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年前的南京，1864年1月1日，洪秀全坐在金銮殿上，在众臣面前直播吃早饭。秀全为什么要在众人面前食早饭，是因为这顿早饭被秀全造了一个IP,称作“甜露”。据城破后南京市民的回忆，“草！什么甜露，就是草！辣块妈妈！”半年前，南京已经被曾国藩的湘军围得水泄不通，缺乏粮食进口，南京人心惶惶，绝大多数人知道饿死是自己最后的命运了。饥饿来得比大家想象的更早一些，因为粮食分布的不均衡。在被称为天朝的南京，有一个特权的阶层囤积了不少粮食，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洪氏家族。他们并不会拿出来救济灾民。秀全也不缺美食，可是自称是耶稣弟弟的他，一直把为万民服务作为宗旨、“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挂在嘴边。如果老百姓活活饿死的事情发生，那他还有什么威信？但是，把自己囤积的粮食拿出来分给百姓，也不太可能。怎么办？秀全和他的兄弟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回家可以偷偷珍馐佳肴，对外还是要装作和百姓“共克时艰”。秀全发出了1864年的一号文件，就是让全城百姓去割草。可能160年前的南京生态环境比今天好，可能南京因为水系发达而水草肥美，总之百姓按照南京中央的要求割了很多很多草。秀全命令军士将这些草切得很碎，然后命令士兵把这些切的很碎的草，换来一个新名词“甜露”，分发给城内百姓，告诉他们这是天王祈祷后，上帝赏赐给天朝上民，吃了“甜露”不仅可以饱腹，还能炼成金刚不坏之体，可以战无不胜。据说起初还是有人抗议的，“这不就是咱上交的那些草吗？切碎切碎就改叫甜露了？”当然这种声音很快就没有了。切碎之后是没有声音的。据很多人回忆（包括但不仅限于他的儿子），秀全是真的吃过“甜露”的。而且，秀全吃过“甜露”后，就病了。秀全的病，也许不完全因为“甜露”。因为粮食短缺，城里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军队的战斗力也不行。秀全内心应该也是很焦虑的。洪秀全倚重的年轻将领李秀成曾对洪秀全进谏。他说，说句不该说的话，南京是不能守得住了，曾国藩兵困甚严，壕深垒固，内无粮草，外无援兵，还是请“让城别走”，脱了困再想新办法。秀全很生气，说我们有天父照看，我本人也神力无边，我去什么外地？秀全确实没有必要“让城别走”，也就在一百多天后，他死在了金銮殿。死的时候，据说没有心腹儿子在身边。后世学者有一种观点认为，秀全是自杀身亡。太平天国官史记载则是病死，病因之一是吃过“甜露”，消化出问题了。李秀成后来被俘，据说曾国藩有过彻夜长谈，他回忆进谏秀全的情形时仍不禁扼腕叹息，“秀全制造的谎言，最后把自己也骗了。”曾国藩笑而不语。（本文由葫芦君和AI君共同完成，所有观点和错误均由AI君负责。）

【编者按】在历史长河中，名门望族往往以独特的堂号标识自己的家族荣耀，这些堂号大多镌刻在匾额上，悬挂于家族的厅堂之中。在民间，提及某个家族时，常常会使用其堂号来称呼，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家族的地位与认同。堂号的存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衡量一个大家族是否“合格”的标准。“万兴号”这一堂号，是深圳坪山坑梓黄氏家族一个非常重要和代表性的堂号。黄奕宽，作为“万兴号”的始祖和坑梓黄氏的七世祖，不仅被诰封为正五品奉政大夫，还凭借制糖、榨油等行业积累了可观的财富。黄奕宽的商业头脑和拓展事业的勇气，为他的后代开创了广东滨海客家中一段非凡的创业传奇，奠定了“万兴号”的基础。我们即将推出一系列关于“万兴号”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作者，黄奶仔先生，不仅是坑梓黄氏的后裔，也是“万兴号”一脉的直系后人。近年来，他致力于搜集资料，整理和撰写家族的历史故事，旨在“缅怀祖德，慎终追远”，这些努力极具历史价值。黄先生的系列文章已在《深圳史志》上发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兴趣。经黄先生授权，西芦葫（ID：niuhistory)将这一系列文章介绍给对深圳历史感兴趣的读者们。我们也期待读者们的积极参与和讨论，一同探索和理解这个历史悠久的家族及其传奇故事。今天是第一篇。【原题】深圳坑梓黄氏万兴号渊源万兴号始祖黄奕宽是深圳市坑梓黄氏七世祖。他仕途亨达，诰封清朝嘉庆和道光年间正五品奉政大夫；他善于经商，制糖榨油积累财富；他勇于拓业，购田地、置房屋、开商铺，创立了子孙众多的堂号——“万兴号”，成就了广东滨海客家中的一段创业传奇。缅怀祖德，慎终追远。七世祖黄奕宽生于一七九四年十一月初一日，是由一世祖朝轩公、二世祖居中公、三世祖振清公、四世祖瑞鍾公、五世祖卿元公和六世祖维琰公繁衍发展而来，传承颍川世泽，丕振江夏家声。01

【按语】30年前的11月19日，深圳葵涌致丽玩具厂发生了一起特大火灾事故，造成87人死亡，50几人被烧伤。惨剧虽然过去了30年，但是许多老深圳对此事仍然记忆犹新。而那些在大火中烧伤的幸存者，她们是幸运的，却也与病痛相伴一生。我们今天推送的文章是致丽大火烧伤最严重的小英在事故发生30年之际的回忆文章。我们可以从她的文章中感受一个事故受难者的痛苦，也能读出她的善良和坚强。致丽玩具厂遗址。梦开始的地方，是灾难发生的地方，也是我的人生悲剧开始的地方。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今天属于深圳市大鹏新区。30年前，我在这里的致丽玩具厂打工。1993年11月19日，震惊中外的特大致丽工厂火灾毁灭了我和其他数百名打工妹的人生。工厂当时有四百多人，主要是年轻的女孩。由于工厂将所有窗户都封死了，赶圣诞订单的货物都堆放在通道上，楼梯更加狭窄。当工人们冲到一楼时拥挤又造成踩踏。这次大火导致87名工人死亡，

【按语】1989年2月，一个叫劳钊泉的香港商人来到深圳葵涌投资设厂。5月，葵涌致丽工艺制品厂投入生产。几乎同时，在靠近长江的四川忠县（今重庆市管辖）的许多农村，有一个消息让这些偏僻山村骚动起来：设在深圳的一个香港玩具厂来这里招收女工了！一个来自香港的商人和一群来自内地山区的打工妹就这样在深圳的葵涌相遇了。她们的相遇，在当时的深圳可谓平常无奇。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改变了一切。1993年11月19日，深圳葵涌致丽玩具厂发生特大火灾，87名女工被烧死，51人受伤。这一天距离每年的119消防安全宣传日仅仅过去10天。香港商人劳钊泉连同他手下的厂长黄国光、经理梁建国、电工刘光万被迅速拘捕。而那些惊恐万状逃出生天的工人，那些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的死者，那些严重烧伤深度昏迷的伤者，那些从二楼三楼跳下严重摔伤的女工，那些随后从农村赶来的死者父母，他们的命运都被彻底改写。如今，这场世纪大火过去了整整30年。滚滚浓烟早已飘散，骇人的大火早已熄灭。还有多少人记得那场大火？葫芦君这一个系列文章会完整呈现那场大火。今天是第四篇，也是本系列最后一篇。在11月19日那天，我们还会隆重推出当年事故中严重受伤者的长篇回忆录。第一篇链接在下面：1、30年前，这场大火烧死87人！第二篇链接在下面：2、她在大火中呐喊：“放过我吧！我来到世上还只有16年！”第三篇链接在下面：火灾过后，现场只剩下200多只不会再有人穿的鞋子大火被扑灭后的照片。绝望的伤口陈玉英醒来的时候是11月19日晚上。“四周是白色的墙壁，到处躺着受伤的姐妹。我明白自己也已经受伤了。我口渴得很，护士给我喂盐水，很快我又昏迷。”事后陈玉英得知，当时在清理死亡者时，已经把全身黑乎乎的她往死者堆里放，但是她突然动了一下，有人尖叫：“她还在动！”因此拣回一条性命。在不停歇的昏迷、疼痛、昏迷过程中，她先被送进龙岗医院，接着转到深圳市红会医院，最后被送到治疗烧伤最著名的广州南方医院。陈玉英是烧伤最严重的打工妹，身体75％被烧伤。“我全身包裹着纱布，并不知道自己烧伤有多严重。我曾问过护士，我好了后还可以回深圳打工吗？她说可以。可是有一天给我拆纱布换药的时候，我一下惊呆了：我的左脚没有了，左手只剩下两根手指。我对自己说，我以后该怎么过啊！”还在深圳的医院治疗时，工厂办公室的人来看陈玉英，问有没有什么朋友和亲人可以照顾她，陈玉英要求让她的好朋友陈秀琼来照顾她。“那时我还不知道，她已经被烧死了……”陈玉英的父母两次接到深圳发来的电报，后一封告诉他们直接到广州的南方医院。母亲以为女儿死了，哭得昏死过去，第一次出远门的父亲在焦急和担忧中总算见到了活着的女儿。“没有人认为我能够活下来。我自己也悄悄和来医院照顾我的父亲商量，将来我死了，要把我埋在老家的什么地方。我们家的后面，有我刚出来打工时种下的一片林子，我想着我回去时，那些树一定长得比我高多了。”对于这样大面积的烧伤患者，烧伤程度又达深三级，南方医院最权威的专家也感到棘手。在医院期间，大约进行了17次手术，这些植皮手术总是要将头上好的皮肤移植到烧伤处，取下皮肤的新伤口和植入处都会疼痛难忍，而并不是每一次植皮都能成活。当麻药失去效力之后，陈玉英就只能用大哭来减轻疼痛感。“护士真不知道怎么对待我。她说你也这么大的人了，怎么一天哭个没完。但是她不知道我以前最爱笑。护士也怕我，因为我身上没有一块好的皮肤，身上的血管也打完了，有一次护士打了二十几针，就是没有办法打进点滴。她也哭了。”在忠县采访的时候，我们在靠近长江边的新住宅区里见到了何玉兰。长江三峡蓄水，位于三峡腹地的忠县水位也上升了100多米，原来临长江的街道都淹没在江水中了，政府拨款新修了居民楼，何玉兰正是看中这里大量居民搬家的商机，在这里开了一家卖锅碗瓢盆的杂货铺。​大火发生后，受伤的何玉兰在深圳的医院治疗，她的右手严重烧伤，后来被迫截肢。何玉兰的二哥当时也在深圳打工，后来就到医院照顾她。1993年，23岁的何玉兰正准备和远在新疆的男朋友结婚。火灾之后，男友退了婚。何玉兰有个表哥，在家里的亲戚里，他和何玉兰最要好。当时正在海南当兵的表哥听说何玉兰被烧伤的消息后，立刻请假赶往深圳照顾她。失去右手又遭遇情感变故，生活的打击对何玉兰来说太突然了，而表哥无微不至的关爱让她重拾了生活的信心。两个年轻人相爱了。我们在酆都县的中和场见到当时烧伤比较严重的另一名打工妹万术兰。她的脚、手和背部都严重烧伤，当时烧伤面积为50％，深二级。​万术兰是个羞涩的人，16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母亲后来再嫁，她不喜欢继父，所以决计出来打工。最先到了淡水一家生产塑料花的工厂，“结果一分钱没有拿到手。”后来又去了一家名叫“傲群”的电子厂，“还是一分钱没有拿到手。”1991年终于辗转到了致丽厂。烧伤以后，万术兰也转了三个医院，先是在葵涌医院，很快转到龙岗医院，发现烧得比较厉害，第二天就转到深圳蛇口医院。万术兰在16岁时已经定了亲。男友罗坤名先在上海打工，后来也转到葵涌的一家机械厂打工。大火发生后不久，距离不太远的罗坤名就知道了，“我心急如焚赶到了致丽，当时大火还在燃烧，我发疯似的喊她的名字。已经出来的人里没有她，我的心就越来越害怕，不顾一切要冲进去，当时现场已经被控制了，值勤的人不让我进去，拿电棍打了我好几下。我只好退出来。”正当罗坤名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老乡告诉他，他的女朋友受伤住进了龙岗医院。罗坤名急忙跑到医院，可是他找遍所有病床上的伤者，都没有发现万术兰。罗坤名于是赖在医院不肯走，甚至开始大哭，医生没有办法，只能帮他去翻看病历资料，才知道当天上午万术兰已经转到了蛇口医院。“当时伤者太多，医院一片混乱，我要不那样极端，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管我的事情。”从葵涌到蛇口需要边防证，罗坤名只好临时找当地政府驻深圳办事处的人帮忙，花50元钱买了边防证，匆忙赶到蛇口。“他到蛇口医院还是没有找到我。因为我的头发已经被剪掉了，脸上被烟熏得墨黑，而且每个人都一样，他根本认不出来。我喊他，可是声音很小，完全听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从身边走开了。”13年后，万术兰微笑着说出这段令人心酸又让人感动的经历。浴火重生9个月后，在南方医院治疗的４个打工妹全部被送回家乡。她们躺在担架上被运上飞机,没有机会看看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城市.她们和她们的时代结束了。“我是用担架抬上飞机的。到重庆时，父亲想把我送到西南医院的烧伤科，但是人家拒绝了。医生说，连南方医院都无法医治好，他们更没有把握治好我。”陈玉英回忆说。父亲将陈玉英带回忠县，忠县的医院还是拒绝收治，原因是一样的，他们没有任何信心来治疗这么严重的病人。没有了医院的无菌环境，没有定期输液和输血的条件，陈玉英的伤口开始反复溃烂流脓，身上到处是翻露出来的肉。“我浑身发臭，不断流出血水和脓水，没有人能够接近我。在那个时候，没有人能想到我还可以活下来。”父亲在这个过程中的坚强与忍耐让陈玉英在很多年之后还感慨不已。“其实医生已经告诉他，3年之后我要是还不能坐立，我一定活不过去。但是父亲一直没有放弃，一直陪伴着我。”​为了治疗的方便，父亲在县城租下一间房子，可是当房东看到陈玉英的情况又不愿意租了，最后又加了租金才住进去。陈玉英说：“周围的人都是捂着鼻子过我的门，父亲给我清洗纱布的水池子，后来再没有人愿意去洗衣服。但是我理解他们。”陈玉英的哥哥陈剑回忆，那时候妹妹的身体全是脓水和血水，家里为了治疗方便，用一部分赔偿款在县城买了套位于9楼的房子。“小英想到地上看看，我从9楼把她背下来，我的汗水和妹妹的血水和脓水把我的衣服全弄脏了，我都无所谓。然后我再跑到9楼去为她背轮椅。”当年陈玉英出去打工，就是为了赚钱供哥哥上大学。因为这一点，陈剑的内心对妹妹始终存有一份愧疚。他甚至说，在交女朋友的时候，他都会首先说好，如果对方不能接受他的妹妹，他们就没有交往的可能。家里人其实对陈玉英的康复也没有充分的信心。“1994年过年的时候，妈妈做了很多好菜，因为家人都在一起，但是妹妹躺在床上无法起身。实际是妹妹的赔偿费买下的房子，才有这个所谓的团圆，那一顿年夜饭，大家都没有动一下筷子。”陈剑回忆说。陈玉英自己也说，不知道是怎么熬过那段日子。每天躺在床上，也不能动，家里几个人，每人抓住床单的一角，才能够帮她翻一下身。没有电视和娱乐节目，没有录音机，每天只能呆呆地对着天花板。​倔强、勇敢，自信，更重要的是，家庭的温暖，父母的坚强，哥哥姐姐的无私帮助都是支撑陈玉英活下来的动力。她的身体居然一天天好了起来，在床上躺了两年多之后，有一天陈玉英突然能坐起来，还可以用手把自己从一条凳子挪到另一条凳子上，再挪到饭桌前，姐姐看到了，流着眼泪对她笑。“她一边流泪，一边笑，我知道她是为我高兴，知道我终究又迈出自己的步子了。”陈玉英说，“但是这个过程之漫长，别人无法想象。在这之后，我又做了20来次手术。比如，我的胳膊与腋下的皮肉粘到一起了，手就无法抬起来。更要命的是，那儿还经常化脓，烂出一个大洞。这个地方做了３次手术，在万县做的，把粘在一起的地方慢慢割大点，这样我终于可以抬起手来。我的左脚烧得厉害，脚趾全部烧没了，最早是配了假掌，我就天天在家里练习走路，也许是康复训练方法不当，每次流血，结果长满了肿瘤，医生最后不得不将左小腿全部截肢。那是2000年，我受尽折磨保留下来的腿在新世纪到来时失去了……”但这还不是最后一次手术，陈玉英还有许多伤。她已经完成的手术共有37次，进医院的感觉都很麻木了。而后来去重庆的医院时，那些医生都瞪大眼睛，不相信她还没有死。​回到老家后，何玉兰告诉父母，她要和表哥结婚。双方的家人都反对这门亲事，因为他们知道这样近亲结婚可能会带给下一代人伤害。为此，本来关系很好的两家亲人大吵大闹，关系变得恶劣。两个年轻人则不顾家人的反对，他们甚至以死相逼，他们划着小船来到江心，对在岸上的家人宣布，如果不同意他们结婚，他们就跳江殉情。当年，年轻的他们就是坐着船，沿着他们熟悉的长江漂流而下，去外面世界追逐梦想，可是谁知道命运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无奈之下，双方家人只得同意他们的婚事。但是两家的大人从此再无往来。在苦苦抗争之后，两个人结婚了。幸福来之不易，但是生活还是非常艰难。何玉兰失去的是右手，给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从深圳回来，她也一直在进行后续治疗。但是到2003年时，她再次住进医院进行肺部切除手术。医生将手术时间安排在11月19日。这一天，恰好是致丽大火10周年纪念日。何玉兰拒绝了，她觉得这是她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但是对何玉兰的过去毫无所知的医生并不理会她的要求，因为无法排开日期，仍然劝说她在这一天做了手术。“我从此相信这一天是我的宿命。我开始接受这些，并说服自己变坚强。”何玉兰说。戴天玉也是最后从南方医院回来的受伤最严重的四姐妹之一。从外表看，戴天玉和健康人是一样的，她个子比较高，穿着桔红色的夹克和牛仔裤，很阳光的感觉。如果不是听同行的陈玉英介绍，我们很难从她的外表看出她曾经经历过那么大的灾难。她的背和腿烧得最严重。“你看，”在戴天玉的房间里，她指着一排的高跟鞋对我们说，“连夏天的拖鞋都要穿高跟，因为我的脚后跟是不能放平的。”说完她突然把左脚从鞋子里抽出来，果然有很多伤疤。可能是脚后跟的皮烧坏后，没有了伸缩性。我们问还可不可再做手术，戴天玉说可以，“可是我不想再做了，想到手术我都已经怕了。”在南方医院的时候，戴天玉做过多次植皮手术，回到老家后，她又曾多次到重庆做手术，以前，她的胳膊和腋下也烧得粘在一处，手抬不起来拉不开。“做完手术后，我的手又可以拉开了，我也可以干点活了。”十几年后，这一群人都已经做妈妈了，大火的记忆已经深深镶嵌进入她们的灵魂，无法忘记。但是，她们现在都自食其力，也从不抱怨。我们曾经问过她们是否对当年出来打工后悔，其中的何玉兰非常坚决地说：“不，打工是我们走出去的惟一办法。只是我们恰好成了牺牲最大的人。”​王雪花后来结了婚，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但是这是一段没有真正爱情的婚姻，丈夫时常殴打她。前些年，王雪花离婚又再婚，丈夫以前还有一个女儿，所以她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每天照顾孩子上学，生活忙碌紧张。但是一有空余的时间，王雪花就坐在电脑前写博客，她说：“我要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希望那样的悲剧再也不会发生。”何玉兰是我们接触的致丽姐妹里最坚强最自信的人。她告诉我们：“我常常会忘记自己是个残疾人，我不希望别人怜悯和同情，即使我只有一只健康的手，也要自食其力。”陈玉英从病床上站起来后，也获得了爱神的眷顾。2002年，她做妈妈了，女儿的降生让她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也让她更加感念在遭遇灾难时社会对她的帮助。2002年3月，陈玉英成立了忠县自强残疾人服务站，开通了两条热线电话，专为残疾人分忧解难。她也因此获得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被重庆市授予三八红旗手和荣誉市民称号。​​陈玉英说，还有一件伴随她终生的事要做，就是要建一个致丽死伤姐妹纪念馆，把她们的遗物、照片和故事留给后来的人们。只要打工妹还在出发，还在流动，还在牺牲，致丽姐妹的故事就有必要让人们记住。火灾多年之后，陈玉英应邀到香港去参加一个由国际社会举办的纪念致丽大火的活动。在会场，一个香港老板说，死几个人有什么？那么多名人伟人最后不都死了，你们老纠缠过去干什么？陈玉英拄着拐杖站到他的面前，严正地说：我还活着，我就是一个证明。是的，玉英、雪花、天玉、玉兰、术兰……都是证明，那些死者衰老体弱的父母，让人瞠目的破败家境，那些修在大山秃坡上孤独的墓碑，那些发霉的照片，那永远的青春笑靥，都是证明。2008年是致丽大火灾难15周年，小英重访致丽旧址。（除署名外图片均由火灾幸存者提供）

【按语】1989年2月，一个叫劳钊泉的香港商人来到深圳葵涌投资设厂。5月，葵涌致丽工艺制品厂投入生产。几乎同时，在靠近长江的四川忠县（今重庆市管辖）的许多农村，有一个消息让这些偏僻山村骚动起来：设在深圳的一个香港玩具厂来这里招收女工了！一个来自香港的商人和一群来自内地山区的打工妹就这样在深圳的葵涌相遇了。她们的相遇，在当时的深圳可谓平常无奇。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改变了一切。1993年11月19日，深圳葵涌致丽玩具厂发生特大火灾，87名女工被烧死，51人受伤。这一天距离每年的119消防安全宣传日仅仅过去10天。香港商人劳钊泉连同他手下的厂长黄国光、经理梁建国、电工刘光万被迅速拘捕。而那些惊恐万状逃出生天的工人，那些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的死者，那些严重烧伤深度昏迷的伤者，那些从二楼三楼跳下严重摔伤的女工，那些随后从农村赶来的死者父母，他们的命运都被彻底改写。如今，这场世纪大火过去了整整30年。滚滚浓烟早已飘散，骇人的大火早已熄灭。还有多少人记得那场大火？葫芦君这一个系列文章会完整呈现那场大火今天是第三篇。在11月19日那天，我们还会隆重推出当年事故中严重受伤者的长篇回忆录。第一篇链接在下面：1、30年前，这场大火烧死87人！第二篇链接在下面：2、她在大火中呐喊：“放过我吧！我来到世上还只有16年！”大火被扑灭后的照片。火灾发生后，到场的新闻媒体并不太多，现在能够看到的录像或者照片甚少。但是正好在此地考察的学者常凯第一时间目击了惨剧后的凄凉景象：整个厂区一片狼藉，一片死寂，一片劫后废墟的凄凉景象。三层的车间大楼，已被大火烧得斑驳陆离、满目疮痍。唯一能够逃生的楼梯口，结果成为八十多个年轻生命的死亡之处。浓烟和拥挤使惊惶的逃生者堆积在楼梯的拐角处谁也动弹不了。毒气的窒息和烈焰的焚烧，使那些刚刚从农村来到现代城市的花季女孩们的灵魂，随着滚滚升腾的浓烟，通过楼梯上方的天窗融入蓝天而杳杳西去。她们不甘就此而去，她们的生活还刚刚开始。楼梯内，似乎还回响着她们那哀切的求生呼喊和人生艰难与不幸的悲痛诉说。我站在楼梯中间，心底震颤着，仰天长叹，热泪横流……我向天发问：是谁夺走了她们宝贵的生命？……在车间，唯一的遗留物就是逃生者拼命挣扎往外拥挤时留下的鞋子，各式各样计有200多只。就是说，现场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是穿着两只鞋逃出去或被抬出去的。当时逃命争夺之惨烈，由此可见一斑。我又来到打工妹的宿舍寻觅。而今，这里已经是人去楼空。那些幸存逃命的人们，卷走了自己的小铺盖卷。那些遇难工友的行李和杂物则无人收敛。人已去，她们的亲人们不愿再睹物伤情。一些纸片、饰物和女孩们喜欢的小玩意，堆积和散落在床板、地面和走廊上，随着阵阵的西风，在杂乱不堪的地面上轻轻地飘浮、缓缓地滚动，使得这座本已森森然的建筑物更加满目凄凉。香港老板劳钊泉从国外赶回来处理事故。但是当他目睹着几十具从楼道里抬出来的尸体，看着完全毁灭的厂房，无法不崩溃。据说他曾经有过逃走的想法，但是终于被拘留。30年后，致丽玩具厂遗址。后来，我们看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1994年颁布的此案判例，案件涉及4人的重大责任事故和2人玩忽职守与受贿罪：被告人黄国光，男，60岁，原深圳葵涌致丽工艺制品厂厂长。被告人劳钊泉，男，49岁，原香港致高实业有限公司董事、经理，深圳葵涌致丽工艺制品厂资方。被告人梁建国，男，40岁，深圳葵涌致丽工艺制品厂经理。被告人刘光万，男，28岁，深圳葵涌致丽工艺制品厂电工。被告人吴星辉，男，33岁，深圳市公安局八处田贝消防中队干警，曾任葵涌镇消防整治工作组组长。被告人刘鉴钊，男，29岁，深圳市公安局八处沙头角消防中队干警。1993年11月19日下午1时25分，位于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的港商来料加工企业致丽工艺制品厂一楼仓库电线短路引起大火，造成死亡87人，伤51人，直接经济损失800余万元的严重后果。案发后，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于1993年12月28日对黄国光、劳钊泉、梁建国、刘光万、吴星辉、刘鉴钊等六被告人立案侦查。1994年5月13日龙岗区人民检察院向龙岗区人民法院起诉。起诉书中认定上述被告人犯罪事实：被告人劳钊泉1989年2月从香港到深圳葵涌镇投资办致丽工艺制品厂。办厂期间，劳为节约资金而不顾有关安全规定，埋下了很多事故隐患。劳从顺德市农村雇佣农民为该厂架设电线，将控制厂房、宿舍、写字楼电源的6个石板保险器全部用2.01毫米的铜线做保险线；把保管易燃材料的仓库设在厂房一楼车间内，仓库与厂房只用木板隔离；厂房一楼的两个防火疏散卷闸门一个用电焊焊死，另一个长期用锁锁住。开工后劳违反消防核查规定的每层楼只能容纳50名工人作业，而安置230名工人，衣车之间的距离前后只有0.65米，行距不足1米。1993年3月9日，消防人员到该厂进行防火安全检查时，提出13条火险隐患，并发了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其中主要隐患有一楼仓库与车间之间要改用砖墙分隔；厂内电源线要全部改用绝缘良好的金属套管；安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喷淋装置等。事后，由被告人梁建国告知厂长黄国光并电传告知劳钊泉，但劳怕整改要影响生产，故提出要拖延整改。5月24日，劳钊泉通过电话指示该厂厂长黄国光、车间主管丁铭良送3000元港币给消防检查人员。通过不正当手段，于5月27日骗取了消防合格证。被告人梁建国，1992年5月被聘任为葵涌致丽工艺制品厂经理后，对该厂的安全防火工作极端不负责任。当年6月，刘光万曾向他提出6个石板开关应改为漏电保护开关，梁未予理睬，石板开关的熔断器全部用2.01至3.33毫米的铜线作为保险线，一直没有更换。对消防人员提出的13条火险隐患和整改意见，不认真组织落实。被告人黄国光，1989年由村委派到致丽工艺品厂任厂长，是该厂的防火责任人，但黄对该厂的安全防火工作极端不负责任。1993年4月，黄向消防部门写的虚假整改报告上谎称该厂已组织义务消防队，改装了电线套管。同年6月，葵涌镇政府有关部门再次到该厂检查防火工作，发现该厂仓库堆放的布料距日光灯只有30多公分，电线乱拉乱接，当即向黄提出整改意见，黄不但拒绝整改，还说“我厂已领了消防合格证，你们不要经常来麻烦我，若你们再来，我水都不给你们喝。”态度极其恶劣。被告人刘光万，1992年6月到该厂任电工后，发现该厂电工房原有电气设备６个石板开关的熔断器用铜线作保险线。刘明知这种做法严重违反用电安全的规定，却不予纠正。1993年10月间，其中第６个石板开关损坏，刘亲自将此开关板拆除，换上一个较小的开关板，熔断器仍用一根比原来更粗的3.33毫米铜线作保险线。11月19日，该厂一楼通过东北角仓库上方的三根电源线短路打火（石板开关处于合闸状态），由于用铜线作保险线不能熔断，电源不能及时中断，电线打火不断喷溅的熔珠引燃仓库内堆放的布料、海棉等可燃物，致使发生特大火灾。被告人吴星辉1993年3月至6月，参加葵涌镇消防整治工作期间，严重违反公安部发布的《消防监督程序规定》第６条和第７条的规定，对该厂严重火灾隐患提出的整改建议不进行监督检查，期限届满时也不进行复查验收。特别是在5月27日，吴星辉接受了致丽厂黄国光贿赂款港币3000元后，在被告人刘鉴钊坚持该厂没有整改，消防部门也没复查，不同意发给该厂合格证的情况下，吴星辉强令刘鉴钊给致丽厂发了合格证。致使该厂常以有合格证为借口，拒绝镇有关部门对该厂防火安全的检查。另外，吴星辉在1993年3月至6月间，利用消防整治工作的机会，共索贿人民币5.8万元，港币1.3万元，吴个人获得人民币2.45万元，港币1.2万元。玩具厂遗址藏身在一片乡村建筑物之中被告人刘鉴钊严重违反《消防监督程序规定》第6条、第7条的规定，在对致丽工艺制品厂安全隐患整改通知发出后，未履行职责，进行监督检查。特别是在检查致丽厂防火安全时，发现该厂的两扇卷闸门封死，开关板用铜线作保险线等严重隐患，只口头提出需整改，没有写在整改通知书上，致使该厂根本没有考虑这两项火险隐患的整改问题，而这两项火险隐患正是导致发生特大火灾的要害隐患。1993年3月至6月间，刘鉴钊利用职务之便，从吴星辉索贿款中，分得贿赂款人民币2.35万元。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中认定，被告人黄国光、劳钊泉、梁建国的行为触犯刑法第114条的规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刑法第114条规定的犯罪主体的适用范围的联合通知》的司法解释，上述被告人均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告人刘光万的行为，触犯刑法第114条以及《工厂安全卫生规程》的规定，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告人吴星辉、刘鉴钊的行为触犯刑法第187条、185条的规定，构成玩忽职守罪和受贿罪。龙岗区人民法院于1994年12月15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黄国光有期徒刑6年，劳钊泉有期徒刑2年，梁建国有期徒刑3年，刘光万有期徒刑2年，以玩忽职守罪、受贿罪判处吴星辉有期徒刑17年、刘鉴钊有期徒刑10年。上述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两年后，香港商人劳钊泉刑满出狱。他的致丽工艺厂早已经申请破产。但是原致丽的女工知道，在东莞一个叫“致发集团”的企业和他还有关联。这里的管理阶层和工人骨干大多还是原致丽的幸存者，此外还有为数非常少的伤势较轻的伤者和死者亲属。但是，对于小英、雪花、天玉这样的重伤者，她们永远没有机会回来了。雪花（左一）和她的工友。更多阅读：老相片

【按语】【按语】1989年2月，一个叫劳钊泉的香港商人来到深圳葵涌投资设厂。5月，葵涌致丽工艺制品厂投入生产。几乎同时，在靠近长江的四川忠县（今重庆市管辖）的许多农村，有一个消息让这些偏僻山村骚动起来：设在深圳的一个香港玩具厂来这里招收女工了！一个来自香港的商人和一群来自内地山区的打工妹就这样在深圳的葵涌相遇了。她们的相遇，在当时的深圳可谓平常无奇。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改变了一切。1993年11月19日，深圳葵涌致丽玩具厂发生特大火灾，87名女工被烧死，51人受伤。这一天距离每年的119消防安全宣传日仅仅过去10天。香港商人劳钊泉连同他手下的厂长黄国光、经理梁建国、电工刘光万被迅速拘捕。而那些惊恐万状逃出生天的工人，那些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的死者，那些严重烧伤深度昏迷的伤者，那些从二楼三楼跳下严重摔伤的女工，那些随后从农村赶来的死者父母，他们的命运都被彻底改写。如今，这场世纪大火过去了整整30年。滚滚浓烟早已飘散，骇人的大火早已熄灭。还有多少人记得那场大火？葫芦君将在今天开始的一个系列文章中会完整呈现那场大火。在11月19日那天，我们还会隆重推出当年事故中严重受伤者的长篇回忆录。诺贝尔奖获得者埃利·威塞尔在他的《夜》的再版序言中谈到为何拒绝遗忘和沉默，“是为了今天的年轻人，为了明天即将出生的孩子。我不想让自己的过去成为他们的未来。”葫芦君昨天起推出系列文章完整呈现那场大火。今天是第二篇。

【按语】1989年2月，一个叫劳钊泉的香港商人来到深圳葵涌投资设厂。5月，葵涌致丽工艺制品厂投入生产。几乎同时，在靠近长江的四川忠县（今重庆市管辖）的许多农村，有一个消息让这些偏僻山村骚动起来：设在深圳的一个香港玩具厂来这里招收女工了！一个来自香港的商人和一群来自内地山区的打工妹就这样在深圳的葵涌相遇了。她们的相遇，在当时的深圳可谓平常无奇。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改变了一切。1993年11月19日，深圳葵涌致丽玩具厂发生特大火灾，87名女工被烧死，51人受伤。这一天距离每年的119消防安全宣传日仅仅过去10天。香港商人劳钊泉连同他手下的厂长黄国光、经理梁建国、电工刘光万被迅速拘捕。而那些惊恐万状逃出生天的工人，那些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的死者，那些严重烧伤深度昏迷的伤者，那些从二楼三楼跳下严重摔伤的女工，那些随后从农村赶来的死者父母，他们的命运都被彻底改写。如今，这场世纪大火过去了整整30年。滚滚浓烟早已飘散，骇人的大火早已熄灭。还有多少人记得那场大火？葫芦君今天开始的这一个系列文章中会完整呈现那场大火。在11月19日那天，我们还会隆重推出当年事故中严重受伤者的长篇回忆录。诺贝尔奖获得者埃利·威塞尔在他的《夜》的再版序言中谈到为何拒绝遗忘和沉默，“是为了今天的年轻人，为了明天即将出生的孩子。我不想让自己的过去成为他们的未来。”点击关注西芦葫↓↓↓011930年代的葵涌学堂，现代化程度很高了。照片为巴色会收藏深圳葵涌，晚清民国时期曾经是一个商业发达之地，它处在连接香港、深圳与惠州交通的必经之地。这里拥有一个繁荣的墟市，重要的港口沙鱼涌也离得非常近，因而很早就与香港和海外交流频繁。如果不是大清帝国在1911年突然倒塌，本来会有连接香港的火车驶到这里。整个20世纪的上半叶，葵涌因为临海，交通要道，贸易发达，拥有邮局、银行、海关等设施，成为人来人往的繁忙之地。直到1940年代后期，因为形势的变化，葵涌渐渐变得沉寂。进入1980年，深圳打开大门。与葵涌相隔六十里的深圳罗湖，近水楼台，获得大量来自香港的来料加工订单，继而成为经济特区最早开发的地区。身处罗湖的百姓，每天在自己家里帮香港商人插一点胶花，得到的收入远比一个月拿到的工资高得多。而从政府层面，开发罗湖，大量的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大量的施工队、建筑材料商纷纷涌入，也让罗湖成为热气腾腾的大工地。无论是葵涌人还是葵涌镇（当时是葵涌镇）有些坐不住了。到1980年代后期，葵涌各村也效仿罗湖的那些村，利用拥有土地的优势，开始尽最大努力招商引资，尽管以当时甚至后来很长时间的交通布局，葵涌都无法和原来特区内的创始成员罗湖相提并论。就是这样，1989年2月，香港商人劳钊泉来到葵涌。2008年在葵涌拍摄的致丽原址附近村庄。蒋荣耀摄劳钊泉也不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原本是福建人，1960年代初内地生活非常困难，饭也吃不饱，十三四岁的劳钊泉在同乡帮助下偷渡到香港。他在香港举目无亲，为了填饱肚子，只能去当童工找一些没有人做的工作，甚至工钱也不要。经历这样一段艰辛生活后，因为勤奋节俭，他也挣了点钱。后来，他和别人合作开了工厂。为了拓展业务，降低成本，他在朋友介绍下来到当时热火朝天的深圳，选择成本更低的葵涌。1989年5月，劳钊泉的葵涌致丽工艺制品厂投入生产。02在深圳，改革开放初期就吸引了大约30万外来工。从1984年到1988年，统计表明，深圳的户籍人口从初期的30万增加到60万，而打工者数量猛增至80万。从1992年开始，深圳外来人口的数量增长迅速，1993年至少增加到200万人。而2007年初，深圳官方公布的深圳人口数量超过1300万人。只要家乡和城市的“时空差距”仍然存在，就会有人不断出发、上路。1980年代，深圳的流水线。何煌友摄致丽女工大多数是来自四川、河南的农村女孩，她们也是农村最早一批外出务工的打工妹。第一次在博客上读到了致丽打工妹“进城”经历：我是一个生在农村的小姑娘，生性活泼可爱，性格格外开朗。念完初中后不顾家长的再三劝说，我还是放弃了上学的念头，执意要南下深圳打工。当时我只有15岁，根本就还是一个童工，就连身份证也领不到。母亲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到县公安局为我办了一张临时的身份证。其实当时母亲的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劝女儿上学，一方面还要为女儿创造不上学的条件。拿到身份证的我，迫不及待地就到镇上招工办报了名，当时真是高兴得不得了，梦寐以求的打工生活马上就要实现了。拎着一个仅仅只装有几件换洗衣服的包，我含着眼泪告别了家人和熟悉的乡村小路，坐上汽车出发了。一路上心情真矛盾：一方面是高兴，另一方面却是难受。望着车窗外渐渐离去的乡土，我心里默默地说，告别了，我熟悉的故乡，等我回家探亲的时候再见吧。在这时我才真正感觉到离别时的心情，眼泪夺眶而出。写博客的打工妹叫王雪花。她家在忠县的拔山镇农村，家庭并不是非常困难，但是看到同伴姐妹出去打工后生活的改变，她不顾父母的坚决反对，执意南下深圳打工。“离开时的情景我永远都记得。看着送行的母亲，我知道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才可以看到她了，眼泪就夺眶而出。但是这种难受很快就被兴奋所替代。我和同乡姐妹都是第一次出门，也是第一次坐轮船、火车，感觉真是新鲜！在轮船上，我们根本就没想到要休息，只顾着看外面的风景。对于15岁的我来说，这一切确实太新鲜了！我乐坏了！”王雪花说。左一是15岁的王雪花。打工者提供王雪花兴奋的讲述令人想起1200多年前，24岁的李白就是在长江边的忠州写下了五言绝句《巴女词》：“巴水急如箭，巴船快若飞，十日三千里，郎行几时归。”他看到的巴女应当就是当时的忠县女子了，那时候她们只能望着滚滚长江东逝水，等待远行的丈夫归来。而新时代的巴女王雪花们，主动踏着“急如箭”的长江水寻找自己的未来了。03上世纪九十年代，从重庆到深圳，需要五六天时间。王雪花说，她们从忠县坐船，三天后才来到岳阳的城陵矶。之后从岳阳坐火车，汽车，好几天之后才来到深圳。“那时候实在是太兴奋了，劳顿了好几天的我们居然没感到一丝的疲倦。我好奇地看着高大宽敞的宿舍楼房，心想这家厂里的工人至少也是上千吧。那时正是下午刚上班的时候，工人们都忙自己的工作去了，只有几个保安坐在宿舍大门边上。家乡的招工人员把我们安顿好后就离开了。真正的打工生活马上就要开始了！”洋渡是长江上游一个小镇，在长江渡口迎接我们的人叫谢梅。谢梅的家庭当年在镇上比较殷实。初中毕业后，谢梅放弃了上高中的机会，虽然她的老师很欣赏她，也觉得她放弃上高中很可惜，但是身为长女的谢梅有自己的想法。她见过周围村有人复读了几年也没有考上大学，在小小的镇上被人传为笑谈。不读书，那就学点手艺吧。谢梅开始帮助父母做点生意。可是内心的冲突很严重，因为常常有上高中的同学回到镇上来，跑到谢梅家去看她，谢梅的心里很难受，压力很大，她不知道自己的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1988年，这个小镇上第一次来了招工的人，他要将这个小镇上的姑娘带到北京去做“家庭服务员”，就是当保姆。谢梅不愿意去。到第二年，劳动服务公司又来招人到深圳横岗的一家玩具厂，这次谢梅动心了，但是父母担心外面乱，不让她去。直到1989年12月，致丽玩具厂再次来招工，父母才同意她出来。1980年代深圳的打工人基本都在电子厂、玩具厂和服装厂。何煌友摄影绝大部分打工妹出去都是因为经济原因。家里太穷了。我们在洋渡镇采访时，秦素芬的讲述仍然令记者感到心酸。04秦素芬的家在洋渡的金台村，当年叫家岭村。我们后来去这个村调查，发现这里的自然条件实在是太恶劣了。从洋渡出发，车行不到3分钟，我们就再也没有绕出大山。金台村的房子全部建在高山上，这里的山势陡峭，石头很多，可以耕作的土地非常少，在两块巨石间的一点点土都被山民开发出来种蔬菜或粮食。素芬的父母生有三男二女，家庭非常困难。哥哥们结婚后，父母就和他们把家分了。和别人家分家不一样，素芬和姐姐也在这次分家中被“分”了。素芬分给了二哥，和新婚的二哥二嫂同住在一间房子里。渐渐懂事的素芬感到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尴尬，她希望能离开家到外面去。1989年，16岁的素芬跟着已经在深圳致丽玩具厂打工的表姐来到深圳。“那时候家里太穷了，我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多赚钱，多寄钱回家。”可是因为年龄太小，又没有工作经验，素芬很久没有能进厂。和素芬的命运很接近，另一位出生在长江边上的打工妹陈玉英的打工生涯也缘于家庭经济的困顿。她后来这样向我们讲述她的打工原因：“我们家有六兄妹，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我的四姐在10岁那年得了大病，因为没钱治疗，病死了。我的三姐去干活的时候，被电线杆砸死了，我的父母经历过这样的苦难，真的不容易。我的童年其实很快乐，我性格开朗，我很喜欢萤火虫，放学的时候在路边捉到了，装在玻璃瓶子里，看着它们发光，感觉很美。我现在还记得当年老家的土坯房子，前面是个坝子，我们总是和邻居的小朋友在其间嬉戏。到我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姐姐要出嫁了，家里的钱几乎都要给姐姐做嫁妆。不久，哥哥考上了大学，要很多学费，我就被迫退学了。在退学这件事上，我从来没有怪过父母。当时村子里的女孩大多辍学出去打工，最早的去北京当家庭服务员，后来才是去深圳打工。我一直想和她们出去打工，可父母觉得我太小，不放心。但是那时候打工是农村女孩的唯一出路，打工可以赚钱，而留在家里生活又枯燥又单调，还被人觉得没有本事。这样，我在家里做了一年农活后，到1989年夏天，终于也背起行李去深圳了。我记得第一次出去，同行的有四个女孩子。父亲卖烟叶给我买了件新衣服，说是出门要穿得好点，但他内心里还有一层心思，那就是觉得让我这么小外出很歉疚。母亲给我腌了许多咸菜，好像送我去上学似的。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为我送行，表达他们对我的复杂情感……”（待续）烧毁后的致丽玩具厂遗址，2008年，蒋荣耀

深圳的城中村总是人来人往，尽管比过去少了不少人，但还是非常热闹。来去匆匆的人流中，没有人会注意到身形瘦小、有些驼背的张阿姨。她并不经常出来走动，出现在村口时经常是在捡拾一些垃圾。见过她的人都误以为这就是一位外地来深圳的拾荒婆婆。我跟张阿姨聊天。原来她是本村媳妇，她的丈夫原籍就在这个村里。如今丈夫已经去世，大儿子在法国，她跟小儿子和女儿一起生活在深圳。她在村里有一幢4层的房子，现在改造成了青年公寓出租。或许，即便拥有一栋楼，她依然不愿意人们把能够用的东西随意扔掉？或许，她有什么不一样的过往和故事？跟她聊天，总想起一句话：“用心去看，每张面孔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我本来是山东人，1944年出生。到1958年那阵生活实在苦，我就跑到东北了。那时饿得实在受不了，锅都没有了，都把锅收了砸烂炼钢铁。我家虽然是城里的，但一个月10来斤粮食，也没法吃饱。城里很多人没办法，我家附近几条街都饿死人了。有人吃棉花套大便拉不出来，活活憋死了。那时父母也顾不上管孩子，因为自己都顾不到了嘛。不少人尤其是男人，纷纷都跑去东北。我是1960年去的东北。我跟他们不太一样，我带着户口本——就是商品粮证明去的东北。因为我大爷（伯父）在东北当医生，说东北那儿地广人稀，养活人还成。于是就迁了户口。有户口就可以过去，不然到山海关不让你过呀。北大荒。网络图片。那时候我大爷两口子都是农场的医生，老陈（张阿姨丈夫）当时在农场卫生所做兽医，我大爷很喜欢他，把我介绍给他。我当时小，也不到20岁，他比我大很多，所以我不太愿意。不过后来我觉得也行，因为我讨厌天天在我大爷家干活了，觉得结婚成家也许是个办法。我们结婚是1963年，当时我19岁，并不知道他成分不好。他是1955年去的农场。他一个深圳人怎么去的农场呢？1949年下半年，国民党垮得很快，那时候他刚刚从黄埔毕业。他读书成绩很好，在军校的考核是第19名。他自己后来跟我们讲的。在广州，国民党军队被解放军打败了，他们就后撤到海南。到了海南溃败更快，又准备去台湾了。他跟我说，他本来已经上了军舰，然后又被赶下来，说上级要让还没有毕业的军校生撤到台湾去。这样他就没有走，然后就被俘虏了，在海南接受改编。但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问他的打算，他说想回原籍。解放军还发给他两块银元，他就是靠这两块银元一路回来深圳。他回来家里也没什么事做。他的身体也不是很好，他年轻时身体一直就不是太好。她的妹妹当时在香港教音乐，每个月给他5块钱零用钱。（这个妹妹后来生活在法国，是一位著名华人高音歌唱家。）北大荒。网络图片。这种太平日子很短，“三反”“五反”，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他突然被打成反革命罪，判刑的时间是8年，送到北大荒服刑。但没有服刑那么久，几年后释放了。本来可以回原籍，但他主动选择留在农场工作，可能担心回到老家被歧视。他工作的地方在黑龙江七星泡，农场原先是犯人劳改的农场，后来把犯人都拉走了，调工人去建国有农场，是开工资的。他到农场也不会做农业，就留下来当兽医。他这个家族净出读书人。后来我才知道，他父亲有兄弟姐妹八九个，大伯曾经跟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后来也是国民党元老，很知名的学者；还有一个哥哥从清华毕业去法国留学，与周恩来是同一批；他父亲也是军人，曾经就读云南讲武堂，和叶剑英相识，曾官至旅长；他的小叔曾经留学德国、美国攻读博士和博士后。总之一家就是特别会读书。老陈不大懂农活，当医生还算可以。但是给马给牛看病也好辛苦，比如说，马得了结石，他得脱了衣服给掏。一般没有经历的人不会了解这些。结婚之初还好，我们的生活很平静，这段时间我们的两个孩子都出生了。到1968年倒霉了，到处抓特务，又把他抓走了。那时候他妈妈从深圳寄来张照片，人家说这个照片肯定藏着特务密码；又搜查到他写日记，人家说他写的变天账，把他的日记给收走了。那时候我们两个孩子，大的三岁，小的才几个月大。深圳某村历史照片，口述者丈夫的老家。后来没有查出他有什么问题，他也找到了一些对付的办法。审讯的时候他们要打他嘛，他说自己就胡编一些事情认罪。比如审讯的人问他有没有电台，他就说有；问他电台放到哪里了，他就说有人拿了扔到水泡（水塘）了。单位就派人去捞，这些人捞不着，到晚上又找，找不到肯定还是打，打得眼睛后来睁不开，但是他就忍呗。他反正忍着，至少要活下去。他说过读军校的时候，教官写个忍字，让他们记住。有些事情我一直印象深刻。那时他被抓走了，孩子当时三四岁，没看到他爸被抓走。晚上就不肯睡觉，要等爸爸回来睡觉。有几天孩子发烧40多度，嘴都歪了。医生说，这是反革命家属，别给他用好药。后来孩子自愈了，渐渐也遗忘了爸爸没回家的事情。我那时不知道老陈是否还活着，所以也不和孩子讲他爸爸。最坏的是那些审讯批斗的人，看到孩子在家就故意逗，说我抱你去找你爸去。小孩都忘了，他们还故意这样使坏。那时我真的想不明白，人怎么就这么苦。1972年以后，我们的状况有些改变，那年我们第一次来深圳这边老家探亲。当时来深圳还要边防证，否则到平湖就不让你进来。办到边防证，老陈就回家看他妈妈。从那以后，年年回来一次。总之，七十年代才又和这边家人联系见面。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深圳。网络图片。我们是1985年从东北迁回深圳来的。是基于一个什么想法呢？你知道当时农场包产到户，一个人五垧地，我们三个孩子小，我也不会种田，他也不会种田，我们就着急了。机会来了，老陈有个叔叔在广州担任副市长。这个叔叔年轻时在德国和美国读过博士和博士后，六七十年代也受到冲击，八十年代又出来工作当副市长。叔叔就想了办法让他赶紧办回来。1985年我们回来时，他其实没到退休年龄，才53岁。但是他身体一直不太好，就办了病退，回到深圳以后他就没再工作。晚年回来是他过得比较舒服的一段时间。他在之前也被平反了，工资很低，没有钱，好在妹妹那时已经去了法国，她的音乐事业也不错，每个与都固定寄钱救济他。我们在东北时她每月寄100法郎，每月寄的法郎都换成人民币，也就20多块钱。到八十年代法郎值钱了，好像100法郎换64块人民币。他没有钱修祖屋，也是妹妹拿几万块钱帮助修的，就是现在我们家出租的那幢楼。没事他平时下象棋。他很聪明的，还参加了区里的比赛。他也想过写点自己的故事，想把自己的一生写下来。我阻止他写，我是害怕了。他是1999年去世的。我们一共养了三个孩子，大儿子在八十年代去法国读书，然后就留在法国了。还有一儿一女，和我一起生活在深圳。后记：很巧，笔者的采访记录里，有一位刘爷爷是张阿姨丈夫儿时伙伴，刘爷爷现在定居英国，他刚好提到张阿姨丈夫被劳改的经过，分享在最后供大家参考：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我们村里有很多新的变化。有教会，有新学校，有新教科书，有人把现代科学产品带进来，总之人的眼界、观念都很受冲击。村里也是人才辈出。不光是我们家，我姑父家，好几家都有人起来了。当时村里有人去考空军，当了飞行员；也出来比较有名望有文化的人。我们这里陈是大姓，有一个陈家人从广西讲武学堂出身，后来当了团长，也蛮威风。他回家扫墓，放鞭炮时他不是点火柴，他开枪把炮仗放起来，一时成为乡下人谈资。抗战胜利以后，因为不是蒋介石嫡系，被排挤出来，回到乡里做乡长。他想不通，有点神经，所以大家都叫他傻瓜乡长。抗战胜利以后，我决定跟随共产党，从学校偷跑出来参加了粤赣湘边纵的游击军队。这个陈乡长的儿子，跟我年纪差不多，他和隔壁一个姓林的邻居就决定跟随国民党，在广州参加青年训练班。1949年，国民党从广州撤退，他们就跟着到海南岛。海南岛一解放，姓林的到台湾去了，陈乡长的儿子就给解放军抓了。当时他也好像是准尉，国民党的小军官。当时定他是反动军官，没有抓他坐牢，但是受管制。他觉得抬不起头。他的乡长父亲1951年去世，有一年去扫墓，伤感之下写了几句话，开头我还记得，“清明时节雨纷纷，睹物伤心拜父坟”，后面几句我就忘记了。因为那几句话，说他思想很反动，心里面不平，于是一抓一判5年徒刑还是8年，送到黑龙江去劳改去了。更多阅读：人生讲述·01

011970年代初深港远眺。南兆旭藏1972年，对中国感到好奇的美国年轻人不少，但没有多少人能像25岁的威廉·约瑟夫这样，幸运进入中国。威廉·约瑟夫1947年生于芝加哥，1966年9月进入康奈尔大学，开始学习中文并试图了解中国。他加入了“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CCAS）。1972年，威廉·约瑟夫进入斯坦福大学东亚学院学习。3月10日，也就是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到访北京仅仅20天，CCAS访问团就获批进入红色中国内地。威廉·约瑟夫40年后重访中国。资料图访华团由香港进入，他们看到的第一眼就是：深圳。后来成为知名经济学家的威廉·约瑟夫，当时更像一名专业摄影师。他拍摄的第一张片就是罗湖边防检查站，边防检查战士正在给出入的旅客检查登记。那时候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深圳特区没有成立，罗湖也不是深圳的中心城区之一。威廉·约瑟夫拍摄的罗湖口岸威廉·约瑟夫拍摄的深圳农村尽管只是短暂路过，威廉·约瑟夫仍然找寻机会拍摄到火车经过深圳罗湖沿途的景像：白墙青瓦的村落，广府的客家的民居，有着高达十几米的炮楼；深圳河谷平原上的成片稻田，春耕时节农民集中在练成片的土地上耕作，也可以看出此时仍是集体经济的印记；暂时歇息的耕牛在深圳河河岸吃草，它完全不知道自己所踩的地方正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界线……威廉·约瑟夫拍摄威廉·约瑟夫拍摄毫无疑问，深圳当时还是一个边陲农业县，目力所及确实多是农田。资料显示，当时深圳城镇人口只有3万人，如果将海关、边防等机构派驻深圳的人员不算入内，深圳的干部工人数量更是少得可怜。一位老深圳说起1970年代，“城区国营工厂大一点也就是国营食品厂、农机一厂、农机二厂和无线电厂，其他的只能算小作坊了。”02威廉·约瑟夫的中国行，如果不算是中国愿意打开国门的信号，那也一定算是很早的一次尝试。约瑟夫匆匆“一瞥”的深圳，一派边境农村的田园风光，似乎很容易让人感受到这里的生活十分恬静。事实上，这片看似宁静的土地上暗流涌动。1978

根据维基百科的记载，沙头角支线唯一尚存的建筑物是洪岭站，今天沿着沙头角公路前行，在接近坪輋路的孔岭可以找到它。沿沙头角公路不时会见到一些铁轨，最长的一段现存新界塘肚村的农田和民居间。

通关之后，我们知道很多香港人喜欢来深圳消费；而几年没有去香港游玩的深圳人也心痒痒想重拾过去自由行的时光。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老照片，带我们来到1950~1960年代的元朗。Andrew

外国人初来这里，“朋友圈”为何都是疍民？突发！几代香港人的记忆！珍宝海鲜舫在西沙群岛意外沉没！人生讲述03

黄伟文，李凌云，《深圳房价不断飙新高，为何这么多围屋却在闲置？|调研总报告》本文由深圳微时光原创发布推荐阅读：中国现存最大客家围屋群|

【编者按】最近看到有深圳坪山的龙田世居修缮完成并开展文化活动的报道，想起深圳学者对坪山坑梓围屋的关注和呼吁，已经是6年前的事了！深圳客家围屋群，规模之大，特色之鲜明，在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建筑现象。深圳现存300多座客家围屋，在体量上拥有中国规模最大的客家围屋群，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13000多平米也是一种建筑奇观。专家认为，如果保存、修缮和合理利用好，完全可以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我们近期会推出关于深圳客家围屋的一些文章，敬请期待。2017年拍摄的龙田世居。©蒋荣耀

【编者按】最近看到有深圳坪山的龙田世居修缮完成并开展文化活动的报道，想起深圳学者对坪山坑梓围屋的关注和呼吁，已经是6年前的事了！深圳娥客家围屋群，规模之大，特色之鲜明，在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建筑现象。在体量上，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客家围屋群，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13000多平米也是一种建筑奇观。专家认为，如果保存、修缮和合理利用好，完全可以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我们近期会推出关于深圳客家围屋的一些文章，敬请期待。【编者按】最近看到有深圳坪山的龙田世居修缮完成并开展文化活动的报道，想起深圳学者对坪山坑梓围屋的关注和呼吁，已经是6年前的事了！深圳的客家围屋群，规模之大，特色之鲜明，在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建筑现象。深圳现存300多座客家围屋，在体量上拥有中国规模最大的客家围屋群，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13000多平米也是一种建筑奇观。专家认为，如果保存、修缮和合理利用好，完全可以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我们近期会推出关于深圳客家围屋的一些文章，敬请期待。修缮前的龙田世居航拍图，2017年。30平方公里、16座大型客家围屋、62处文物单位……所有这些都属于一个地方：坑梓。16座大型客家围屋，占地面积最大的超过8000多平米，它们的主人全部姓黄；黄氏自惠东移民到坪山立基，从一世祖到现在的发展脉络，全部可以在几百年间建成的这些围屋找到，如此完整的宗族发展样本被文化人类学者惊叹。这个“围屋群”大多数围屋保存较完整，格局大气、用料上乘、装饰精美令人叹为观止；但是因为年代久远出现局部失修、破败甚至倒坍，有部分围屋在修复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令深圳的规划建筑专家和文史学者忧心忡忡。2017年，一个名为“深圳客家围屋和古村落”微信群，聚集了深圳市政协委员、文化学者、考古专家、文物专家、民俗专家、规划专家、建筑师，媒体人，也有这些本地围屋的掌门人、艺术家、学生和普通市民。他们发起了一次“去串围屋门”的活动，一群最懂客家围屋的专家带领一群热心市民去探秘这些“深圳宝贝”。这篇文章主要是对当时探坑梓客家围的一个纪录。01“阿婆叫沥”串起的“围堡项链”深圳坪山的坑梓属丘陵台地，西边的“阿婆叫沥”与东部的“大沥”从南至北流入淡水河。“阿婆叫沥”被认为是坑梓的母亲河，数公里长的河道沿岸，串起了几十座大型围屋式客家民居。这就是本次走访的目的地。第一站是龙田世居。龙田世居三面环水，水面上有一座小桥，通往对岸迎客亭。深圳大学教授张卫东介绍说，龙田世居占地近5000平米，是深圳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客家围屋民居之一，已经被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围屋的牌坊形制高大，上刻亭台楼阁，颇为奢华。角楼和龙厅高达四层，两侧墙上建有镬耳形风火山墙，整个建筑显得高大雄伟。龙田算是当年的“豪宅”，不仅建筑用料讲究，居住、防卫、教育、祭祀等功能也非常齐备。二百多年过去，围屋四周的花园仍然曲径通幽，别有洞天，令人陶醉。接下来走访的数个围屋相聚并不太远，各有特色。比如位于坑梓秀新社区的新乔世居，是坑梓黄氏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建成，为三堂、四横、一倒座、一围龙、四碉楼、一望楼建筑构成，占地8000余平方米。堂横屋前有天街与前围相隔，正门楼内建有牌坊，门前有禾坪，左右转斗门、照墙和半月形池塘。祖祠在中轴线的上堂，挂有“文魁”、“恩贡”等牌匾，表明文风之盛。考古鉴定专家彭全民曾经在此地进行调研，甚为惊叹其价值，他对于坑梓黄在此落地生根、开枝散叶的故事如数家珍。△航拍青乔世居，可以看见后院第三进的不少房屋已经损毁坍塌。黄氏祖先于康熙30年迁到坑梓，数代人努力经营，最终垦荒有成，依靠规模化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完成家族日益雄厚的经济基础。黄氏族人发达后，不断在坑梓建造客家围屋。当地黄氏后人表示，在建造新乔世居时，由于起支撑作用的大木桩无法人工搬运，他们在上游把木桩砍伐好，然后把木桩投到河中，借助水流把木桩送到工地，阿婆叫沥沿岸不少围屋也按同样的办法建造。△长隆世居，损毁明显。02坑梓黄：年深客地成吾地龙田世居、新乔世居、长隆世居、回龙世居、青排世居、荣田世居……应该是第一次迎来这么一个既“高规格”又多元的访问团。政协委员黄伟文、张岩也对深圳传统建筑和历史文化非常关注；张卫东和刘丽川伉俪是深圳大学教授，他们奠定了深圳客家研究的基础，其研究包括了坑梓的客家历史文化；曾奔走呼号留下笋岗围屋功不可没的考古鉴定专家彭全民，也对坑梓客家围屋情有独钟；同为本土客家人，民俗学专家廖虹雷和客家文化学者叶凌则一直在为保护坑梓的客家文化和客家建筑奔走呼号……难怪新乔世居掌门人黄俊豪说老围屋今日“蓬荜生辉”。坑梓一地黄姓占本地人口80%以上，黄姓发展是当地一个典型例证。虽然行程安排紧凑，大家还是从专家们的讲述中复原了这个家族的传奇历史。黄氏始祖朝轩公在清初“迁海复界”后由惠东迁来龙岗，在坪山建“黄氏宗祠”。其子居中公于康熙三十年（1691），携三子迁居坑梓，先在老坑建“黄氏宗祠”，并逐步发展，先后在坑梓镇建立了数十座大型围屋，成为当地望族。坑梓黄氏的民居沿着河分布，上游是老坑“黄氏宗祠”，顺水而下有黄氏历代后人修建的“龙湾世居”（1781年）、“龙围世居”（1800年）、“秀山楼”（1830年）、“龙田世居”（1830年）、“龙敦世居”（约1850年）、松子坑大围（约1860年）、“盘龙世居”（1860年）、“吉龙世居”（1888年）和井水龙大围等十六七座大型围堡式民居。2017年拍摄的龙田世居。©蒋荣耀

0119世纪末：最初印象深圳墟以东的深圳河谷。接近深圳墟，道路是石板的，这一段应该是过去的官道。深圳墟远眺。勘界时深圳墟会议场地，可能是今天大家看到的思月书院。0220世纪20-30年代：兴盛与危机以上为广九线全线开通后的深圳车站。时间可能是1915年。深圳旧时光

【编者按】上面两张照片你知道是哪里吗？上面是深圳，下面是摩纳哥的蒙特卡洛。乍一看，它们的风格还颇有一些相同。蒙特卡洛是世界三大著名赌城之一，其他两座城市是澳门和阿斯维加斯。1930年代，深圳因为毗邻香港的特殊位置，和粤省政要的利益关系，一度赌业发达，被称为“东方蒙特卡洛”。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甚至有数以亿计的投资准备砸到深圳发展赌业。但最终深圳并未按照资本期待的方向发展。这一切有着什么必然和偶然的因素？我们今天读完深圳博物馆李飞博士对1930年代深圳赌场变迁的梳理，一定有许多感慨。位于欧洲南部、地中海之滨的小城蒙特卡洛（Monte

你见过这些照片吗？这是深圳，1979年非常普通的一天。这一天，深圳天气晴朗，太阳并不晒人，大多数人都穿两件衣服，早上出门时准备的草帽到了正午也没有用上。1979年3月初，宝安县已经改名为深圳市，但是城里的路上汽车罕见。自行车在这个边防小城仍是最普遍使用的交通工具。只有老深圳记得，有1、2、3路公共汽车连接火车站和几个重要地方。那一年，深圳城镇只有三万多人，这还包括海关、边防等上级机构派驻人员。一位老深圳回忆起当年的境况：“城区比较大的国营工厂只有国营食品厂、农机一厂、农机二厂和无线电厂，还有一家是集体单位的农机三厂，其他的只能算小作坊了。”很少人能预知，这是巨变的前夜，也没人想到过要记录下来这一天安静普通的日常生活。我们今天能看到这组照片，要感谢一个名叫benicektoo的美国人。他当年还是个少年，和爷爷奶奶跟随香港一个旅行团来到了深圳。1979年11月，他们在香港旅行的时候，被港中旅的一则广告吸引过来了。这家具有中资背景的旅行社，组织了“深圳一日游”活动，只需要港币175元。这对于渴望一睹神秘社会主义中国真实面目的老外颇具吸引力。他在照片拍摄近四十年后将其上传到Flickr上，并写了这样的感慨：“我以为我穿越了！我看到的好像是历史故事里的场景！”关于这趟旅行的记忆虽然有些模糊，但回看旧照，除了感觉像走进历史故事场景，benicektoo还记得从水库工地回来的工人，以及街头简陋的厕所。我试图联系他，并成功获得了回应。他说虽然这是40年前的一次模糊的旅行，他仍然为这些照片在Flickr上引起中国人尤其深圳人的关注表示高兴。他也知道深圳后来的巨变，补充道：“如果方便你能分享一些今天深圳的面貌的照片，我很愿意看到！”为了回应benicektoo的要求，我将他拍摄这些老照片分享给一些老深圳人，请他们辨认这些照片拍摄地是今天什么地方。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从benicektoo拍摄的照片中选取了部分，时隔40年后，在同样的地点或附近进行了重拍。1上面两组照片拍摄地是今天深南路老街地铁站C出口附近，今天柠檬街一带。当时，这里有一个南塘市场，是老宝安县城重要的集市。2这是今天建设路与深南路交汇的西北角（有不同说法，有认为是东南角？可能因为今日找不到有关的坐标，也请老深圳提供信息），在建设路上。1979年这里是一家邮票公司（上）。3位于建设路与解放路交汇处，左边桥上是广深铁路。1979年这里是二轻局。4这是工人文化宫南面的广场，东面是深圳戏院。1979年时这里也是工人文化宫，许多人把自行车当交通工具在这招揽生意。5这是老街广场，南面（下图往右方向）是思月书院。1979年这里是一个公厕，只用粉笔简陋地标注上“GENS

深圳旧时光②这张老照片是深圳哪里？我问了一百多个人终于确定了（文末福利）为什么深圳，吃饺子付人民币，喝啤酒要付港币？（文末福利）老相片|

这是一段反映深圳的纪录片，选自《八千里路云和月》。这部开拍于1987年的纪录片，是台湾著名艺人和主持人凌峰的作品。1983年，凌峰已罹患癌症的父亲辗转回山东探亲。达成心愿后，老人当年在台去世。凌峰决心要到大陆去拍电视片，用台湾人的视角纪录大陆，纾解乡愁。1987年，两岸文化交流终于呈现单向交流状态，台湾民众可以来大陆，大陆民众却因台湾当局阻挠而不能去台湾。当时已是台湾电视圈红人的凌峰决意发挥电视传播的优势，连结海峡两岸民众的骨肉之情，拍摄一部记录大陆风土人情的片子。1987年，凌峰悄悄赶赴日本，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接洽到大陆拍摄《八千里路云和月》事宜。岂料，消息被新加坡的报纸走漏，凌峰从日本一回到台湾就被软禁，被勒令不准上电视、不准表演，“过了一段苦日子”。数月后，迫于海外媒体对此事报道的舆论压力，台湾当局不得已才允许凌峰出岛。1987年11月11日，凌峰终以探亲名义踏上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拍《八千里路云和月》电视系列片，并亲自担任主持，成为第一位到大陆拍片的台湾艺人，也撞开了两岸近40年的封冻。凌峰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将镜头对准大陆的山川雄姿、风土人情。凌峰每年花一半时间在大陆奔波拍摄，北至黑龙江，西至新疆伊犁，南至云南边境，无论是北京、广州、南京、苏州、桂林、成都、哈尔滨等城市还是内蒙古大草原，乃至福建的“寡妇村”等偏远的小乡村，都留下了他跋涉的脚步。当然，他也注意到建设未久的经济特区深圳，所以我们今天才能看到这一段珍贵的视频。1989年6月2日，片长1小时的《八千里路云和月》终于在台湾播出，立即在全岛引起轰动，片子陆续在台播出了近6年。这部片子陆续拍摄了300多集，部分影片同时也在日本、新加坡等地播出，同样引起社会轰动。更多阅读：周日走读①

由麦兆辉和庄文强打造的港产人气大片《窃听风云》第三集，以在香港引起广泛争议的新界土地开发利益为题材，片中的元朗主要场景，正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慎德居。慎德居座落于元朗十八乡祟正新村。崇正新村是一条以梅县、宝安、惠州归侨及1949年前后国民党军政教人员组成的杂姓客家村，村内共有5栋建于三十年代，现被列为历史建筑的大宅，包括锦安庐、慎德居、林屋、兰钦楼和旧差馆，当中以印度尼西亚华侨梁干臣建造的慎德居规模最大，2009年被政府评为香港一级历史建筑。元朗慎德居的建屋屋主梁干臣祖藉广东梅州，年少时适逢南洋一带淘金热盛，便同村中几位兄弟南渡寻梦。人离乡贱，当年不少淘金地视华工为“猪仔”，将本地人不愿担当的苦工都推给了离乡别井的人。据梁公孙儿梁广德先生所述，当年祖父在印度尼西亚“做苦力，担木担石乜都要做，夜晚瞓柴房，一只咸蛋就两餐。”梁公靠着苦工赚来第一桶金，经营起杂货店，慢慢储起财富，年到五十，终于白手兴家，成为印度尼西亚一位显赫的华侨。1930年代初，梁公本计划回乡买地建屋，却因家乡梅州正值战乱，途经香港时，知道可买卖元朗土地，便决定跟兄弟梁荣芳、梁建文、梁建桓在当年红枣田一带落户。慎德居位于崇正新村，但是，这村建立是后来的事。当年新村未成，土地属水蕉老围村的红枣田范围。除梁氏外，还有为数不少回流的华侨选择在红枣田一带建屋，著名的德安居、兰钦楼、旧差馆等，都分别建于相近年份，到今天仍在村子之中。如此，虽姓氏不同，但村中华侨多是客家人，也同样曾外闯拼搏，滞留香港的原因大概相近，于是同声同气，慢慢形成一条有规模的村庄。1950年前后，政治纷乱，来港的人更多，村中华侨明白离乡之苦，自然愿意接待故里亲友，于是新村炊烟鼎盛，于1957年正式以“崇正”之名建村，自此十八乡有了一条新的客家村落。崇正二字，取自当年香港重要的客家社团崇正总会。慎德居于1936年建成，其时元朗平原几乎没有高楼，据梁广德先生忆述，因大屋坐南朝北，从前站于二楼露台，一望无际，可远眺后海湾风景。然而，当年祖父再上高楼，却始终望不到梅州。异地为家，不免思乡，梁公几兄弟只好在红枣田建一座客家大宅。这大宅虽没有客家围龙屋典型的半月形围屋，但主楼的布局、筑法、建材、风水塘等等，都参考自梅州客家大屋，就连建屋工匠以及题写匾额、对联的书法师傅，也特意从梅县请来。而梁公漂泊南洋的经历，也反映在大屋门廊、露台、左右横屋、内部天井的西式柱廊上，让慎德居成为揉合中西方建筑风格的气派大宅。值得一提的是，网上形容慎德居为“墨西哥风格大宅”，为此询问梁广德先生，他表示祖父辈只到过南洋打工，从没远渡美洲。翻查多项资料后，发现所谓墨西哥风格很可能是误传，而误传的源起应该是梅州的英文译名

【写在前面】葫芦君一直想做一组深港两地传统建筑的文章，没有找到什么由头和以什么节奏来推，所以一拖再拖。长假期间重温了一遍《岁月神偷》，就决定从香港中环的永利街开始了。本系列计划每周日推出，期待完成100期左右。不知能够实现，先立个flag。2022年的香港，有一批重要的文化人离世。这个长假期间，传来知名专栏作家李怡在台湾离世的消息，更早的消息是科幻作者倪匡和电影导演罗启锐。《岁月神偷》是罗启锐的经典代表作之一，这个作品的场景让很多人想起了自己的成长经历。这部神催泪的电影，还改写了永利街重建的结局。我们的周日走读香港第一期，就从永利街开始。永利街（Wing

乡村舞蹈表演。最近，一部农村题材电影《隐入尘烟》刚刚上映就突破亿元票房，也引发广泛争议。到底这是“致敬朴素的乡村生活”（人民日报），“感悟乡村力量”（农民日报）；还是“抹黑农村”（观察者网）、“丑化农民”（网易号评论）？回到过去认识中国乡村，我觉得也许是一个不错的角度。我们今天选发的是50年前的中国农村一组影像，拍摄者为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在1971年和1972年两次中国之行。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在麻省剑桥成立的，它以关注亚洲问题研究为名，但当时关心的重点还是中国问题和越南问题。这些美国学者在两次中国之行中拍摄了当时中国农村的大量影像。照片当然是一种语言和态度，但是镜头也记录了真实。我们或许不知道，刚刚1970年代时，中国人口总量突破8亿人,达到82992万人。1970年,我国农村人口为6856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82.62%。“1970年,人均粮食年消费量只有187.22公斤,人均植物油、猪肉、鲜蛋、水产品年消费量分别只有187.22公斤、6.02公斤、1.32公斤、2.94公斤，人均布匹年消费量只有0.04米，完全不能缝制成做一件衣服。”或许正是因为农民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在1970年代底开启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改革开放，也是从农村起步的。这种当时被称为“包产到户的”改革是比较单薄的，经过此前近20年的运动，农村的基础已经坍塌，重建不可能由简单的“包产到户”来完成。半个世纪前的这一组影像，极少数人应该还有一些印象。但是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陌生和不可思议的。收工，1971年。

《隐入尘烟》剧照。李津逵｜《隐入尘烟》很真实很多人从《隐入尘烟》中看到苦难，我则从中看到了真实。01农民生活实现了温饱影片真实表现了农民生活比起40年前的巨大改善。首先说吃饭，白面成为农民的主食，而且吃饱了。影片从头到尾老四和贵英都是吃白面，或是馒头或是面条。甚至嫂子对他说：“有这么多饭为什么还要吃馍”？要知道白面在三十年前北京市区还是“细粮”，居民不能光吃大米白面，还要吃玉米面。在北京郊区，玉米、小米、高梁这些“粗粮”才是农民的主食，农民一年中有八个月要吃白薯，甚至主要吃白薯。老四吃白面而且可以吃饱，这在三十年前都不可想象；其次是穿衣，老四穿的衣服没有打补丁的，他的毛衣、毛背心、棉大衣也一应俱全。无论这些衣服是通过捐赠还是其他途径得到的，但毕竟是穿暖了。老四和贵英实践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同时也证明了，温饱不等于电视、手机、互联网，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在变化中。《隐入尘烟》剧照。

1986年的11月28日。本来这一天稀松平常，对多数人来说这天没什么特殊的。但对于中国的健美人，特别是老一辈的女子健美选手来说，这天是开创世纪的大日子。那一年，第四届力士杯全国健美邀请赛在深圳举行。这是中国健美界按照国际规则，在女子健美比赛中第一次要求女运动员穿上比基尼亮相，开中国女子健美先河。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思想观念还很保守的时代，这样的比赛是爆炸性的大事件。参加1986年第四届力士杯健美邀请赛共有24个省市48支队伍，男运动员171名，女运动员57名，其中轻量级（体重52公斤以下）参赛35人，中量级（体重52公斤级以上，未设重量级）20人，她们都是那个时代勇敢迈出第一步的女汉子。为什么健美比赛要求女选手穿比基尼呢？这有个过程。上世纪中期比基尼就已经问世，但国外的选美比赛中，女选手着装一直都是穿连体的游泳衣。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受性别解放的思潮影响，国际健美界的趋势是突出女性的肌肉块和线条，有一定的男性化审美观，导致现代女子健美运动侧重肌肉型发展。1977年美国举行第一次世界女子健美比赛，第一次要求她们穿比基尼，露出肩背和腹部肌肉，以便裁判从肌肉发达程度、线条、体格等项目为选手评分。从11月28日到30日，从初赛到决赛，一共比了七场。门票被黄牛炒上天。当时门票分三等，分别是10元、15元和20元。后来在体育馆外面10元的被炒到了200元。比赛那几天，光望远镜就卖了1000多个，很多店里的望远镜卖光了。田卫平（北京队）在深圳全国赛中与陶继红搭档获得女子双人冠军，并获女子中量级亚军。她身材高大，体型优美，肌肉丰厚，线条清晰。在当时被一致看好，未来不可限量。钱跃莲（深圳队）东道主的选手，或许籍贯为上海吧，站长再核实。她和冷高仑是当时中国健坛的模范夫妻，在第四届“力士杯”上夺得男女混合双人冠军，女子中量级冠军，成为健坛佳话。国内各参赛队女双选手孙恒（黑龙江队）在86年全国赛获得轻量级亚军，当年22岁，哈尔滨轴承厂青年工人。她和同厂工人宋国儒一起参赛，除了个人赛还与工友一起搭档混双。可惜当年的陈静实在实力太强，颇有实力的孙恒指的无奈地屈居个人轻量级，又在混双比赛中惜败于钱跃莲与冷高伦的夫妻组合，获得两个亚军，令人遗憾。陈静（四川队）当年27岁，原是四川省的专业杂技演员，练习健美操后逐渐爱上健美运动。她身材匀称，肌肉线条分明，凭借杂技功底又有很好的表演技巧。在86年深圳赛中获得轻量级和全场两项冠军。许勤华（上海队）一位与张萍老师齐名的著名女子选手，现在上海体院任教。1986年到现在，许勤华已获得过七八次的全国健美冠军，还在在亚洲比赛中获得过第一名。混双赛事更多阅读：深圳带花园泳池的独栋别墅，曾经只卖二十万！你还记得吗，那些曾活跃在深圳街头巷尾的能工巧匠中央机关领导来深圳，把迎宾馆三层楼都住满了！|

【编者按】老照片的魅力其实就是时间的魅力，无法回去的岁月。最让人不能释怀的老照片则是，你在照片里遇到了年轻的自己，或者朋友，或者老家，轻轻抚着发黄的黑白片，明白了时间的不可逆，只能偷偷叹一口气。小编在Flickr

百年前乱世中的一场婚礼，嫁妆仍然丰厚，新娘仍然凤冠霞帔……欢迎点击“订阅”和“在看”

外国人从深圳罗湖口岸撤离中国的珍贵视频↑↑↑1949年底开始，罗湖桥上过境的人突然就多了狠多。建于清朝末年的这座铁桥，是当年连接内地与香港的唯一通道。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教师和传教士，开始离开中国，这是罗湖桥变得繁忙的原因。其中，在中国的1.2万传教士，在1953年之前全部撤离。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记录了包括传教士从罗湖桥撤离中国的画面。拍摄者未知。相关视频：还有人记得1982年的深圳吗？珍贵影像第一次看到！1984年珍贵视频，深圳最早的游乐园被中央点赞了1990年代的深圳珍贵视频，还是高清的哟点关注，不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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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那时深圳经济特区初建为了让来特区的游客和特区建设者有一个可以游玩的地方深圳修建了一个游乐场这是深圳第一个游乐场只有19个项目最刺激的可能就是疯狂过山车今天的年轻人喜欢剧本杀和密室逃脱可能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在珠江口的深圳湾游乐场……相关视频还有人记得1982年的深圳吗？珍贵影像第一次看到！点关注，不迷路！

在漫长的社会发展中，深圳七十二行的能工巧匠活跃在山村、渔港和城乡，建造出大量具有岭南独特风格的民居（围屋）、宗祠和庙宇，生产出人们吃、穿、戴、用、行的日常生活用品以及有一定价值的艺术品。工匠们的手艺、技艺和工艺，虽然未必能比肩今天精密的科学技术，但是前人的知识、经验和智慧，绝对不会比今天逊色。01盖起无数遮风挡雨民居的泥匠泥匠，土称泥水佬。一把泥刀，游走乡村，筑地基、砌砖墙、上梁瓦、垒新灶，盖起了深圳1000多个岭南特色自然村、近30万间房屋。明末清初，深圳乡间的许多泥匠，在建房的同时，还为民居、祠堂和私塾的屋脊、山墙、门额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灰塑。灰塑，是用稻草或玉扣纸经过反复锤炼，加石灰、糯米饭、红糖、桐油做成草根灰和纸筋灰，再塑出各种祥禽、瑞兽及花草图案的装饰。比较有名气的是于明正统年间开基建立新洲村（今属福田区）的简南溪后裔简月桂，擅长建筑和雕塑，他带着一批工匠专为沙头周边村落砌房，用砖雕、镶瓷与“草根灰”塑制“近山识鸟音，近水知鱼声”等山水、人物图像，名扬十里八乡。龙岗墟亦有做客家屋（含围屋）的曾茂、刘金发及王添发等泥匠，他们的“泥水”功夫做到惠阳一带，颇有名气。深圳史上还有几位出生于沙井的陈才光、陈梅生、陈其芬，是国际上有名的建筑师。建筑名匠陈才茂，清咸丰年(1861)

“1949年10月19日下午4时25分，由粤赣湘边纵队宝深军管会主任刘汝琛率领接管人员百余人从布吉开进深圳。7时30分，深圳各界人士在民乐戏院举行盛大欢迎会。刘汝深在会上庄严宣布：深圳镇正式解放。”这是1949年10月20日香港《正报》对深圳解放的报道。在网络上，我们能搜到一些关于深圳解放的照片，其中一张最为人熟知（下图）：拥挤的人群欢迎乘坐火车慢车进入深圳的战士，背景是刻有“深圳墟”的标志牌。这也是目前有“深圳墟”标识的极少的照片之一。看到这些珍贵照片，你知道它们是谁拍摄的？又是谁保留下来的？记者今天就带你认识这幕后的英雄。在深圳解放70周年纪念日前夕，记者采访了拍摄和保留这组深圳解放珍贵照片的功臣、年过九旬的汤洪泰先生。11949年10月15日，解放军攻克惠州。考虑到深圳是通往香港和国外的重要通道，为避免与港英当局发生冲突，中共军队高层命令部队开到宝安布吉为止。在表面的平静背后，中共地下工作者开始悄悄做起劝说国民党军警投诚的工作；而感到大势已去的国民党部队，也纷纷南逃伶仃岛、万山群岛、海南岛和台湾等地。1949年10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一支队三团部队开赴西乡，在地下党员梁仓的协助下，接受了国民党县警察第二大队李振昌等230余人的投诚。西乡镇宣布解放。10月16日，宝安县城所在的南头宣告解放。10月19日下午3时许，刘汝深率100多人，由解放军军装换上“警察”服装，佩戴“人民警察”徽章，和60多位佩戴“政工队”袖章的干部，先行一步，从布吉乘坐货运火车直落深圳，接管深圳镇和九龙海关。汤洪泰当年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他拿出珍藏70年的日记给记者，10月19日那天的日记记录了一个大秘密：今天候到十点多才得到一个消息，说我们艺宣队和工作队开入深圳，我们这一下喜得跳起来。听一位武工同志说，叶剑英将军昨晚又电话打来，说一切武装军队不能开入平湖以南的地区，而且说是毛主席所指示的，是为了打碎国际在深圳的阴谋，免致给这阴谋惹起国际的纠纷，给我们正在消灭国内反动贼的革命胜利斗争中加上许多麻烦。2今年92岁的汤洪泰除听力有点下降，身体依旧硬朗，偶尔外出和老友去酒楼饮茶，不时还出席一些社会活动。汤洪泰的经历颇为传奇。1928年1月，汤洪泰出生在香港，童年时家境还不错。哥哥完成学业后在港岛的英军基地做翻译，给家庭经济帮助甚大，汤洪泰也得到上学的机会。不过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令哥哥失业，忧愤成疾而不幸离世。在日军占领香港期间，汤洪泰有几位亲人遇难，小小年纪的汤洪泰痛恨日本侵略者，内心深处也更具家国情怀。日军投降后，失学的汤洪泰获得机会去港岛的英军位于金钟码头大营地做侍应生。在那里，他了解到一位英国炮手詹姆斯被罚到营地做苦役，原因是作为英军炮兵，他拒绝向解放军阵地开炮。在基地还有一位英国机械维修师叫杨大卫，他同情詹姆斯，詹姆斯向杨大卫讲述了长江炮击事件经过：不是解放军先攻英舰，而是英舰率先炮击中共的阵地。这份15页的口述材料从杨大卫处经过汤洪泰，转给媒体刊登了出来。这样一来杨大卫无法继续在英军基地待下去了。于是汤洪泰找到熟悉的民盟中央委员梁若尘，梁经请示后同意汤洪泰帮助杨大卫从香港逃出，经过新界大埔到大鹏湾畔的沙鱼涌进入内地，最后转移到揭西的游击区。这是1949年7月。这一时期港督葛量洪担心香港“赤化力量”变强，在1949年制定系列限制条例，38个社会团体被定义为“非法”，其中就有汤洪泰参加的蚂蚁歌咏团。汤洪泰还收到自己被通缉的消息。在此情况下，汤洪泰和同在蚂蚁歌舞团的梁杏洁决定越过深圳河北上，偷渡到共产党的根据地。汤洪泰和女友都具有文艺才华，汤洪泰还一度由进步的民盟香港负责人介绍，参加过绘画培训班，得以结识丁聪等后来知名的画家、艺术家。虽然为逃避通缉而走得匆忙，喜爱艺术的汤洪泰还是从家里带走了一个135小相机。31949年10月6日，汤洪泰北上，后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被编到文艺宣传队。艺宣队是9月成立的，当时排练活动非常多，进入解放区演出宣传，是与当地群众取得联系获得信任的好办法。汤洪泰告诉记者，艺宣队在龙华时，他用相机拍了一两张排练的照片。“我原先没计划带相机回国参加革命。因为要偷渡越过边界封锁线，行李物品尽量简化。我逃避通缉第二次秘密回家时，顺手在书桌上拿了相机。这架照相机是个四方型盒子。菲林是一吋规格32张，也就能简单照相和拍风景，当时在香港也是属于大众化低档相机。拍出来的照片质量一般，稍为手震一点，照片便有点模糊了。现在看来，相机虽然质量不好，带回来确实起了料想不到的特殊作用。”10月19日，汤洪泰跟随文艺宣传和政工队伍，从布吉乘坐火车慢车进入深圳墟。1949年的广九铁路，布吉和深圳墟都设有站台。汤洪泰回忆说：“我只记得那场面非常激动非常热烈，我一会在队伍中行进，一会又离队前后跑动拍一些部队进军的场景。炮竹声此起彼伏，到处烟雾弥漫，我跑得满身大汗极度疲惫，但是也充满了激情，心里想着一定要把这些镜头抢拍下来。”汤洪泰拍了照片，可是怎么冲洗出来呢？10月20日是解放深圳的第二天，艺宣队为准备庆祝解放大会文艺演出，在当时宝深中学球场排练腰鼓舞，香港大光明影业公司在现场拍摄排演的电影镜头。汤洪泰突然发觉拍摄组中有两位熟人，“我看到顾而已和顾也鲁两位先生在拍电影。1948年香港文汇报举办鸡尾酒会，著名的漫画家米谷老师介绍我给顾而已和顾也鲁，他们两人都是著名演员兼电影制片人。”顾而已和顾也鲁刚开始看到有解放军战士认识他很诧异，经过汤洪泰说起往事就想起了，他们也很高兴在这特别时刻遇到汤洪泰。汤洪泰于是借这个机会请他们把相机的菲林带回香港冲洗。4接下来庆祝宝安县解放大会由艺宣队负责，大会广场的宣传画则由艺宣队已经小有名气的汤洪泰创作绘制（下图）。汤洪泰于是得到回香港购买颜料和绘画工具的机会。“我都没有想到，参队不到一个月，领导居然如此信任我。我购买绘画材料后，顺道回家探望了母亲和妹妹，特别抽出时间去大光明影业公司拜访顾而已先生。顾先生告诉汤洪泰，相机拍摄的大部分照片都比较模糊，只有十来张效果好一点。听到这个消息，汤洪泰非常失望。虽然以他当时有的那个低档小相机，情况不可能更好了。顾而已看到汤洪泰失望的情绪，知道他很想保留一些深圳解放的镜头，就建议说，他们用电影胶片拍摄了一些解放深圳的片段，可以用纪录片中选出一些汤洪泰在场或者拍摄过的场景。汤洪泰非常高兴，当即和电影公司的工作人员一起翻卷纪录片，选出十多张解放深圳的胶片底片。当年的艺宣队成员签名，健在的艺宣队成员坚持十年一聚的传统。这些电影胶片和汤洪泰用相机拍摄的照片，一共有20余张，汤洪泰一直悉心保护这批照片，即使在“文革”和历次运动遭遇批判时，他都没有放弃过这些底片，“这些照片我把它们当成我的专利品。”香港昆斋影业公司拍摄的深圳解放的纪录片拷贝，后来在香港的一次大火中被烧毁，成为深圳文史资料的一大损失。也因为这样，汤洪泰保留下的照片就显得更加珍贵了。汤洪泰已经从深圳文联专职副主席的岗位离休近三十年。由于他出身香港，在1949年后的历次运动中都受到冲击，自嘲为“老运动员”，但是他仍然保有乐观的精神。如今，他和老伴在福田的一个小区安度晚年。同样年过九旬的老伴，就是当年同他一道偷渡北上参加革命的女友。汤洪泰向作者展示深圳解放老照片。更多阅读：老相片

【按语】香港曾经寂寂无名，在大清王朝和今日深圳同属边塞之地的新安县。但是近代中国被列强强行撞入后，香港岛成为东西方文明碰撞与冲突的最前线。来来往往的西方面孔和东方面孔，如今俱成过眼烟云。如今，香港已回归25载，刊发这组对过去180年历史进行钩沉的文章，希望带给今天的我们一些沉思。1860年，香港海面集结的英国舰队和船只。外国船舶抵达香港水域时所遇到的第一个人，很大可能是带水人(领港员)，带水人多半是疍民，他们会登船带领船舶进港。船入港后就会被舢舨包围，舢舨上有工匠、洗衣妇和贩卖各种物品的商贩，吵闹地推销他们的服务和货物。大家不难想象这喧闹景象，艇贩大声吆喝和挥动手上商品水果、蔬菜、鸡、鸭、鹅、蛋、鱼和肉一各种船员会感兴趣的消费品他们可能已在海上生活了多个星期，靠吃腌制食物和硬饼干为生。无论船上的粮食供应安排得多么完善，刚入港的船都难以拒绝能令船员健康愉快的新鲜食物，而且购买新鲜食物，能节省下一趟航程所需的腌制猪牛肉。船员会很高兴能购买或用以物易物方式获得水果和其他美食。该船在港内喧嚣情景会一直持续，因为这艘船一天未走，船员就需要有人供应食物和替他们洗衣服。船快要再次启碇时，必须补充物资以供即将来临的航程之用，这种人声鼎沸的场面就会再升级：甲板会堆满鸡鸭等家禽的笼子，而猪和羊就塞满栏圈;还会存放用来煮食的水和木柴、咸牛肉和火腿，以及供欧籍船员享用的红酒、腌菜和果酱。提供货物和运输服务的多半是疍家人。大多数外国船(无论是军舰还是民用船)都自备双桨小艇，用来载人运货往来船和岸上，尽管如此，舢舨“和中式帆船还是不可或缺的。1860年代维多利亚海湾和中环外景。舢舨是穿梭于港内的水上出租车，等待船员和搭客召唤去接载他们和准备带回家留念的货品：中国古董、陶瓷茶具、木箱、画、丝围巾、小摆设。不要忘记，旅游业自开埠之初就是香港的主要收入来源，另外，船长和船员经常自行做买卖，买入他们可以免费托运的货物数量，再在其他港口卖出图利。45舢舨和帆船也参与运送货物上下船。实际的货物堆装很可能是由货船的船员负责，因为装载不同货物需要专门知识，几乎是一门艺术，但从一艘船运载和吊升货物到另一艘船的工作，则大多数由舢舨和帆船的船员进行。除了要运送的货物，这些驳船还运送船的储备物资——由新的索具船帆与桅杆、水桶和船锚等大型物件，到手柄和环圈、钩子和舱盖，以及各种门扣、门门等小型物品。必须带上足够的木材和油漆，以备在航行途中维修之用，要是船遇上风暴受重创，这些东西就至重要。有时候，船不是买入储备物资，反而会卖掉物资，这时候就需要驳船和搬运工来运走这些东西和船所不可或缺的许许多多事物。到了蒸汽轮大行其道时，装煤就成为另一项大作业。只有少数公司拥有自己的码头，所以卸煤和装煤的工作，常常要在海中央进行。负责这些工作的装卸工大概也是蟹家人。香港稳定地成为航运中心，仰赖这些水上人来维持其基本运作，又反过来为他们带来大量机会。疍民是以舟楫为家的水上人，拥有港口城市需要的多种技能。刮除船底的附着物，为之涂焦油和漆新油，还有捻缝、制帆，以及制绳和染绳，全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工作，使他们成为巧手工匠。因此，他们是港口基础设施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疍民的居所。在中国备受歧视的疍民，在十九世纪中叶的香港华人人口中占大多数，许多人无疑是为这个新殖民地港口所提供的机会而来。中国法律禁止疍民上岸居住，也不准他们参加科举考试，而受习俗所限，疍民不能与其他人通婚，这令他们一直贫穷、疏远和受到鄙视，因此他们与中国政府和岸上中国民众的政治联馨很薄弱。原为传教士、其后加入公务员队伍并成为历史学家的欧德理，注意到疍民与英国人有深厚渊源。他说，疍民与广州商馆的外国商人的社会生活有密切联系，曾“促使广州当局每年发出公告，警告外国人这些人会带来伤风败俗的影响”。1860年代香港旧照。他指出，从东印度公司的最早期岁月开始，疍民就一直是深得外国人信任的盟友。他们为英国战舰、运兵船和商船担当带水人和供应补给，那时候这样做被中国政府视同叛国，一律处以极刑。他们是广州外国商行及在内伶仃岛、金星门和香港的英国船的“随从”，他们在香港成为殖民地之初就蜂拥到此地，最初与家人以停泊港内的舟船为家，慢慢再移居岸上，此后带水人和船员几乎清一色都是疍民，他们还垄断水产和牛羊业。我们会在看到一些疍民“企业家”。不过，不只男性疍民对香港的发展有贡献，疍家妇女也参与许多操作舟船的体力劳动，并为水手洗衣服；令欧德理为之慨叹的是，她们还有不少人沦为妓女和成为外国人的情妇(又叫涉外婚妇)。因此，疍家妇女也是这个殖民地的政治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疍民在个人、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流动性，惹来中国当局的猜疑和恐惧，但他们正是因为拥有这些特质，才得以在香港这个新殖民地把握机会，在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在1860年代坐美国战舰“沃楚西特号”(Wachusett)和“哈特福德号”(Hartford)到香港的劳伦斯(James

【按语】刚刚！香港仔饮食集团6月20日晚上宣布：18日从香港拖离的著名水上食府珍宝海鲜舫在南海西沙群岛附近海域沉没！珍宝海鲜舫时几代香港人的共同记忆。就在两天前，香港市民包括众多明星还满怀深情与遗憾去与她做告别。这一消息对于香港广大市民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不止是一个雪上加霜的坏消息。到底，这艘名为“珍宝海鲜舫”的船如何来到香港？为什么又要撤离？她对香港意味着什么？对香港人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有人称这是香港一个时代结束的象征？我们今天刊发的是历史学家、《香港志》编辑蔡兆浚先生介绍珍宝海鲜舫文化和历史价值的文章。有超过45年历史的香港仔珍宝海鲜舫自2020年3月停业以来，已有两年，最近传出珍宝海鲜舫将移离香港的消息，未几又发生其厨房船入水倾斜的意外，令不少有识者及保育有心人为此忧心忡忡。作为一艘船舶，海鲜舫与一般意义的古物及古迹性质不同，未受现行《古物及古迹条例》涵盖；海鲜舫1976年起营运，亦被不少人质疑其历史性。历史的长度不一定与厚度挂钩，若我们正本溯源，珍宝海鲜舫在地区性、旅游业以至饮食业均具文化、经济以至历史价值，其价值也并非单纯的年份数字所能涵盖的。01海鲜舫为何叫「舫」?今日我们常说的海鲜舫，其实是中国书舫的一种。根据《说文解字》，海鲜舫的「舫」，最初是指两艘合併的船，因体积大，航行平稳，适合游乐，由于船上加上装饰，故名「画舫」。在中国，画舫能追溯的麻史很长，最早在东晋年间(317-420)的《洛神赋图》已有记载，而另一种供人游乐的「楼船」，更是自汉代便有记载。02香港海鲜舫前身：歌堂船香港的海鲜舫，其前身相信是源自广州、珠江一带的「歌堂船」。1920-1930年代的香港仔，仍未有酒楼和食肆，在香港仔的水上人就开始经营「歌堂船」，当地水上人提供唱歌吃喝、婚嫁宴会的船宴服务。「歌堂船，为水上人的叫法，是因时常会在船上搭建俗称歌堂的表演平台，可在其上唱歌跳舞，宴乐助兴，故名。而在港府海事处的登记册里，则将「歌堂船」称為「礼舫」。已知最早的歌堂船，為「九记」、「合记」，约建于1929-1930年。早期的「歌堂船」以木制小艇经营，只有一层，后来加建至两层，也出现了铁船。歌堂船最初只接预约的包办喜宴酒席，后又发展成也接待被水上人称为「街上人」的一般市民，兼营海鲜船宴。据称出现这变化的原因是因「歌堂船」停泊的海面邻近当时鸭脷洲的公众坟场和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不少市民均会在完成丧葬仪式后，坐驳船到「歌堂船」吃饭。战后的1950年代，「歌堂船」发展已相当蓬勃，并随着战后资本南移，南北商人客源增多，逐渐演变成海鲜舫。「渔利泰」就是其中的表表者，它本来為一艘传道船，1940年代开始改为渔民婚嫁礼堂，1950年代改装為海鲜舫。当时冷藏技术不如今日，市民不容易吃到新鲜海鲜，到香港仔的「歌堂船」点菜，享用即席烹调的海鱼，是当时的热门旅游项目。03珍宝海鲜舫与香港走过的路今日我们常称的「珍宝海鲜舫」其实是由两艘舫船——珍宝海鲜舫和太白海鲜舫组成，合称「珍宝王国」，昔日曾一度包括海鱼皇宫。「珍宝王国」中最早的海鲜舫，是1950年开业的太白海鲜舫，初时只是一艘木製登陆艇，到1952年建成更大的105尺画舫，船上仍如「歌堂趸」般，附有表演歌坛。1960年代初，太白海鲜舫又换成一艘150尺长、楼高两层的舫船，而旧船则迁至容龙别墅对开的青山湾继续营业。1950年代至1969年代，海鲜舫在香港蔚然成风。1958年，海鱼皇宫海鲜舫开幕；1960年代初，又有沙田画舫在沙田海岸开业。1960年代末，太白海鲜舫计划扩大规模，筹资建一艘新画舫，即今日的珍宝海鲜舫。但1971年10月30日，珍宝海鲜舫在准备开业前发生四级大火，全艘海鲜舫焚毁。因船主无力修复，后由何鸿燊和郑裕彤合资购入，并耗资港币3000万元，至1976年正式开业。珍宝海鲜舫楼高三层，仿照中国宫廷设计，总面积45000平方尺，是当时香港最大规模的水上餐厅，被称為「世界上最大的海上食府」。开业初期，珍宝海鲜舫靠泊在香港仔避风塘岸边，到了1978年，因应香港仔海傍填海兴建高速公路，珍宝、太白和海角皇宫由香港仔避风塘迁至深湾海中心。据旧街坊洗培安忆述，当时每到晚上，太白、海角及珍宝三船的灯光照遍海面，画面非常壮观。当时的中外游客都喜欢在岸边，乘坐小船前往用餐，体会渔港风情，大有「不到海鲜舫，就不算去过香港」之意。1980年代初，珍宝海鲜舫收购太白海鲜舫(1980)和海角皇宫(1982)，结束了互相竞争的局面。1997年金融风暴，海角皇宫结业，后被售往外地。2003年，珍宝海鲜舫、太白海鲜舫进行翻新，并合称為「珍宝王国」，今人又惯称「珍宝海鲜舫」。香港仔1970年代。04珍宝海鲜舫的香港价值珍宝海鲜舫是几代香港人的集体回忆，亦是香港在国际上的重要象徽以至文化符号，向世界展示了香港特色，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在不同香港电影(《食神》、《无间道1》)以至国际电影(李小龙《龙争虎斗》、《哥斯拉》)均曾在此取景，深入人心。珍宝海鲜舫虽然曾经遭受大火蹂躪和业权易手，但数度重修、复兴，体现了香港人永不言败的精神，见证了香港经济的腾飞，反映了香港比较辉煌的一段历史，对香港的历史文化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载体。除了文化价值以外，在经济效益上，珍宝海鲜舫也是香港一个有国际代表性的旅游地标。1970至1990年代，它是香港必去的景点。与其耗资不菲，去重新开发新旅游景点，作為现成的旅游资源，珍宝海鲜舫有数十年的国际知名度，广為全球旅客熟悉，毋须重新做广告、宣传，可吸引中外旅客、「香港迷」前往。珍宝海鲜舫与同样位于南区的海洋公园、赤柱和香港仔，以至同样位于香港岛的山顶缆车、太平山顶，已足以横成一条完整一日旅游路线，吃喝玩乐、历史文化兼而有之，可以产生协同效应。珍宝海鲜舫现时面对的困境其实是因為几年来受疫情影响，旅客未能访港，属於大环境问题，而不是產业的结构性问题。相信疫情一过，游客重返香港，营运问题就会随之而解。从保育香港历史的角度而言，珍宝海鲜舫亦值得透过不同的形式留存下去，由保育船体本身，以至将部分文物、相关的口述历史收藏到历史博物馆、文化博物馆等，又或者将其觅地重建、兴建博物馆或进行活化等，都可以将它的历史和故事，以至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得到更好的发挥，承传下去。更多阅读：香港“知青”8年深耕一废弃村落，结果惊动联合国了人生讲述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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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十里洋场”，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吸引欧洲美国很多冒险家前来。当时美国一位长者就经常对美国记者说，“晓得伐，中国的上海，比我们那些小town

今日梧桐山。葫芦君摄1952年，惠（阳）东（莞）宝（安）三县的农村土改工作接近尾声。土改是大工程，国民党深知土改成功对他们的不利后果，土改成功使台湾国民党复辟和反攻大陆更无望。于是，保卫土改和破坏土改，就成了宝安县边防斗争的重点。那个时候，在广大农村，人人都瞪大眼睛防止坏人破坏；边防部队和公安部门增兵增哨严防敌军敌特偷潜。时有香港新界的国民党残余分子，加紧组织武装特务的偷潜并进行破坏活动，其中较有实力的是肖天来的“反共救国军”。肖天来原是国民党保安部队师长，长期驻守惠阳、东莞、宝安一带。1949年兵散外逃，去台湾又不够格，只好在香港收集网罗残兵败将，伺机进行破坏活动，以此作为领取台湾当局犒赏的资本。深港边境，农民跨境耕作。何煌友广东的7月，骄阳似火。农民分得祖辈梦寐以求的土地后，通过精耕细作，喜获丰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农民白天顶着烈日收割早稻，晚上开会讨论土改复查情况，并配合边防部队巡逻放哨。他们虽然昼夜休息无多，但翻身解放和当家作主的兴奋亢进情绪，使他们忘却了疲劳，不知疲倦地工作。7月30日深夜，横岗乡排榜村村口，两个民兵在放哨，发现夜色中有一群“黑影”向他们靠近，他们刚喝一声，对方便开枪射击，一个民兵立刻倒地，另一个民兵边还击边跑回村部报告。各区乡闻讯后，迅速调集各乡民兵数千人进行包围。我公安部队30团3连、5连迅速参加围剿行动。然而，经过几个昼夜的搜索仍不见敌人的行踪。于是，民兵收兵回营了，但部队尚且不敢轻易撤离。8月4日早上，领导叫我（当时任侦察排长）带一名通讯员，从盐田驻地出发去横岗了解部队搜索敌人的情况，并交代说若无发现敌人的线索便令部队收兵回营，准备回营房补过“

我的老家斑竹村。01早上起来，凝望窗外的阳光，我总会在一刹那神游到童年时的某个时刻，一些记忆中的场景就特别清晰地浮现出来。那是故乡斑竹村的早上。母亲总会选择冬天某个暖阳天的早晨，在屋前的禾坪上架起许多竹竿做红薯粑粑。据说湘中农村经历过很多轮饥荒，所以世世代代的农民都有本事将那些可怜的粮食折腾出各种花样，比如红薯就可以做出几十种花样的食物。红薯粑粑要把秋天收回的红薯晾上两个月，待糖分充分渗出，洗净，煮熟，去皮，放进木刻的磨具中将红薯压成饼；如果拿一根木棒将煮熟的红薯捣烂，再放进另一种模子中，那又成另一件作品了。当然，各家的做法并不相同，在我的记忆里，把红薯加工得极精细的只有两个人，一是我姑伯娘，还有就是母亲。但我并不想谈红薯，我想说的是那上午的阳光。当一大锅一大锅红薯用大木桶盛着放到禾坪，腾腾的热气透过搭在竹竿上的布幔，透过新鲜而温暖的阳光升腾向上，我的心里总是升起一股莫名的喜悦感。我会在临时搭建的竹竿阵里和我的堂兄弟们嬉闹，或者趁大人不注意，从大木桶里迅速掏出只红薯跑到僻静处偷吃起来，这些都是乐不可支的事。至今我也不知道那种喜悦来自何处。当时虽然年幼懵懂，但是我已经清晰知道我生活在一个封闭又贫穷的村落。在这里，吃米饭是尊，吃红薯豆子饭就卑；吃鸡鸭鱼肉是尊，吃青菜萝卜是卑；穿尼龙T恤呢子大衣是尊，穿士林蓝的土布衣或者穿不起袜子就是卑。所以我只能理解那喜悦来自那时候的阳光，干净澄明。而且，只有在那样的早上，母亲干活会格外专注，她的脸色温柔平静。0214岁那年，我去上高中了。学校在离家四十公里的一个镇上，有一条从衡阳到邵阳的大马路经过学校门口。但是我很少乘车走那条路回家，我经常绕过学校的后山，走一段方工乡的山路，又走一段檀山乡的山路，走过两个集市，三个乡村代销点，四个地方的狗很凶……这样五六个小时后，我就回到家了。那是家里很艰难的几年。只是自己还不太懂事。记得第一年在学校学会了喝啤酒，下馆子，为了面子和一帮狐朋狗友混。于是一个月就花光了家里预计一学期的用度。我写信向家里要钱，作为承诺，我在信中说，“一定好好念书，将来回家做一个现代化的新农民。”父亲叫哥哥到学校来，告诉我如果一开始就想做农民，就不要在学校浪费时间了。家庭的境况不容许我有可笑和幼稚的想法，也击毁了我残存的对生活不切实际的幻想。又或许因为自己到了敏感的青春期，总之就再也没有体验过那种无来由的喜悦。我必须在立刻滚蛋和好好念书中做出选择。但是第一年的成绩出来了，没有悬念，我的英语18分。我不知道如何开口和家人说，并非自己没有办法向他们隐瞒。母亲不识字，父亲只上过私塾，哥哥初中生，他们都不会明白高中学习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决定告诉母亲，想看看她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母亲很平静，只是说，你行的，你行的。“你发蒙那年，六岁还不到。细黄竹堂的云峰说，哎呀这可不行，他这么小这么点高，将来老倒班（留级）可丢大丑了！我问你行不行，你自己说你行的！果然你年年都是第一。”我带着这无来由的“你行的”，完成了并不快乐的高中生活。03母亲总是病。到我高中毕业，母亲就六十岁了。母亲说，多年前算命先生说过，她最多只能活到六十岁。头一年寒假，她拿出用塑料袋包裹了几层的红薯粑粑，那粑粑上撒了芝麻，裹了她自己熬制的糖浆。母亲，“你不爱吃红薯片，就爱吃这红薯粑粑，还嫌别人家的不好吃。我担心以后你吃不着，这次就把做的红薯粑粑都给你吧。”她把红薯粑粑装进一口木制的行李箱。那箱子是陪伴我高中三年的唯一“身外之物”。上大学后我嫌它土不肯再用，哥哥捡了去做了工具箱。算命先生将母亲的寿命从六十岁推算到七十岁。等母亲过了七十岁，想问问算命先生她能不能活过八十岁，算命先生已不在了。母亲活了八十六岁。只是她似乎永远在生病，也查不清什么原因。我一直没有告诉母亲，其实我并不曾格外喜欢那红薯粑粑。但是也无所谓，母亲视力越来越差，再也没能力像当年排兵布阵般在禾坪上制作红薯粑粑了。我十八岁离开家乡，回去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与母亲有关的记忆，似乎总是和食物连在一起。母亲擅于做各种腌菜，自制零食，能炒出大家都称赞的菜。母亲做的饭再好吃，她自己也无福消受。母亲的病就是无法进食。她吃进一口米饭，一会就看见她坐在那里拿拳头在胸口不停地扫，像她的食管里有一个调皮的孩子似的。半晌，母亲吐出一句话来，“又噎住了！”六十岁开始，她就只吃流质食物，或者煮得稀烂的面条。她告诉我，“我这一辈子总是在饿！九岁的时候我爹死了，没爹的女子哪能不受苦！家里也没点地，也没点山。饿了到山上去采点野菜野果，每回都要遭受白眼，因为山是别人家的！嫁到大黄竹塘蒋族来，也没有过上好日子。等你爹在城里做生意赚了点钱，又‘走日本’了，把个家产都败了。还有吃食堂饭的时候，那真叫饿啊。我这病，或许就是那时候落下的。今天这日子好了，有得吃了，我却吃不下了！看着你们吃香喝辣，我只有羡慕的份。”我坐在母亲身边听着，难过却又无能为力。04在北京读三年研究生后，我对食物的接纳开始变得辽阔。所有的菜系都能接受之后，我觉得自己成为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有一回下夜班，一干人去并不八卦的八卦一路吃宵夜。吃着吃着上来一份爆腊肠。一入口，我觉得整个人被雷击中了似的，好像无数根沉睡的味蕾被唤醒，回到了多年之前。我开始在记忆中搜寻，以解释这突如其来的感觉究竟为何而来，门外长途运菜的车子停下，饭店的员工卸菜时说的家乡话让我明白了，这腊肠和母亲做的风味很接近。家乡的腊肠是将猪小肠清理干净后，在烟火中熏得焦干。而母亲只在家里有贵客来的时候才会炒这个菜下酒，每每得到客人的盛赞。因为她做的爆腊肠吃起来很有嚼头，而香味弥久不散。我愣在那里，强烈地想念着母亲。不久，我把父母亲接到深圳来。这是我十八岁上大学后与父母朝夕相处最长的一段日子。但是也没有更多的交流。我那时上夜班，每日里过午才起床，勉强能和他们一起吃上午饭，而后在他们午睡的时候，我又要赶去上班。后来母亲就不再午睡，说是中午睡了晚上难入眠。每天下午，母亲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她视力差了，又不识字，也听不懂普通话，所以连电视剧她也不看。那时我们还没有孩子，午后家里总是格外安静。深圳冬日的太阳在午后会穿过餐厅的窗户，在木地板上投下变形的光影。母亲就呆呆看着这光影，她小而孱弱的身体因为卷曲而显得更小，只能占到沙发极小的一角。我总问她，“你不舒服吗？”母亲回过神来，“我们现在还有什么用？”她总是用这样的感慨来开始一场意义不明确的对话。当然，我知道她内心里是希望我能坐到她的身边，用乡音和她聊天。在深圳的那些日子，我发现母亲的变化。她再也不扯张家长李家短的话题，也不再对生活感到忧心忡忡。有一天她告诉我，“你爸老糊涂了，居然问我们现在住在哪里？我告诉他住在儿子家，他不信，还说反正他现在一无所有，骗不了他什么。”母亲觉得这件事很好笑，她张开觜大笑的时候，才发现已经缺了好几颗牙齿了。如果不陪着她说话，每次我到客厅时总发现她在打着瞌睡，开始轻轻走过去给她披件薄毯子她又醒了，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什么用？”有一天母亲突然没有办法吃进东西了，她赶紧告诉我说，她必须马上去看医生。“我饿了一辈子，最后肯定会饿死啊！”医生安慰了她，打针，配药，回来，果然又能进食了。她没有糖尿病，没有心肺病，没有血管栓塞。母亲七十几岁的时候，几乎没有白头发，她思维清晰，记忆力也超级好。母亲每日的主食总是流质食物，粥，面。她吃苹果用小刀一层层刮着吃。她喜欢好丽友的巧克力派，喜欢将橘子掰成一瓣一瓣，把所有的经脉都剥得干干净净才吃。母亲突然嚷着要走的，她说不能客死他乡。她怀疑父亲的时间不多了。这半年是我上大学后与父母朝夕相处最长的一段日子。也是我永远难忘的一段日子。05五年之后，年近九十的父亲走了。父亲八十岁开始老年痴呆之后，母亲每日照顾他。偶尔她也生气，发牢骚，但是像程序设定好一般每天带父亲出去散步，为父亲换洗，照顾他吃饭。父亲走了之后，母亲一度很失落，像突然下岗了似的变得孤独。又过了三年。一天突然接到哥哥电话，说母亲让我赶回去见她。我在深夜驾车赶到衡阳市哥哥的新家。我进她房间的时候，她围着一张薄被坐在床的中央。看见我，母亲放下被子，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奇怪的神情，是惊惶，绝望，还有哀愁。母亲张开手，我赶紧坐到床边去抱她。这一个拥抱让我的心咯噔一下。我以为我抱住她了，突然像扑了空，我才发现她的瘦比我想象的更瘦。我像抱住了一张纸。母亲的瘦削吓了我一跳，她在我的怀里轻得像一个婴儿。母亲突然撩起衣服，她说，“崽啊，你看娘只剩皮包骨头了！”这是我成年之后第一次看见母亲的身体，我的眼泪立刻就下来了。这是我生命的源头，我的出生之地，我与世界的最初连接，但是我已经遗忘太久了，如今像一片干枯的荷叶，打开在我的面前。母亲说，“我以为这辈子看不到你了。看到你就好了。说句实话，我不想死，还想活个十年八年。不过生死都有定数的。那年算命的瞎子说我活不过六十岁，谁知道二三十年了这话也没应验。我叫你回来就是想把我的故事说给你听，你都不知道娘这一生是怎么过的呢！”我打开手机听母亲说自己的故事，那些真实却闻所未闻的故事冲淡了我的忧伤。我答应母亲，我会亲自为她撰写一篇祭文。06我不知道如何拯救自己的母亲。哥哥说，母亲的体重已经不到六十斤了，因为连续两个多月都无法进食，任何食物包括牛奶都是一进食管就吐了，根本到不了胃里面。因为胃里长期没有食物，分泌的胃酸就会刺激胃壁让人痛苦，这需要服药，但是母亲没有办法服药，因为药物无法从食管到达胃。我和哥哥带母亲去各家医院。医生说要知道到底是什么病就必须做食道和胃镜，但是这么大年纪医院不可能同意做这种检查。即使我们子女同意也不行，因为这么大年龄的老人根本无法承受。而且即使做了检查确定了病因，可能也根本没有办法治疗。而不做检查就无法确定病因，也就没有办法开药。再说，即使开药，她也服不下去。我发现自己进入一个绝望的怪圈里，所有的环节闭合成为一道铜墙铁壁，我没有办法攻破它。这是身为人子最痛苦的经验。每一个决定都不能确定对还是不对。而且，很多时候你必须选择最为消极的办法。那种时刻的无力感，我此生从未经历。我常常在深夜人静而虫鸣不已的时刻，祈祷有神明指引我，如何做正确的选择不让母亲感到痛苦。两个月后，我们兄弟带着母亲回到久违的大黄竹堂，她十六岁就嫁过来的家。我们到处找药物减轻她的痛苦。我们每天陪她见那些熟悉的邻居，亲人，看她熟悉的地方。十天之后，清晨，母亲平静地走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不能坐下来想母亲，她总是出现在我的梦里，手里拿着抹布在擦洗什么，或者在厨房里忙碌，醒来我怅然若失。

【葫芦按】今天我们转发一篇介绍乌克兰战争“隐蔽战线”的文章。俄罗斯军事攻击乌克兰已经过去一个多月，入侵和反抗都呈现出非常不一样的特点：一是由于受众处于不同的地域和语言环境之下，可能我们看到的是迥然不同的战争面貌，过去由纽约时报和CNN等权威媒体供给战争全景报道的时代过去了；二是战争不只是两国之战，更像是两代人之战，是旧世代旧观念与新世代新观念之战，在战争宣传中乌克兰提供完全不一样的传播思路和视角；三是互联网力量或者说是数字力量发挥了过去战争从未显现的作用，比如进行战争动员和，扩大自己在全世界的“朋友圈”，获得全世界前所未有的支援。每一个特点都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意义不仅是学术上的，关注这些也提醒我们去观察，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已经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认知、观点和应对策略。好的，不能说得更多了，欢迎大家说出自己的思考。来源：华盛顿邮报编译：胡安编辑：江南转载自：《纽约时间》出品

1980年，深圳。资料照片【作者简介】张中林，1934年生，1981年10月起任深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整党办公室主任，市人事局局长、党组书记，市委组织部长，1990年12月至1994年4月任中共深圳市委常委；1994年3月至1997年5月任深圳市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我于1981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的第二年，从韶关地委组织部调派深圳市委组织部工作。特区一切工作，包括组织人事工作，必须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在不断探索中前进。因此“改革”的思路贯穿于我的工作全过程，尤其是特区早期组织人事工作的艰巨，我至今记忆犹新。01人往高处走我初到深圳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带领市、县工作队下到宝安县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宝安县毗邻香港，香港100年前属于宝安县管辖，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政府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割让给英国，后又被迫租借新界给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侵略军侵占宝安，继而侵占香港，香港同胞和宝安县人民一样处于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英国恢复对香港管制，经过日本帝国主义掠夺的香港破破烂烂，民不聊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解放了的广东大力恢复国民经济，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国民经济迅速好转，香港经济仍然毫无起色，有许多失业工人到广州找工作。1960年代深圳。郑中健尔后，国内受“左倾”思想影响，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接着又是10年政治运动，把时间浪费掉了，国民经济停滞不前，而香港则起飞了，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令宝安县望尘莫及。“人往高处走，水往底处流”，宝安县农村有许多青年人跑到香港谋生去了，其中有基层干部，有共产党员，留下老年人，妇女和小孩，田园荒芜，还有许多农民进行走私贩私活动，无心耕种，导致人心涣散，社会治安混乱，严重干扰了特区建设进程。1982年初，深圳市委领导派我带领市、县工作队下到宝安县各个公社，对基层党组织进行整顿，并对逃港走私活动进行治理，经过研究，选择当时走私贩私比较严重的福永公社作为整顿工作试点，取得经验后全面铺开。预想不到的是福永公社有大队、生产队干部、党员听说上级要派人下来整顿的消息后，就跑到香港流浮山去了，其中福永大队20多名党员中就跑了14名。1960年代深圳。郑中健02之前深圳只有一个工程师办好经济特区，一靠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市委的正确领导，二靠一支坚强务实的干部队的去开拓，特区建设需要成千上万中高级人才。而在深圳特区成立以前，深圳市才只有一个工程师，人才奇缺的局面摆在市领导面前，怎么办？靠自己培养远水不解近渴，唯一的出路就是引进借用内地人才资源，我们首先向省委求助，从省内抽调。1980年至1981年从省内抽调近千名经理、厂长、经济师、工程师，但仍不能满足需要，从1982年起。每年都派出招聘工作组到中央组织部和省委组织部指定的城市和地区，公开招聘特区急需的专业人才，1982年至1983年，通过招聘、选调、商调、招考等各种形式调入专业人才3500多人。布吉。资料照片1984年5月至6月，市委常委刘波同志率领招聘工作组一行45人，分赴北京、上海、西安、成都、南京、武汉等市招聘各类专业人才，报名应聘者一万零五百人。对于调入深圳市的干部，都给以安排住房和煤气，其配偶也同时或稍后给予调入安排工作。这些同志都是在内地工作十几年或者二、三十年，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的磨炼，开放的特区给他们提供了广阔的驰骋空间，长期禁锢的思想和压抑的情绪得释放，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使他们感到英雄有用武之地，要把被耽搁的时间抢回来，满腔热诚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特区建设事业。我们还在独资、合资企业和部分国营企业中重金聘请了近千名港澳和外国专业技术人才。1980年代，深圳的电子企业。何煌友摄影我们还通过承包工程项目和内联企业等形式引进人才。03三年没考上一个大学生我们丝毫没有忽视自己培养人才，在经过招聘调进人才的同时，市委领导1982年就构思办大学，酝酿选择校址，聘校长，聘教授，规划设计建校舍，1983年9月27日，深圳大学正式成立了，临时借用原宝安县委办公楼和成人教育校舍举办开学典礼，第一届学生开始上课，1984年9月搬入粤海门新校舍上课。1974年学生在深圳中学校门前合影。何煌友摄影办好教育要有好的校长、好的的教师和好的生源。大学的生源来自中学和小学，办好中小学，才能给大学输运好的后生。1983年1月市委组织部有一位同志反映，深圳的重点中学——深圳中学连续三年高考都是零蛋，虽然去年考上一名，今年考上两名，但都是随父母从内地调入深圳的考生。我问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一是学校教学质量问题，二是家庭教育问题，学生晚上不做作业，搞家庭副业，做塑胶花，串珠子卖钱，有的当司机，搞运输赚钱。”我通过家访，到学校调查了解，情况确实如此，这可不是个小问题，我便找深圳中学校长商量，怎样才能解决教学质量问题，校长提出“只要能够调到高素质的教师我就有法。”我说，“好吧！教师由你物色提名，调动手续由我负责办理。”因为这件事，我在工作会议上不止一次地讲这个问题，要求各单位领导和家长都要重视、关心中小学学生的学习问题，要给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风气，要向前看，不要向钱看。经过一段时间的共同努力，深圳中学的教学质量得到不断提高，一改过去落后面貌。1970年代，平岗中学。何煌友摄影梁湘市长对中小学教育很重视，他常抽空到学校了解情况。一次，他到深圳中学与教师交谈，了解到当时的教师工资水平与机关干部大体一致，但教学时间长，工作和生活条件较差，提升的机会少，实际待遇偏低，而与企业的高工资相比差距更大，不利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有碍教育事业的发展，通过有关部门调查论证，由市政府下文，把教师工资提高到高于机关干部15%的水平，破例提高教师待遇，并且在安排分配住房时，相同条件下教师优先，这就大大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此后，深圳中学和其他中小学的学风和教学质量显著提高。更多阅读：叶腾芳：那一年，中英军队都在沙头角架起机枪|

1960年代深圳县城面貌（局部，文内有横屏全景图）。01先解决吃饭问题，接着大搞基建1959年开始，我担任佛山地委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5年。在宝安时适逢经济困难，大家都吃不饱，全县有几万农民偷渡到隔海相望的香港不回来。经过调查，我认为首先要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工作的关键是纠正极“左”政策，改善边防管理，只有把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把生产搞上去，才能解决问题。1959年，我们在全县推广了公明公社塘尾大队按劳分配、按产量计算工分报酬的办法，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获得了农业大丰收，不仅农民留足口粮，完成了征购任务，还有多余粮食支援灾区。1960年，深圳建设自己的拖拉机站。1960年，深圳建设自己的拖拉机站。“手上有粮，心中不慌”。解决了吃饭问题，我们就集中全力,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从1959年开始，我们先后兴建了深圳、西沥等10个大、中型水库。宝安县背山面海，原来几十万亩农田缺乏水利灌溉设施，“三天下雨受淹，七天无雨受旱”。从1959年冬到1960年春，我们组织36000多人上了工地。从县委领导到基层干部，与广大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男女老幼齐上阵，连妇女给小孩喂奶都在工地上。深圳水库由深圳镇委书记马志民任总指挥，大战一个冬春，完成工程土方219.2万立方米，石方40.26万立方米。1960年3月5日，县委召开深圳水库竣工庆功大会，到会2万多人。1959-1961年，修建深圳水库。省委书记陶铸，副省长魏今非，香港知名人士高卓雄、王宽诚等到会祝贺，香港各界还送来了“百日堤坝”牌匾。1961年，深圳水库开始给香港输水，1964年建了东深输水工程。上世纪60年代初，宝安县的经济基础还很薄弱。1960年，全县财政收入只有40多万元，要大搞建设很困难。当时省委领导给我出了一个主意，让我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把外贸、边检、海关、中旅社等一些中央部属单位的节余“扣”下来，用于基本建设。这样我们集资了一次，凑了100多万元，兴建了当时全国一流的深圳戏院，以及和平路、人民路等。另外，我们集资修建了新园宾馆（深圳迎宾馆前身），大家推举我为宾馆题写了馆名。宾馆内第一、第二幢都是平房，有的用的是红土做的夯土墙，砖头都不用。第三幢是食堂，第四幢是三层小楼，土法装修也很好。周围种了许多挑、李、梅、竹、木棉，还修了一个人工湖，小桥流水，石径水阁，环境幽雅，这都是机关干部、居民、学生义务劳动，植树造林的成果。陶铸书记看了新园宾馆后十分高兴，让省建委的几位正副主任来深圳考察学习，还说：“为什么李富林100万元能建成这么多东西，广州花钱多反而建不了？”但是，在“四清”运动中，我却因为建新园宾馆而受到批判，说我搞亭台楼阁，搞封、资、修。我内心很不服气，在笔记本里写了一首打油诗，为新园宾馆和自己辩护：“溪弯桥拱湖水清（意指清白无辜），羊肠石径树荫浓。丛中小楼气豪壮，竹院平房也清新。桃李含笑情不尽，风吹玉兰分外香。木棉老来更英壮，红棉烂漫不怕霜。”华侨服务社。深圳水库建成后，按原来协定：省财政厅应该把深圳水库收入的10%给宝安，但省财政厅只给了我们0.5%还不到。我向陶铸告状，陶铸即指示财政厅纪厅长：拨50万元人民币、10万港元给宝安，不能随意克扣宝安人民用血汗建成的水库得来的钱。后来我们用这笔钱建了华侨旅社。深圳戏院于1961年建成，是全国第一家有空调、音响等先进设备的戏院。全国著名的京剧、越剧、豫剧团都来深圳戏院演出。越剧《红楼梦》演出时，许多港澳同胞前来观看。这些演出直到“文革”前都很兴旺。1962年，省委领导来深圳住了十来天，研究人口外流等事情。叶剑英元帅喜欢跳舞，香港人搞联欢也到深圳戏院跳舞、演出。周总理对宝安、深圳非常重视，曾经说：“深圳是国家的窗口”，使我们受到很大鼓舞。1960年，深圳戏院。1960年代深圳全貌。02深圳农民每月可去5次香港，何必冒险偷渡？边界工作很难做，当时边防部队有3个团驻扎在宝安，但还是禁止不了偷渡外逃。全国4000多个县，来深圳偷渡的各地都有，其实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好百姓。从1962年4月底至7月初，有10多万人涌入深圳，刮起一股外逃风。我们总共收容了来自12个省、62个县（市）的外逃未遂人员51395人。宝安县外逃到香港12411人。陶铸曾问我：“来宝安之后有什么困难？”我回答说：“最怕晚上接电话，因为都是关于偷渡的事情，一弄就是一个通宵。”1960年代，深圳人文化中心。偷渡外逃的原因十分复杂，有些就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造成的。当时鹿嘴有个生产队，原来队里允许个人抓鲍鱼，社员一天能收入几十块钱。后来“吃大锅饭”，大家拉平分配，农民集中在生产队劳动，一天的工分只有8分钱，这样搞一个晚上全队的人都跑光了。南澳对面是香港平洲岛，有一位平洲岛的姑娘嫁到南澳，杀了一条猪，带来做嫁妆，被公安支队没收，引起了全村骚动，结果新郎全家都跑到平洲岛去了。皇岗口岸附近有个赤尾村，离香港很近，退潮时卷起裤脚就可以走到香港落马洲。赤尾村的群众没有肉吃，有个农民从香港弄来十几斤猪肉，村民们高高兴兴地在堤坝上架起一口锅煮肉吃，被治保主任张华仔发现，大骂村民走私，吃“资本主义”的肉，连锅带肉端了，引起极大民愤。我们决心改变这种极“左”的做法。宝安农民与香港农民之间，历来有许多联系和交往。本地农民挑上三担稻草，拿到香港就可以换回100斤尿素化肥。社员到梧桐山上摘几束吊钟花，到香港可卖几十元。一斤刚收获的湿花生，价钱比干花生高十几倍，因为香港人爱吃新鲜花生。在海边河涌捞到的杂鱼、虾蟹，也可以卖很高的价钱。深圳农民利用跨境耕作的机会搞点小额贸易。针对这些情况，县委经过反复研究，制定了一个适当放宽边防管理的“三个五政策”，即：农民一个月可以去香港5次；每次可以带回5块钱的东西；可以带5斤重的物品。群众对“三个五政策”，非常拥护，许多农民说，既然每月可以去5次香港，何必冒险偷渡呢？！当时内地布匹很紧缺，实行“三个五政策”后，解决了不少问题。农村干部、社员、集体都可以实行“三个五”。没有钱就开展小额贸易，出售花、鸟、虫、鱼等。县委还批准用稻草换化肥，对香港出口稻草，使稻草增值几十倍，又换回了化肥，促进了农业生产。这些措施报到省委，陶铸书记不便于公开表示支持，但也没有反对。我就说：“那就一边报批，一边贯彻执行，有事我们承担好了！”其实，陶铸对我们的做法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这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1961年，陶铸到宝安检查工作，我向他汇报时进一步阐述了“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设想，我说：“现在香港虽然是属英帝国主义管辖，但它和宝安也属于城乡关系。如果能够很好地利用香港这个国际市场，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我还举了很多事例，当时陶铸仍然采取默许的态度。（本文原载《深圳文史》）1960年代，深圳人休闲去处工人文化宫。图片均由郑中健

这是位于深圳水库原库区的村落，水库建成后这些村落搬迁了，包括今天的水库新村。01四万民工决战堤坝50年代，香港经常闹水荒，用水曾经是香港市民极感困扰的问题。水荒不但给香港居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而且还制约着香港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了协助缓解香港同胞用水困难，根据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建议，广东省政府决定在深圳兴建水库，以输水香港。1959年6月，深圳水库工程指挥部正式成立，曹若茗（原广东省外办主任、当时下放任宝安县委书记）任总指挥，我任第一副总指挥、赵俊谦（宝安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陈锦培（宝安县水电局局长）、李锡源（广东省水电厅高级工程师）任副总指挥。指挥部设在一个俯视整个水库工地的山坡的草棚内（即现水库红楼侧）。我没有修建水库的经验，但我那时正值廿多岁的盛年，是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我渴望着投入生活的激流，生命的烈火在炽烈地燃烧，我珍惜这个机遇，期待着即将开始的战斗。第一次在露天山坡上召开的指挥部人员的会上，我满怀激情地引述了当时颇受中国读者欢迎的苏联名著《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中的故事，一条铺设通往西伯利亚的输油管，按常规要3年完成，为了战争需要，苏联人民最后以非凡坚毅的意志和特殊的方式一年完成，以此激励与会者。修水库总动员。经过数月的前期筹备，1959年11月15日，经报请省委和省政府同意，我们在水库主坝工地上隆重举行了深圳水库动工典礼，已经进场的民工以及深圳的机关干部，企业员工、学校师生、驻军部队共一万多人参加，并邀请了300多位港澳各界知名人士出席盛典。之后，水库各项工程全面展开，其中重点是主付坝的铺土碾压工程，当时施工没有多少先进机械（如挖土机、载重汽车等），除了压土机之外，取土运土几乎全部都是靠锄头、铁锹、肩挑和手推车，基本上是人海战术。按照计划，原参加建库的民工高峰期也只有一万多人，后来考虑到工程任务重，为了保证在来年雨季前能完成主坝土方工程，决定增加民工。修水库的机械设备。李富林（当时任佛山地委书记兼宝安县委第一书记）以极大的魄力决定从各公社再抽调2万多名民工到深圳水库，即总人数达到近4万人，指定各公社第一书记带队，限3天全部进场。原工地的工棚只能住1万多人，一下增加到近4万人，准备的时间只有两三天，实难应付。最后只好在工地的周边地段搭盖简陋的小工棚，上面用竹枝架起铺盖稻草，地下也铺上稻草，席地而睡，算是解决问题。方圆几平方公里的工地上很快展现了一片繁忙紧张、热火朝天、人声鼎沸的场景。02铁肩模范飞车姑娘当时整个工程的运转可以说是不分昼夜地连续奋战。我与指挥部人员也没有一个固定的睡眠时间，确实太累了就到工棚掀开那被厚厚一层沙土笼罩着的蚊帐倒头睡一下。当时广东全省正是兴建水利高潮，省水利电话会议常常是夜间召开，记得有一次深夜零时时分，我在听完省电话会议之后，主持指挥部有关人员开会，我在讲话过程中竟然倦极而睡着歪倒……总指挥曹若茗是20年代法国勤工俭学时入党的老干部，那时年纪已很大，他没有常住工地，但也经常来指挥部参加会议和指导工作，间中也与我们一起捱夜，太晚了有时也就在工棚里睡，与大家同甘共苦，使我深为感动。热火朝天的修建水库场景。而灰沙滚滚的工地上的民工则更为艰苦，他们住的更为简陋。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少油少肉，口粮仅可裹腹，有些民工出现水肿，而每天的劳动时间之长，劳动强度之大，可以说是已经到了人的体能所能承受的极限，工地不时有民工昏倒。每当深夜我与指挥部人员到天寒地冻、北风呼啸的工地巡视，看到有些民工在灯光照不到的阴暗地方，东倒西歪的昏睡，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既矛盾，又难过，我每次都不忍心唤醒他们……虽然如此，整个工地还是热气腾腾的，肩挑的、推车的（高峰期有5000多辆手推车）从各个不同取土方向奔向大坝，形成长长的队伍，你争我赶。在开展高工效运动后，各个公社、大队、生产队组织各种劳动竞赛，纷纷组织以向秀丽、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等命名的突击队。工地先后评选的先进模范人物达3831人，插红旗、树标兵，使每天人均完成的土方，由1立方多提高到5立方多。热气腾腾的场面。沙井公社西海大队的民工在总支书记陈泽芬的带领下是工地出色的队伍，其中有一个18岁的女孩，名叫张敬爱，是当时工地著名的"飞车姑娘"（手推车装满土后，当拉着下斜坡时，由于车斗重，必须整个人的力量压在两个手把上才能平衡，由于双脚离开地面，加上斜坡，人连同车飞速向前飞，故名飞车）曾经创造过一天完成54立方土的最高纪录，带动了工地的劳动竞争热潮……工程进度很快，坝面不断升高并逐渐合拢，1960年春节后，大坝已20多米高，估计3月初可以完成主副坝的土方工程。省委初步决定3月5日举行主体工程竣工庆功大会。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必须最后冲刺。二月底，整个主坝的坝坡坝顶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挑土的人群，把整个大坝覆盖了，出现了一幅千军万马、全力移山的动人画面，使我深切地感受到人民的力量、群体的力量的伟大。宝安壮举历史留名1960年3月4日，近一公里长三十米高的主副坝土方工程终于完成，正面坝坡上显现了陶铸书写的深圳水库四个大字。号称"百日堤坝"。工程较最初计划到5月份完成提前了两个多月。3月5日上午11时，深圳水库主体工程完工庆功大会在主坝前空地举行，共两万人参加。陶铸亲来深圳致贺并接见了部分港澳人士。马师曾、红线女率广东粤剧团前来为嘉宾和建库民工演出，热闹一时。港澳曾参加过动工典礼的300多位各界知名人士又一次被邀参加盛典，亲身见证了60年代宝安人民的这一壮举。港澳海外新闻媒体大事宣传，香港同胞欢欣鼓舞，成为当年的一大盛事……施工典礼大会。（本文所有图片摄影：郑中健）03周总理关注深圳水库在主坝兴建过程中，我们同时铺设通向香港的输水管工程，3.8公里的输水管所需要的800吨钢材无法解决，结果派了赵俊谦到北京找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亲自批了从鞍钢调运800吨钢材。周总理一直很关注深圳水库，在水库建成后，我曾两次参与接待他亲自介绍前来参观水库的国宾（一次是尼泊尔国王，一次是巴基斯坦外长）。1980年邓颖超来深圳，一下车就表示："我要了却周总理一个未了的心愿，看看深圳水库。"

疫情需要居家办公，闲时翻出了沈嘉蔚老师编撰的《北京的莫理循》，读出无限感慨。引领我走上新闻之路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女记者法拉奇，这个我在以前说过。其实还有一个男记者，就是来自澳大利亚的莫理循。莫理循在北京自己住宅内院。第一次知道莫理循，是因为读大学时学校图书馆处理一批旧书，五毛钱一本。我看到有一本厚得跟砖头似的书，基本没有人借阅过，就拿了过来，一看书名《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既然是“内幕”肯定值点钱吧！于是我把这个砖头背回了家。这些“内幕”就是来自泰晤士报在1897年之后驻中国的记者莫理循所写的邮件。那时候我对清末民初波诡云谲的历史还没有那么大兴趣，倒很是羡慕这个澳大利亚人的经历。莫理循1862年出生在澳大利亚。莫理循1862年出生在澳大利亚，大学读的医学，身体很棒，喜欢旅游探险，搁在今天人家也能凭借“大冒险”而收获全球粉丝。不过，那时候他的冒险没体现出商业价值，几次在澳洲本土的探险还差点要了他的命。后来，他开始来亚洲探险，从缅甸进入中国，最后到达上海。这段经历被他写成纪实作品《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出版，传奇经历加上出神入化的文笔让莫理循挣了一笔钱，最重要的收获则是因此被《泰晤士报》相中，于1897年派往中国担任记者。中国人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说一个人能否成就一番事业需要三个条件：“天时”、“地利”和“人和”。所谓时势造英雄，1897年的中国是个什么概念？可以说，这个时间开始每一分钟在中国发生的事情都是重要的，这是一个大变局的时代，一个时代落幕了，一个时代又起来了。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百姓未必是幸福的，但是生活在这样时代的记者则有希望成为“天选之子”。再说人和，莫理循本来是个很严谨的人，从他留下的文献可以看出，但是他有天生有交际能力，有人缘，而且他的朋友覆盖世界各国，中国的朋友上至皇帝、王公、总统、部长，下至贩夫走卒，江湖游医。真想不到他短暂的一生认识那么多大咖！顺便说一句，那时候的社交圈不是流行交换名片，而是喜欢送人照片，所以，莫理循保存了大量名人的亲笔签名照，包括中国的亲王、大臣，今天的人读了那些温情的话语甚至会怀疑他们搞基！莫理循在王府井大街上的豪宅大门。来源：《北京的莫理循》莫理循豪宅大门前，仆人带孩子在玩耍。来源：《北京的莫理循》莫理循在1897年到中国的时候，每月工资是50英镑。这个工资水平放在当时英国也是很高了，文献记载当时英国一个人民教师一年收入是30英镑，就算是中产了；这个收入放在中国当然也是很值钱了，当时如果按照官方的兑换（比照中国赔偿西方的白银和外国货币的算法），50英镑大概是400两银子，基本上是大清国库给皇上出嫁的女儿开支的费用；如果与今天的人民币相比，当年50英镑购买力接近今天的19万人民币。还有一个参照系，就是当时莫理循在北京购买第一套住房是花了300英镑，全款购买也不过是半年工资而已！莫理循豪宅内院。来源：《北京的莫理循》莫理循豪宅内院的厢房。来源：《北京的莫理循》莫理循豪宅内院。来源：《北京的莫理循》不过莫理循给东家《泰晤士报》编辑部写信说，钱不够用啊不够用，涨工资啊涨工资……

亲历者说②1984年，深圳地价为香港30%，外企工人签约工资约280元

每一位来深圳的拼搏者都有自己一段独特的经历，而这段经历往往都是刻骨铭心的记忆。1982年6月，不满19岁我来到深圳市委办公厅工作。来的原因很简单：支援特区建设。1珍贵的工资单当时，特区建设正如火如荼，急需各方面人才。深圳市委办向广东省委办申请要人。我是第九批机要人员。第七批他们在广州基本上结婚了，第八批的基本上都在谈情说爱不愿意来。我刚到省委办公厅工作二年，单身无负担。组织上征求我意见，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当年的深圳并不是如今人人向往的地方。1981年，深圳市的领导带队到北京招聘干部，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来。1981年，建设中的市委大院。市委大院的建设工地，远处是香港的群山。市委大院建成后的样子。何煌友摄1982年深圳市委办公厅36人。（含领导秘书，警卫，打字员等）这是1984年10月份的工资单，当时一共是51人。包含领导秘书、警卫、司机、打字员等。这51人中，至今仍在办公厅工作的就只有我一人了。不知不觉我成了这支队伍的见证人。1990年深圳市委办公厅机要交通处的同事。2难忘1983年的台风还记得2018年的台风“山竹”吗？当时很多媒体都以“1983年以来最强台风”或“自爱伦台风后影响深圳最强台风”来描述。1983年的“爱伦”和2018年的“山竹”比谁更厉害呢？2018年台风“山竹”路径CMA编号：262018中文名称：山竹英文名称：Mangkhut登录地点：台山海宴镇登陆时间：2018年9月16日巅峰强度：17级，65m/s，910hPa登陆强度：14级，45m/s，955hPa1983年台风“爱伦”路径CMA编号：8309英文名称：Ellen

特区建设初期，深圳市的领导班子就有一个美好的梦想，就是在当时还是一个边陲小镇的深圳，建一个国际机场。因此，从1983年着手筹划，1985年上报立项报告，1988年动工，1991年通航，不到1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这个梦想。深圳机场自开航之日起。客货流量便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长速度，创造了世界民航史上的一个奇迹。如今，深圳机场已成为国内第四大空港。01北京之行决定先成立机构

过去形容一个城市的落后，往往用这样三句话：说这里“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特区初创时期，深圳的马路算是平的，电灯也算是明的，就是电话不灵很突出。当时深圳邮电局电话总机是纵横制，有2000多线，但由于管线不配套，电话用户只有1000多户。用的是磁石式手摇电话，不能直接和对方通话。打电话的时候，先用手摇电话叫通总机，告诉他要叫的电话号码，由总机叫通后，这才能通话。打市内电话还算简单，打长途电话和国际长途电话就更复杂了。先要用手摇电话叫通长途台进行挂号，就是要告诉总机你的电话号码和姓名，要通话的城市和电话号码，要找人的话，还要说清楚要找的人的姓名，以上内容由长途台一一登记，挂号完了，把电话收线，在那里等待长途台叫你。长途台叫通对方以后，如果正好找到你要找的那个人，那还好办，如果找不到你要找的那个人，这次电话算白打了。如果长途台找到了那个人，再打电话给你，叫你通话，如果正好你出去方便了，这次电话又算白打了，只能重新打一次。国际长途还要复杂一些。当时内地很少有住宅电话，办公室里也很少有个人专用电话，因此都集中在上、下午上班的时候挂号，争着打长途。因为打电话的时间比较集中，所以经常占线，结果是一天打不通几个电话。当时党、政、军部门还好一些，邮电局重点保障，普通用户打电话就更困难了。我问过一个20多岁的小青年：“你看见过手摇电话没有？”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看过。”我很奇怪，按照她的年龄，她成长的时候早已经不用这种电话了，我问她：“在哪里看到的？”她说：“是在电影、电视上看到的，有些战斗片作战的时候，看到用这种手摇电话进行联络。”想不到20多年前用的电话现在已经变成历史了，手摇电话也变成古董了。问题还不只于此，当时通讯质量也很差，省委一位领导同志曾这样形容：他正打着电话，有时声音会越变越小，急得站起来听也听不清楚，站到凳子上去听也听不清楚；有些时候正打电话，声音会突然混杂起来，你站起来听也听不清楚，蹲到办公桌底下去听也听不清楚，结果忙得满头大汗，还不一定把问题讲明白。由于打长途电话很困难，所以当时有一个说法：港商到深圳来谈生意，不敢在深圳过夜，因为怕电话不灵，掌握不到股市、汇市、房市的行情，影响商业上的决策。你可以设想，来谈生意不敢在这里过夜，还怎么大量引进外资呢？当时我分管对外经济工作，我清楚地认识到，解决电话不灵已经成为改善投资环境的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我想找市邮电局，让他们找省邮电局和国家邮电部，看能不能把投资的重点向特区倾斜，尽快解决深圳电话不灵的问题。我问清楚了，现在这个邮电局局长叫王勇，我听了以后喜出望外，原来是我的老熟人。战争年代在老解放区，他就是从事邮政工作的，1949

作者简介刘田夫，四川广安人。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广东西江特委书记、中区特委书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中区纵队政治部主任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政治部主任。1949年后。历任中共广东南路地委书记、中共广东粤西区委第一书记，

：「永續荔枝窩」四年回顧及展望2、香港电台《铿锵集》3、星岛日报：荔枝窝复耕开拓农村经济4、独立媒体：荔枝窝复村更多阅读：深圳近代风情录①

【编者按】《亲历者说》这个栏目将聚焦深港历史中一些事件亲历者的回忆。一直犹豫要不要开这个栏目，是因为回忆与口述也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有些是有意有些则是年代久远记忆误差。不过，所谓历史不就是许多人的记忆共同构筑，而且，历史需要细节。所以亲历者且说，诸君姑妄听之。这是第五期，讲一讲改革开放的一件小事。我是1976年5月从省军区转业到宝安县的，当时任宝安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1980年8月成立深圳经济特区后，我任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兼财贸办主任。1980年，香港有家企业叫妙丽集团，老板刘先生得知深圳将出台用土地、厂房与外商合作的政策，元旦当天，刘先生就迫不及待地从罗湖桥过了深圳。过桥后，一片田园风光，没有大巴，更没有的士，找来一辆自行车，一路颠簸来到市政府临时办事处。1980年代前，深圳罗湖火车站周围的道路一下雨就成泥潭。他就是香港妙丽集团董事长、《天天日报》社长刘天就。刘先生有意来深圳办宾馆，洽谈合作事项，我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经过简单的洽谈后，当天下午市政府就批准了这个合作项目，这就是后来的竹园宾馆，这家宾馆是深圳建市和成立经济特区后与港方合资举办的第一家宾馆。那个时候，深圳办事没有什么条条框框，效率非常高，中午与港方洽谈后，下午市政府的批文就下来了。竹园宾馆成立后问题却出现了：港方老板刘天就先生要求，服务员每天都要清理一遍客房，保证房间没有臭味，由于中方服务员长期工作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营服务单位，都认为没有必要每天清理卫生，十天半个月清理一次就足够了。1980年代，刘天就（右二）与深圳地方干部在一起。另外，港方要求女服务员每天都要抹口红，而中方管理层认为，那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还有就是服务员上班懒散，作风慢慢腾腾，总认为国营企业就是这样。可港方却不干了，他们认为，宾馆就是靠服务、靠微笑来换取经济效益的。由于初始的合作不愉快、不合拍，后来港方的刘天就先生准备撤资，不办宾馆了。当时市主要领导叫我带工作组到竹园宾馆调查此事，争取留住刘先生。进驻宾馆后，港方还是坚持要按照香港的管理办法来管理竹园宾馆：每天必须清理一次客房，换洗一次床单；服务员必须脸带微笑做好工作，为顾客提供服务；经理考核服务员没有尽职尽责就要“炒鱿鱼”，也就是解雇工人。当时，我方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充分就业，解雇工人岂不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关系，但港方执意要这么做，我方也没有办法，只好答应，而且还为此重新选派了中方总经理温富（临时工作组副组长）。中方有个服务员是当时惠阳地委一位副书记的儿媳，这位领导听说宾馆要搞“改革”，知道儿媳表现不好，可能会被解雇，他先后两次打电话给我说情，我没有办法，只好搪塞过去。一套香港用工管理办法实行了，由此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人们议论纷纷。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港方的管理模式带来了宾馆效益的提高，员工的收入也提高了，这就是深圳第一家与港资合作的宾馆——竹园宾馆的用工制度改革，它打破了铁饭碗，更重要的是，工资由过去按资格发放改为按职务高低发放，奖金由过去平均发放改为按表现发放，而且，工资和奖金各占二分之一。一改过去工资发放的老办法，打破了干部、职工的界限，职工干好了可提拔为管理干部，也就是现在的管理人员，而干部干不好就要降为一般员工。效益好了，工资高了，竹园宾馆的这场“改革”取得了成功，为整个深圳乃至全国饮食服务行业的改革起到了探路的作用。中央组织部为此派人来总结竹园宾馆的经验。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专门发了文件，鉴于竹园宾馆的历史作用和在深圳人心中的特殊地位，明确：无论今后如何改制，竹园宾馆的名字不能改，因为她开我国饮食服务业用工制度和工资制度改革的先河，载入深圳改革开放史册。李定，男，梅州五华人。曾任深圳市财贸办主任，市政府秘书长，市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秘书长等职。1976年调来深圳，1994年离休。2021年12月12日，李定因病在深圳逝世，享年93岁。【编后】本文提到的港商刘天就是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史上绕不开的一个名字，他对于早期深圳经济特区发展有贡献，深圳也让他赚到了很多钱。很遗憾的是，由于刘所经营的妙丽集团在香港因为复杂的原因破产了，他不得不从深圳和香港退出，移居加拿大。更遗憾的是，在刘天就90岁的时候，他在加拿大还被起诉并被法院裁定诈骗，而诈骗的钱才5万加元！也许，有时间可以单独写一篇港商刘天就的故事。年过九旬的刘天就在2016年被法院裁定诈骗5万加元。更多阅读：深圳近代风情录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