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历史的公信力，需要杨奎松、沈志华这样的史学家
梁启超说：“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真实。”虚假的历史，对一个社会能有多大的危害？
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100万人惨死在屠刀下。本是好亲戚、好邻居、好同事、好朋友的两个民族，发生了胡图族对图西族的无差别屠杀。
而这样的悲剧，仅仅是因为一套虚假的历史叙事：
胡图族为了争夺总统权力，把历史上所有的灾难全部归结于图西族，声称他们是卢旺达的叛徒，是人人得而诛之的“臭老鼠”。
可见，一套虚假的历史叙事，不会仅仅停留在头脑里面，它是比枪炮更具威力的武器。
中国历来是最重视历史智慧的民族，古代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最庞大的史官体系，直至今天，历史依然是图书市场中最畅销的种类。
读历史本是为了看见真相、获取见识，但真假难辨的历史却让人越读越糊涂，甚至得出一个完全颠倒是非的结论。
这种充满剧毒的历史叙述，我们尤其应该引起警惕。
▌被刻意，甚至强制掩盖的“真相”
世界上有两种谎言，一种是低级的谎言，它全部由假话构成，完全违背事实和逻辑，另一种是高级的谎言，它由真话和假话同时构成。
剧毒历史就是典型的后者，它是一种伪装成真相的高级谎言，它只会告诉人们复杂历史事实的部分真相，还会描述大量无法考证的历史细节，让人难辨真假。
在人类历史中，最典型的虚假历史，大多出自专制君主之手。他们为了维系自身的道统，总要删改史料、垄断历史。
为了让伪史看起来更像真品，君主会描摹出很多动人的细节，让盲从者深信不疑，让研究者如坠迷雾。
比如燕王朱棣篡位成功后，为了将自己美化成符合祖制的合法君主，命令史官们以虚构、隐没、润饰的手法，系统地篡改、销毁了诸多历史记载，还亲自查验，以防疏漏。
面对强权的威慑，只有极具史胆的作家，才敢于捍卫真相：齐国史官冒着灭门的风险，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司马迁顶着触怒汉武帝的危险，记述刘邦的背信弃义；琼斯先生因为坚持报道乌克兰的饥荒，身败名裂、死于非命。
在浩如烟海、假货遍地的“历史”中，如何挣脱权力宰制、追求历史真相？
作者必须呈现出真实可靠、线索清晰的史料，而读者必须有寻找真相的见识和勇气——在信息管道狭窄、真相稀缺的时代如此，在信息泛滥、真伪难辨的时代，更是如此。
越是这样的环境，也就越需要带着问题意识，愿意面对公共写作的历史学家，否则即使有学者纠正历史谎言，最终只会劣币驱逐良币，而若论追求真实历史的佼佼者，恐怕非杨奎松和沈志华莫属。
▲沈志华（左）与杨奎松（右）
▌尊重真相，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
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除了需要知识和见识，往往更需要胆识。这通常与天生的性格有关。
1976年，因为愤恨“四人帮”所作所为，杨奎松连写几首诗贴到广场上，结果成了被缉拿的对象，并因此下狱。
这段监狱岁月，让杨奎松很快有了两个发现，一，他发现：“我这个人真的不怕死”，即便是监狱里面，他很快能学会泰然处之。
二，在和一个死刑犯的相处过程中，他真切地体会到了犯人善良的一面。这对杨奎松触动很大，他认识到仅仅从表面上把人分成好坏，是多么肤浅。
及至后来做研究，他一直竭力避免凭一己印象来取好恶，否则很容易把历史人物或政党脸谱化。
杨奎松反对脸谱化，更反对学术对政治的献媚，他认为现在的历史研究歌功颂德太多，应有的批判意识太少。
杨奎松坚信他研究的问题，是许多国民一直很想弄清楚的问题，这些问题与整个国家的命运都息息相关，因此必须要尊重真相。
他只想要把事实弄清楚，把真相交代给读者和历史，自己不下任何定论，给后人留下自己的思考空间。
▌历史研究的伟大，就在于追求真相
真相是历史的前提，作为一个历史发达的国家，对历史真相，尤其是和我们距离最近的当代史的历史真相的追问，是值得每个人关心的重点。沈志华认为，历史研究的伟大，就在于追求真相。他说：
“我们看到的历史，原来人们脑子里那些东西我不敢说百分之百是假的，但大部分是有误解的，那么就需要历史学家来一点一点地把事情弄清楚：这个历史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
沈志华年轻时因为考试成绩太好而无缘大学，后来又因为被别人捏造罪名而被部队开除，甚至一度因为需要一个人背锅而蒙冤下狱......然而，磨难并没有击倒他，他对学术的热情不曾因时代的荒谬而退减半分。
熟悉沈志华老师的人都知道，前半生，档案砸掉了他的饭碗；但后半生，他依然不减对档案的热爱——苏联解体后，他自己个人出资，“趁乱”从莫斯科中央档案馆拷贝到大量档案，其代表性作品就是因种种原因，已经在网上几乎绝迹的《中苏关系史纲》。
中国社科院一位苏联史专家认为，“有了这批档案，不仅苏联史要重新认识、重新书写，对20世纪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都要重新思考、重新评价”。
正是凭着一手的解密档案和对历史的敏锐嗅觉，沈志华成为中国冷战研究“第一人”。
但沈志华并不止步于对苏东的档案“开创性研究”，还同时把目光投向无疑对中国影响更长远的中美关系，对冷战时期的美国档案进行整理汇编，最终他和杨奎松一起主编完成了一套极其珍贵的历史档案——《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8卷）。
这套书不仅是中美两国顶层决策中美关系的重要参考资料，对于无论关心国事、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关心今天之何来……还是关心个人格局、提升个人段位的普通读者来说，同样具有无比重要的参考价值。
▌重建史学公信力，需要杨奎松、沈志华这样的史学家
不读历史的人会重蹈历史覆辙，读历史的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不读历史的人重蹈历史覆辙。阅读历史、汲取教训，是一种避免犯错、尤其是犯大错的智慧——这是人尽皆知的古训。
但是，在这个娱乐至死、信息爆炸的智能时代，提炼见识越发困难。尤其是很多历史学家还在“助纣为虐”，他们看似学识渊博、立场客观，实际上却是在堆砌名词，读者根本无法从庞杂的概念中汲取教训与见识。
当代历史学家刘志琴就曾发出这样的感叹：“人们常说当今有信仰危机，岂不知在信仰危机中，史学是有责任的。不真实的史书留给人们的疑点是，已经过去的事尚不可信，何况正在发生的事？”
“当前最受欢迎的史学家如沈志华、杨奎松等人，究其所以，是因为他们坚持历史的真实性，以确凿的史实纠正了人云亦云的讹错。所以史书要在民众中重建公信力，必须说真话，这就是史学界要面对的现实。”
◎强烈的问题意识
好的历史，信息量巨大，但很少堆砌名词和概念。好的作者，在搜集完资料后，不是粘贴复制后填空，而是会花数倍的时间从泥沙中淘出金矿，然后精炼提纯，让读者在“沉浸式阅读”中，听见历史的警钟。
为了保证治史严谨，杨奎松和沈志华始终坚持使用最原始的档案资料，遇到二手资料更是会反复对比，以鉴定真伪。
他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解决某个现实的社会问题而研究，因此他门的著作带有浓重的问题意识，读完往往能有所感悟、警醒。
◎独特的治史观念
面对中国近现代艰难且复杂的转型，很多历史学家还在参与“大合唱”，他们看似学识渊博、立场客观，实际上却是在堆砌名词，读者根本无法从庞杂的概念中汲取教训与见识。他们的眼光是向内的，所以只能看到此时此地的影响因子。
而杨奎松和沈志华研究历史，眼光是向外的，他们从全球范围出发，从国际大背景的角度书写中国近现代史。因此，他们总能见别人所不能见，回答一般学者回答不了的问题，也受到一般学者所不能得到的荣誉——他们是在国内国外都受到高度赞誉的历史学家。
在书中，他们写的不仅是中国革命历程，放在读者眼前的还是20世纪国际格局的风云变化。因此，杨奎松和沈志华的著作是拓宽历史视野，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演变的绝佳之作，更是赠送给喜欢历史的亲友和长辈的绝佳礼品书，因为他们的写作都基于一个共同的基础：真实。
重建史学公信力，需要杨奎松、沈志华这样的史学家。但遗憾的是，他们的许多书是中国近代史领域众所周知的“断货王”，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杨奎松&沈志华作品集”（含绝版独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