兰，制造了一个德国边防军人被打死事件……随着全球化发展，欧洲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不断对外扩张，也逐渐把向东方的航路打通。中国从明末起一直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只在广州一个地方开了一个口岸进行外贸。其中英国商人最多，因为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的经济、工业尤其发达。但是，中国只开广州一个口岸的外贸体系，极大地制约了英国对中国的出口规模。中国进口英国的东西很少，却又向英国大量出口茶叶、陶瓷、丝绸等等，就形成了严重的贸易顺差。英国觉得自己的工业品又便宜又好，也知道中国是个巨大市场……为了扭转贸易逆差，英国于1793年派了一个使臣叫马戛尔尼，率领一个庞大船队，装满了礼品，以给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来中国。
马戛尔尼使团首先到了广州，广州海关的官员当然非常高兴，给马戛尔尼使团的船队贴了一个长长的帆，把英国人叫作“英吉利贡使”。马戛尔尼非常不高兴，他觉得：我是来给你送礼的，不是进贡的，我不是你的藩属国。但是在中国人的认知系统和知识体系里，觉得它就是藩属国，是主动向天朝来输诚纳贡，主动来接受华夏文明的……
马戛尔尼之后从天津上岸，到了北京，理藩院接待了他们。中国从前没有外交观念，因为其他国家都是藩属，所以只设了个理藩院和礼部，没有外交机构。理藩院让马戛尔尼们住在通州——那是专门给藩属国进贡的使臣住的地方。好不容易觐见到了乾隆皇帝，马戛尔尼递交了英国国王给乾隆皇帝的一封信，提出双方互通有无，平等通商，但是这个事情并没有达成协议。见面前，理藩院的官员跟马戛尔尼介绍见皇帝要有什么样的礼仪——所有的贡使，所有藩属国来进贡的贡使，见到皇帝，都要双膝下跪，因为中国的皇帝是天下共主。别的方面马戛尔尼都可以妥协，就是下跪一事，他不同意妥协，他说不能下跪。双方围绕这个事争论了很久，最后还是达不成协议。刚开始，乾隆皇帝很高兴，因为他认为一个陌生国家要成为我们的藩属国，于是对大臣说要好好接待。后来知道他不愿意下跪，就认为他不愿意成为我们的藩属国，于是下令让他们离开中国。而且乾隆皇帝还以上对下，给英国国王写了一封敕书，声称我是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不需要跟你互通有无。马戛尔尼带了很多礼品，有最先进的武器，还有德国造的一个金属地球仪，上满发条以后它就会转——马戛尔尼是想告诉中国，谁也不在地球的中心，地球是个圆的。但在中国人的知识观念中，这个毫无用处。1816年，也就是嘉庆二十一年，马戛尔尼使华二十三年以后，英国又派了一个使臣叫阿美士德来到中国，向嘉庆皇帝送礼、祝寿，甚至还想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然而中国还是认为，这是英国又想成为中国的藩属，再一次来表示对华夏的仰慕。双方还是因为是否跪拜而争论不休，由于阿美士德也不同意下跪，嘉庆皇帝最后也是怒颁了一个御旨给英国国王，说中国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辱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要求英国使臣必须回国。嘉庆给英国国王的敕谕写道：尔国远在重洋，输诚慕化，特命大臣来到我们京城，“告以乾隆五十八年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但是你们不下跪，我们不稀罕你们的东西，因为太远，你们来一趟也不容易，以后也不用来了，我们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不需要跟你互通有无。这时候是1816年，距英国发动打开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只有二十来年时间。嘉庆皇帝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充满“天朝”、“万国共主”、“输诚慕化”、“恭顺之心”、“倾心效顺”......这些华夏中心论世界观。一个新世界马上要用暴力来敲开你的大门了，而清廷对这个新世界却一无所知，毫无感受。
清朝从“天朝体系”到“条约体系”走得异常艰难，虽然在帝国末年搞了个预备立宪，但却为时已晚，非但没有挽救大清，反而一步步把“立宪派”都逼上绝路，把革命派请进门，可谓执政者自断生路。真正值得反思的是，晚清70年间，大清为何一错再错，即便遭遇致命危机，执政者仍执迷不悟，最终自掘坟墓？中国近代转型之困难，难于上青天。这其中的文化阻碍与利益纠葛所反映出的深层问题，依然严重左右着今日的社会。雷颐的作品正是回应了这些对中国近代史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其《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1900：中国切片》《帝国的覆灭》清末三部曲以及《不让岁月空流逝 | 雷颐读史笔记》中，对晚清覆灭史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逻辑，晚清改革派的生存处境，领导者在大动荡中的通权达变和权术手腕，都生动毕现，更是入骨三分的揭示了中国政治语境中的权力秘密。
吴晓波：在我心目中，雷颐先生是国内清末史研究“第一人”。读雷颐老师的著作，能深刻地体会到：读历史，也是读现实。以历史为镜，才能打破黑暗与迷途，烛照未来。因深知雷颐作品价值，特别邀请雷颐老师为书友亲笔签名+钤印（4册全签），签名版数量不多，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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