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胜｜魄力与魅力——刘琼《花间词外》的文化选择与审美旨趣
《南方文坛》
2022年第2期
王兆胜
魄力与魅力
——刘琼《花间词外》的文化选择与审美旨趣
文 | 王兆胜
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文化散文已历经30载，其辉煌壮丽自不必说，但有两大局限是非常明显的。一是在文化选择上多有误区，特别是受制于古今中外价值差异所导致的盲目与错误；二是在审美旨趣上存在的区隔，形成的情感虚假、外在化写作倾向。刘琼《花间词外》显出与众不同的魄力与魅力，在文化散文创作上有明显的推进作用。
许多文化散文特别是大历史文化散文很不可爱，其弊病在于堆积、展示甚至炫耀“知识”。由于“知识”之于作者的外在化特点，散文显得很“隔”，缺乏真情实感，也没有多少真知灼见，有时还会出现各种硬伤。刘琼散文视野开阔、涉及面广泛，有古今中外的各种知识，但主要与自己的专业有关，特别是立足于“花间词”外，以发自内心的草木情怀进行书写，一扫文化散文特别是大历史文化散文的积习弊端。
在刘琼散文中，繁复的知识也纷至沓来，这包括音乐、戏曲、书画、饮食、服饰、文论等各个方面，特别是以词为重中之重。以花间词为例，整本《花间词外》其实主要是写花间词的，如将之视为花间词的经典读本也不为过。不过，最有意思和价值的是，刘琼对以“花”为代表的草木有一种情怀，那种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对生命的感知与吟唱。
▲刘琼《花间词外》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
散文集共分十二个部分，它分别写了兰花、梅花、荠菜花、海棠花、石榴花、芙蓉花、槐花、桂花、菊花、水仙花等，而除了这些，文中又有各式各样的别的花，可谓是关于“花”的总集。比如，在《七月芙蓉生翠水》中，在写芙蓉花的同时，又写到荷花与莲花。与许多散文不同，刘琼没停留在一般性地介绍花间词，而是通过喜欢特别是内心感受进入花的丰富复杂世界，尤其注意对花进行细分，让人耳目一新。作者说：“至少我，对于荷花的喜爱，主要来自莲子，藕还在其次。莲有诸般好处。不记得采莲是否用来怀人，但莲子鲜甜，喜食莲子确实是从小养成的习惯。”作者还说：“荷花与莲花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睡莲科。荷花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孕育和衍生了许多品种。如果硬要强调差别，莲叶要比荷叶更加阔大，荷花要比莲花更加出挑。荷花的叶和花会高出水面，所谓‘亭亭玉立’‘出水芙蓉’。而莲的叶和花大多齐着水面，或浮在水面。”这样的分别极尽写花之能事，没有对花的喜爱特别是细微观察研究，是很难达成的。
写花不局限于花，而是将草木与之并观，这就打开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强调“人的文学”，而包括草木在内的“物”自觉不自觉地被边缘化了，这在现代性追求中获得人的解放的同时，也窄化甚至异化了文学书写，也与中国古代文学的重“物”传统发生偏离。近些年，写物的传统得到重视，特别是《诗经》《离骚》等文化本文越来越得到作家学者关注喜爱，刘琼散文显然是顺应这一大势，进行了自己的研讨。因此，刘琼散文以“花”为切入口，以草木情怀入心，从而展示了一个丰美富丽的自然万物世界。在《忙踏槐花犹入梦》中，作者是一种心灵花开，也有魂牵梦绕的感动，从而进入由槐树、桑梓、杨树、梧桐等所形成的草木世界。
问题的关键在于，刘琼从“物性”角度对草木进行的区分，深入体会草木性情以及其间所包含的生命密码。在《正见榴花出短垣》中，作者写道：“植物大多先开花后结果，花果不相见。但石榴特殊，一年开三次花结三轮果，花果免不了会在某个时间碰头。”这是石榴花的特别处。作者还在《忙踏槐花犹入梦》中认为：“梓树是低调的树，除了种子做白蜡、嫩叶可食可入药，梓树的木质要比槐树和桑树都软，是雕刻良材。”在此，较软的梓树由缺点变成优点，它并不比槐树和桑树差。至于泡桐树，作者尽管认为它生长得快，是更松软的树木，但从耐湿、耐磨、轻便、纹理细腻、音色稳定，特别是制琴不可或缺的材料角度看，这又成为优点。另外，“良禽非梧桐不栖”也反映了梧桐树的独特品质。于是，作者总结道：“人有人性，物也有物性。物性本身无好也无坏，关键看怎么用。比如说泡桐，本来因为轻和软，不能造房，也不能制作大件家具，但正因为轻和软，成为雕刻和做小家具的好材料。”刘琼还进而将梧桐分为法国梧桐、中国梧桐、泡桐和油桐，并说“法国梧桐和中国梧桐除了高大这一点相似外，还真是天差地别”，“泡桐开的花既有白花，也有紫花，介于法国梧桐和油桐之间。中国梧桐开黄花。这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植物在给自己的存在细致地做着记号”。作者还概括说：“植物如人，不择地而居，便能传播久远。”
▲《花间词外》插图：《最是一年春好处》
陈如冬/绘
刘琼还有一句话：“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也许是最喜欢养花的诗人，同时也写了不少关于花的好诗。槐花这样一种富有文化内涵的花，当然会被白诗人眷顾。”在散文中，刘琼也表达了自己对于花的喜爱之情，“因为爱，也试图把山里的兰草栽进自家的花园”，“家住一楼，有小院子，沿墙砌了个长条形的花台。我对园艺持久的爱好大概始于彼时。园艺的探索，当然不止兰草这一种”。显然，有爱、有深爱，花草才不至于外在于“我”，而是成为内心的存在，成为心灵的知音，于是它不仅有了生命，而且有了灵魂，才会在作家笔下熠熠生辉。
《花间词外》之于花和草木的感情是由“外”到“内”的，有时读着读着，仿佛作者就是那些草木和花朵，在书页和字里行间滋荣绽放。在《兰生幽谷无人识》中，作者写：“皖南山里有兰草，很不起眼，成片成片地混住在灌木丛里。兰草属于多年生草木植物。春天到了，小草抽出长长的花薹，远远地看，蝶飞蜂舞，走近了，清香飘来，三四牙花瓣，淡玉色，竹叶形，纤细、优美、结实，偶尔透红，大多透着绿，由浅入深，以至花叶分不清爽。兰草的好处是叶形美，叶繁不乱，俯仰有致，才会有‘看叶胜花’之说。兰香特殊，花香清雅，是清香，是香与不香之间的香，用行家的话是有层次的香。记得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大家永远在争论一个问题：茉莉、米兰、栀子、兰草这四种，到底是谁的香味最好闻？米兰刺鼻，茉莉和栀子各有千秋，兰草最优雅，大家都爱兰草。”作者不是作知识介绍，更不是外在化地述说兰草，而是以小姑娘时候在家乡所体验到的对于山里兰草的痴迷，与我们分享自己的独特感受，那是由形、色、意、态、神、韵、味以及“有中无”组成的兰草的精魂。
知识犹如木柴，也像一个个棋子，它必经思想、文化、智慧点燃和凝聚方能发挥更大作用，有光热也有闪烁，否则就只是知识而已。刘琼的《花间词外》将丰富的知识用思想的丝线串联起来，加上心灵之光照耀，于是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景致。在此，草木世界不是可有可无的，它远远大于“人的世界”，并有着更为丰富多样、多彩多姿的神秘感和内在化特点。刘琼散文为我们打开了这个“草木世界”，有时她自己仿佛也成为一株草木和那朵兰花。
长期以来，散文最受人诟病的是缺乏时代精神风骨。像小女人散文、花花公子散文、大历史文化散文等都是如此。有些散文看似在追求思想、文化和精神，但由于用西方现代性或中国古代价值观进行强制阐释，往往给人一种错误认识和荒诞感。这也是造成当前散文或过于崇尚西方或缺乏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原因。刘琼散文无此弊端，它是在古今中外融通的基础上，以时代社会精神作为内在风骨，从而形成一种充满正能量的文化美文。
▲《花间词外》插图：《半晴》
陈如冬/绘
西方知识背景往往成为刘琼散文的价值存在，也避免了简单回到中国传统的局限。目前，不少写中国传统的散文容易陷入中国文化的盲目自信，似乎西方现代价值变成一种异己力量，从而形成明显的保守性质。这与不少人的知识结构直接相关。刘琼受过现代知识文化体系的严格训练，所以“现代性”一直成为散文的一个价值参照。如《兰生幽谷无人识》中有“用情、移情、同情、共鸣”，认为“这应该是李白诗歌能够广泛流传的一个重要因素”；谈到“中国画的滤镜，往往内含创作主体的审美移情和哲学观念，是具有美学自洽的笔墨表达”。在此，“移情”“审美移情”甚至“创作主体”“美学自洽”等显然是西方观念。作者还指出“达尔文进化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局限，提出应从生态观念看待人与万物的关系，“探讨生物进化，如果换个角度，植物其实要比人高级得多，人对植物的依赖要远远大于植物对人的需求”，“植物因为不会言语，比动物更容易受到伤害”，“人类伤害了大自然，大自然对于人类的报复不是在眼前，就是在未来”。这是一种现代性转化的理解认知，是古今中外进行融通后的创新性发展。
以女作家学者的笔触写出花间词人的气象风骨，这是刘琼散文的闪亮处。应该承认，在《花间词外》中，作者充满温情蜜意，也有女作家学者的细针密线和十目一行的功夫，这是散文具有柔性美学的重要原因。这在写李清照等女性词人时表现最为突出。在《丁香空结雨中愁》中，作者明确表示：“娇小柔弱的东西比较讨喜。这是文人式的审美。文人式的审美渐渐影响普罗大众，成为中国式审美。”“对于瘦弱、纤细、哀愁表现出的这种特殊的关爱，可以用一个成语概括，叫‘我见犹怜’。”不过，我更看重作者对于时代的关注、精神的追索，对于风骨气象的热爱崇尚，这是充盈于天地间的浩然正气和大丈夫的风标。这也是为什么，刘琼敬佩婉约词人李清照笔下的“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也充分肯定苏东坡、辛弃疾的丈夫豪情。在写到叶嘉莹时，作者表示：“叶先生是一介文弱书生，还是女流之辈，但身上的丈夫气，拿得起放得下，骨子里流淌着一腔热血。”于是，刘琼在《春入平原荠菜花》中写道：“历朝历代有才华者多，有正大气象的人少。所谓正大气象，即善于发现生命和生活中的光亮，并能于逆境中创造光亮，用今天的通俗表达，就是自带正能量。这样的人，是历史的实践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民族的脊梁’。民族的脊梁，每个历史时代都会有，但也都是很难得。”也是在此意义上，作者否定人格境界低下的词人，这也是“秦桧的书法与文名也基本不传”的内在原因。刘琼在《落梅横笛已三更》中直言：“纳兰性德让我喜欢的是风骨。没有他的境遇，没有他的深情，是学不来的。”基于此，作者借纳兰性德与他的词阐述深情、优美的重要性，她说：“深情还不是多情。多情是一种生理反应，在量上面的优势。深情折射主体精神气质，在深度和专注层面取胜。有无深情，是一个人的人格指标。”“深情来自真情和赤子般的真诚，对人如此，对物也如此。”“光有深情还不行，还要善于表达。”这个善于表达即为“优美”。在《春入平原荠菜花》中，作者还在充分肯定叶嘉莹时，对她提出批评，认为“有这样气质和这样经历的叶先生，讲论另一个女中豪杰李清照的词，却过于简单和干硬，缺乏代入感和同情心，不如辛词讲得好。”这是刘琼有主体性、敢于直抒胸臆的地方。
不只是写人，就是写物、写草木、写花，在刘琼笔下也处处可见精神风骨。除了名花的精神风采，作者还写到一些普通花草，从中可见别一种精神气质。作者在《忙踏槐花犹入梦》里说：“槐，也称国槐。无论是官家，还是民间，槐都是栋梁之材。”“槐花对于古人，是精神和文化的正面指向，长安城里因此载满了槐树。”《春入平原荠菜花》一文更有代表性。刘琼认为，辛弃疾写田间的“荠菜花”，是“一反惯性”和“不拘大俗”，“不仅将农人视角和田园风光堂堂皇皇地引入诗词之堂，而且敢于创造美学新形象”。作者认为，“植物开花通常都是‘窈窕之年’”，“荠菜不然。荠菜是中年开花”。于是，刘琼借荠菜花以抒怀，抒写朴素的心灵之美，折射淡泊的精神之光，“星星点点的荠菜花，被发现时已是中年，发现者也人到中年。人到中年的词人，阅历多样，透过似锦桃李，看到荠菜花朴素到近乎尘埃的容颜和繁荣的生机。荠菜从外形看，花叶都不特别，属于典型的心灵美”。由此可见，由绚烂到平淡、从繁华到落寞、经轰轰烈烈到偃旗息鼓，难道不是另一种美，甚至是一种更高境界的无言的大美？所以在文末，作者用“这种收获，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是一种回甘？”作结。这是因为，归根结底，平淡是生活和人生的常态，绚烂则是非常态，这样也就获得人生的醒觉，也得到生命的真谛。
▲《花间词外》插图：《牡丹亭游园惊梦》
陈如冬/绘
中国古人一直讲境界、格调、风骨、精神，这也是孔子能历经千年百代而不衰的原因。刘琼散文一直重视境界、品质、精神，这既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关，也与时代精神、社会责任担当、人类命运发展直接相关。与不少负面情绪甚至充满腐坏气息的散文创作不同，刘琼散文是精神性的，也是属于风骨型的，是精、气、神、美集于一身的，所以读起来让人精神焕发、神清气爽，有醒脑提振之功效。
三
意味隽永的自我告白
受不正确思想观念的影响，当前不少散文不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概念，就是被杂乱的知识堵塞了气孔，再不就是淡得像白开水或没有作者的在场感。刘琼散文较好地处理了多与少、明与暗、显与隐、书写对象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辩证的理解，也使散文达到了艺术化的程度。
首先，写的虽是花间词，但散文一直有“我”在。刘琼的《花间词外》一直有作者的“我”在，有一个强大的自我及其精神主体在，这就避免了被历史知识与陈旧观念遮蔽甚至覆盖和淹没的危险。一是“我”在作品中时隐时现，如一条丝线将一个个历史叙事串联起来，从而起到穿针引线作用。二是“我”常出来进行自由的评说议论，直接起到判断和选择功能，这也是现代思想意识能轻易进入作品的关键。三是“自我”形象的塑造问题，这是贯穿作品始终的主客观存在，也是创作主体和书写对象可达到互换甚至互文性的原因所在。比如，在《却道海棠依旧》中，作者分析李清照何以在丈夫死后，那么快就轻信和改嫁小人物张汝舟一事，她先否定别人的观点，即表示“有人说为生计所迫，这是胡扯。张汝舟区区小吏，哪有什么经济能力！”“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孤独”。接着，作者分析说：“李赵婚姻看起来像今天的童话，但在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传统社会，一个没有孩子，娘家还有‘政治问题’的女人，与丈夫以及丈夫家族的关系，其实很不容易相处。这个丈夫，还是个天生公子哥，先是严重缺乏家庭责任感，后在与金兵对峙中临阵逃跑，丧失大体、大义。知识分子的李易安，既无面子，也无里子，内心的孤独由来已久。与北方公子哥出身的赵明诚比，南方小生张汝舟应该更殷勤、更体贴、更接地气。在李易安动荡不安、辛苦逃亡的羁旅中，张汝舟送去了温暖。今天，包括当时，人们都认为张汝舟动机不纯，李易安上当受骗了。李易安不是上当受骗了，而是想得简单了。一旦结婚，进入具体生活，文化差异包括成长背景差异产生的矛盾必然难解。一度曾被张汝舟吸引的李易安，迅速冷静下来，不惜一切代价，及时止损。这才是李易安的过人之处。”这段话条分缕析、丝丝入扣、深入骨里，极其精彩，是知人论世，展示了李易安的深层心理变化及其过人之处，也折射出作家“自我”的明确清晰形象。
▲《花间词外》插图：《古梅花馆图》
陈如冬/绘
其次，在历史文化的书写过程中，一直有时代的光影在，这对于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古与今、古人与自我的关系至为重要。刘琼并不像有的历史文化作家那样一本正经地沉入历史，更不是“背对时代，面向历史”，而是一直用时代特别是时代精神烛照历史，从而形成一种复性叙述。作者还常用当下的流行语来拟写历史及其人物，既有助于增加作品的灵动，也能使古今进行互鉴。作者有这样的表述：“与诗相比，词只能算小家碧玉，起初只在教坊的Party中流传。”“对于这样一位有着英雄情绪的直男来说，‘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才是生活常态。”“史湘云的豪爽，主要是天真、活泼、开朗、可爱，用现在的语言，是‘萌宠’。”“看宝钗和薛夫人在贾府居住时的大方气派，便知‘不差钱’。”“曹雪芹写史湘云，乃一箭双雕，实则是在写青春版的老太太。”这种艺术表达通过互通、互感、互照，一下子达到某种通透感，非常耐人寻味。
再次，比较的方法是刘琼常用的，这不是一般的简单比较，而是一种深层次、内在化甚至具有传神性的比较，像镜子与镜子的互相映照一样。作者在《忙踏槐花犹入梦》中有这样一段话：“比较而言，年轻时更喜欢李煜，李煜更显哀艳。李煜的家仇国恨和感时伤怀，每每读完，都椎心蚀骨。但随着阅历和经历增加，李煜的词就不大能读进去了，更看重李商隐。看起来是翩翩浊世佳公子的李商隐，其实一生遭遇曲折不顺，但为什么诗词中的李商隐给大家的感觉不是那么落魄，不是那么怨怼，不是那么沉重？哀而不伤，沉郁顿挫，李商隐有李白的才华、老杜的情怀。诗人的写作风格，恰恰成之于情感力和思想力。”这种将多位诗人放在一起比较，特别是再加上自己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体会，还是非常精彩的，没有深度认知是不可能做到，也很难有如此这般的见解的。在《却道海棠依旧》中，作者还有一比：“花通人性。养花的人都有这个经验。西府海棠从打花苞到完全绽放，要经历血红、粉红、粉白三个时期，似霞似云，就像一个女人由风华正茂到容颜老去的一生。”这是深得草木花期与女性生命周期的精妙比较。
最后，雅俗共赏、博约相参的辩证性理解，使刘琼散文内蕴丰富、意味深长。作者一直注重“雅正”，认为这是文化、诗词、文章的精要所在，从孔子到欧阳修、苏东坡、纳兰性德等都是如此，各种名花也不例外。不过，作者又强调大众化和通俗性，这也是她看到辛弃疾在喜爱雅致之外还有对荠菜花的赞美，在肯定姜夔的典雅内敛时充分认识到柳永词的世俗性和创新价值。刘琼在《紫樱桃熟麦风凉》中认为，柳永“作为文体家”的价值具有不可代替的意义：一是改革词的声腔结构，新创用一百多个词牌；二是提倡慢词写作。这就牵扯到一个“达”的问题，所以作者认为“位于高端的作品，达和雅这两个要素缺一不可。否则，只能放在链条的底端”。在《落梅横笛已三更》中，作者认为：“李白与李贺的根本区别在于，李白也有离愁别恨，但能把生活艺术化，能让生活入诗，能用内心点燃日常。”关于博约的问题，作者在《七月芙蓉生翠水》里，一面承认“写作跟阅读一样，经验丰富，视野杂，写的东西才有可能好看”；另一面又表示“讲究而不艰涩，丰润而不铺张”，“各种意象令人意想不到，却又那么贴切传神”，所以，“实质上，词也好，文也好，看任何事情，写任何东西，可能山都不是山、水都不是水，景别都带着景深。景深也是眼力，决定了写作者的能力”。如此深得“博约”的为文奥秘，也是入道明慧之见。
▲《花间词外》插图：《轻寒正是可人天》
陈如冬/绘
总之，一本《花间词外》既能观乎其外，又能入乎其中，还能出乎其内，显示了作家主体性的强大。文化散文特别是大历史文化散文写作至今面临不少困境，刘琼对此有探索创新突破，其中最主要的是有胆有识有趣，表现出一个学者型女作家的魄力与魅力。像用丝绸表演武术的女性，刘琼是有内功的，是有气象、品质和境界的，所以才能写出平实自然、略带诗意、不乏智趣的优雅散文。
（王兆胜，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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