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T】新南南合作中的“存异”和“求同”：印度新德里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国际研讨会所感

作者简介

唐丽霞（上图右）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马洁文（上图左）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提出了“求同存异”的国际议事方针，他在发言中强调“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存异，将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在共同的基础上相互了解和重视彼此不同见解。”他还强调“亚非国家存在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求同存异和早先提出的和平共处两大基本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当时参与国际合作的重要法则，更是南南合作的基础，但当时南南合作的“同”更多来自于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层面，合作也更多表现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在新时期，南南合作领域已经扩展到投资、贸易、环境、社会等各个方面，求同存异在现实中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异”，求同存异还能在南南合作继续发挥作用，但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这一点在最近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国际会议上来自不同国家代表对南南合作表达出不同的关注点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南南合作中的“异”首先表现为南方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开始凸显。早期，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程度普遍较低，经贸联系相对薄弱，经贸上的依存关系仍然以和北方发达国家为主，直接利益冲突比较少。随着中国、印度、南非、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南方国家内部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化，一些国家进入了低等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一些国家仍然还在低收入国家序列，属于全球最不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差距的不断扩大，使得南方国家之间的差异性从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层面扩大到经济层面。南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虽然这一方面促成了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但是由于经济结构、在全球产业链条中位置的相似性以及贸易额差异和经济发展程度差距的扩大，南方国家之间在经贸关系上存在明显的竞争性和不对等性，从而又加深了国家间的直接利益冲突。

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南南合作中的“异”也表现在南方国家自身发展优先序的差异性。虽然当前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成为全球发展共同的方向，但是SDG有17大类目标和170多个具体发展指标，涵盖了方方面面，总体目标虽然一致，但发展的优先序不同，对南南合作的期望也就不同，合作目标不同，达成合作共识的难度也就加大，并且还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

第三表现在南方国家面临的发展挑战的差异性。内部分层和所处的政治经济地理区位的差异性使得南方国家面临的发展挑战千差万别，中国、印度这些国家的发展挑战来自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气候变化和逆全球化等，和北方国家面临的挑战更为相似；像马拉维、赞比亚等全球最不发达国家发展挑战来自于工业化程度太低和绝对贫困的普遍存在；中东地区面临更多的则是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尼日利亚、巴基斯坦、阿富汗则有来自恐怖主义的威胁......面临发展挑战的差异性使得不同国家对南南合作内容有不同的需求，中国视角下的南南合作应该更多是发展经验的分享、发展资源的共享和发展制度的相互借鉴，阿富汗这样的国家则认为安全合作和反恐怖主义是南南合作的重点。

第四表现在参与到南南合作主体的多元性。早期南南合作多是政府间合作，合作主体相对单一，但是当前南南合作的主体日渐多元化，参与南南合作各种议题的讨论不仅有政府部门、有政府间组织、有智库、有非政府组织还有私人部门，多元主体代表着各自的群体和利益，彼此间虽然会在某些问题上达成一致，但冲突和矛盾在所难免，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有冲突，同一部门不同性质和领域的主体同样会有利益冲突，从当前南南合作机制来看，政府间有相对制度化的协调机制，包括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等，但是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却很少，虽然在G20框架下，有T20（智库）、B20（工商界）、C20（非政府组织）机制，但是这更多是南北之间的合作，而并非是南南合作框架下的国际合作机制，合作主体的多元性也强化了南南合作中的“异”。

第五表现在对南北合作的参与程度和角色的差异性的扩大。一直以来，南北合作主要是以北方资源向南方国家单向流动为主，南北关系呈现的是一种依附与被依附的结构关系，合作的主要形式是发展援助，随着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新兴经济体已经转变成国际发展资源的提供者，和北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转变成更加平等基础上的合作关系，和北方的合作更多体现在如何共同推动全球治理框架的调整和新规则的建立，强调的是对话。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南北合作中仍然还处于受援国的地位，希望北方国家继续为其发展提供各种资源，这样南方国家在和北方国家进行合作对话时也就难以达成相对一致的话语体系。

虽然南方国家之间“异”越来越明显，但是南南合作基本框架仍然得到大部分南方国家的拥护，目前南方国家普遍的共识是南南合作依然重要，但现在的南南合作应该进入了一个复兴和转型的阶段，和传统的南南合作应该渐行渐远，对于不断涌现的新的南南合作机制应该持欢迎和鼓励的态度，如中国发起的金砖机制、上海合作组织，1+N机制（中非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等为新兴经济体大国如何更好地推动南南合作贡献了可借鉴的合作机制。南方国家也认为和平与安全、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环境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不仅仅是全球发展的重要议题，同时也是南方各国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南方国家也同样认为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经验能够分享和值得借鉴，如中国的发展经验、印度的科技发展和创新，埃塞俄比亚的新兴工业化等来自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越来越被南方国家认可。

因此，在这种背景下，现在所讨论的南南合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寻求政治性团结的初级阶段，南方的兴起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质性含义，它改变全球结构的具体内涵。南南合作现已进入到了一个包括多部门合作、多元化行动者参与以及多元化模式等不同面向在内的全方位多元化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生产知识、分享知识从而对现有的知识系统进行补充需要重点讨论。此外，南方国家内部的关系也从之前的较为单一化的“兄弟关系”朝向具有更多丰富性的合作者甚至是竞争者的关系转化，如何在这种动态的变化背景下，在政治、经济、社会等不同领域中有效地处理面临的挑战以及同新兴的国际秩序进行有机联结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南南合作的推进要处理好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之间关系、南南合作提供国和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南南合作提供国之间的关系、南南合作和联合国系统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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