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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俊 | 鲁敏:进入人性和现实的复杂性——《金色河流》的叙事和人物创造

吴俊 南方文坛 2024-02-05

《南方文坛》

2022年第4期




吴 俊

   

鲁敏:进入人性和现实的复杂性

——《金色河流》的叙事和人物创造



文 | 吴 俊


前一次读鲁敏的长篇小说还是《奔月》。这次和《金色河流》就有了直接的阅读比较。差别在哪儿呢?差别还是很明显的。


在我看来,《金色河流》是鲁敏小说中最能体现出丰富性也可以说是复杂性的一部作品。也许,你不会认为它具有《奔月》的尖锐性,或相反的某种隐喻性,但透过它的尖锐性或隐喻性的迷惑,《奔月》能被意识到的明确性又是我们相对有把握了解作品含义的一个暗示,就像它的名称一样。《金色河流》却是有点掌控难度的。它不明确,也不启发我们进入作品的可靠路径。一路读下去,谜底似乎只在小说结尾处。我们无法像面对《奔月》一样有把握猜想《金色河流》的故事走向,包括它的结尾——关于结尾,我最后是想专门说一下的。《金色河流》的过程有点像是我们手上的泥鳅,抓住了吗?就在手边扑腾翻转,但你摁不住它。它还一直在乱扑腾。小说就此很有点扑朔迷离了。


▲鲁敏:《金色河流》,译林出版社,2022


我和作者应该说还是比较相熟的,但实在说这部小说让我对她有了很大的陌生感。平时说话的状态和样子,鲁敏像是一个急性子,抢着说 ,语速也特别快,助以身体动作特别是手势。表达困难时,常会一时无语,这恰说明了她的不圆滑。小说的叙述语言或者说语速,往往是作者的性格投射,那种说话的腔调。《金色河流》的语调却是不紧不慢的,而且随着情节的弥散而铺张开去,遏制了快节奏的推进。看得出,写作过程中的作者一直都很有耐心,她要慢慢地掌控好节奏抵达终点。常常不吝惜细节的描述,甚至反复,她很有把握的样子,没有语塞的事故发生。在小说中,鲁敏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人。特别是,她把这个故事整个变成了一个不到终点不知底细的巨大悬念。这对一个讲故事的人、一个小说家而言,实在是最重要的了。她用她的方法一直在引导我们,读下去,读下去,看最后到底会发生什么?是的,故事过半,我已经开始考虑究竟会怎样收尾了。多个悬念都让我不安。这从读者角度看,我们的阅读已经情不自禁地参与了这部小说的再创作。我们会遏制不住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分歧也就跟着产生了,这正是留待后续我要说的。


这种效果取决于写小说、讲故事的技巧吧。小说讲故事显然是有技巧的,这是一种设计过的故事讲法,尤其是长篇小说。它得抓住人读得下去,保持住阅读的兴趣和耐心。作者的写法,她能按部就班地写下去,可以说就是这样蓄谋已久到了完全瓜熟蒂落的程度。最显豁的就是小说的叙述人称设计。全部小说的叙述主要是由两种人称或视角构成的,最多是客观全知视角的第三人称叙事,但作为一种结构性的设计,第一人称的主观叙事有可能是显得更为强大的故事推进动力,两种人称视角张弛默契地咬合呼吸在一起,形成一个小说动力机制结构。第一人称叙事最突出的当然是“有总”穆有衡和身份长期暧昧的河山。但是,就在两种叙事人称视角展开的同时,不管是在第一还是第三人称中,都还间或有着其他叙事人称视角的有意介入或无意引用,甚至还使用了第二人称叙事。假如说第一人称有点像是独白性的叙事,第二人称就更像是在和“你”娓娓叙谈,仿佛是有默契般地诉说故事的进展和未来的可能性。这使小说的叙事在讲故事的方式和节奏上焕发出了诱人的切近感和亲切感,也体现出了作者拿捏的从容性和稳定性。因为稍不留神,这种叙事转换很容易流于自作聪明的生拉强拽,转弯不及就会成为翻车现场。我所说的小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就在这种叙事变幻中不断地推而向前、展开,呈现出自身的多副面向。可以说,叙事人称和视角契入构成了故事的肌理,不仅化身为故事本身的宏观架构,而且融为了故事的内容含义。叙事成为一个有意味的形式。好比第一人称的“有总”和第三人称、其他视角中的“有总”,相互间合谋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性人物,构成一种有机的人物整体性。在此意义上,应该是变换的视角、“他人的视角”赋予、支持了这部小说,尤其是其中人物形象和含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事实上,在我阅读《金色河流》的过程中,正是它的叙事特点成为我重新看待和高度评价小说作者的触发点,并且进一步认为这部长篇也许是鲁敏所经历的一个标志性转折而登上的写作新高度。


《金色河流》包含了足以抓住你的几个重要故事元素,财富、死亡、家庭血缘和代际矛盾、性和婚恋、计谋悬疑、非常态人格……所有这些都是通俗小说青睐有加的主要商业元素。但在严肃文学中,它们都是为了写人和人的环境的辅助支撑。人是环境的动物,环境又是人所组成的。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为一种基本公理,不限于狭义特指的现实主义文学,应该在一般意义上适用于所有文学创作。这部小说虽有足够吸引眼球的元素,但作者将所有这些元素大都置于了“后台”,充当了故事背景和人物关系的社会环境,没有大张旗鼓地利用、铺呈、放大它们的煽情、蛊惑作用。作者紧紧抓住的也是小说叙事围绕的中心是具体感性的个体人物、人物的具体行为和心理。由此才使得人性描写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成为小说的价值和它的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鲁敏:《奔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从主要人物关系上看,几乎可以认为这是一部家族小说。穆氏父子、沧桑兄弟、媳妇保姆、贴身秘书、终生老狗、旧友父女,从此关联人群不断外延伸展,逐渐构成了以穆氏家族成员为核心的人物关系结构。家庭关系成为人物个人和社会关系叙事的纽带。故事也就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开始了。显然,这是一个亲情极度扭曲的家庭,家庭内部是一种极度扭曲的人伦关系。为什么?


商贾之家的通则总不外于围绕家产财富及其继承人而发生明争暗斗,人伦真相、人性道德在此过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穆家的情况却是有点别致,并没有人(不管是家人还是外人)觊觎或企图来争夺财产。倒是财产的拥有者着急于要把家产托付给继承人,但好像并没有合适的继承人,或合适的继承人并不着急继承。这总应该人畜无害、风平浪静了吧。亲情人伦扭曲又是为何?对此,小说人物明暗两面的描写刻画显出了作者手段的高超。家长也是财富老大的穆总穆有衡喜欢人称“有总”,对所有的人都一万个不放心,以一万个怀疑揣度别人的叵测动机,包括对自己的儿子,更不要说跟班几十年的外姓亲信了。偏瘫在床,他也要通过监控器掌控家里特别是自闭症大儿子穆沧的日常起居和交游往来。有总像不像奥维尔小说里的“老大哥”?在这个家里,有总绝对信任的只有老松果,它是一条垂暮之年几乎奄奄一息了的老狗。只是家产最终还是必须得有人继承。于是,他在两条线上开始了后事谋划,也就是设计身后的财产继承办法。没奈何,自己已经是个半身不遂的废材老头了,无法强力蛮干,只能设计使人自觉就范。于是明面上就有了以子嗣定继承的人伦规则,儿子中谁生出了孩子谁就有继承权。这对家族财产而言,天经地义,没法反对。而且,老子有总也有决定权。公布了如此这般的遗嘱,压力一下子似乎就转到了两个儿子的身上,其实只是一个儿子的身上。因为大儿子穆沧是个自闭症患者,身心条件不足以继承家产家业,除非他能尽快结婚生子,赶在有总去世前。只有二儿子王桑才有最大可能,结婚多年尚未生子,号称丁克。有总的遗嘱威胁说,如果两个儿子均无子嗣,则自己身后就把全部家产都捐献给社会公益了。有总不愧是大佬,貌是草率的遗嘱,看上去也没啥大毛病。这是一条明线。还有一条暗线,是有总派亲信千方百计要寻找、确认自己收养资助的女孩及其母亲的真实身份,特别是她们的血缘关系,并在此过程中,以自己的遗嘱为由,设计安排这个女孩进入了大儿子穆沧的生活,期待伏线千里播下的种子会在最后时刻开花结果。这条暗线呼应、连接了小说叙事的两个重要方向,一是堂而皇之勾连起了女孩河山与穆氏家庭的关系,成为故事向前展开的主线之一;二是发掘出了若隐若现最为隐蔽的一条故事脉络,就是有总年轻时与自己的人生启蒙导师和发家财富恩人何吉祥的纠葛关系,这一关系又对穆氏家庭和女孩河山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当然也影响到穆家财富的继承归属。因此,九九归一,财富继承、子嗣有无、血亲求证都各自延伸而后聚焦在了一起,形成一个利益博弈的共同体。理想的结局就是各得其所,皆大欢喜。这是有总人生最后所谋的最大者,超过了他在财富积累中的原罪和血迹的总和。即便是自私的动机也并不妨碍社会公义,并同样能够达成与社会和解的结果。在小说叙事的技术层面,故事开展近半,主线便进入了财产继承与传宗接代的情节,“沧桑兄弟”是否结婚生子成为主要悬念。可以说此前多是人物和情节的介绍铺垫,并为后半部分的故事推进和结局准备妥了逻辑依据。顺便一说,这部小说对于有总所代表、象征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性并没有做特别的描述,读者确乎没有憎恶有总的充分感性理由,况且临终前夕的有总还忏悔了呢。小说想表达的更多是财富人生的扭曲心态和人伦生活的崩坏世相以及人间信任和人性重建的可能。所以,作者的结尾非但没有打死结,还在有总去世后延续了相对温暖的叙事收场。


▲鲁敏:《梦境收割者》,中信出版集团,2020


有总这般老谋深算,儿子只能被动应战自保。两个儿子两个样,但有一点也是共同的——“沧桑兄弟”其实都是父子代际战争的另一方。在有总活着的大多数时候,兄弟两人都是父亲的对立面。这话说在王桑身上好理解,但穆沧可是个自闭症啊。是的,作者并没有明确交代穆沧自闭症的因由,按照一般理解,他也就是一个先天不足又无能为力的人间遗憾。而且,他母亲的自杀就与此有关。但是,放在小说的人物关系中,尤其是和王桑的兄弟关系、穆氏父子关系以及后来他和河山的关系中来看的话,穆沧的自闭症就有了一种角色设计的隐喻。他是对父亲威权的抗议,对亲情丧失的恐惧,对周遭世界的漠视,对人间社会的疏离。自闭症使他有一种心理机制可以过滤掉外界包括亲缘家人的可能伤害。这是一种人性的基因,从一出生起,冥冥之中他就用自闭症把自己包裹也保护起来了。他害怕这个世界,他不敢面对眼前的这个世界,首先他就是害怕自己的父亲。我以为这是穆沧自闭症的隐喻义。当我们把“沧桑兄弟”联名一起想象时,沧桑意味着的就是自然人间的巨变。他们能容于这个世界吗?他们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但在家庭关系中,他们是儿子,不足以与父亲公然开战或是对立,只能隐忍,在心理学意义上甚至可以隐忍到母亲子宫里的生命胚胎时,如果他们真有前意识的话。穆沧走向了隐忍的极端,王桑则以人伦亲情和日常生活的疏离方式表达了自己在这场父子战争中的姿态。他从不以父亲或爸爸之类日常家人习称称呼自己的父亲,而是把父亲叫作“穆某”。这也未免太可笑,可笑到了只能无声地悲泣。所称穆某不仅意味着人伦的丧失,而且含有了一种人格的轻蔑。揶揄中的负面情感价值倾向具有了强烈的悲剧含义。只是这位穆某的力量特别是他的财力太强大了,儿子王桑再厌恶、逆反、对抗也跑不出父亲的算计和掌控。他逃遁在社会的边缘、个人的世界里,迫使自己沉迷在遗世缥缈的昆曲声腔身形中,但仍然不能不和世界以及自己的父亲发生正面的冲突。父亲穆某脑梗偏瘫了,他不能不尽人子之责。况且还有个自闭症的哥哥需要照应。最后,一纸遗嘱更是将他彻底拉回到了现实中,他必须面对家产的继承问题——为什么这会是一个问题?只有一个原因,不能也不愿放弃。这场父子战争的双方都认定了对方不会也不愿意出局停战。否则何来王桑、丁宁夫妻如此屈辱不堪的生子遭遇。王桑仍然不能不是“穆某”“有总”的儿子。穆某姓氏和家产财富的双重传承仍然是他的俗世锁链和人性软肋。这就是人伦和世界的真相。多少身在局中的“我”,真是未必能看清自己;也可说,基本上是无法看清自己本心的。


王桑而不叫穆桑,那是随母姓。母亲王云清就因为害怕、不堪这个二儿子也是自闭症的精神重压折磨而冲动坠楼自尽,并且是当着丈夫的面翻身坠楼,实在惨烈之至,几乎就有点天谴宿命的意味了。她的心结无法解开,只是用死来解脱家庭人伦和人间社会的另类目光侵犯。这父子战争中的母亲看来是个潜在的隐性角色,本身并不是矛盾对立中人。但是联系后来王桑、丁宁求子的遭遇看,这场绵延甚久的家庭战争中显然有着性别之战的意味。生育成为家庭人伦中女性价值地位的评判标准。这一指向无疑有着分外强烈的女性意识和批判立场。也许不能不与作家性别所产生的天然敏感倾向有关。由此我也注意到,小说里的女性几乎都是没有爱的;她们的身体、生育都和爱情无关,甚至她们也谈不上有身体和生理之欲。但是她们必须生育。她们是男人的器物、生育的工具、交易的肉体,或好一点算是家庭的摆设、能干的保姆。女性在小说里真正成了依附于男性的“第二性”。只有河山好像是在萌动的暧昧情感中,也是未必敢于自觉承认的异性之爱中,稍稍诞生了女性的主体性和自主性。虽然这是一部家庭血缘核心构成主要人物的小说,但在他们中间并不存在爱情关系。女性的价值失落和地位缺陷同样注定了男性的不自由和爱的缺失,男性并不能因性别的强势地位而获得情感和自由的权利保障。


▲鲁敏:《荷尔蒙夜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


也只有到了最后,到了有总气息奄奄的最终时刻乃至死后,到了丁宁怀孕待产前夕,拯救性的正面因素才出现在叙事的暗流中。有总不断地陷入对挚友恩人何吉祥和亡妻王云清的缠绕回忆中,还有他对着老狗松果的倾诉,这种自省多少透出了他的人性底色。亲人、友人毕竟是他生命中最深刻的留痕,纵然一去不返也值得留存,就像万贯家产的传承一样。所以不难理解王桑听到了自己父亲的录音之后,会猛然发现:“父亲是懂得爱情的人。”在王桑的意识和语言表达中,“穆某”一下子转成了“父亲”。只有人子才能体悟出这种血缘底色的真相。父子和解在了爱的感情中。这同时也意味着王桑自己爱的能力的复苏,并能理解他在妻子临产前终于完成了一次婚后的真正的做爱。在爱情的意义上,王桑和丁宁做爱只有第一次和这一次。爱的诞生使王桑获得了情人、丈夫、父亲的身份觉悟。但有意思的是,作者在此过程中并没有着力描写或叙述妻子丁宁的心理活动和言语行为,虽然都暗示了她的迎合。这一叙事的暧昧很值得探究,留待后续。


爱的觉醒不止于王桑,也在丁宁身上产生了作用。但她不是针对着丈夫王桑,而是启发了河山。丁宁怀孕后与河山讨论性与爱,正是恰到好处的正确时机。丁宁求孕和怀孕过程中的人物变化、河山的人物行为转变过程,在我看来是这部小说中人物创作最具有文学性的成功范例。无爱的婚姻、乏味的家庭、生育的压迫、孕期的抑郁,但是最后,母性的唤醒和女性的觉悟终于逐渐从心底升腾起来,母性、女性的性别主体逐渐从世俗生活中升华获得了精神性的力量。丁宁和河山讨论的性与爱的话题,其实是她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反思;丁宁诱发了河山对于穆沧的感情的正视、内省和自问。从感情的通道进入女性自身的世界。如何与穆家相处甚至如何融于穆家,这是河山的问题。她是一个遗腹子又被生母抛弃,是一个孤女,所以她从来都是带着弱势的面具对人,性格玩世不恭,百般手段挣扎谋生,徘徊在黑白界线的两边,亦正亦邪。只是目前她还没有自身的足够力量。她能依靠的只有孤立的自己,实质上也就是一个弱女子。假如说世界总有弱肉强食的一面,她的生活要义就是要保护自己。这使她有了一种揣度、审视外界和进入、回看自身内心的能力,从深处看到自己、看透世界。“她是一眼就能认出来的黑山羊。”她甚至比“沧桑兄弟”都要站得更高。她对王桑说“往镜子深处看”,就能看出自己来。看得出,作者对河山这个人物倾注了太多复杂的感情,才写出了这个用女人的方式历尽沧桑而没心没肺地坠入人间世界的女性人物。她曾堕落而带有污垢,但她又是精神意义上的保有真正道德情操的贞洁女性。她从未把自己交出给这个世界。但最终使这个人物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是她的寻亲和与穆家的交集。有总的口述录音揭秘使我们读者在旁观的角度看到了这一切变化的因由和过程。有一点河山是很像王桑的,就是她从来都不会称呼自己的父母为爸爸妈妈。爸妈的称谓在她(们)的日常生活和显意识中是消失而不存在的。如此,家又何在?人伦何在?那么寻亲对于河山的意义,就像是王桑听着父亲细述人生和家庭往事的录音。寻亲触动了河山人伦苏醒的内心渴望。她的生命缺失应该获得补偿。这也促使她逐渐接近和了解了资助自己的可疑金主的功利之外的情感。河山是在有总死后才第一次与这位神秘资助人相见的,而且她们以及所有的穆氏关系人物都在为死者守灵之夜的相聚中畅谈了有总的人生和自身的命运,气氛中洋溢着欢快的情绪。还有肖姨就像有总活着时一样,准备好了丰富可口的零食宵夜,大家吃饱了才能愉快地为有总守灵。这时候的主角应该是河山了,因为按照有总遗嘱,她已经成了穆氏捐赠财产所成立的吉祥基金的主持人。与此同时的另一面,河山与穆沧的情感纠结是她作为被性工具化使用的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苏醒。丁宁的性与爱的话题,正在此时触动和唤醒了她。回头看穆沧和河山的第一次见面,人性本善的邂逅和碰撞已经化盐入水般地暗示了他们的未来。从时代变局和社会学的价值考量中,完全能以反向对立的两面来评价穆氏兄弟特别是穆沧的形象意义。大时代总意味着传统的转变、新拓或盛极而衰,伴随着新价值风尚的迷乱和疯狂;未来的方向朦胧可见,但又充满了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甚至危险性和毁灭性。如此,借用一个现成的说法就是,“沧桑兄弟”都是被时代冲刷、抛弃了的“多余人”“边缘人”,也如“垮掉的一代”“迷惘的一代”,迷失、柔弱而至无力感,间或还有一点挣扎感。就像是王桑念兹在兹的昆曲,个人嗜之如痴,视之如命,但曲高和寡的艺术续命仍得靠权力和财富的包养,否则一进市场就原形毕露,最后只能“非遗”了事。丧失的自我只能无声地退守回自己的内心。生命和时间就在穆沧痴痴把玩的沙漏中听着细沙的流动声远逝,无动于衷,或自我满足。但是在抽象的道德意义上,自闭症的穆沧却是纯洁如赤子,他的父亲说得好,“沧是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历经屈辱的河山只有在面对穆沧时才不需要设防。小说里的全部人物中,只有穆沧才是唯一可以信任的人。有总生前的安排可以说是歪打正着,这个世界只有穆沧才配得上河山。穆沧在昆曲中安然入睡,王桑和有总也达成了父子和解,河山和“沧桑兄弟”终于成为亲情和道德上的“家人”。他们本来都是没有父母的多余人。


▲鲁敏:《六人晚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


最后想说的一个人物是谢老师。他本是个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有志有为青年,但被社会打击修理教育了之后,痛定思痛,怀着半推半就的妥协、蛰伏伺机报复的心理,屈从了世俗生活的利益,充当了有总的跟班和秘书。二十多年了,他们变得很亲近,亲近到可以深入各自的私生活领域,宛如家人。但他们无时无刻不在防范对方,而且,他们各自都知道对方在防范自己。这既病态又正常,两人的关系清澈透明又混沌无底。在小说的人物关系特别是故事进展中,谢老师是个典型的串场人物,串联起了全部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就人物的互动关系和叙事功能来说,谢老师不失为小说里的中心或关键人物。他是人物和故事的线头打结又散开的地方,很多关系和秘密要靠他来交代。他的红本子里记下的众多素材,埋伏着他的野心和面对的世界,他想要揭开的是另一个世界的秘密,也许就是鲁敏《金色河流》后的下一部小说。在我的小说人物分析里,他经河山的启发,发明了穆氏家庭角色的“六部”论,进而无形中好似成了这部小说里的文学批评家。但实际上他就是传统戏曲里的典型文丑角色。不是主角,也不是吃瓜群众式的无足轻重,也许是平庸之恶里的怯懦小人,或者竟会是决定性场合的关键少数。这种角色最是让人意外不放心。他们环顾在主角身旁,出没于主角的光环中,但他们脸上总有阴影,没人能看透他们在想些什么。仁慈的作者会写出他们的善良,但阴险的作恶也是这类人的擅长。一个大家族、官宦财富之家,总有这类人环伺。从这个人物的出现,你可以看到作者对于人性面向的社会性把握程度,深入到了重大结构的关节处。她把家族血缘关系自然延伸到日常生活政治领域,谢老师几乎就是穆家社会关系的集合点和曝光点。他是一个类型化的人物;不致引起误会的话,也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包括家庭保姆肖姨也是这类人物。其他上述谈到的人物,我更愿意视其为个性人物。梨园行里的木良,隐秘地纠缠在有总心底的噩梦般骚动的何吉祥等,戏份很多,也不失重要性,但终究不过就是点缀性人物吧。虽然何吉祥更和有总、河山的生命旅程直接有关,但他并没有产生出推进故事发展的积极动力。在人物角色的作用上,他还是一种被动的预设,先期存在着的,只是被人为地设计成了秘密,有点玄虚之感。这样说不是指这类人物写作的不成功,而是指他们在小说里的角色位置和叙事功能。倒是证明了作者写得很成功。


然后来说说小说的结尾。对于现在的这个结尾,我有点儿另外的想法。本以为有总死后小说就会很快走向终点,并没有。作者的写作耐心、耐力超出了我的惯常意料。看完了,才明白作者有着更加完整的故事走向和结构设计。结尾往往说明了作者如何呈现作品的整体性以及作家对于作品的主观态度。


吴俊总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12卷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有总死后,穆家仍有波澜起伏。但一切都在向着圆满的结局走去。守灵之夜已经有点儿黑色幽默的意味了,但不算是悲剧或讽刺,更像是轻喜剧的格调。最大的问题和悬念已经没有了障碍,以何吉祥名字命名的吉祥梦想基金顺利成立,这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有总对于财产处置的遗嘱要求。此前,克隆了老松果的小松果也在有总垂危之际欢快地出现了,这给穆家的气氛带来了可观的亮色。新生命的诞生注定小说不会以灰暗的色调结束。何况丁宁正怀孕待产,家庭预期可说人畜两旺。同时,非常重要的一个故事线索也很圆满,河山和穆沧的感情归宿有了相当明显的暗示,他们终将合体成为两个家族的共同传人,不管是血脉还是财富。包括谢老师和肖姨等,也都各有所安。一派和谐。这一切都显示了一部有着尖锐主题和个性人物的作品似乎就结束在了一种通俗肥皂剧的格调上了。这个结局会很适合一般电视剧。但我这样的读者是有点失落的。文学写作应该更具痛感,那种锥心的痛感。


细究一下,好像只有王桑、丁宁夫妇的故事还有点意外的悬念。王桑在父子、夫妇关系中,最终获得感情和爱情的唤醒,这是一种人性的获救和上升过程。这当然会影响到他的妻子,毋宁说他们应该是在情感的觉悟觉醒中同步重建了自身的性别和个体意识。尤其是丁宁,即将作为母亲的女性,发生的不仅是生理改变,更重要的是心理和精神的跨越,她不再是一个为丈夫、为男人、为家庭、为世俗、为传统而活着的工具性、符号化的女性。王桑在她身上有了一种爱情的体验,以一次真正的做爱为标志。但爱的诞生应该同样赋予丁宁巨大的力量。作为一个重新觉醒和独立了的女性,丁宁的“坚硬的背影”应该朝向女性力量的无穷之远走去。我感到有点意有不足的是,小说最后对于丁宁的表达没有做出一种足够明晰的新人重生的女性人格的描述。哪怕用一种极端的方式也好,比如离婚。是的,她是有理由和王桑离婚的,即便是在自己的怀孕期间。否则,为了孩子安于回守家庭的女性归宿,在丁宁的性格和精神成长中,只能是遗憾地落入大团圆套路的世俗价值观,无法产生深刻的情感和未来的想象。本来这些正是这部小说最突出的精彩写法。


▲吴俊:《鲁迅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

▼吴俊:《文学的变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插入一段,在我完成这篇初稿后,忽然想起作者说起过,目前读到的只是出版社编辑给出的试读本,定本出版会有些修改,包括结尾。于是,我微信询问:“小说结尾有重大改变吗?因为我讨论到了结尾的写法。”鲁敏很快给我发来了出版本上的四五点修改处,“其中王桑与丁宁团圆式结局改为丁宁的独立自足与王桑身上的父性唤起,但二人最终平静分手”。关于王桑的看法,我们并无大差;现在对丁宁转变的审视眼光也趋近了。该有种所见略同之感。我对作者说:“我考虑一下,是否借此提一下试读本和定本的区别问题。”从文学批评的立场看,这个实例生动说明了,在未定稿、初版本(试读本)和修订稿、正式出版本的流程中,一部作品、一个作家是如何处在持续不断的文本生产之中的真实状态,以及有可能的创作与批评的现场进行时的互动。我最后说:“这个改动对结尾和人物意义的影响巨大,现在我仍觉得还有情节性的设计可以展开。”在我想来,这也是有总死后的小说情节深入进展的内容需求和人物需求,但在写法的合理性上是个重大挑战。作者说:“是可以更多地写下去,带着婴儿离开的新时代娜拉……当时只是给了她这么一个启示性方向。她的性别意识与身体生育观一直在痛苦中更新与自救。”——以上插入的这一段,对于理解这部小说、理解作家鲁敏的创作思想包括她的未来,我以为都会有提示意义。此时此刻,我们会看到处于不懈的思考和想象中的作家如何在一个紧要时刻,抬升了一部作品的高度,挽救了它可能的自由落体惯性。


《金色河流》以家族人物纠结的故事覆盖了一个时代的社会世相和光怪变迁。从时代对应上看,小说是对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当下社会世情实况的一种描摹和刻画,有着作家的强烈现实关怀意识和深入思想审视。她想为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人物造像。而且,我直觉到小说故事和人物应该有着作家自己的切身经验。她要在文学性、思想性的人物命运和现实社会要求的规范之间求得平衡。她遭遇的是中国作家的共性问题。但在这过程中,作家也表现出了她能够把握这个时代脉络的思想能力和文学高度。这是一个大时代,它终将孕育和催生出鲁敏这样站在时代前沿的优秀作家。


(附记:2022年3月27日写毕于疫情封控居家中,期间七次核酸检测。交稿之际,再度通知要求两次核酸。昼夜轮替,也是一种自由的想象。)


吴俊,南京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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