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保持合理增速才能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

王一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王一鸣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9期）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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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持合理增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

1、实现2035年经济发展目标要求保持合理增速

未来五年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起步期，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战略性突破的关键期，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发展目标具有关键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现代化。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和未来五年的主要任务。从经济发展目标看，最核心的是人均GDP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首先要迈过发达国家门槛。现在比较共识的是，发达国家人均GDP门槛值是2万美元。2020年我国人均GDP1.04万美元，不考虑价格和汇率因素，到2035年翻一番就能迈过这个门槛。人均GDP还涉及人口因素，现在一般预测2023年中国人口很可能达峰，之后一段时间会维持在14亿人口的平台。这意味着一段时间内，人口因素也可以忽略。这样，2021-2035年GDP年均增速达到4.73%，人均GDP就能翻一番。按照前高后低的趋势，“十四五”时期年均增速应保持在5.5%左右，后十年降到4%左右。受疫情冲击影响，2020-2022年我国GDP年均增速4.5%左右，低于翻一番所需的4.73%年均增速，这个缺口需要通过未来经济增速的提升来弥补。

2、提高发展质量对实现经济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距离中等发达国家仍然有差距。中等发达国家是按发达国家的平均值还是中位数，有不同观点。如果取平均值，发达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大体在4.8万美元，剔除一些小规模经济体，也在3.5万-4万美元。显然，单纯依靠经济增速提升难以达到这个目标，还必须考虑价格和汇率因素。从国际经验看，当后起追赶型国家由中等收入迈入高收入经济体、进入到一个稳定上升通道后，汇率水平都有大幅提升。因此，这个阶段，通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改善经济基本面提升汇率水平，仍是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重要条件。

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动态的。我们要达到的是2035年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时候的发达国家门槛值可能还会有变化。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尽可能争取更快的经济增速，另一方面要更多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只要坚定不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中国是能够实现到2035年的经济发展目标的。

3、较高的经济增速才能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

在讨论高质量发展时，一种比较常见的说法是，中国经济增速呈现趋势性下降，已经难以追求增长速度了，所以要转而追求发展质量。这种说法的潜台词是，速度和质量是此消彼长的。事实上，没有合理的增速，高质量发展就很难实现。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看，高速增长阶段，往往也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较快、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较大的阶段。因此，较高的增速才能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高质量发展阶段本质上也是新一轮经济转型的开启。这个阶段，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各类风险往往“水落石出”。没有合理的增速，风险就可能集中暴露，提高发展质量也就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增速过低也是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应对的挑战。

二、未来一个时期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1、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进入高质量阶段，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条件和边际产出发生改变，也就是生产函数发生变化。同时资源环境的约束持续强化，已经难以像高速增长阶段那样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必须转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来保持合理增速。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较大。根据美国宾州大学数据库，过一段时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与美国的比值大体稳定在美国的40%左右。日本和韩国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时，全要素生产率分别达到美国的80%和60%。近些年日本明显回落，降低至60%左右。如果2035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要达到美国60%的水平，就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要明显高于美国。美国过去十多年年均增速大体在0.75%-1%，中国要达到2.5%-2.7%的增速，到2035年才能达到美国60%的水平。这样，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50%，难度是很大的。这需要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来推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2、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达峰

2021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2.67亿，占总人口比重达18.9%。2025年，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人，占总人口比重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老龄化不仅会影响供给端的劳动力供给，还会影响需求端的居民消费倾向，形成所谓“低欲望社会”，对消费形成制约。我国人口峰值可能提前至2023年出现，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锚发生变化。人口达峰意味着需求侧也会进入新常态，从需求端对潜在增长水平带来影响。

3、中美博弈和科技脱钩

中美博弈可能会伴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未来五年是关键期。近期，美国陆续出台了一些法规，比如《创新和竞争法案》，明确要保持美国在关键技术上领先两代的竞争优势；《芯片和科学法案》加大了在半导体领域对中国的限制。未来的趋势性变化很可能是科技脱钩，但脱钩是否会向其他领域延伸，这将是影响中国经济的不确定因素。

三、科技创新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尤为关键

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什么是强？对大国而言，科技强才是强。近年来，中国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位势迅速提升。2022年全球创新综合指数排位中，中国已提升到第11位，是前3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与此同时，与建设科技强国的要求相比，我国科技创新仍存在短板和弱项，主要是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科技领军人才偏少。走向未来，要在这三个方面有所突破。

1、增强原始创新能力

由于基础研究投入不足，我国重大原创成果还是偏少，引领前沿发展的源头技术供给不足。加强原始创新就要从源头做起，大幅度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加强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以基础研究的突破引领原创性成果、战略性技术产品的突破，在更多领域跻身国际领先行列。

2、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过去在技术追赶阶段，我国主要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推动产业技术进步，缩小了我国产业技术与国外先进技术的差距，在部分终端产品领域形成了国际竞争力，比如，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百万千瓦超超临界火电机组、百万千瓦水轮机组、高铁、工程机械、通信设备等，但承载关键核心技术的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工业软件等中间品仍是短板，这就要从过去注重终端产品的集成创新，转向中间品的原始创新。中间品市场竞争力不仅在于技术领先性，还取决于商业可行性，这就要增强创新过程的市场需求导向，发挥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作用。

3、培养科技领军人才

增强原创能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在人才。我国科技队伍是全世界最大的，但是领军人才特别是顶尖人才相对偏少。需要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造就更多顶尖人才，带动基础研究突破，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同时，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二十大报告强调把教育、科技、人才统筹起来考虑，这是一个重大突破。要三位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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