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发布：双碳目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风险挑战

本文字数：7028字

阅读时间：15分钟

12月2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41期）于线上举行。百度APP、网易财经、新浪财经、WIND、证券时报、同花顺财经、中国证券报等多家媒体平台线上直播，同时在线观看人数近五十万人次。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主持，聚焦“双碳目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风险挑战”，知名经济学家刘元春、毛振华、张永生、闫衍、周宏春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闫衍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双碳”政策是新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 

二、“双碳”目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能源结构调整的分析；

三、“双碳”目标对高碳行业带来的风险与挑战；

四、政策建议：稳妥有序推进和实现“双碳”目标。

一、“双碳”政策是新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

全球气温持续升高，减少碳排放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自从上世纪50、60年代以来，全球人口增长和工业化发展使得全球碳排放总量也在持续增长。2020年全球碳排放总量达到350亿吨，是1990年的1.5倍，带动2020年全球气温相对基准线升高了1.2度。全球气温的升高不仅导致极端的天气频发，也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已经成为全人类面临的重要问题。1992年达成的《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提出要把全球平均气温控制在相较于工业化水平前提升2度。并且自2018年以来，在《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要求下，许多国家做出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承诺。

从中国来看，目前“双碳”目标也成为新发展阶段的核心议题。2020年9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2030年中国要实现“碳达峰”并且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关于碳达峰的“行动方案”与“工作意见”，其中提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左右，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比2005年下降65%以上，到2060年，非化石能源的消费比例进一步达到80%以上。

目前来看，“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政策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从挑战角度来看，首先“双碳”目标拖累经济增长。目前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还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其中大量重化工行业发展对能源投入要求较高。这种情况下，控制和减少碳排放对第二产业发展会造成一定的约束。同时要提高清洁能源的占比，必然会导致清洁能源成本上升并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此外，企业的成本也会上升，未来随着碳交易成本纳入企业的成本核算，将绿色成本显性化，必然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和运营成本。

从机遇角度看，一方面“双碳”目标能够拉动相关产业投资，尤其是新能源领域的替代性投资和新能源转型拉动的连带性的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另一方面，新能源的使用也会倒逼相关行业进行技术革新，使低碳技术和碳吸收、碳中和技术成为未来能源技术进步的主要标志，而这些技术进步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促进作用。

“双碳”目标的实现要充分考虑中国发展阶段的特殊性，需要同时兼顾经济发展、结构转型和碳排放达标的多重约束。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具有一定特殊性，潜在增速下行压力与经济结构调整压力并存，因此不能仅仅从碳排放目标考虑，还要统筹兼顾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从目前能源消费总量结构、二次能源消费总量占比和重化工业能源消费比例来看，特别要兼顾经济增长和碳减排之间的关系。

二、“双碳”目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能源结构调整的分析

碳减排约束下供给收缩叠加疫情冲击，加大了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今年以来，一些地区、行业、企业在制定“双碳”目标时比较冒进，一些地区在“双碳”目标压力下实施了限产限电等“运动式减碳”措施，将长期化、系统化的“双碳”目标短期化和碎片化，不仅对我们达成“双碳”目标不利，而且对当前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负面影响。特别是对高碳行业过严的限产、限电或者关停，加剧了供给收缩，拖累了工业生产的修复。电力、钢材、焦煤等上游领域供给收缩现象显著，从而也导致了相关上游价格大幅度上升。今年相关能源行业价格大幅度上升和“运动式减碳”有一定的关系。

“双碳”目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线性的，碳达峰阶段经济增速会受到能源消费的较大制约，而碳中和阶段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将逐步实现“脱钩”。从计量关系来看，当前GDP增量、能源消费增量与碳排放增量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GDP增量与能源消费增量的OLS回归系数为3.0，即能源消费增量每上升0.33个单位对应GDP增速上升个1单位，GDP增量与碳排放增量的回归系数则为5.2，如果显著限制能源消费增长会对经济增长形成较大压力。为了在2035年实现基本现代化国家建设目标，“碳达峰”时期我们仍然需要保持5.1%左右的GDP增速，这就不能大幅限制能源消费增长速度。 

进一步地，从双碳约束下的能源结构调整目标入手，可以量化碳达峰目标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假定现有减碳技术水平不变与现有生产技术条件不变，即碳捕捉、碳中和等技术尚不能对减碳目标具有显著影响，可以利用当前及历史数据对未来的能源消费情况做出预测。能源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同时具有拖累和拉动作用，其中拖累作用体现为传统能源消费增速受限带来的能源增量减缓，以及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传统能源消费产生的转型成本。拉动作用主要体现为新能源供给提速带来的新增投资扩大。从拖累方面看，通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进行回归分析，显示GDP增速与能源消费增速之间的反应系数为2.94，非化石能源占比提高与GDP增速的反应系数是0.55。从拉动方面来看，每亿吨新能源供给带来的新增投资达到1.38万亿元，单位投资对GDP的拉动系数是2.01。

我们区分不同能源结构调整路径，讨论了影响经济增长的三种情形。

首先是消极情形，经济增长目标和能源结构调整目标都无法达成。假设“碳达峰”阶段延续2020年的情景，总的能源消费增量为每年0.71亿吨，其中非化石能源消费增量为每年0.31亿吨，该种情况下因总能源消费增速减缓拖累GDP下行1.05%，因非化石能源替代传统能源发生的转型成本，拖累GDP下行0.33%，因新能源投资与供给增加对增长拉动约为0.64%，碳达峰阶段能源结构调整对GDP产生年均-0.7%的拖累影响。消极情形下碳达峰阶段的平均增速仅为3.8%，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仅为18%左右，该情形下2030年能源消费量约为60.5亿吨，碳达峰于108.9亿吨左右。

其次为中性情形，经济增长目标能够实现而能源结构调整目标却无法实现。假设碳达峰阶段延续“十三五”的平均水平，总能源消费增量为每年1.27亿吨，其中非化石能源增量为每年0.51亿吨。该种情况下因非化石能源替代传统能源发生的转型成本，拖累GDP下行0.34%，因新能源投资与供给增加对增长拉动约为1.1%，中性情形下能源消费增速保持正常水平，未因增速减缓拖累GDP增长，最终能源结构调整对GDP产生年均0.8%的拉动作用。该情形下碳达峰阶段的GDP平均增速为5.3%，至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为21.7%左右、能源消费量约为62.5亿吨、碳达峰于109.3亿吨左右。

最后为积极情形，经济增长目标与能源调整目标都能够实现。假设碳达峰阶段非化石能源替代传统能源的力度比较大，总的能源消费增量保持每年1.2亿吨，但非化石能源的增量可达每年0.8亿吨。那么因新能源投资与供给增加对增长的拉动约为1.8%，因总能源消费增量较中性情形有所回落拖累经济增速0.25%，因非化石能源替代传统能源发生的转型成本拖累GDP下行0.67%，最终能源结构调整对GDP产生年均0.9%的拉动作用。该情形下碳达峰阶段的GDP平均增速为5.4%，至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为25.6%左右、能源消费量约为61.6亿吨、碳达峰于101.3亿吨左右。

三、“双碳”目标对高碳行业带来的风险与挑战

碳减排会给高碳下相关行业带来较大的压力。分能源来看，煤炭、石油是我国主要的碳排放来源，其中煤炭排放量占比超过50%，煤炭、石油能源相关行业及煤耗大的相关行业面临的调整压力相对较大。分产业来看，电力和热力、钢铁、非金属矿、运输仓储、石油加工、化工、有色金属等行业碳排放量较高，未来面临的调整压力相对较较大，其中电力和热力碳排放占比超过47%。在这种情况下，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供给面临收缩压力，电力行业面临转型压力。

碳减排下产业结构调整可能会导致行业分化加剧与行业尾部风险上扬：第一，上下游行业分化会进一步加剧，中下游行业盈利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尤其是今年随着能耗双控政策限制，上游行业价格上涨对中下游行业的盈利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加大了行业分化和尾部风险上扬。第二，从政策力度加大和符合“双碳”要求的行业的金融支持角度来看，不同行业的银行信贷支持力度也是有差异的。融资情况的变化会加大部分高碳企业的风险。第三，在碳转型升级压力下企业资本支出加大、债务攀升，进而给行业信用水平带来冲击。截至2021年三季度末，我国高碳相关行业（此处计算口径为煤炭开采与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两个传统化石能源行业及六大高耗能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总债务规模为33.3万亿元，占非金融企业总债务比重为17.5%，债务总量虽并不算突出，但高碳相关行业多属于重资产行业，资产负债率均较高，进一步加杠杆的空间受到很大限制，基数转型升级导致企业资本支出加大，带动杠杆率高位 攀升，将会对其信用水平带来冲击。

四、政策建议：稳妥有序推进和实现双碳目标

对于双碳目标的实现，报告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正确认识和把握碳减排的客观规律，循序渐进，避免运动式“减碳”。未来碳减排仍需加强顶层设计，做好统筹协调。第二，适度超前投资，加大新能源等领域基础设施的建设。具体包括：投资智能化电网，推动电力行业高效低碳发展；投资储能设备、充电等基础设施，促进新能源发展，推广新能源汽车使用，等等。第三，加大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优化能源产业结构，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优化能源发展和运输的区域布局；优化能源供给主体结构；同时要重视技术创新，推动能源清洁化。第四，加大碳减排金融支持力度，丰富绿色金融工具，创新金融支持手段。

在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要正确地处理好几个关系：

第一，正确处理碳减排与疫情冲击下稳增长的关系，面对三重压力，疫情冲击叠加“双碳”目标的约束，要处理好碳减排和疫情冲击下稳增长的关系。

第二，要正确处理不同区域的碳排放压力和平衡增长的关系。从东部到中西部，呈现碳排放强度逐步递减的过程；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东中西部又呈现相反的发展水平的差异。因此，不同区域碳排放的压力和区域平行发展是需要处理好的第二个关系。

第三，要正确处理好碳减排与能源安全的关系。在新能源能完全补足缺口之前，传统能源的退出应循序渐进，不应用力过猛。

第四，正确处理低碳转型与防风险的关系。一方面，低碳转型下，高碳行业和相关技术领域可能存在搁浅成本，其信用风险进一步传导到金融机构，或加大金融机构风险敞口。另一方面，转型需求下，产品和服务的低碳技术要求会进一步提升，金融体系在支持双碳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在技术投资方面面临风险。因此，在双碳转型过程中，要积极防控重点领域风险，尽快制定行业低碳发展行动计划及路线图，形成负面清单，同时完善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体系，加强金融行业绿色投资能力。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各位专家就“碳减排与防风险之间的关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应该在更为宏观的角度来把握这些环保与经济发展参数之间的科学关系，需要进行深度的科学研究。我国经济要走出目前的低迷状态，其中一种很重要的方式就是绿色复苏。这需要国家加大对绿色转型的投资和技术创新，使我国的短期有效需求得到扩张，从而形成一种短期需求扩张，中期供给改善的有效路径。然而对于绿色复苏的投入，对于投入企业来讲是一种负担，并且想要这些投入马上产生收入效应和市场效应是很难的，绿色技术的改造需要相对漫长的过程。这就要求政府要用更大的力气，第一要加大规划；第二要做到一致行动；第三要加大对于绿色投入的前期补贴，形成有效运转的体制和平稳转型的内生动力机制。更重要的是顶层科学设计要避免层层分解，特别是运动式的层层分解，这也是今年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表示，近年来人们对碳减排目标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有些地区在减排过程中存在“运动式减排”，矫枉过正。当前中央进一步强调“双碳”经济发展的节奏要和当前经济形势紧密在一起，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梳理正确观念，把长远目标和当前紧迫任务结合在一起，做到正本清源，树立正确的认识。

具体看来，要做好以下几点：第一，要把涉及“双碳”的产业作为扶持、优先投资的领域，这样就能把我们的经济复苏、稳增长和“双碳”经济发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第二，要抓好“双碳”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精确把握实施刺激性政策的发力点，提升货币投放效率。第三，要扶持“双碳”经济的重要产业，加强新能源产业的建设，最后形成我们国家的优势产业。第四，“双碳”经济发展需要建立低排放、绿色发展的文化和人们的生活习惯，这对我国发展转型也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强调应转变认识问题的角度，就是如何让“双碳”目标成为促进经济增长或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以往的相关研究背后隐含着一个重大理论的前提，假定环境和增长是一个冲突的关系，所以应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平衡。在绿色转型模式下的发展理念、发展内容、资源概念、商业模式、企业的组织模式和体制机制都不一样，环境保护和增长之间成为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十八大以后，中国在环境和发展的关系上已经有很大的理念转变，从过去“要我减”到“我要减”。实际上“双碳”背后不只是能源问题，还包括发展范式转变的问题；它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还是全球参与到“碳中和”的行动中。这也意味着工业革命以来建立的传统发展范式正在发生变化。

相当一部分现代经济的活动都是凯恩斯理论下的“挖沟与填沟”。要实现我国发展转型，就要从发展的理念、发展内容上进行全面的转型。要从过去基于物质资源的增长模式转变到更多基于无形资源的投入引领发展，比如依靠知识、文化、环境、体验、个性化的消费、技术等。最后要明确增长的目的是什么，增长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福祉。我国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需要发展模式、发展理念、发展范式、研究范式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看待发展概念、对现代化的认识可能都要进行重新定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宏春认为部分研究中指出的2025年基本上实现碳达峰是有些冒进的。对于双碳问题的研究更多是研究碳减排和经济安全的关系、碳减排和能源之间的关系，还有碳减排和民生之间的关系。在讨论这一问题时，需要考虑其背后的几大因素：中国人口规模、市场规模、技术进步、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脱离这些大的背景做模型或者假设，最后的结果都会和经济运行的现实产生差距。需要认清技术进步，特别是未来颠覆性技术对投资带来的冲击。要明确气候变化长期的应对，要处理好长期应对和短期发展之间的关系。这就要求在相关投资方面需要做到：投资要产生经济增长，产生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要为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在此之后，各位专家就如何推进能源结构的调整进行了讨论。

毛振华主张把握能源结构的调整和“双碳”经济这两大抓手，把绿色复苏作为当前经济工作中的一个重点来考虑。在过去的一些年份里我国的能源结构已经有了一些调整，新能源比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然而长期看新能源领域的发展有赖于我们的技术进步，所以狠抓新能源领域的技术进步是非常重要的。随着能源结构的进一步转化，新能源发展的部分局限性显现出来，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储能技术的短板，需要我们做好突破：第一，针对储能技术短板，要把政府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先进科技聚焦在该领域；第二，突破产业瓶颈，加大包括设备制造、能源转换、新能源电池等领域的扶持力度；第三，对我国电力体制、能源价格进行调整，提升电力供应和电力配置体制。

张永生从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一，明确减碳的战略方向，推进新产业、新需求，拉动新投资。未来碳中和有两大方向：一种是“高碳经济+高中和”，虽然排放很高，但通过一些技术解决，最终实现碳中和；目前看我国是“低碳经济+低中和”，整体排放处于低位，利用CCUS技术将超标部分进行中和。第二，要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之上刺激新需求，能源转型不只是简单的填补能源需求和新能源供给之间缺口的问题。此外能源消费问题，需要改变过去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第三，在需求方面需要尤为重视。需求是驱动经济结构改善，推动产业链、商业模式、市场结构变化非常重要的因素。

周宏春介绍了国外两种能源转型模式：第一种模式为美国在1973年提出的国家能源独立，并于2020年做到大概平衡。第二种模式为欧洲开发新能源、绿色非化石能源的方式，目前来看比较成功。我们国家未来能源转型需要认识到以下几点：第一，“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是对生产力要素的价格进行重新界定，或者重新塑造。发展新能源潜力大的地区就有了新的价值，这对生产力的布局会产生新的影响。第二，在能源转型方向上，提高电气化水平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投资或未来增长方向要重视淘汰的传统化石能源和新增发电量之间的平衡，要重视以新能源为代表的能源体系的安全性，特别是在新能源发电上网和消纳等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关注颠覆性技术的研发、推广和使用。了解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投资风险，对投资风险进行评估。

欲了解更多报告内容及专家观点，请关注本公众号后续推文。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