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亲历者说》这个栏目将聚焦深港历史中一些事件亲历者的回忆。一直犹豫要不要开这个栏目，是因为回忆与口述也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有些是有意有些则是年代久远记忆误差。不过，所谓历史不就是许多人的记忆共同构筑，而且，历史需要细节。所以亲历者且说，诸君姑妄听之。
这是第二期。
今日南头。
1947年秋，在增城地方法院看守所当所长的父亲，因和法院检察官的关系不太好，辞了差事。我兄弟5人跟随父母流落到广州，住在基立村退园一座逃亡汉奸丢弃的3层楼房里。经济来源没有了，大哥穗生、三弟秋生和我只好停止了学业，和父亲一道在广九铁路做小贩谋生。每天从广州买几包米运到沙河，等火车开来爬上车顶直达深圳，下车卖了米再买些洋杂货带回广州。1948年秋天，蒋介石派薛岳来广州整治，广九路生意日见难做，无可奈何的父亲只好再托人寻差事。当年12月，适逢宝安地方法院看守所缺额，父亲便带着我们几兄弟去宝安上任。当时，淮海战役已经结束，国民党大势已去，大哥比较有见识，不愿为没落的蒋家王朝卖命，三弟和我脑子简单些，觉得只要能为父亲分忧就干了。父亲预感到前途的风险，也有所顾虑，在看守所的花名册上没如实填报，我是顶伍达礼的名，三弟化名伍秋岳。同去看守所的多是可靠的亲朋知己：主任刘中枢是父亲的朋友；看守兵中伍佛保是我的远房叔叔，伍宗彦是族中兄弟，也是我小学同学；加上原先的看守杨绍炜、张立中，所丁陈英等，共9个人，看管着20多名囚犯。
看守所坐落在宝安县城城门外，离旧城墙7、8米远，由一间旧当铺改建。主仓是一座方形约50平方米的3层楼房，横条楼板战争期间被日本鬼子烧了，剩下楼顶天面完好。监仓内安着一排大平铺，可安顿20来人，时值冬天，铺上有10多条麻袋用以御寒。连接大监仓是一溜3间平房：第一间安有床，用来关押刑轻的犯人，也是重犯进出主仓时上脚镣和开镣的地方；第二间是个大厅，左侧有个所长、主任办公和住宿用的小房，大厅后墙挂了一排日式六五步枪，右墙安着3张床，连接第一间平房的门边挂着一块木板，板上第一排挂着写有看守名字的小牌，下面横挂写有犯人名字的小牌，大厅既是值班室也是休息室。大厅左边是个大厨房。主仓与平房相连处有一条横巷，家属探监时，便在巷子外隔着栅门与犯人相会。看守所人犯虽不多，犯案却形形色色：有小偷、强盗、杀人犯、贪污犯、走私犯，还有政治犯。重犯都戴上脚镣，其中号称“四大金刚”的斗殴杀人犯凶悍异常，据说判了无期徒刑。较平常的是来往边界之间的走私犯，虽是小本经营，一被缉获，除没收货物外，还要判二三个月监禁。这些人都不上镣，平时常被派去割草、挑水、帮厨。人犯走一批来一批，流动较大。唯一的政治犯何昌轩是宝安盐田人，抗战期间在东江纵队活动地区当乡长，与国共两边都有来往。1946年东纵北撤后，怀疑他是共产党，便被抓了起来。因查不出他的罪，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了3年。他被戴上脚镣，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犯了风湿病，拐着脚，大家都叫他何跛。当看守的生活刻板、乏味，还提心吊胆。6个看守轮流值班，每班2小时，白天夜晚各一班，有时还要带囚犯出外割草、挑水。家属探监，要瞪大眼睛在旁监视。还要提防带镣铐的犯人越狱暴动，精神十分紧张。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对为生存而坐牢的人犯产生同情，联想到自己的失学作看守，还可能有危险……不满和怨恨有时流露出来。有时我唱一些少年时学会的抗战歌曲，如《黄水谣》、《太行山上》、《游击队歌》等等，犯人们都爱听，与我渐渐接近起来。何昌轩在我值班时就常来借书看、借象棋，还与我闲谈。那年头经济萧条，通货膨胀，生活很苦。看守的工薪和犯人的口粮都由省财政厅拨给。有一次父亲带我去广州领饷，买了东西连夜运回宝安，迟了怕钞票贬值。一日两餐红米饭，看守比犯人多碟菜。吃不饱油水荤腥又少，经常饿得慌。不知谁的主意，抓了一堆癞蛤蟆煮了吃，还觉得甜酥酥的。一次，我带犯人出去割草，还用枪打死一条黑狗，大家饱餐了一顿狗肉，可是，由此却引出场事故。1949年元旦后不久，我和伍宗彦带两个囚犯外出割草，上次尝过了狗肉，使特别注意寻找猎物。大约过了一个时辰，突然发现少了一个犯人。我们两人四处搜索一无所获，只好垂头丧气地押着一个犯人回去。责任也只好由我来负。当晚，父亲急忙到法院禀报。第二天清早，我被叫到法院问话。我心神不定地来到法院审讯室，盘算着如何说清缘由。等了3个钟头，法院来了一胖一瘦的两个人，只问我3句话：什么名字？多大年纪？何方人氏？说声“得了”便起身出去了。回到看守所，刘主任告诉我处分已经下达：由于疏于职守，逃走一名刑期3个月的走私犯，判3个月监禁。于是一夜之间，我从看守变成了囚犯。
我服刑的方式也特别，把写有“伍达礼”名字的木牌从看守人员栏内摘下，挂到犯人栏内就行了。人照样背枪值班，只是不出外勤。几天后一个上午，所丁陈英从法院回来说法院下午来检查。为了应付检查，午饭后我便进了监仓，真正尝了坐牢的滋味。犯人们对我有的同情有的诧异，议论纷纷：“这不是所长的儿子吗，也蹲进来啦。”“经常唱歌的就是他，还借书、借棋给我们呢。”“偷跑的家伙连3个月刑期都熬不住，这样坑人太不够意思了。”何跛则邀我下棋。下了一盘不分胜负，他便夸我棋下得不错，接着就聊了起来。他问我在哪学的抗战歌曲，还给我讲东江纵队的抗日的故事，并告诉我他的家乡盐田就有东江纵队留下的队伍在活动。他还悄悄对我说，国民党眼看支撑不住了，不久将是人民的天下，识时务者为俊杰，劝劝你父亲认清前程，做件好事，打开牢笼放人，隔海就是香港，坐船过海就是新天地。我默默点了点头，他即时留了个地址给我，说事成后可在沙头角某贸易货找找到他。几个钟头的接触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黄昏从监仓出来后，当晚我便向父亲禀述了何昌轩的意思。父亲沉吟了片刻才表示：要犯人凑够800港币才好办。”为换取自由，这笔钱并不多，可犯人们实在是拿不出。于是犯人的另一个越狱计划便开始秘密实施。转眼到了1949年春节。正月初一深夜1点多，看守们正在打麻将，突然监仓里传出低声呼唤，何昌轩递出一张纸条，上写：“8个重犯越狱而逃。”我们急忙查看，发现一条用麻袋做的长约4丈的大绳，从主监仓楼顶沿墙垂下。原来犯人先锯断脚镣，找个身手好的带小绳攀上楼顶，再吊上大绳，8个重犯攀绳到楼顶，再将大绳移到墙外，逐个逃跑。面对这无可挽回的事实，父亲当即决定全部潜逃。我当时建议：第一，打开牢门放掉全部囚犯；第二，带枪支。可父亲只同意放人，不许拿枪。天亮前，看守所的人都溜光了，8支日式步枪也不知被谁趁机捞走了。看守所除杨绍炜、张立中、陈英外，其余人跟随父亲逃到离县城数里远的一个山村。村里有个父亲认识的老乡，是兴宁人。我们在那个老乡屋后的荆棘丛中躲了一整天，第二天深夜跟老乡到海边登上小船，父亲送他一个金戒指，让他帮我们渡到香港。到黎明4点多钟，我们终于上了九龙。在九龙，我们找到了同村伍捷生开的藤椅店，总算有了歇息的地方。父亲叫我暂时在店里帮工。我闷头干了一天编藤椅的活，心里却想着何昌轩的约定。第二天便搭巴士直奔沙头角，找到那家贸易货钱问何昌轩，店里的伙计打量我一番，然后吩咐一位30岁左右的人领我越过边界桥头，沿着海边崎岖的山路，约莫走了十几里路来到梧桐山下何昌轩的家。见到何昌轩，大家都很高兴。我向他提出要参加游击队，他说不忙，先联系看看。
在何昌轩家住了10天左右，终于等来了人民的武工队。一位交通员把我带到一间旧祠堂，厅堂两边铺上禾草，20多个便衣武装战士在铺上歇息。武工队的指导员黄生接见了我，谈话后让我填一张人伍登记表。队伍的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东一支2团横盐沙武工队。入伍介绍人写的是黄生，实际上的介绍人应该是何昌轩。武工队队长何石柱是何昌轩的堂侄子。1个月后，我与大哥取得了联系。不久他串联了20多个长风中学的老师同学，于4月下旬到5月上旬分批进人梧桐山区参加了革命。他们的名字是：伍穗生改名禾穗、黄伟汉改名黄川、邹恩湛改名邹滨、郑家宁改名郑风、廖肇元改名廖峰、李思涵（女）改名李哲、余雪芳（女）改名余霖、江治中改名江霆、曾穆清老师改名曾里、宋家福改名宋坚，还有谭淑芳（女）、杜若英（女）、曾鸿君、周显义、蔡哲老师、刘永华、杨英伟、陈凌波、门启达、刘绍霖、陈铁等人。
1949年5月中旬，这批革命师生奉命集结东上九连山边纵总部，经过1个多月的行军到达老隆，随后分赴不同岗位，迎接全国解放的革命高潮。
伍东生 男，广东兴宁市人，1932年出生，中国戏剧家协会广西分会会员。1949年3月参加解放军粤赣湘边纵东1支2团横沙盐武工队，并先后在边纵主力4团、广东军区、华南军区、公安部队任职。1954年转业到广西南宁市，在市文化部门任职。1988年任南宁郊区广播局党支部书记。1992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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