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深圳，吃饺子付人民币，喝啤酒要付港币？（文末福利）
深圳，1980年。
1984年春天，一位50多岁的老干部步入深圳建设路北国风味大酒楼，要了一盘饺子和一罐啤酒，自斟自酌。
下班迟了，饭堂关了门，没办法，只有上馆子开开荤。他已经好久没上过馆子了
填饱肚子后，他招招手，请服务员来结帐。
服务员小姐拿着帐单走过来，很有礼貌地对他说:“先生，饺子可以付人民币，啤酒请您付港币。”
有没有搞错？吃一顿饭要分别付两种货币？一国两制还未实行，深圳就开始一市两币了?
“啤酒也付人民币，行吗?”老干部试探着问道。
“不行呵，先生，我们的啤酒是用外汇进口的。你给我人民币，我又不能拿人民币去银行换回港币。”
“唉！”老干部长叹一声。他心里明白——应该说他心里比谁都明白，因为他不是别人，他正是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分局局长罗显荣。
可是，令人感到滑稽的是，在当时这位管外汇的局长身上，竟然连一分钱外币也没有。
一罐啤酒也许是小事，女服务员终于答应让罗局长付人民币结帐。但罗局长的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
深圳，1980年。
他记得有一次，当他穿上西装系着领带走进火车站东广场准备迎接来自深圳河彼岸的外宾时，迎头遇上一群男女，他们围拢着他，七嘴八舌地问:“先生，换不换港币?”
罗显荣愣了一下，顿时明白了：原来人家把他当成香港同胞了。
“换不换港币，先生?”
罗显荣心里觉得又好笑又好气，这些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炒外汇，居然炒到管理外汇的局长头上来了。
但静心一想，又仿佛悟出了几分道理：外汇黑市的存在，不正好说明深圳客观上需要一个合法合理、公正公平的外汇市场吗？有了一个正式的外汇市场，不就可以抑制黑市买卖了吗？
罗显荣又想到了自己来特区履任后所耳闻目睹的种种“怪事”：
随着特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外资进入，深圳的出口产品也日渐增多，本地市场与国际市场交往日益密切，人民币与外币的兑换已成了一个突出问题。由于人民币的不可逆兑性与牌价汇率偏低这两大功能性障碍，深圳的资金流通出现了梗阻。
有些企业急于进口外国的先进设备以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但苦于手中的人民币资金不能换成美元。有些企业出口产品多，是创汇大户，赚回很多美金，却缺少人民币发工资。
去银行兑换吧，牌价汇率太低，好端端少了一大截，心中不甘。
有些“三资”企业允许部分产品内销，但赚来的人民币却不能换成外币出境。
有些企业出口创汇本来是盈利的，但结汇时换成牌价人民币却反而亏损了……
换汇，成了投资的外商十分头痛的事，有的外商误以为来中国投资并无利润可赚，望而却步，甚至把投进去的资金逐步撒走。
所谓“欲致鱼，先通水。”外汇兑换的问题不解决，已经无法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来投资了。罗显荣意识到：外汇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为了使深圳在利用外资时有畅通的渠道，为了使特区企业能实现外汇平衡，搞活外汇资金，为了使特区企业保持出口创汇的积极性，深圳需要有一个市场，让人民币与外币能在这个市场内及时地、自由地互相交易。
这个市场的名字就叫：外汇调剂中心。
这是中国的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
在中国，“第一家”意味着“冒风险”。这样做会不会被扣上破坏社会主义金融制度的帽子呢？
罗显荣与市委书记李灏订下君子协议。
罗显荣：“这个外汇调剂中心如果搞不好，我负责。”
李灏：“如果上头有人下来追查，我担担子。”
罗显荣对手下几位副行长说：“要改革，就肯定有风险。我们共产党人要敢于担风险。我们的乌纱帽不要老戴在头上，都摘下来放在办公桌上，随时准备失去。”
1985年11月，深圳经济特区外汇调剂中心挂牌营业，但直到三年后的1988年5月30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才正式下文给予其外汇调剂经营的许可证。
罗显荣站在电子屏幕前，心满意足地笑了。这是深圳第一例孩子出生后三年才领到“出生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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