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罗新：历史的真相，从来不是教科书上那么简单

2017年9月16日，思想食堂邀请知名历史学家罗新教授围绕民族、国家关系作了主题演讲。这是一场想要颠覆你三观的演讲。

罗新教授说：“如果我讲的都是你知道的，或者是你回头找一本书，翻开一看都写了的，那对我来说就毫无意义。我希望的是（会有）一个观念上的冲突，跟你已经了解的非常不一样，跟你已有的观念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不一定是使你改变，但是希望你知道，还有另外一种思想存在，另外一种分析方法存在，这样就很好了。”

罗新

思想食堂讲师

知名历史学者/北大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演讲/罗新 整理/思想食堂

近代历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展开的，而这个民族国家指的是现代民族国家。我们大家都身处其中，意识不到，很自然地觉得历史学就是各个国家的历史，比如中国历史、日本历史。

但是，国家边界线这么一个很晚才有的概念，是不足以把古代的各种复杂情况都包括进去的。

比如说古代的一个人群，在近代被分割成为两个国家；古代的一个地区，在近代被分成南北两个部分；原本的一家人，被分开归属于不同的国家。

所以，作为一种补偿，我们就开始讲国际地区史和国别民族史。比如讲东亚史，来弥补中国、韩国、日本这三个国家互动的历史。

或者是讲民族史，比如藏族史、蒙古史。民族史研究的是那些具有社会共同体特征的人群。那么这些人群是如何进行分类的？

人以群分都是不客观的

很多人一提到民族问题，就开始讨论中国民族的分类是怎么回事，是根据什么分类的，中国为什么会有56个民族？

要讨论这个问题，需要回到原点：人为什么要进行分类？

今天的民族冲突、民族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往往都是这些分类引起的。

我们在讨论所谓的民族问题的时候，其实是把人进行了一种特殊的分类。中国古代是没有民族分类的，连民族这个词也没有。所以，民族是一种新的分类。

对于人的基本分类，我们经常听到的有按照人种、种族、民族、族群来分。其中，民族和族群的分类，本质上都是一种人对人群进行的主观的和因自己需要而做的划分。

在这个研究领域，曾经有过两个学派。一个是德苏学派，从德国起源，在苏联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德苏学派认为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是客观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不一样。那时候还没有基因的概念，不知道有DNA，所以他们就相信人群与人群的差异是血统上的差异。

这个学派的思想后来发展到极端，就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了人类史上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另一个叫英美学派。他们的观点是人群和人群之间的差异不是由生物学的原理决定的，而是由政治的原理决定的。

这个学派从一开始就重视文化，认为一个地区和另一个地区不一样，一个人群和另一个人群不一样，是由各自的文化环境和文化传统决定的。

总的来说，人群分类的方法是根据需要产生的，而且反映了不同时代的观念和社会现实。没有任何分类是先天的、自然的、客观的、不可改变的。

所以到1960年代，西方学界基本上彻底抛弃了这种人类分类的观念和思维。

族群差异远小于个体差异

现在所有人类的祖先，都是从非洲走出来的。

然后花了大概不到五万年，人类就发展出地区性差异，比如，纬度越低地区的人群，肤色就越深；纬度越高地区的人群，肤色就越浅。这是人类对不同的地理环境进行适应的结果。

如果现在我们中的某个人搬到北欧去居住，在自然环境下，只要时间足够久，他的后代们的肤色一定会发生变化，变得更白，头发颜色也会变得更浅。

所以，如果我们非要分出人群，分出北欧人群、南欧人群、非洲人群、东亚人群，找出他们之间的差异，那当然是存在的。

但是这个之间的差异，远远小于任何一个人群内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异。

所以当我们在强调人群与人群差异的时候，却忽略了自己人群内部的差异，这有什么意义？

族群的边界是流动的

人群并不是说没有差异。从太平洋的西岸到大西洋的东岸，这头的中国和那头的西班牙相比，当然有差异。无论是语言上、文化上，还是个体形态、人类学特征上，都有巨大的差异。

但是这个差异不是一步跳过去的，这中间的差异是均匀分布，逐渐形成的。从东亚的东端，开始向西部发展，到中亚和中东地区，到地中海地区，最后发展到西班牙。每个相邻部分之间的差异是很小的。

所以边界是永远不清晰的。任何人群与人群、文化与文化，都没有清楚的分界线。文化的边界是流动的、可变的，族群和族群之间的分界也是变化的、流动的。

只有国家与国家，因为现在有了政治上的划分，所以有清楚的边界。

所以，什么是民族？民族和民族之间，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吗？是说生下来就不一样吗？永远不能变吗？

这个世界不存在一个从生物学意义上能够把人群跟人群划分开来的东西，因此今天我们无论是说民族还是族群，其实都是在说文化上的差异。

而文化上的差异是一种历史差异，也就是说应该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这种差异的形成过程、发展过程和演化过程。

作为现代人，我们在被人教育关于过去的所谓民族或者是国家的历史的时候，我们脑子里一定要始终保持这么一个观念：古代族群结构具有本质上的流动性。

古代的族群不是没有，比如我们会说蒙古人、鲜卑人、乌桓人，当然有各种各样的人。但是它们的边界永远是开放的。

正是这种开放，使得这个人群具有活力，具有存在的可能性。任何边界封闭的人群，都很快就会崩溃。

在人类历史上，即使是在地理上极为偏僻，与外界联系稀少的人群，也在时间的长河中保持着一定的流动性。

比如，我们在地球上能够找到的最边远、最封闭的地方是南美的复活节岛。但是从生物学上看，复活节岛上的人们和波里尼西亚人，新西兰、夏威夷、塔希提岛那些地方的人，都保持着强烈的连续性。

所以，人群的边界永远是开放的。没有任何一个人群，在生物学意义上，不会和另一个人群产生交集。

民族的本质是政治体

民族、族群这些概念，我们认为都是人类有意识的创造。所有历史上的民族或者说族群，本质上都是一个政治体。

什么是政治体呢？政治体是由政治关系、政治利益驱动创造出来的产物。

现在全世界的国家都是民族国家，都是基于民族观念、民族理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发展起来的一种国家建设。

有趣的是，所有的民族国家，哪怕是正在建设中的民族国家，它们都会不停地强调，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是一个统一的民族，是一个由国家的边界线决定民族边界的国家。

回头看中国历史，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讲王朝兴衰史，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两宋史，元明清史，都是讲的王朝。

可是我们没有讲到人群内部的文化变迁与人群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现在的历史书不讲的部分，但其实是关系重大的部分，也是我们今后应该思考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讲述一个不同的历史，一个不同于过去简单的改朝换代的历史。

（以上内容根据罗新老师现场演讲整理，有删节）

来源：吴晓波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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