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T】发展知识体系的演化：从“悬置性”到“在场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西方发展援助与中国发展援助的战略政策对比分析"的阶段性成果，批准号：16AZD017

来源：《人民论坛》2017年12月下 第86-95页

作者简介

李小云

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院长，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导，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CIDRN）主席，南方国家智库联盟（NeST)主席，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奥斯陆大学访问教授，德国发展研究院访问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国际发展理论、非洲发展研究、公益与社会转型。主要著作有《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Africa: a comparative analysis》《国际发展援助》《外国对华官方发展援助的演变及趋势》（论文）等。

【摘要】社会变迁的知识体系涉及到一个特定的社会形态向另一个特定的社会形态的转变，而涉及到发展如何发生的认知体系也就被称之为发展知识体系。西方发展知识体系主要来源于不同时期不同方面的社会实践和思想资源。它一直都是欧洲在场性的知识体系，某种程度上是推广西方经验的知识体系。随着发展中国家成功的发展经验的不断积累，发展中国家在场性的发展知识开始出现，新的发展知识要素也不断出现。本文按照经典发展知识、现代发展知识和新发展知识的划分，讨论当代发展知识的形成与发展问题，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发展知识的生产、构建过程，新发展知识的特点以及未来的演化等问题展开讨论。

【关键词】发展知识体系  经典发展知识  现代发展知识  新发展知识 

发展知识(development knowledge)是指有关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认知体系。一般来说，这个体系主要包含了针对自发性(spontaneous change)社会变迁和干预性(interventional change)社会变迁两个方面的认知体系，前者主要是针对发生在欧洲的工业资本主义的理论认识，而后者则主要关注如何促进非欧洲国家的现代化问题。关于非欧洲国家现代化的理论就是所谓的发展研究。不论欧洲社会还是非欧洲社会，社会变迁的知识体系涉及到一个特定的社会形态向另一个特定的社会形态的转变，而且这个转变又被价值化成为一个落后—进步的过程，这个过程被称之为“发展”，涉及到发展如何发生的认知体系也就被称之为发展知识体系。

虽然说人类对于自身社会变迁的认识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人类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积累各种对于自身社会变迁的认识，这些认识都构成了发展知识的基础。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发展知识是伴随着现代社会的产生而形成的有关社会转型变迁的认知体系。这个体系主要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关于起源于欧洲的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是如何发生和演化的认知体系，二是关于起源于欧洲的工业资本主义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的认知体系。到目前为止，针对这些问题所积累的知识基本上还是在欧洲中心主义哲学观影响下的理论体系。随着非西方世界逐渐步入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轨道，欧洲中心主义的发展知识体系开始受到挑战，特别是过去几十年发展中国家的快速成长开始动摇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发展知识的学术和道德优越性。如果说西方自启蒙主义开始的以物质现代化为标志的工业化为西方发展知识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供给，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同样也为新发展知识的产生提供了新的资源。

西方发展知识体系主要来源于不同时期不同方面的社会实践和思想资源。17世纪末期到18世纪初期，以牛顿等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知识体系从根本上挑战了长期统治人们对于世界认知的亚里斯多德的“先验”史观，有神论让位于唯物主义，学院中的神学让位于现代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消极的顺应世界让位于积极的理想行动(Preston, 1996)。这些都是之后逐渐形成的发展知识体系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础。这个阶段的自然科学促进了机械哲学本体论的形成，通过按照自然科学的逻辑展开对于社会因果关系的分析，形成了主动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知识体系，社会科学家将自然科学的范式应用到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的社会科学。19世纪形成的社会有机进化思想也为西方的发展知识提供了三个方面的要素，第一，社会和生物一样也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过程；第二，人是一个个社会原子，都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个人自由和权利以及契约是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础；第三，人具有能动性，可以积极地改造世界。总之，现代的发展知识体系从对发生在欧洲的社会变迁展开解释和批判，逐渐延伸为指导非欧洲国家社会变迁。它一直都是欧洲在场性的知识体系，某种程度上是推广西方经验的知识体系。随着发展中家成功发展经验的不断积累，发展中国家在场性的发展知识开始出现，新的发展知识的要素也不断出现。这些新的发展知识的要素既挑战了经典发展知识的内涵，又挑战了经典发展知识体系有关实现现代化的路径问题。基于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在场性所形成的发展知识，逐渐形成了发展研究的三大流派：经典发展研究、现代发展研究和新发展研究（李小云、徐秀丽、齐顾波，2015）。

本文按照经典发展知识、现代发展知识和新发展知识的划分，从经典发展知识的起源和发展演化、现代发展知识的发展以及新发展知识的兴起三个方面讨论当代发展知识的形成与发展问题，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发展知识的生产、构建过程，新发展知识的特点以及未来的演化等问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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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发展知识体系的演化和发展

发展知识体系主要涉及到两个部分：一是主要关注工业资本主义如何形成和演化规律的知识体系，这部分可以称之为经典的发展知识体系；二是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变迁的知识体系，可以称之为现代发展知识体系。前者更多地涉及到自发性的变迁，后者则更多地涉及到干预性变迁，前者为后者的基础，后者为前者的延伸。在社会变迁的不同学科体系形成之前，欧洲已经形成了相对系统的关注社会变迁的社会理论。这些社会理论的主要哲学思想的根源虽然受到古代各种文明哲学思想影响，但是归结起来则主要来自于古希腊的哲学思想。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亚里斯多德哲学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及辩证法的要素都对欧洲的社会理论思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古希腊哲学中主要涉及人的观念和现实存在的关系以及系统的对于客观世界的观察路径，如亚里斯多德对于数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的贡献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古希腊的哲学思想驱动了欧洲自然科学的形成以及理性主义的兴起，而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的认知框架恰恰也是发展知识体系的元认知框架。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希腊的哲学看作是发展知识形成的起点。

基于这样的影响，欧洲社会理论逐渐形成了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四个维度上认识社会存在和变迁的路径。由于基于该系统框架所形成的一系列理论思想构成了难以挑战的系统性知识体系，因此，欧洲逐步产生的发展知识才得以不断积累和发展，并主导世界发展议程。与古代希腊哲学思想浩瀚的理论不同的是，欧洲现代的社会理论则主要关注工业资本主义产生所带来的复杂的社会变迁问题。而经典的发展知识则主要关注发生在欧洲的工业资本主义演变的问题，这一知识体系除了暗示人类社会将普遍按照欧洲社会变迁的模式演化以外，基本上没有直接地、系统地涉及欧洲之外的社会变迁。但是，这恰恰是之后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知识的基础知识体系。在欧洲现代社会理论体系中，四个方面的思想资源直接影响了经典发展知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经典发展知识的哲学基础是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一知识体系的主要观点是任何社会的变迁都将会按照欧洲社会的变迁模式展开。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早期的自然科学思想为这一文明扩散理论提供了分析的框架。14世纪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开启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启蒙主义阶段的社会理论为其后的经典发展知识体系提供了诸多方面的营养。自然科学思想提供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以及实践论的一系列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认知框架。这一框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发展知识体系中的社会线性演化的发展世界观。从17世纪开始，自然科学的认知体系开始主导欧洲的哲学思想潮流。牛顿、哥白尼和伽利略等在物理学、天文学以及数学领域的研究彻底改变了欧洲人的世界观。以唯物的本体论、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以及能动性改造世界的实践论为整体框架的现代哲学思想体系以自然科学的面貌出现，开始主导欧洲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

第二，经典发展知识体系中的个人、权利、产权、小政府和民主等要素均来自于这个阶段的社会理论思想。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的观点中。他们的观点为经典发展知识体系提供了追求个人自由，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民主治理的理论基础。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霍布斯(Hobbes)和洛克(Locke)就是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展开研究的社会理论家。霍布斯借助伽利略的方法论，把社会分解成不同的要素，他认为个人就像一个个离散的社会原子，都在追逐各自的利益(Preston, 1996)。霍布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为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因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基于个人劳动分工的社会关系体系，而个人劳动分工又必须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因此，霍布斯事实上也是经典发展知识体系中有关个人权利要素的理论奠基人。洛克在认同个人自由的同时，更强调最小化政府的必要性和统治者应该由人民来授权思想的重要性。孟德斯鸠和卢梭则在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自由民主制度，确保追求物质进步的理念。这些都构成了经典发展知识体系中自由民主和以后形成的良政的理论基础。

第三，自由市场的思想在现代发展知识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苏格兰启蒙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与其他同期的社会理论家一致倡导个人自由，提出了一种不断向前发展的经济模式，其中有四个要素，一是劳动分工、生产专业化和技术变革可以带来经济增长；二是市场作为一种制度，联系生产者和消费者；三是经济人是理性的；四是市场是一个“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对于经典的发展知识体系的贡献是巨大的。市场理论占据了现代发展知识体系最核心的位置。第四，受自然科学影响，在19世纪形成的社会进化论也是经典发展知识中关于发展变迁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

总之，自启蒙主义到19世纪末期，欧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业革命导致欧洲社会由传统社会转变成现代社会。欧洲社会理论家以自然科学的哲学和方法论为指导，逐步总结出了系统的关于欧洲发展的知识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知识要素是由理性主义、个人自由与权力、自由市场、民主与小政府的作用等构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如何发生和运转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经过诸如黑格尔、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等理论家的不断建构和批判，逐步成为现代性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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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发展知识体系的形成与演化

如上所述，现代发展知识体系是基于经典发展知识体系演化形成的有关非欧洲国家变迁的认知体系，经典发展知识是诠释性知识体系，主要在于阐明欧洲资本主义产生的规律，而现代发展知识体系则主要是建构性的知识，用于指导非欧洲国家的发展转型。由于非欧洲国家均未能与欧洲国家同步实现工业化，这就造成按照工业化程度区分的先进和落后的结构性现象。欧洲的工业化是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自发性变迁形成的，而非欧洲国家的现代化则有欧洲国家的经验。一方面欧洲发生的工业资本主义比早期的商业资本主义更具有扩张性。因此，即使很多非欧洲国家不情愿，也会被迫卷入这个过程，早期的日本和中国就是这样。另一方面，很多国家在欧洲国家的示范下采用积极的行动推动现代化，这就是20世纪中期以后至今的现代发展潮流。不论是早期的被动卷入还是当代的积极推动，都不能避免欧洲已有经验模式的影响，也就是说非欧洲国家实际上很难回避经典发展知识对于他们自身发展道路的影响。欧洲关于自身发展变迁的认知体系来自于其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具有深厚的欧洲在场性，是对欧洲发展的理论归纳。但是，由于工业资本主义模式强势性介入非欧洲国家，这些国家的自主性发展进程或者被中止，或者被打乱。经典的发展知识伴随着不同时期的不同制度方式，经典发展知识体系进入非欧洲国家以后产生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不适应，为此，欧洲的知识精英们就展开了所谓“发展研究”，也就是所谓的发展知识次生性的建构过程，这个过程产生了现代发展知识体系。但是，二战以后的200多个国家基本没有按照这个理论转型成功的（林毅夫，2017）。这个知识体系貌似是基于西方经验的，但从给定的条件看则既不是欧洲原生性的知识，又不是非欧洲国家在场性的知识，所以这个知识体系实际上是一个“悬置”的知识体系。

实际上，现代发展知识体系的形成对于欧洲与非欧洲之间的关系构建有很大影响。现代发展知识体系也正是在这种关系的建构中形成的。现代发展知识体系的构建主要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碎片化的观念构建阶段。这个阶段从1550年开始到1950年长达400年。在这个阶段中，前期是对非欧洲世界的初步认识，后期是通过殖民主义改造非欧洲社会。工业资本主义的发生基础是商业资本主义，而商业资本主义又是通过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得以发展的。从1550年到1950年，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先后从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法国、美国扩张到拉丁美洲、北美洲、亚洲和非洲。在这个扩张过程中，欧洲人逐步形成了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这些认识构成了吸收经典发展知识要素，构建现代发展知识的基本社会条件。首先，在商业资本主义的扩张阶段，欧洲的商人、海员、士兵、海盗、探险家和传教士们通过他们的日记和口述等方式传播了欧洲人对于非欧洲世界的认识(Preston, 1996)。这些人作为资本主义扩张的代理人，每一个人都有特定的使命。他们在与非欧洲世界交往时，都会按照他们的预期使命和文化视角来看待非欧洲人。商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与土著人通商，用自己的标准来描述谁是“聪明的人”。同样，那些管理着很多土著人的欧洲老板往往用自己的标准描述谁是勤快的人，谁是懒惰的人。阿拉塔斯(S. H. Alatas)在1977年出版的《懒惰土著人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记述了欧洲人如何形成懒惰的非洲人的认识。欧洲人对于非欧洲人的认识在长达400年的时间经历了初期的“高贵的野蛮人”（如库克船长对于南太平洋岛国土著人的描述）、“未开化的野蛮人”以及“不文明的群体”三个阶段(Preston, 1996)。尽管三个阶段对于非欧洲人的认识有所不同，但是总体上的认知是处在优等的欧洲民族/劣等的非欧洲民族的结构关系视角下的。这一视角直接催生了具有种族歧视的所谓欧洲的发展是因为欧洲人比其他人种优越的理论(Rodney, 2012)。这也导致了欧洲人对于非欧洲长期的征服，殖民主义就是在改造落后民族的使命下展开的。欧洲与非欧洲世界在历史上形成的不对等的结构关系实际上也是主导与依附的权力关系，这个关系一直演化为所谓的发达与不发达的发展援助关系。所以，从历史的演化可以看出，现代发展知识体系继承了大量充满着不对等的权力关系知识要素，这也就是为什么发展知识体系在很多情况下被严厉地批判为是殖民主义知识体系的原因。如果说殖民主义仍然属于工业资本主义自发性扩张的过程，那么去殖民化以后的“发展”就成了有目的的干预过程了。因此，很多批判发展的学者把“发展”看作是西方资本主义在新的阶段的扩张。

现代发展知识的积累在去殖民化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首先，欧洲资本主义在非欧洲地区的扩张基本上是通过贸易等商业行为展开的。资本主义的文化如教育和宗教也是伴随着商业和工业化的扩张而传播的，欧洲在非欧洲地区并无直接的“改造计划”。进入到殖民阶段以后，欧洲殖民者对于殖民地开始采取系统性的干预，而这种系统性的干预就需要相应的知识体系的支撑。早期的人类学作为最早介入“异域”的社会科学的分支，为殖民主义提供了大量的社会治理资源。这被看作是针对非欧洲世界的系统性的知识建构的阶段开始，也是所谓的发展知识次生性建构的初级阶段。这个知识建构最为核心的要素就是为什么非欧洲社会没有能够实现工业化。韦伯关于东方宗教抑制资本主义发生的知识以及费正清关于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等均属于这样的知识建构。殖民阶段是欧洲人对于非欧洲人的认识实践化的阶段。殖民者把殖民地的人民看作为“不文明的群体”，把他们作为“改造”的对象。同时，殖民者第一次系统地把欧洲的制度、技术和文化系统地转移到殖民地，使得起源于欧洲的发展知识体系传播到非欧洲世界；其次，去殖民化之后，殖民地的精英一方面继承了殖民主义的政治和遗产，同时也需要符合民族主义的发展方案，这就在就客观上产生了对于新的“发展知识”的需求；最后，殖民者退出殖民地之后仍然有着强烈的地缘政治利益以及经济利益，同时也保留着“道义责任”，这就需要将殖民干预转化为更为道德的“发展干预”。

去殖民化之后，新兴的民族国家需要经济发展作为其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同时，原殖民地的经济发展也是原殖民国家继续其影响力的需要。在此条件下，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为核心，依托国家计划并以发展援助为手段的现代发展知识体系开始发育。事实上，20世纪中叶，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建构基于经典发展知识的现代发展知识体系。美国的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初就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展开了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研究。其中，早期依托原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展开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应该是在发展中国家比较早的基于发展的研究(Easterly, 2013)。1939年，哈罗德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动态理论的论文，提出经济增长与投资和储蓄的关系。刘易斯先后在1951年、1954年和1955年发表了《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措施》《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理论》。这都标志着针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知识体系的形成。刘易斯提出了在发展中国家存在两个不同的部门，一个是现代的工业部门，一个是传统的农业部门。他认为，现代的工业部门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而农业部门则是一个落后的部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需要从农业部门吸纳剩余劳动力，一直到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完全被吸纳，这时候发展中国家就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刘易斯和哈罗德的理论模型都来自于古典经济学的思想，也有发达国家发展的实证依据。但是，这一理论并没有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支持，就连哈罗德也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中实现这个理想的发展模型是很困难的(Preston, 1996)。二战以后，发展经济学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发展知识要素：第一，他们认为增长是一个文化的问题，这一观点暗示了在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发达国家那样的现代化，应该具备发达国家所具备的条件，这也是“有条件的发展观”，有关“有条件的发展”可参考笔者对林毅夫、孟加《战胜命运：跨越贫困陷阱，创造经济奇迹》的书评（李小云，2017）。第二，强调国家在发展中的作用。这样的观点来自于发达国家在经济危机时所产生的对政府的作用，这一观点主要继承了凯恩斯的思想。第三，基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式来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其中，重要的观点是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中10%都是由资本形成的，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份额很低。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在国民收入中提升资本收入的份额。第四是发展规划，这一观点也来自于凯恩斯。第五是自由贸易。第六是发展援助。除了发展经济学家所构建的经济增长的一系列知识要素以外，社会学家尤其是美国的社会学家，基于美国依靠高度发达的新技术和工业化组织所取得的经济增长的经验，将这样的经验普适化为发展中国家也应该遵循的基本经验。帕森斯通过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提出了社会是一个通过共同价值观集合而成、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有机整体，他主张通过现代化的过程，欠发达国家将从传统过渡到发达的状态，社会发展是以工业化为目标的。

在发展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一整套现代化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的主要内容是：第一，系统性的社会二元对立的结构思想。这一结构思想包括现代—传统、农业—工业、农村—城市、宗教—世俗、富裕—贫困、男—女，等等。这样的结构主义划分一方面来源于经典发展思想家，如涂尔干、韦伯以及马克思，但重要的是，这些概念是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构建出来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实际上并不存在清晰和严格的传统和现代、农村和城市这样的区分。第二，现代发展知识的建构者从经典发展思想中继承了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建构了通过能动性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路径。第三，现代发展思想的生产者们同时从经典发展思想中继承了市场、个人自由以及民主制度的概念，按照文化适应性的观点，从文化适应性的角度建构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加以改造的一系列条件，形成了所谓的增长条件论。他们宣称，繁荣只能发生在商业环境良好的地方，而这只能是艰苦的政治改革的结果（林毅夫、孟加，2017）。第四，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碎片化社会状况，政府的中心作用、发展的规划以及通过援助来弥补投资的不足，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重要条件。

现代发展思想的最大特点是与经典的发展知识主要阐明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发生规律的性质不同，现代发展知识体系则主要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远景，因此很多对此持批判意见的学者认为这一体系是一个虚幻的知识体系。一方面，这些知识的要素均来自于经典的发展知识的体系中，这些要素也反映了发达国家社会变迁的基本经验。另一方面，诸如哈罗德、刘易斯、帕森斯则通过所谓的次生性理论建构，将亚当·斯密、涂尔干、韦伯等对工业资本主义变迁的理论进行归纳，巧妙转化成发展中国家社会变迁的蓝本。与此同时，由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是一个自主变迁的过程，而发展中国家显然没有同步或稍微滞后自发地工业化，因此，现代发展知识面临最主要的挑战就是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够实现与发达国家类似的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如果按照经典发展思想中的小政府的观点，那么显然对个人自由缺失、以集体和社区导向为主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无法产生个人能动性和自组织为主体的社会变迁。因此，追求现代化的专家们从凯恩斯在思考应对发达国家经济危机时所需要的政府作用这个视角，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发展政府和规划的作用，这就系统地将发生在发达国家的自发性转型转变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干预性变迁的路径，从而创造了干预性发展的思想体系，形成了所谓的经济政策或产业政策。需要指出的是，基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知识混淆了增长和结构变动的先后关系，将结构变化看作为增长的优先条件。问题是如果增长是持续的结构变迁推动的，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成功，而有的不行(Spence, 2011)。总之，现代发展知识体系继承了经典发展知识体系中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市场主义的传统，将这些经典的传统思想经过科学化的改造，转变成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从而形成了有条件发展的知识发展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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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性的新型发展知识的出现

现代发展知识体系主导了二战以后全球的发展格局。首先，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社会变迁的基本路径，驱动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把工业化作为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其次，这样一个知识体系指导了发展中国家纷纷按照发达国家政治、社会、文化制度来改造自身的制度；最后，这样一个知识体系直接指导了通过多边和双边的制度设置从而对发展资源进行筹措、计划和投资的制度安排，也指导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计划过程。然而，与所有努力不一致的是，发展中国家按照现代发展的知识框架所展开的现代化过程所产生的结果是高度分化的。除了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现代化以外，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努力后，依然没有实现工业化。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在2008年发布了一个报告，总结了全球13个25年来增长率超过7%的国家的经验。这是西方国家的专家第一次把目光转向非欧洲国家的成功经验。这个报告的结论是，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等比增长要素如特定的环境和政策更为重要（林毅夫，2012）。

现代发展的知识体系进入到20世纪末期以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现代发展知识体系的基础——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西方自由经济制度在进入到新自由主义以后，形成了去工业化和高度资本化的结构，导致全球金融危机；同时，工业化发达国家经济长期低迷，这极大地动摇了现代发展知识体系的根基。其次，西方工业化模式产生了环境、能源与气候变化等一系列挑战，显示出现代发展知识体系所倡导的工业化、现代化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这也从另一方面挑战了现代发展知识体系的合法性。第三，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发展知识指导下所展开的现代化过程出现了相当多的问题，成效不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历史和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按照现代化的知识体系指导下的工业化，遇到了很多的瓶颈。所有这些都催生了新发展知识的出现。

新的发展知识的出现来源于三个方面的思想资源。首先是针对现代发展知识的反思。批判发展的学术思潮孕育了丰富的新发展知识的要素。结构主义经济学和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著名的依附理论是率先挑战现代发展知识的知识体系。与经典和现代发展知识体系的基础不同，这些理论没有基于欧洲的基本经验和理论进行次级的建构，而是直面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问题，属于在场性的理论知识。去殖民化之后，很多学者假设原来的殖民—被殖民的结构关系已经很弱，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的援助下可以实现现代化。结构主义经济学家则暗示了美国实际已经取代了英国，成了世界的中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心—边缘”的结构关系是制约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主要要素。作为“中心”的发达国家不仅经济总量很大，主导着全球的经济体系，而且还通过发展技术的垄断，强化这种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实际上，结构主义的经济学反思没有直接给出可以操作的方案，但为包容性增长等新的发展知识提供了营养。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出现的乡村变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由此出现的小农经济发展思想，以及有关政府作用等方面的反思等都为新的发展知识的出现提供了思想资源。

第二，替代发展的实践。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针对现代化发展路径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问题，产生了推动发展中国家按照自身的社会文化逻辑发展的潮流。参与式发展是这个潮流中重要的知识要素。这个要素包含了政治分权、本土文化主导、技术适应等重要的反对西方发展霸权的思想。

第三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发展实践所呈现的新的发展思想。自上个世纪末期开始出现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快速经济发展，不仅突破了现代化发展的路径约束，呈现了很强的替代发展性，同时也突破了结构主义的理论框架，实现了穷国通过自身的能动性取得快速发展。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为这一发展模式提供了理论解释，成为第一个基于穷国发展经验的在场性发展知识的总结。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实践是新的发展知识出现的重要基础。虽然说新的发展知识还没有达到系统化的程度，但是很多新的知识要素已经得到了高度关注。与现代发展知识核心不同的是，新的发展知识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在一个守信、可靠、有能力的政府领导下，通过高储蓄、投资和市场对自愿的配置，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可以实现增长，这几乎是全球13个在过去保持高增长国家一直的经验。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只有通过系统的政治社会变革，发育为一个民主政府，才能奠定增长条件的现代发展体系的核心内涵，也挑战了以相对刚性的权力关系为基础的结构主义经济学的影响。

中国的发展实践为新的发展知识的形成提供了最为丰富的资源。第一是农业发展，发达国家如英国的农业发展持续了200多年，但农业发展没有同时提高农民的收入，农民收入提高相当的滞后（Tsakok, 2011）。中国农业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以1978年为分界点。1978年到1987年，中国农业实现了年均增长7%的速度，同期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50%（李小云等，2016）。农业发展能够迅速导致农村贫困人口的减少，这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有利于穷人的农业增长也就构成了正在形成的新的发展知识的重要要素之一。第二，中国的工业化在经历了重工业优先发展引发系列问题的阶段以后，通过政府的主导作用，重点转向农村工业化，使农业在高速增长之后能够与相对劳动力密集的产业相互联系，构成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这个工业化的模式，充分利用了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特点，成功地克服了资本和技术不足的劣势，成为包容性工业化的重要内容之一。第三，在不对整体的结构进行调整的情况下，通过建立经济特区吸引外资，提升工业化的水平。第四，通过投资，大规模地发展基础设施。第五，通过投资，促进城市化进程。中国发展经验的核心是强有力的政府领导、系统的规划并依托政府的投资突破资本、技术等方面的制约，成功地实现经济社会的转型。

印度在农业人口和贫困人口占很高比例的情况下，突破性地发展以知识密集为特征的新兴产业，这些新兴产业带动了印度经济的转型。在最近几年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如亚洲的孟加拉国、柬埔寨、越南都在充分挖掘自身资源优势的条件下，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正在成为非洲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国家成功的实践，都与2008年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所总结出来的新兴国家的一些增长特点类似。很显然，与经典的通过彻底改革社会政治文化制度，并优先创造增长和发展条件，从而实现增长的现代发展知识体系不同，新的发展知识更加强调政府和政治家驱动下的国家发展的能动性，更加强调以具有优势的发展条件克服不具优势的发展条件的潜在作用。新的发展知识要素也否定了传统结构主义所坚持的“只有破除不对等的贸易经济关系，发展中国家才能发展”的观点。

21世纪以来，基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实践而孕育的这些新的发展知识的要素，属于自身发展经验的直接表达，没有经过复杂的次生性建构，因此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在场性知识要素。这一知识体系在市场原则等方面与经典和现代的发展知识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不是孤立的。但是在其他方面则有着很明显的独立性。新的发展知识的出现正在改变着发展研究的知识结构，也正在改变着全球发展的学术政治生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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