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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田园,生活理想

案上雲煙 2020-02-17

居所是人的生活、休憩之所,也是文人的读书之所。明朝人文震亨在《长物志》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吾侪纵不能栖岩止谷,追绮园之踪而混迹廛市,要须门庭雅洁,室庐清靓,亭台具旷士之怀,斋阁有幽人之致,又当种佳木怪箨,陈金石图书,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蕴隆则飒然而寒,凛冽则煦然而燠。若徒侈土木、尚丹垩,真同桎梏樊槛而已。”




这段话将居山水之间作为第一选择。在文震亨看来,如果一时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所居之地也一定要把它安排布置得有山水风味,使得“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这种对居所的选择与要求,大致上代表了古代文人的居所生活理想。这样的理想,既出于人的自然本性,也与历史上士人的隐逸有很大关系。


儒家创始人孔子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孟子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文人得意时仕,失意时隐。汉魏六朝,隐居成为一时风尚,隐士之多为历代之冠。被称为“千古隐逸诗人”的陶渊明,他在那篇《饮酒》第五的诗中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首诗超凡脱俗,自道其乐,充满了对隐居生活的赞美之情。诗中那种美不胜言的恬适惬意,虽然更多来自脱离官场纷扰恶浊后的心理感受,但也毫无疑问来自于自然清新,充满生趣,能够放松心情的居所环境。



明人陈继儒说:“谈山林之乐者,未必真得山林之趣”。言下之意是,要真正得到山林之趣,必须有山林生活的体验。那么,山林生活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多乐趣呢?回答是肯定的,请看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一段描写他山林生活的文字:


唐子西诗云:“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苍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随意读《周易》、《国风》、《左氏传》、《离骚》、《太史公书》及陶杜诗、韩苏文数篇。从容步山径,抚松竹,与麛犊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坐弄流泉,漱齿濯足。既归竹窗下,则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麦饭,欣然一饱。弄笔窗间,随大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迹、画卷纵观之。兴到则吟小诗,或草《玉露》一两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边,邂逅园翁溪叟,问桑麻,说粳稻,量晴校雨,探节数时,相与剧谈一饷。归而倚杖柴门之下,则夕阳在山,紫绿万状,变幻顷刻,恍可人目。牛背笛声,两两来归,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谓妙绝。然此句妙矣,识其妙者盖少。彼牵黄臂苍,驰猎于声利之场者,但见衮衮马头尘,匆匆驹隙影耳,乌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则东坡所谓“无事此静坐,一日是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这则笔记记述了作者在春夏之交的一段山居生活。这里虽地处深山,却充满了山乡特有的景致与野趣,入目的是苍藓、落花、松影;入耳的是鸟声、泉声、笛声;入口的是泉水、苦茗、笋蕨;而人心的则是活在世上的惬意与满足。这里虽饮食起居简淡清苦,却给人以快乐轻松,兴来读书习字,赏画吟诗;兴尽出步溪边,与山翁闲话桑麻。全文处处显示着作者心情上的随意与行动上的从容,以及那一份了无拘束的潇散超逸。这样的生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文人的某种生活理想,表达了他们对自然、对宁静平和生活的热爱,又暗寓着对现实社会的某种不满乃至批判。为什么文人们对山林之趣与乡野之乐情有独钟?因为自然是豪宅大院之美与锦衣玉食之乐为一般文人难以企求,但更主要的则是在文人们看来,那样的生活不过是一种世俗之乐,而山林乡野才是他们真正能够放纵精神的乐园。在这样的地方,不见了官场的尔虞我诈,没有了世俗的纷烦嚷扰,不必再发“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的牢骚,正可以进入一种忘我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于是他们便将这种生活诗意化,通过文字营造出一个恬适淳朴,充满野趣,又不乏诗文翰墨之乐的世外桃源。其实,实际的山林田园生活未必就真的那么舒适优美,诗文中的那种舒适优美更多的来自于他们放松的、愉悦的心境,还有手中的生花之笔。元人陶宗仪看了这段文字后说:“余家天台万山中,茅屋可以蔽风雨,石田可以具嬗粥,虽行江海上,而泉石草木之胜,未尝不在梦寐时见也。偶读卢陵罗景纶大经所著《鹤林玉露》……余盖亦知此妙久矣。风尘鸿洞,豺虎咬人,几赋归与之诗。计无所得,又未知何日可以遂吾志也。掩卷为之三叹。”对罗大经的生活充满了艳羡神往之情。可以这样说,读过罗大经笔记不产生艳羡之情的不多,尤其是在官场经过一番摸爬滚打弄得身心交瘁的士人,这样的山居生活实在是对精神创伤的最好抚慰与疗治。即使一时无法做到,也必然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山水之居由于道路交通的原因,常常与世俗社会处于一种半隔绝状态,长居这样的地方,必然会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也会因此产生不可排遣的寂寞。纵观历史,选择长期隐居的文人,常常有政治上的原因,他们对山水之居的环境并不特别在意,目的只是隐藏自己。而一般的文人选择山水之居,更多只是为了享受山水的那一份自然清新与爽心悦目。山水之乐与出尘之想是这类文人向往山水之居的两大原因,因此,他们的山水之居,往往选择在离城市或集镇不远、又有林木泉石之胜的地方,居住的时间也以短期为多,期间照样会友或出游,否则难免单调乏味。明末散曲家施绍莘的《西佘山居记》,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


予性苦城居,颇乐闲旷。己未冬,居家泖西,而每岁春秋,必来山中,或侵寻结夏,至十月而归,而梅花时又遄至矣。居山中,雨不出,风不出,寒不出,暑不出;贵客不见,俗客不见,生客不见,意气客不见,惟与高衲、羽流、相知十数人往还。有见访者,杀鸡为黍而食之,无珍肴,家常五品而已。凡四时风景及山水花木之胜,皆谱撰小词,教小童歌之。客至,出以侑酒,兼佐以箫管弦索。花影杯前,松风杖底,红牙隽舌,歌声入云,亦甚足为耳轮供养矣。更作一钓船,日“随庵”。风日和美,一叶如萍,半载琴书,半携花酒,红裙草衲,名士隐流,或交舄并载。每历九峰,泛三泖,远不过西湖、太湖而止。所得新词,随付弦管,兴尽而返,闺门高卧。有贵势客强欲见者,令小童谢日:“顷方买花归,兹复钓鱼去矣。”此则予居山之大凡也。




施绍莘有俊才且怀有大志,但屡试不第,于是以一种多少带有颓废色彩的态度来对待生活。他在西余山建了一座别业,并于山坳水涯遍植松、竹、桃、芙蓉、牡丹等花卉树木,春秋两季携侍姬居留其间。他喜欢西佘山,与他科场不得志有一定关系,但“四时风景及山水花木之胜”无疑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他的“四不出”,追求的是一种“闲旷”生活之乐,而“四不见”意在向世人显示一种清高之态。他虽然山居,但并不自我封闭,依然与方外人士和知交往还,又常泛舟湖上享游赏之乐。这样的生活看似“闲旷”,实际上也是对科场失意的一种补偿与排解——当然,这样的生活需要钱财的支撑,非穷书生所能企望。

自陶渊明以后,历代写山水之居的诗文不胜枚举,且往往写得清新脱俗,情辞并胜,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诱惑力。山水本身的宜居环境与诗文对它的渲染,使得山水之居成为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一种生活向往与精神向往。













来源:本上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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