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么说?从下面的分析中,应该可以很清楚地明白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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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前的1930年,有一个著名的学案,叫梁胡之争。争论的俩人是两位著名学者梁漱溟和胡适,争论的主题是: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谁?1930年7月,梁漱溟致信胡适,质问胡适:“大家公认中国的第一大仇敌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封建军阀。您却认为不是,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有什么道理。”可见九十年前的中国,包括学界都公认中国最大的敌人是列强。但胡适却认为不是。“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扣关门,为何日本藉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胡适越过有形之敌,看到的是无形之敌,可谓透过现实看到本质。周作人曾惊叹说:日本摹仿中国文化,却能唐朝不取太监、宋朝不取缠足、明朝不取八股、清朝不取鸦片。俗话说,能够打败你的永远是自己。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它最大的敌人不是他国,而是自身的问题。胡适第一次跳出现象看到了本质,揭示了国家最大的敌人是贫穷、愚昧、贪污。阻碍中国强大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历史上是贫穷阻止多数人接受良好的教育,无法使人口优势转化为优质人力资源。日本是全世界人均自然资源最少的国家之一,但它通过对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的大投入,成为全世界人力资源最充沛的大国,成为亚洲最大的诺贝尔奖大户,自己也站在世界科技产业之巅。是愚昧让人丧失逻辑思考能力,不能正确的看待世界,从而人云亦云形成错误的共识,不经思考造成集体盲动,越是关键时刻越不能做出正确抉择,一步步推动国家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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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最大的敌人是愚昧。正因为愚昧,认为国家最大的敌人是他国。于是在手机上常常看到,个别人一讲到这个国家,打!讲那个国家,也是打!在这个别人眼里,仿佛不是朋友遍天下,而是仇敌遍地球。仿佛让所有人恨,才是成功。2012年9月15日,热血爱国青年蔡洋盗取路边摩托车U型锁,打砸日系车辆,猛击车主李建利头部,击穿头骨致其重伤,落下终生重度残疾。但当一位中科院博士、自诩爱国的大学教授赵某,建议在中国的四川盆地和喜马拉雅山打一个深洞,放入千枚核弹,引爆地球,让人类和地球都走向毁灭时,这种反人类的疯狂让人胆颤心惊,后背发凉。这些人动辄毁天灭地,让人类走向毁灭,视同胞的生命如草芥,多大的愚昧让他无比自信到明明自己已经在反人类,但他认为自己热爱国家。最近越南发展迅猛,有一种舆论是,小心越南成为未来的心头大患。一百多年前,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担忧,日本会不会成为中国的心头大患。但如果想一想,只要自己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国家自然就会越来越强大,又何来担心这个是心头大患那个是心头大患呢?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本可以让敌国德国和日本持续衰落贫穷,但它反其道而行之,丝毫不担心当年的敌国德国和日本的崛起,也不担心原来的日不落帝国英国的国力恢复。美国推出马歇尔计划,花巨资帮助欧洲经济复兴,在亚洲也是帮助日本重建经济。日本本是二战的失败国,但鬼使神差成为二战后的赢家,经济高速发展,国民生活迅速改善,甚至在很多领域超过美国。就像一个人一样,最大的敌人是自己,能够打垮你的永远是自己。一个国家何尝不是如此。如果近现代中国没有晚清统治者争权夺利,没有军阀混战挟洋自重,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哪里又有让日本侵华的机会?
一个国家只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不让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又何惧他国崛起?崛起的他国为什么一定是敌人而不是朋友?曾经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提出过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德国两次挑战英国,不惜发动两次世界大战,都以战败告终。前苏联曾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但最终折戟沉沙。但只要头脑清醒,有着基本的逻辑常识,就会知道,即使强敌环伺,每一个失败国家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他国。如果强敌环伺就是国家失败的理由,当代以色列早就从地图上被阿拉伯世界抹去。苏联最大的敌人不是资本主义帝国,而是它的愚昧和僵化。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表面的强大是它的经济总量和军事实力,而它真正的强大,是自由和创新,不断引发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革命。从计算机到互联网,每一次都引领人类走进新领域。
愚昧者总将自己的失败归因别人。于是用你死我活的对抗思维看待问题,用敌对破坏的招术对待他国。结果导致国家间信任缺失,朋友越来越少敌人越来越多,被排斥于主流世界之外,严重时还会遭到群殴。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阻碍一个国家强盛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当大多数人都习惯从外部去寻找原因的时候,最终只能是在歧路上越走越远。而从内部的剖析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的时候,才有可能拥有文明与繁荣的土壤。
曾经,鲁迅、柏杨等学者对国民性格的洞悉,正是在从内部探究中国问题的本质——责备自己应该往深处责备,才能揭示劣根,剪除劣根。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将滋养着“国民性”的树根揪出来,不断追问下去。比如以下种种我们常见,却很少“刨根问底”的问题:· 在中国,为什么没有“独立”的人,只有“关系”中的人?· 官员、百姓、商人和读书人,究竟如何参与社会,阶层变动的逻辑又是什么?· 封建皇权专制如何扭曲整个社会上至统治者、下至“奴隶”的心理?· 为什么人们对内麻木,对外排外,成了一个未断奶的民族?· 为什么基层政治总成为“刁民与恶政的双重互动”?· “单位”为什么不仅是一个工作场所,更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国民性格问题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的制度、意识、习惯长期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文化构造,文化构造通过环境的示范效应和一代代的传承,就变成了不自觉的心理。这样就形成了“体制化”的愚昧陷阱,常人再也难以逃离。因此,通过文化构造来分析中国社会,才是理解、厘清以往很多认知误区的关键。解剖国民性,其实也是在解剖着整个中国社会。这也是每一个对中国社会有关怀、有问题意识的读者,阅读与思考的起点。为此,曹教授联合先知书店诚挚推荐一套“解剖中国社会十书”,包括《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等十部作品,十种视角,既有宏观解读,又有微观透视,从样本经验出发,寻找社会问题背后的深层根源。所选书籍或者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著作,或者是知名学者极具影响力的代表作,主题覆盖中国社会的点(一个村庄)、线(单位组织)、面(文化和行动逻辑),比较完整地提供了一套严谨、可信、又极具可读性的关于中国社会的解释。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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