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书评01||胡宝国：读《东晋门阀政治》

胡宝国静嘉读书 2019-05-04

读《东晋门阀政治》

胡宝国

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已经出版十几年了，相关的书评时有所见。我也想写，但又有种种顾虑，一直希望在别人的评论看到自己想说的话。可是这个想法每每落空。看来，自己想说的话还得自己说。

《政治》一书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与通常皇权至上的时期不同，东晋一朝出现了皇权与士族共天下的特殊政治局面。最开始是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即士族琅邪王氏与皇帝司马氏共治天下。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间势力强弱有变化，所以王与马之后，还会有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等等的变化。同样，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之间存在着制约的关系，所以任何一家也并不能轻易地取代皇权，由此，共天下的局面得以维持。

2004年田余庆先生八十华诞庆寿会，前第二排左起第三位即本文作者

至此为止，问题似乎已经圆满地解决了。但是，作者的思考并没有停下来。他又发现，在士族与皇权之外，还有另外一支不为人所注意的政治力量在起着作用。这支力量就是流民。当时北方有源源不断的流民南下，这些流民不是西汉那种流民，而是一支由流民帅控制的武装组织。他们起初在热闹的政治史中虽然不显眼，但在保卫东晋免遭胡族铁蹄践踏上却着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是皇权、士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发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发现了这条线索，才能完整地解释东晋之所以存在、东晋之所以消亡。我们看作者的总结：“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但是历史并未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次等士族的代表刘裕既继承了孝武帝伸张皇权的遗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虽丧元气但有余威的门阀士族的席次。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就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可见，如果作者没有引入流民问题，这个最终的结论是不可能得出的。找到了流民帅，才终于找到了东晋通往南朝的历史之门。

对一个问题的研究倘若长久地没有进展，通常是因为研究者忽视了不应忽视的因素。寻找到这些被忽视的因素是很困难的。困难不在于它们隐藏得有多深，而在于前人已有的研究思路根深蒂固，无形之中会制约后来者思想的展开。关于门阀政治，以往的研究者多是从士庶对立的角度加以讨论，不要说流民问题，就连皇权在这之中的地位、作用也没有引起多少关注。作者突破了不易突破的制约，所以才为人们展现出一番新的天地。抛开流民问题不谈，上述结论本身也十分精彩。作者没有过分地渲染东晋南朝间历史变动的剧烈，而是清醒地注意到历史变化的背后也还存在着历史的延续。要解释变化中的延续，必须看到历史的深处，如果思考仅仅停留在表面，那么“延续”与“变化”的同时存在只能使研究者在解释上陷入困境。

本文作者

《政治》一书二十五万字。如果让我写，可能有三万字就够了。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大的篇幅?我想，这是因为作者对历史细节有着特殊的偏好，不妨说他有一种“细节嗜好”。要说明细节问题，没有足够的篇幅是不行的，因为在这里，一般性的说明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永嘉之际，晋室南渡。关于南渡的建议者有三种记载。一说是王导，一说是裴妃，一说是王旷。对于这样的问题，谨慎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不作判断，只是存疑。轻率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会勉强认定一种是真实的，而排斥其他。但作者却不是这样处理的。他说：“以上三说，各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可以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说明南渡问题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谋划。”这个结论真可谓是预料之外，情理之中。在考证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突然不考证了，用敏捷的思维化解了这个问题。类似的例子在书中还有许多。

将近二十年前，田余庆先生曾和我们学生说：“要注意排除反证，没有反证的问题是简单问题，复杂问题往往有反证。反证必需在我们的考虑之中。”以上这个例子可以说是排除反证的经典之作。

老实说，究竟是谁提出了南渡的建议并不重要，如果我来研究，大概不会注意这个问题。这里之所以提出它，主要是想说明作者在解决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智慧。优秀的学者就是这样，他不仅会提出有价值的观点，而且也会让你看一看智慧的模样。从古至今，智慧远不如知识增长得快，所以每当我们看到智慧的光芒时，就会感到由衷的喜悦。

1989年田余庆先生在桂林参加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年会后游漓江

他不会永远顺利的，他也会陷入困境。在阐释东晋门阀政治出现的原因时，他提出的理由使人怀疑。首先，作者采用了一种叙述的模式来说明问题。他指出，东晋王导与司马睿的政治结合，实际是来源于西晋王衍与司马越的政治结合。同样是王、马结合，但地位却不相同，在西晋，政治上是以司马越为主，王衍为辅，而在东晋，则是“王与马共天下。”王、马之间关系的变化是因为早在西晋末年尚未南渡的司马睿与王导结合时，司马睿就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上。那时的他只是一个“恭俭退让”，“时人未之识”的一般宗室成员，而王导已经具有政治阅历和名望。这种关系延伸到东晋，“便有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由此开启了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这样叙述历史事实是一点也不错的。但是从道理上讲，我们并不能排除前一对王与马南渡的可能性。如果过江的是司马越与王衍，必定还是以马为主，以王为辅。如此一来，岂不是就没有百年门阀政治了?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坚信过江的只能是司马睿与王导，疑问也还是存在的。因为“共天下”的局面在王导以后并没有结束，而是一再出现，持续百年。对于东晋皇权来说，这种局面绝不是一个偶然事故所能造成的。

在本书结尾的时候，他又再次触及到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他说得依然没有错，但依然只是对事实的陈述而不是解释。东晋出现门阀政治，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曾当面征询田先生的意见。他略作沉思，答道：“我不愿意追求终极原因，因为一追求终极原因，文章就飘起来了。”的确，对于习惯了从细节出发的他来说，追求终极原因是太难了，终极原因不会在细节里。

无法在深层次上解释门阀政治的出现，这其实并不仅仅与他个人的研究习惯有关，而且也与政治史研究方法本身有关。极端地说，单纯的政治史研究可以解释从去年到今年的政治演变，但却无力解释政治形态的根本变化。当整个政治形态都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必定牵涉到超出政治史范围的更大的历史变动。这就如同说我们可以用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分析辛亥革命时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但却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解释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场辛亥革命。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场辛亥革命?这里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形势种种因素。在时代发生大转折的时候，终归是政治跟随着时代，而不是时代跟随着政治，尽管表面现象可能恰好相反。

本文作者与吴玉贵先生在河北考察

政治史研究方法对他的制约不仅表现在研究东晋门阀政治时。在研究三国史时，同样的问题也发生了。在《孙吴的建国道路》、《李严兴废和诸葛用人》等文章中，他为我们揭示出了吴、蜀政治演变的清晰线索，关于曹魏，他也写过若干高水平的文章，但涉及到曹魏发展线索的时候，他沉默了。这是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吴蜀的历史较为单纯，都是有头有尾的，容易把握。而曹魏则不然，一涉及到曹魏，就必定要和前面的东汉、后面的西晋联系起来，而汉晋时期的历史变动是多方面的，远远超出了政治史的范畴。一到这时，他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即使不考虑政治史以外的因素，单纯思考政治发展线索，他面临的困难也同样不少，因为从东汉的党锢之祸到西晋的八王之乱，时代剧烈的、多次的变化打碎了政治史，政治史只是些零碎的片断。我们知道，他的性格是从细节出发，追求的是不缺少任何中间环节的一条完整链条。当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的时候，他只能沉默了。

有趣的是，在他沉默的地方，几十年前，陈寅恪先生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陈寅恪先生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中说，东汉末年有两种政治势力，一为内廷之宦官，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魏末曹氏与司马氏两党之争就是汉末斗争的继续。曹操为宦官代表，而司马氏则为信奉儒学的士大夫的代表。魏晋禅代，曹氏败，司马氏胜，斗争终于有了结果。这是一条清楚的线索。为什么陈寅恪能找到线索呢?很明白，他所凭借的是他自己的阶级分析学说，而他的阶级分析学说说穿了就是血统论。曹操是宦官的后代，所以曹魏就是宦官阶级的代表。这样，他用理论把断裂的政治碎片缝合了起来。

他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田余庆先生曾委婉地指出，陈寅恪先生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曹氏父子早已转化为皇权的代表，而不再与宦官有何关系。我要补充的是，在转化为皇权以前的东汉末年，曹操就不在宦官阵营内。密谋诛杀宦官的计划制订时，曹操就已经参加了。从他晚年的回忆中看，年轻时的曹操的理想很简单，就是想当一名合格的士大夫。借用田余庆先生的分析方法，可以说东汉末年的曹操是介乎于宦官、士大夫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力量。

从以上的对比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陈、田的不同。他们都在研究政治史，从表面上看，陈寅恪先生也是在寻找历史线索，但深层上看，他实际上是要用历史的线索来证明他的理论。在他那里，只要理论不缺乏，几乎所有的历史线索都是能找到的。总之，他有理论先行的嫌疑。而田余庆先生则不然，他没有预设什么，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寻找历史内部真正存在的线索。如果找不到，他不惜沉默。

刘涛书田余庆先生举杯歌之四

两种方法，各有利弊。陈寅恪先生的政治史是有理论背景的政治史，所以他研究问题涉及的时段较长，显得有气魄，而田余庆先生的政治史在气魄方面就显得略逊一筹了。田余庆先生的优势是，思考缜密，一旦得出结论，往往不可动摇。公允地说，陈寅恪先生在他认为有用的若干历史细节、若干点上也有极精致的考辨，但是在点与点之间则往往有较大的跨越。他跨越的幅度越大，失误的机会也就越大。

我曾当过几年教师，我曾道貌岸然地告诫学生说：“要注意克服自己的缺点。优点不用管它也会发挥作用，而缺点不被克服就会妨碍你的进步。”这话看似合理，其实经不起事实的检验。经验告诉我们，人真正能克服的缺点都是小缺点，致命的缺点是无法克服的。陈寅恪先生是如此，田余庆先生也是如此。大师并不是没有缺点的，大师也不是因为克服了缺点才成为大师的。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陈寅恪先生是成功的，田余庆先生也是成功的。

学术要发展，我们一定会找到新的研究方法，只是新的方法不会离旧的方法太远。

田余庆先生为某青年学者题字

走近唐长孺

胡宝国

唐长孺先生去世后，周一良、田余庆二位先生曾合写一挽联悼念他。上联是：“论魏晋隋唐，义宁而后，我公当仁称祭酒”，下联是：“想音容笑貌，珞珈在远，吾侪抆泪痛伤神。”上联的意思是说，治魏晋隋唐史，陈寅恪先生之后当首推唐长孺先生。周、田两位先生与唐先生一样，也都是治魏晋南北朝史的第一流学者。他们对唐长孺先生学术地位的评价既符合事实，也体现出了真正学者的胸怀。此联精彩，所以广为流传。

唐长孺先生的主要论著有《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唐书兵志笺正》、《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山居存稿》等。

唐先生的史学研究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各种制度、民族问题、学术、中西交通等等，各个方面几乎均有重要论述。而单就魏晋南北朝史而论，他的贡献应该说是在陈寅恪先生之上的。

两年多前，我的研究生初入学时，我曾要求他第一学期重点读唐先生的论著。他问我：“唐先生的哪篇文章最好？”我没有回答，一来“哪篇最好”，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好说，二来我是怕他偷懒，怕他只去读我称赞过的文章。

我们知道，优中选优是很困难的。如果一定要我选择的话，我最喜欢的唐先生的文章或许有如下几篇：

一，《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二，《清谈与清议》。三，《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四，《南朝寒人的兴起》。五，《范长生与巴氐据蜀的关系》。六，《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须要说明的是，我并不认为这几篇文章就一定是他所有文章中最重要的，只是觉得这几篇文章比较能反映出唐先生的敏锐与机智。赵至这个人物在西晋历史上一点也不重要，一般人看到他的传是不会太留意的。但唐先生读书却非常仔细，《赵至传》中的各种异常之事，他都注意到了，并且给予了合理的、可靠的解释。唐先生这篇短文大概也就三千多字，但文中所展现出作者目光的锐利确实令人叹服。《范长生与巴氐据蜀的关系》一文也有类似的特点。范长生对于巴氐李氏的建国起了不小的作用。文中说：“李雄对于范长生的尊敬是为了他挽救了自己的危机，本不足怪。但是范长生何故要支持李氏？他是涪陵人，为什么住在成都附近之青城山，并拥有部曲？为什么他与徐轝的归附便能影响成败局势？即使为了感恩而给予特殊尊礼，又何至要让长生为君？徐轝的地位相同，为什么没有象范长生那样获得尊重？”在一般人容易忽略的地方，他一连提出了这么多问题，并最终从民族、宗教诸方面给予了合理的解释。《清谈与清议》一文篇幅不大，作者从这两个词在东汉魏晋南北朝各个不同时期的不同用法入手，一直分析到了玄学的起源。在读《抱朴子》一文中，唐先生从江南的“书法”、“语言”、“哀哭”、“居丧”四事开始，逐渐进入到一个宏大的场面，最终揭示出南北学术文化的不同。《南朝寒人的兴起》一文讨论了晋宋之间士庶区别日益严格的现象。唐先生不为现象迷惑，反而发现了恰好与现象相反的事物本质。他说：“士庶区别的严格化发生在此时正因为士庶有混淆的危险，所以这里并不表示门阀势力的强大，相反的倒是由于他们害怕这种新形势足以削弱甚至消除他们长期以来引以自傲的优越地位。”此外，文中还把南朝宫廷中流行吴歌、西曲之事与寒人的兴起联系了起来，表现出作者极丰富的联想能力。

《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一文没有曲折的考证，只是根据人所共知的基本史实就把汉魏之际大姓名士的作用以及这一群体的发展脉络梳理出来。作者说：“从中平六年（189）四月灵帝去世，何进辅政，到初平元年（190）春山东兵起，为时不到一年。大姓、名士曾经是何进依靠的政治力量，也是董卓依靠的政治力量，而藉讨伐董卓之名，乘机割据的又正是他们。他们是社会上最具有活动力量的集团。”一般认为曹操提倡“唯才是举”，意在反对名士清议，而唐先生却发现了另一面。他说：“但是曹操仍然只能从大姓、名士中选用他所需要的人才，也仍然需要大姓、名士推荐他所需要的人才。”进而，唐先生又把这一认识与九品中正制度的出现联系了起来。他说：“制度是由陈群建议，延康元年颁布的，但建安年间实际上已采取这种办法，只是既不是普遍推行，更没有形成制度而已。曹操用颍川人即由荀彧荐举，荀彧岂非就是颍川中正麽？用荆州人由韩嵩条列优劣，韩嵩岂非就是荆州大中正麽。我们认为九品官人法既是创举，又是传统的大姓、名士品评人物、主持乡议的继续与曹操全部选举政策的继续。”这实在是精彩之论。曹操用人政策与中正制度通常被理解为截然对立的两端，后者是对前者的背叛。而唐先生利用最基本的史料，就突破了成见，指出表面看似对立的两端其实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有了这样的认识，中正制度的出现就不再显得那样突如起来了。我想，历史上很少有突如其来的事情，感觉上的突如其来大都是因为我们对此前的情况并不理解。尤为可贵的是，他得出这个结论，完全是出自对一般史料的敏锐分析，而并没有新资料可以依靠。通常地，越是一般性的资料，越是容易被人们忽略，而高手却往往能在这种地方展露风采，于一般之中看到不一般。

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资料少，所以任何人若想在这个领域取得大的成就，都必须具备两种能力。首先是精致处理材料的能力，要尽最大可能从有限的材料中榨取尽可能多的信息。其次，还得具备“小中见大”的能力。如果只是一味地“小”，那就没有气魄，也无法解决大问题。在这两个方面，唐先生都是非常突出的。写到这里，我就想起了陈寅恪先生几十年前的一段话。他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我觉得，陈先生的上述认识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很大关系。当时甲骨文等新材料的发现给学界以很大震动，学者们特别重视、特别强调新材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对新材料的强调似乎也不可以过分。因为从道理上讲，没有挖出来的新材料总是有限的，总有穷尽时，若学术研究必须依傍新材料始能前行，那岂不是说学术研究也有穷尽时？比较而言，我倒觉得新问题更重要，有了新问题，就有了新眼光，于是旧材料就有了新意，就变成了新材料。其实陈先生自己的学术贡献主要还是来自于对旧材料提出新解释，而不是依靠新材料。在这方面，唐长孺先生也是如此。

唐先生的风格显然是受到了陈寅恪先生的影响。他自己的诗也可以做证。1988年夏，中山大学首次召开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唐先生因故未能参加，题诗三绝赠给大会。诗曰：

燕子翩翩王谢堂，穹庐天末见牛羊。
西凉舞伎龟兹乐，收入毫端说巨唐。
胜义微言若有神，寻常史迹考文新。
先生自有如椽笔，肯与钱、王①作后尘？
掩卷心惭赏誉偏，讲堂著籍恨无缘。
他年若撰渊源录，教外何妨有别传。

戊辰初夏中山大学召开纪念
寅恪先生学术大会敬赋三绝

后学唐长孺

【①唐先生原注：“钱竹汀、王西庄”。即钱大昕、王鸣盛两位乾嘉大师。】

唐先生对陈寅恪先生尊重如此，而陈寅恪先生对唐先生也是十分尊敬。1955年，陈寅恪先生收到《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后，曾给唐先生去一信。信中说：

长孺先生左右：今日奉到

来示并大著。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前数岁曾托令妹季雍女士及金君克木转达钦服之意，想早尘清听矣。寅恪壮不如人，老更健忘，复以闭门造车之学不希强合于当世，近数年来仅为诸生讲释唐诗，聊用此糊口。所研索者大抵为明清间人诗词及地方志乘之书，而旧时所授之课即尊著所论之范围，其材料日益疏远。故恐详绎大著之后，亦止有叹赏而不能有所质疑承教也。旧作《从史实论切韵》一册附呈，藉博一笑。专此复谢，敬颂

著祉

寅恪敬启九月十九日

上述书信往来还不是陈、唐的初次交往。早在49年以前，唐先生评教授职称就是由陈先生审查通过的。据说当时唐先生的论著还未出版，提供审查的是《唐书兵志笺正》手稿。凭一册未刊手稿，由一个人说了算。这在今天几乎不可想象了。

唐先生最可贵的是，他虽然深受陈先生影响，也非常尊敬陈先生，但他并没有对自己所崇拜的对象采取迷信的态度。相反，在《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一文中，他对陈先生的观点提出了有力的反驳。他在研究领域的广泛、眼光的敏锐、小中见大诸方面都像陈寅恪，但他得结论时要比陈先生更稳一些。他总是把话说得极有分寸，让人难以反驳，所以和唐先生商榷的文章极难见到。阎步克先生曾不止一次和我说起研究者在学术上成熟的标志。他认为分寸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对此，我是深表赞同的。唐先生文字朴素，从不虚张声势。读他的文章很舒服，仿佛冬日的夜晚，一个老人坐在火炉旁，手捧一杯热茶，正向你娓娓道来。他非常谦虚，而且这谦虚一直持续到身后。他事先给自己的墓碑写下了碑文。那碑文说：“生于吴，没于楚，勤著述，终无补，……”

我与唐先生没有见过面，只通过两封信。第一次通信是在1987年。当时遵父亲嘱咐，我把自己发表的第一篇论文《魏西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寄给了他。他很快就给我回了信。信中还让我代他转达对周一良先生、田余庆先生的问候。当时我很不用功，也缺乏责任心，常常是醉生梦死，大概是忘了转达他的问候。第二次通信是在他去世那年。当时我正在写一篇短文《南阳士与中州士》。文章已经有了初稿，但距离发表还要有段时间。我知道他的日子已经不多，不可能看到这篇文章了，所以就写信给他，一是慰问，二是扼要介绍文章的主要内容。这时的他，因为双目失明，早已不能自己阅读了，我的信是由他的助手读给他听，回信也是由他口授，助手来写，他只是签了名字。在信中，他还为我的文章操心，提了很好的建议。我曾经想把这信附在文章后面，但又怕人说我拉大旗做虎皮，所以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删了。

唐先生的《论丛》及《论丛续编》、《拾遗》诸书，我都是在当学生时买的，因为看的次数太多了，破损严重，但我仍然不愿意换新版的。20多年来，各个时期自己批注的文字都在上面，偶尔翻看，感慨颇多，总觉得这20多年里，我一直在与他交谈，即使在他去世以后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