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龙：要基于市场逻辑保住市场主体，进而稳定就业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

以下观点整理自杨瑞龙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京东数科研究院宏观经济闭门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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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设置经济增长的具体目标，而是把稳就业和保民生定为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这主要基于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的停摆，以及中国经济基本面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因此，国家把稳就业和保民生置于重要的地位，而保就业的关键是保市场主体。

从现在看来中国疫情得到比较好的控制，但由于全球疫情不断加剧造成我国出口订单量下滑严重，使得尽管中国复工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复产效果并不是太显著，所以当前稳就业的任务非常艰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研究报告显示，当下中国就业形势非常严峻。这不光体现在我们的失业率明显上升，更重要的是包括登记失业率等在内的现有指标不能够准确地反映中国就业状况。由于我们对农民工这一群体缺乏较好的数据统计，所以即便我们公布的失业率在上升，但仍有部分隐蔽性失业没有统计在内。从现在来看，我国的救助制度不是很健全。比如当前失业率在上升，但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在减少，这表明失业救助金的覆盖面不够广泛、失业救助制度还有比较严重的缺陷。再加上财力的可支撑程度，假定经济不能得到有效恢复的话，稳就业的任务会相当艰巨。

如果不能有效地启动经济、不能有效地保住市场主体，那么长期而言我们稳就业的目标就很难完成，因为企业是创造就业机会的主体。如果企业能够存活下来，就业基本面就能稳住；如果企业活不下来，生存面临严重问题的话，单靠政府的救助政策很难稳住就业，从而保住民生。所以从中长期来看，稳就业、保民生的关键是要保住市场主体。

保市场主体无非有两条路径或者两个逻辑可以选择：一个是所谓的行政化逻辑，还有一个就是市场化逻辑。

所谓行政化逻辑，就是政府通过出台一系列以行政手段为主导的救助政策，针对某一个特定行业或者某个特定企业给予特定的救助，这样的救助是微观的救助办法，它的逻辑就好像给病人输血一样。与之对应的是市场化逻辑，市场化逻辑无非是要通过改变某些市场条件或者某些制度环境来激发企业的活力，进而保住市场主体，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而是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

毫无疑问，在经济受到疫情严重冲击情况下，短期内以行政化逻辑为主对企业进行救助是可以理解的。这种行政化逻辑是采用政府干预的方式为企业输血，具体包括对企业减税降费、给企业特别补贴、通过行政办法给予企业特别的贷款优惠等。这些办法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但如果对疫情控制由战时体制转化为常规体制以后，行政化救助手段还是否有效？这还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救助对象是否合适？市场化条件下并非所有的企业都需要救助，朝阳产业与夕阳产业情况不同，并且在同一个产业里面，企业也有好有坏，在市场竞争中企业的生死劣汰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如果采用一刀切的办法对所有企业给予救助，可能会导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固化经济结构。为此需要建立一个甄别机制，否则会导致该救助的企业没救助到，不该救助的企业反而救助了，从而导致资源的浪费。然而，行政化体系难以建立这样的甄别机制。

第二，救助是不是及时？企业需要救助的时候，是不是救助政策能够及时到位？这就像人的生命一样，病刚刚发生的时候，马上服药可能会有效。如果患者已经病入膏肓，那用什么药也可能是白白浪费金钱。在通常情况下，行政化救助程序比较烦琐，当救助政策落地时可能已经时过境迁，救助可能对某些企业只是画饼充饥。

第三，救助政策是不是精准？就像给病人输血一样，如果输血血型不对，不但救不了人，可能还会把人救死。行政救助有必要甄别对象，优化程序和方法，然而这存在一定困难。以贷款为例，一家烟台企业曾向李克强总理抱怨，国家出台企业贷款优惠政策无法享受，因为这种政策是有条件的，即贷款规模和企业固定资产有关联，对那些人力资本高度密集且固定资产投入比较少的企业，怎样及时获得财政贷款支持，这就涉及到所谓精准性问题。

第四，救助政策实施是不是畅通？行政化救助机制常常因为繁琐的审批程序、“中梗阻”、甚至是“寻租行为”而遭遇阻碍。例如政策出发点是希望政府发的债能够直达基层和企业，但是由于体外循环等因素，救助渠道未必非常畅通。

我们认为采用行政化逻辑救助市场主体涉及到救助对象是否合适、救助政策是否及时、救助政策是否精准以及救助政策是否畅通。由于行政逻辑在这些问题上有短板，所以如果把行政化逻辑的救助政策长期化，可能会带来很多后遗症和问题。第一，受财力的约束，行政性救助企业政策的可持续性会存在严重问题；第二，这种持续性行政救助可能会加剧企业对政府的纵向依赖，助长某些企业“等靠要”思想，反而抑制了企业活力；第三，行政性救助可能存在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上的冲突。短期内可能通过救助让企业暂时存活了，但是在长期目标方面，比如结构优化，比如让企业长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比如让市场机制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长期目标和短期救助方式的冲突。行政性救助办法可能会导致疫情战时控制体制长期化，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行政干预有自我强化的倾向，行政手段不仅会诱发寻租行为，还会产生创租行为，政府在干预市场的过程中会自我强化，长期来看反而不利于企业活力的激发。

从短期来看，采用行政化逻辑救助市场主体是必要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抗疫战时体制转化为常规性体制很有必要，这时候要让行政化救助手段转化为市场化逻辑，所谓市场化逻辑就是要更多地发挥市场作用，既能够救助企业，又能够把企业确立为市场经济当中的主体，从而能够让市场更好的发挥作用。这样的办法对应的是从行政化复苏转向市场化复苏，只有这样保市场主体才是可持续的。那么怎样促进行政化复苏向市场化复苏转变呢？那就是要从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入手，把保市场主体从行政化逻辑转向市场化逻辑。

所谓市场化逻辑，也就是我们要通过改变某些市场条件、某些体制因素，通过市场的力量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

第一，在当下经济不景气、有效需求不足的条件下，还需要继续出台一揽子宏观刺激政策来刺激内需。从第二季度的数字来看，经济下行压力仍然非常大。所以这时候继续完善一揽子宏观刺激计划，对于保市场主体非常重要。具体体现就是政府工作报告里所讲到的要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比如减税降费落到实处、合理推进新基建、继续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等。如果能够有效地刺激内需，可能会为企业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的投资需求，并让企业的发展前景变得更好，让企业更有能力活下去，并且活得更好。

第二，需要更好地处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优化企业的营商环境。刚出台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文件多方面强调要尽可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反映到企业的营商环境上，就是要进一步构建亲清的政商关系，即政府要更加关心企业的发展，并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同时政府与市场的权力边界清晰，不随意干预企业的自主经营行为，避免对企业的“吃、拿、卡、要”，这对于保市场主体也非常重要。

第三，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增长动能的转换，从而为企业创造新的投资机会。旧的增长动能确实在衰减，但我们还有很多新的增长动能，如果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新增长动能激发出来，有可能会给企业提供更多新的投资机会，企业生存发展的可能性会变大。比如在当要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通过新型城镇化可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企业发展就有更多的成长空间。包括现在我们提出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也可能会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

第四，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确立企业在市场当中的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活力。最近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件对这方面有很好的安排，相关改革措施如果能够落地，对于保市场主体是非常关键的。最重要的无非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另一部分就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国有企业尽管数量不多，但却是中国市场当中非常重要的主体。激发国有企业的活力，对于稳就业、保民生非常重要。那么怎样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呢？无非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贯彻分类改革的原则，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并非简单地做大做强做优国有资本，而是在非竞争性领域做大做强做优国有资本，一般竞争性领域要关注国有资本有序退出问题，这样有助于保市场主体。第二，继续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要探索国有控股与国有不控股的用户混改模式。第三，在自然垄断行业当中适当引进竞争机制，限制行政性垄断，提振垄断性企业的活力。这三方面改革对于提升国有企业活力非常有重要。

保市场主体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问题。民营经济对于稳就业、保民生非常重要。现在我国大约有三千万家中小企业、七千万个体工商户，这近一亿中小企业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它们解决了中国80%以上的就业。如果能让这些民营中小企业活下来、活得好，80%的就业就可以稳住。加上深化改革，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的就业就能稳定。就业稳定了，民生自然就能保住。

民营企业能不能稳得住？关键有两条：

第一条是一定要打破所有制歧视，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会面临玻璃门、弹簧门、天花板。民营企业碰壁这几扇门的实质就是民营企业得不到平等竞争机会，如果某些垄断行业能够对民营资本开放，就可能大大激发民营企业的投资欲望，民营资本就有发展机会。另外一条是产权保护一定落到实处，给民营企业家较好的中长期稳定性预期，这需要非常强有力的产权保护机制。民营经济如果有好的发展，就可以解决80%以上的就业，我们就业的基本面就能得到稳定。

要稳就业、保民生，关键在于保市场主体。而保市场主体，不要一味地依赖行政化逻辑，要更多的依赖市场化逻辑。改革还是未来发展的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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