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人股权转让向来是涉税争议的高发地带。实践中，很多高净值人士转让股权时设计了复杂的交易模式，试图规避巨额个人所得税负担。其中，有些筹划合理利用了税收优惠政策，起到了良好的节税效果。有些则弄巧成拙，不仅没有达到节约税费成本的目的，还因未及时申报或代扣代缴税款，受到税务机关的处罚。近日，笔者就检索到这样一起案例：当事人之间先签署了增资协议，在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后，又将增资协议变更为股权转让协议。在民法上，这种变更确属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但是在税法上，一次简单的合同变更就会带来高额的税收负担。涉案当事人因未及时履行税款扣缴义务，被税局处以7,700万补税及罚款。
A公司成立于1994年4月，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1,248万元，登记在A公司名下的财产权利主要有Y县的采矿权、探矿权。甲、乙、丙原系A公司股东，分别持有A公司80%、10%、1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998万元、125万元、125万元。
2011年6月，甲、乙、丙与B公司签订了《增资协议书》，约定B公司分三期向A公司增资，首期3亿元、第二期1亿元、第三期2.6亿元。首期3亿元增资后，即按照甲8%，乙1%，丙1%及B公司90%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其后，B公司如约进行了首期和第二期增资，合计4亿元。其中，11,944万元最终用于偿还A公司债务，剩余款项由甲自行支配并转账用于甲其他资金使用。2011年9月，A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注册资本变更为12,480万元，股东变更为甲8%（998万元）、乙1%（125万元）、丙1%（125万元）、B公司90%（11,232万元）。法定代表人由原来的甲变更为B公司指定的丁。
2011年9月，甲（代表其共同利益方）与B公司（代表其共同利益方）又签订了《及的变更和补充协议》，约定如果B公司不再进行第三期增资2.6亿元，则之前已增资的4亿元转变成收购甲股权的价款，甲与B公司对A公司的持股比例相应变化为46%、54%，B公司已经支付的增资款将交由甲使用和支配。2012年4月，因B公司始终未支付第三期增资，A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一致同意B公司在A公司的36%股份转让给甲所有。会议同时决议，一致同意乙、丙在A公司合计2%的股份转让给甲所有。2012年6月，丁与甲签订了《转让协议书》，甲以2.6亿元的价格将A公司46%股权转让给丁所有。同时丁代表B公司确认B公司之前增投的4亿元是54%股权的转让价款，整体6.6亿元股权转让总价款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营业税等全部税费概由B公司、丁承担和缴纳。2012年8月，丁通过其关联企业C公司分七次，向甲指定的D公司账户支付了2.6亿元股权转让款。2014年7月，Y县地方税务局Z税务所向甲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补充通知书》，载明甲于2011年至2012年取得股权转让款6.6亿元，其中4亿元付至A公司名下，2.6亿元付至甲名下的D公司名下，并已收讫，至今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按（6.6亿元—206万元）×20%申报〕，限于2014年7月29日前予以改正。2019年6月，X市税务稽查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丁于2012年6月与甲签订《转让协议书》，转让甲拥有的A公司46%股权，金额2.6亿元，丁是法定代缴代扣义务人。应代扣代缴未代扣代缴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5,156.2万元，未按规定缴纳印花税13万元。经X市税务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程序后，决定对丁处以应扣除未扣除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50%的罚款，金额2,578.1万元，处以未申报缴纳的印花税50%的罚款，金额6.5万元。共计2,584.6万元。2019年12月，丁因不服该处罚，向S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S省税务局于2020年7月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X市税务稽查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丁诉至S省T市W区法院。2020年12月，W区法院判决驳回丁的诉讼请求。丁向T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1年4月，T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认为原审判决对处罚决定中股权原值的认定及计算方式未予查清，属认定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简评：本案虽然取得了发回重审的结果，但发回的原因是股权原值没有查清，换句话说，法院并未否定甲将A公司46%股权转让给丁应当承担纳税义务，丁作为价款支付人应当承担代扣代缴义务。因此，本案经过重审可能会调整补税及罚款的金额，但不会改变对丁作出处罚的决定。结合全案来看，甲自始即具有股权转让的目的，实为以增资名义实施股权转让，然而本不需要缴纳所得税的6.6亿增资款，变为需要缴纳所得税的6.6亿股权转让款，可以说是税收筹划的重大失当。转自：华税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