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T】援外需关注我们的援外人

这是第 306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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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徐秀丽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副院长 

  前言  

近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制定了援外综合性部门规章《对外援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基于长期跟踪国际发展和南南合作研究成果之上，我们研究团队在两天内做了两件事：第一，对新的管理办法提供了一系列专业的完善建议，并提交给了国家发展合作署；第二，应人民日报海外网邀请，对于该管理办法做了意义上的解读。这样一方面既支持了新规的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又促进大众对于该项政策的了解。

可是做完这两件事之后，我心里总隐隐地觉得还有第三件事要做，那就是我们对于援外人的关注。归根到底，我们的管理办法不仅是颁布新的规定，设定远大的愿景，更多地是对人的管理——显而易见，所有一切规定、办法、政策的落实归根到底是在于对人与人之间关系与行为的调整和设定，因而去“看见”这些政策背后人们的生活至关重要。

朋友齐林是“援外第三代”，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姥爷经历过抗美援朝，后来又被派往蒙古和索马里从事医疗援外工作，在中国早期援外的历史上留下个人生命史的注脚。抽屉里放着的长辈受到毛主席接见的照片、有关索马里被马蜂蛰的经历、鸵鸟蛋和变色龙的故事已五颜六色地嵌入他童年的记忆中。2000-2003年，他母亲又被派驻尼泊尔，成为一名援外医疗队的优秀专家，就是类似《战狼2》里陈博士这样的人物，在紧张的高中时期，他成了现在所谓的”留守少年“，曾经面对失联的母亲，他只能从中央电视台有关尼泊尔政局的新闻里大致了解她的安危。现在的齐林纵横四海，曾一度萌发了想要拍一部纪录片，用镜头记录父辈曾经经历过的”第三世界“、南南合作、贫困国家人们间的相互支持，但一直未能成功。

我身边也有做援外研究的同事，他们有的关注医疗队，有的关注农业技术专家，还有的关注承接援外成套项目的工程承包商，我们的洞见系列活动也曾经组织过“中非交往的前沿一线—走入他者的发展世界“的对话。我自己在海外调研的过程中，也一直接触到众多的从事援外第一线的政府官员、国有企业管理者和技术专家，他们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一般媒体上所报道的有关这个群体肩负国家使命、心怀无疆大爱、秉承艰苦奉献精神、扶危济困、授人以渔，促进当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等宏大叙事之外，我们还看见了一个个有血有肉、有喜有怒、有成就感有挫折感的域外人生，他们在中国“走出去”的大潮中，用自己的才情精力，甚至生命丈量着走出国门进入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工作时所面临的各种差异，他们在了解异国他乡风土人情、国情规制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对自身进行着反思和关照，从而在基层实践中绵延不绝地生产出了一系列经验性认知，面对基层问题他们拥有许多基层创新，而这些不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却往往隐默于这些群体的内部，甚至于个人和家庭内部，随着一代援外人的离世和退场，这些经验和知识也随之烟消云散，较难发育成为一种”公共产品“，无法更好地贡献于已有的政策实践改善。由于工作领域的高度冷门性和外事管理上的特殊性，援外人这个群体长期以来在大众的视野中是“不可见”的。

从广义上说，援外人包括在国内外从事对外援助和南南合作的政治家、政府官员、技术专家、企业管理者，以及各种类型相关从业者和志愿者等，尤其是从事援外第一线的公务员、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等，他们所面对的工作环境和遭遇的日常挑战超乎我们的想象。目前，我国对于援外人员生活待遇的管理办法仍是发布于十多年前的财行【2007】526号，其中对我国援外人员的待遇按照管理技术人员系列和技术工人系列不同类别、五到七级不同级别、五类不同地区类别等进行了细致的分类管理，但最近这十多年恰恰是我国援外工作面临大调整、大变化的十年，对于我国援外人员的管理理念和具体办法也急需跟上这样调整的脚步，否则容易产生脱节现象。

图片来自：中国江苏网

总结起来，新阶段针对我国援外人的管理，在国家宏观统筹之下，急需以下三个方面的关注：

第一， 注重援外伦理、关注援外文化和援外身份认同建设。宏观上，不管是“一带一路”建设，还是南南合作，亦或者是对非政策，我们都具有明确的指导理念，但如何将这些宏大叙事有效地转化为微观实践，使其成为援外人日常生活中自觉的伦理指导、成为援外文化和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等，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新的管理办法中较为关注从援外失职、失责的角度对其进行惩罚规范，但从根本上说，援外是中国在新时期走向世界过程中的一种交流途径，是民心沟通的一座桥梁，是探寻共同发展路径的一枚催化剂，在大援外的指导理念下，该项工作的从业人员需要更加注重日常可亲可近可信可感的共同文化建设。除了惩罚，需要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群体自律、自知和自觉，除了传统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新时期的援外人需要更多的全球主义和人道主义视野，走出刻板的“你-我“二元划分，走进合作方的内心。

第二， 建立援外人的职业成长体系，在保持其技术专业性强的优势同时，增强其援助软管理意识和技能。从系统视角而言，唯有“好的援外人“方能带来“好的援外项目”，援外人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民间的“外交大使”，他们自身的职业能力、素养、状态直接决定着援外的成效和国际影响，我国各级援外人往往具有很强的专业技术能力，但对规划管理、多元主体沟通等方面的软性能力不足。从关爱援外人的角度出发，急需为其构建一套职业成长路径，尤其是一线援外实践结束后的升迁、培养和成长路径等，使其抛却后顾之忧，同时也能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进入这一领域。从现有状况而言，如何搭建共同的对话平台，加强横向的经验交流，不仅是构筑其共同身份的途径，也是增长其职业能力的方式。

第三， 加强援外人信誉、品牌建设，做好援外项目的品牌建设和影响管理。援外涉及战略统筹、项目规划、活动识别落地、监测评估等一系列周期管理，当前我国援外较为注重立项、执行等环节，但在前期的品牌策划、后期的影响传播等方面稍显薄弱。当前援外人的培养也急需从品牌建设出发，加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典型品牌的援外人体系建设，并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将其口碑信誉等与其社保、信用升迁等体系进行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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