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谁的评价比邓小平的自我定位更精准
大家知道，1992年1月，88岁高龄的邓小平去了一趟南方，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史称“南方谈话”（民间一般称“南xun讲话”）。这次讲话的重要程度有多大，我没资格多言，不如转述一下他自己的说法吧。
据邓家人回忆，南方之行结束不久，邓小平身体出现了较明显变化。到1994年夏天北戴河休假期间，医生已不再同意邓下海游泳了。对于自己身体状况的恶化，邓虽不大在意，但也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事，所以有一次他对自己的胞弟邓垦说：
“我个人不重要，对我来说，现在死正好是时候，但我还想多活，还想看看。我这一生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这个阶段在历史长河中是个重要的曲折的阶段和取得最好效果的阶段，就是这次‘南方谈话’定了调，这个调没有定错。12亿人口有了明确的方向，道路与方法……我们没有辜负这些年，做了好事，这辈子就可以了！”
邓这段“自我定位”，虽寥寥数语，却胜过无数篇洋洋洒洒的“邓论”研究文章和专著——除了傅高义先生的《邓小平时代》。现代史大家沈志华曾说：“傅高义能写出来《邓小平时代》，中国人写不出像他那样的。”所以连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也曾建议，“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看一看《邓小平时代》”。
《邓小平时代》译者是著名学者冯克利先生，其译笔精准且朴实无华。本书豆瓣评分高达9.3，冯先生高超的翻译功不可没。
前面提到“邓小平胞弟邓垦”，可能很多人都未曾听闻过此人。邓垦原名邓先修，是邓小平（原名邓先圣）的二弟，1935年入团，1937年入党，在延安时做过《解放日报》和《参考消息》编辑，后历任泸州行署专员，重庆、武汉二市副市长，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副省长及省政府顾问。
大家不知邓垦，其实也很正常，因为邓小平这个弟弟确实很低调……然而大家更不知道邓垦还有一个更低调的儿子叫邓野——他个是奇人，出身名门却一不做官二不经商，一辈子甘坐冷板凳潜心做学问，而且身为胜利者的后代，却能跳出意识形态窠臼，去最大限度地揭示历史真相。
抗战末期，民主气氛高涨；抗战胜利后，人们又为之欣喜若狂，更有理由期待中国能以此巨大历史转折为契机，走向民主自由之路。然而在不到一年时间里，神州大地竟又爆发了全面内战，许多人“心向往之”的民主政治并未实现。
这段决定中国命运、充满戏剧性惊天巨变的历史，令人扼腕叹息。然而，作为民国史学者的邓野却认为，抗战胜利后，内战几乎无可避免。因为民国那个时代的政治逻辑就是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用武力决定国家权力——这一历史局限是再多的努力也难以超越的。
邓野的伯父邓小平几起几落，每一次震荡都会波及到整个家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近距离体验‘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滋味。这实在是一种残酷的精神体验。”
雷颐先生对自己这位低调的老同事十分佩服，他说：“很多搞社科研究的一辈子跳不出条条框框，像邓野这样的家庭出身更难，毕竟他的父辈就是亲身参与历史的，为什么他能跳出来？”
而邓野的编辑则坦言：惟有邓野这种有“背景”的人，才能写出这样高水平、有深度、有内幕、耐看如大片的佳作来！
美国大使赫尔利与毛泽东、周恩来、张治中
◎一位最擅长运用材料的民国史学者
对我们来说，民国史（北洋除外）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两党角力、多元政治的历史断层，这段历史既杂且乱，又涉及两党诸多派别。因此，往往也是历史真相的深水区。
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也很容易先入为主。多数的大陆学者往往是档案材料怎么说就怎么写，台湾学者也大体如此。有的人一辈子跳不出条条框框，成为旧史料的搬运工。
邓野是少有的例外。他能摒弃一些近代史研究者惯有的立场先行，不作价值与道德判断，跟着事实走，因此能与杨奎松、高华并列。又由于出身政治世家，不但深谙内情，剖析斗争的水平也更出色，往往不动声色中就把国共间的明争暗斗，展示得一目了然。
有人认为他是民国史研究中最擅长运用材料的学者。在《民国的政治逻辑》一书中，他就充分运用了新发现史料“徐永昌日记”、“唐纵日记”，对传统史料提及的历史事件予以全新的考证阐释。
读完《民国的政治逻辑》这本书，我们对于从民国到1949年这段历史中的各方面要人——蒋、毛、陈独秀、阎锡山……等等一生中的所作所为的心理动因，就基本上心中有数了。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2003年第一次出版时，我写到政协会议闭幕以后，张治中举办一个招待会庆祝政协成功，同时欢迎江青到重庆。江青去后发言时就讲了几句废话，“我到重庆是来拔牙的，牙拔完了，马上就要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