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枫等：指责“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凸显西方焦虑

宋  枫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

郭伯威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

本文转载自5月23日《光明日报》。

本文字数：251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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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内外各方面关注中国新能源产业产能相关问题，引发舆论热议。

本文将首先分析西方国家对“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进行炒作的目的，阐释其逻辑中存在的陷阱与误区。然后，结合中国新能源发展的现状和优势，总结西方国家对中国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的几点焦虑。

西方部分政客和媒体对“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的指责存在三点陷阱与误区。

一是指责中国政府对新能源产业补贴过度，导致要素或产品价格扭曲。事实上，政府补贴是各国在培育壮大新产业时普遍的做法。对于新兴产业，其建设初期往往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且市场风险较高。政府补贴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和风险、扩大生产规模，还可以作为一种政策信号，引导社会资本投入，解决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面临的资金瓶颈问题。近年来，随着技术进步和成本降低，中国政府已经逐渐降低甚至停止了对光伏、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的补贴。因此，当前中国新能源产能的建设是各企业基于市场情况做出的最优选择。与之相反的是，欧美的部分国家和地区目前仍然在对电动汽车等新能源产品提供大额补贴，且部分补贴歧视性地排除了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产品，有违公平贸易的原则。

二是指责中国企业对其进行新能源产品的倾销，产生不公平竞争。倾销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经营者以低于国内市场正常或平均价格，甚至低于成本价格向另一国市场销售其产品的行为。但是，中国新能源产品在国际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并非简单的价格操控或倾销行为，而是得益于规模化生产和持续的技术革新所带来的单位产品成本的显著下降。据统计，中国光伏组件的成本已较2010年下降90%，风电的制造成本已较2009年下降40%，而锂电池的成本在过去10年间降低了约85%。此外，得益于持续的研发投入，风电和光伏的整体能效也得到大幅提高。

三是指责中国新能源产品的产量高于国内需求，抢占了外企在国际竞争中的市场份额。这一说法忽视了全球对新能源产品需求持续且迅速增长的事实。国际能源署的报告估算，为满足全球碳减排进程带来的巨大需求，2024至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和锂电池产量的年均增速需要至少达到25.5%和27.5%，光伏发电装机累计容量的年均增速需要至少达到18.4%。这为中国新能源产业的产能建设提供了充足的空间。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求，还能应对全球市场的需求增长，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和资源支持。

事实上，中国新能源产业在全球市场上的强劲表现得益于四大优势。

首先是制度优势。早在1992年，钱学森院士便提出“我国汽车工业应跳过汽油柴油阶段，直接进入减少环境污染的新能源阶段”，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新能源政策更加明确有力，这些政策大大降低了新兴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和运营成本，还提供了稳定的市场预期，吸引了大量社会资本的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高效动员能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为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

其次是技术优势。得益于国家对研发的持续投资和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企业研发中心和高等教育机构联合形成了一个创新密集的网络。不仅推动了技术的迭代升级，还加速了新技术的产业化过程。此外，中国新能源企业在规模化生产方面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规模经济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再次是资源优势。中国拥有丰富的新能源资源，为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天然的物质基础。据统计，中国可开发的风能储量约为10亿千瓦，而且中国的西部和北部地区拥有高达2000多小时的年平均日照时间，非常适合太阳能光伏发电。此外，中国也是稀土元素的主要生产国，而稀土元素对制造风力发电机和太阳能电池板至关重要。这些自然资源和材料资源促进了中国新能源的发展，是中国新能源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成本优势的重要原因。

最后是市场优势。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市场之一，为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庞大的内需支持。这不仅有助于新能源企业的快速成长和规模扩张，还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实际应用和市场验证的机会。为满足庞大且多样化的国内市场需求，新能源企业需要不断优化和调整产品，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产品的创新和技术的成熟。

西方部分政客和媒体炒作“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主要反映了四个层面的焦虑。一是对技术发展的竞争焦虑——中国在新能源产业取得的显著进展和成就，使得西方国家担心自身在这一关键的技术和经济领域落后。二是对全球市场影响力转移的地位焦虑——随着中国新能源产品在全球市场的普及，西方国家担心这将削弱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三是对国际标准与规则制定的控制焦虑——西方国家担心随着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领先，中国会对未来的国际环保和技术标准产生更大影响，改变现有的国际规则体系，弱化西方国家在全球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四是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叙事的舆论焦虑——西方国家担心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崛起，将影响到其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舆论中控制话题和叙事的能力。因此，西方国家通过指责“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来掩盖其在上述四个层面的焦虑，并试图对其维持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和竞争优势做无用之功。

中国新能源产业在开放竞争中代表的是先进产能，不论是从比较优势还是全球市场需求的角度看，都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的问题。西方国家以“产能过剩”为由，企图对中国的新能源产业进行打压，将不可避免对全球绿色发展带来三大不利影响。一是不利于后疫情时代世界贸易增长和经济恢复。新能源产业作为全球经济中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对全球供应链和贸易网络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中国在此领域的技术创新和生产能力强化了全球贸易联系，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促进了技术和资本的国际流动。二是不利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对于全球减碳努力至关重要，其在新能源产业的技术进步和规模化生产帮助降低了新能源产品的全球成本，使这些绿色技术得以更广泛地推广，加速了全球向低碳经济的转型。三是不利于维护西方国家消费群体和企业的利益。西方国家如果对中国新能源产品构建贸易壁垒，将提高这些产品在西方市场中的价格，剥夺普通消费者选择的权利，并可能阻碍西方国家在相关领域的创新和发展，进一步削弱西方企业在全球新能源市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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