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深圳人在梧桐山摘几束吊钟花，到香港可卖几十元 | 亲历者说⑫

1960年代深圳县城面貌（局部，文内有横屏全景图）。

01

先解决吃饭问题，接着大搞基建

1959年开始，我担任佛山地委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5年。

在宝安时适逢经济困难，大家都吃不饱，全县有几万农民偷渡到隔海相望的香港不回来。

经过调查，我认为首先要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工作的关键是纠正极“左”政策，改善边防管理，只有把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把生产搞上去，才能解决问题。1959年，我们在全县推广了公明公社塘尾大队按劳分配、按产量计算工分报酬的办法，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获得了农业大丰收，不仅农民留足口粮，完成了征购任务，还有多余粮食支援灾区。

1960年，深圳建设自己的拖拉机站。

1960年，深圳建设自己的拖拉机站。

“手上有粮，心中不慌”。解决了吃饭问题，我们就集中全力,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从1959年开始，我们先后兴建了深圳、西沥等10个大、中型水库。宝安县背山面海，原来几十万亩农田缺乏水利灌溉设施，“三天下雨受淹，七天无雨受旱”。

从1959年冬到1960年春，我们组织36000多人上了工地。从县委领导到基层干部，与广大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男女老幼齐上阵，连妇女给小孩喂奶都在工地上。

深圳水库由深圳镇委书记马志民任总指挥，大战一个冬春，完成工程土方219.2万立方米，石方40.26万立方米。1960年3月5日，县委召开深圳水库竣工庆功大会，到会2万多人。

1959-1961年，修建深圳水库。

省委书记陶铸，副省长魏今非，香港知名人士高卓雄、王宽诚等到会祝贺，香港各界还送来了“百日堤坝”牌匾。1961年，深圳水库开始给香港输水，1964年建了东深输水工程。

上世纪60年代初，宝安县的经济基础还很薄弱。1960年，全县财政收入只有40多万元，要大搞建设很困难。当时省委领导给我出了一个主意，让我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把外贸、边检、海关、中旅社等一些中央部属单位的节余“扣”下来，用于基本建设。

这样我们集资了一次，凑了100多万元，兴建了当时全国一流的深圳戏院，以及和平路、人民路等。另外，我们集资修建了新园宾馆（深圳迎宾馆前身），大家推举我为宾馆题写了馆名。宾馆内第一、第二幢都是平房，有的用的是红土做的夯土墙，砖头都不用。第三幢是食堂，第四幢是三层小楼，土法装修也很好。周围种了许多挑、李、梅、竹、木棉，还修了一个人工湖，小桥流水，石径水阁，环境幽雅，这都是机关干部、居民、学生义务劳动，植树造林的成果。

陶铸书记看了新园宾馆后十分高兴，让省建委的几位正副主任来深圳考察学习，还说：“为什么李富林100万元能建成这么多东西，广州花钱多反而建不了？”但是，在“四清”运动中，我却因为建新园宾馆而受到批判，说我搞亭台楼阁，搞封、资、修。我内心很不服气，在笔记本里写了一首打油诗，为新园宾馆和自己辩护：“溪弯桥拱湖水清（意指清白无辜），羊肠石径树荫浓。丛中小楼气豪壮，竹院平房也清新。桃李含笑情不尽，风吹玉兰分外香。木棉老来更英壮，红棉烂漫不怕霜。”

华侨服务社。

深圳水库建成后，按原来协定：省财政厅应该把深圳水库收入的10%给宝安，但省财政厅只给了我们0.5%还不到。我向陶铸告状，陶铸即指示财政厅纪厅长：拨50万元人民币、10万港元给宝安，不能随意克扣宝安人民用血汗建成的水库得来的钱。后来我们用这笔钱建了华侨旅社。

深圳戏院于1961年建成，是全国第一家有空调、音响等先进设备的戏院。全国著名的京剧、越剧、豫剧团都来深圳戏院演出。越剧《红楼梦》演出时，许多港澳同胞前来观看。这些演出直到“文革”前都很兴旺。1962年，省委领导来深圳住了十来天，研究人口外流等事情。叶剑英元帅喜欢跳舞，香港人搞联欢也到深圳戏院跳舞、演出。周总理对宝安、深圳非常重视，曾经说：“深圳是国家的窗口”，使我们受到很大鼓舞。

1960年，深圳戏院。

1960年代深圳全貌。

02

深圳农民每月可去5次香港，何必冒险偷渡？

边界工作很难做，当时边防部队有3个团驻扎在宝安，但还是禁止不了偷渡外逃。全国4000多个县，来深圳偷渡的各地都有，其实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好百姓。从1962年4月底至7月初，有10多万人涌入深圳，刮起一股外逃风。我们总共收容了来自12个省、62个县（市）的外逃未遂人员51395人。宝安县外逃到香港12411人。

陶铸曾问我：“来宝安之后有什么困难？”我回答说：“最怕晚上接电话，因为都是关于偷渡的事情，一弄就是一个通宵。”

1960年代，深圳人文化中心。

偷渡外逃的原因十分复杂，有些就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造成的。当时鹿嘴有个生产队，原来队里允许个人抓鲍鱼，社员一天能收入几十块钱。后来“吃大锅饭”，大家拉平分配，农民集中在生产队劳动，一天的工分只有8分钱，这样搞一个晚上全队的人都跑光了。

南澳对面是香港平洲岛，有一位平洲岛的姑娘嫁到南澳，杀了一条猪，带来做嫁妆，被公安支队没收，引起了全村骚动，结果新郎全家都跑到平洲岛去了。皇岗口岸附近有个赤尾村，离香港很近，退潮时卷起裤脚就可以走到香港落马洲。赤尾村的群众没有肉吃，有个农民从香港弄来十几斤猪肉，村民们高高兴兴地在堤坝上架起一口锅煮肉吃，被治保主任张华仔发现，大骂村民走私，吃“资本主义”的肉，连锅带肉端了，引起极大民愤。我们决心改变这种极“左”的做法。

宝安农民与香港农民之间，历来有许多联系和交往。本地农民挑上三担稻草，拿到香港就可以换回100斤尿素化肥。社员到梧桐山上摘几束吊钟花，到香港可卖几十元。一斤刚收获的湿花生，价钱比干花生高十几倍，因为香港人爱吃新鲜花生。在海边河涌捞到的杂鱼、虾蟹，也可以卖很高的价钱。

深圳农民利用跨境耕作的机会搞点小额贸易。

针对这些情况，县委经过反复研究，制定了一个适当放宽边防管理的“三个五政策”，即：农民一个月可以去香港5次；每次可以带回5块钱的东西；可以带5斤重的物品。群众对“三个五政策”，非常拥护，许多农民说，既然每月可以去5次香港，何必冒险偷渡呢？！当时内地布匹很紧缺，实行“三个五政策”后，解决了不少问题。农村干部、社员、集体都可以实行“三个五”。没有钱就开展小额贸易，出售花、鸟、虫、鱼等。县委还批准用稻草换化肥，对香港出口稻草，使稻草增值几十倍，又换回了化肥，促进了农业生产。这些措施报到省委，陶铸书记不便于公开表示支持，但也没有反对。我就说：“那就一边报批，一边贯彻执行，有事我们承担好了！”其实，陶铸对我们的做法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这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1961年，陶铸到宝安检查工作，我向他汇报时进一步阐述了“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设想，我说：“现在香港虽然是属英帝国主义管辖，但它和宝安也属于城乡关系。如果能够很好地利用香港这个国际市场，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我还举了很多事例，当时陶铸仍然采取默许的态度。（本文原载《深圳文史》）

1960年代，深圳人休闲去处工人文化宫。

图片均由郑中健 摄影，深圳美术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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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富林：1923年生。1939年在山西黎城县西井区任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区委宣传委员。1945年春，南下豫北新乡县、辉县、获嘉县，任区委书记，兼武工队政委。1950～1952年，任辉县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52年秋南下，先后任博罗县委书记，东莞县委书记。1959年任佛山地委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1964年任惠阳地委副书记。1972年任博罗县委书记、地区革委会副主任。1974年任惠阳地委副书记，1975年任惠阳地委书记。1980年任省农委副主任，后任两届省顾问委员会委员。1994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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