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840年代至1940年代是中国历史最惊心动魄的一百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和深圳同属新安县的香港岛被割让，深圳亦成为东西方交汇的一个舞台。尤其是1898年深圳河以南的新界地区被大英帝国“租借”，深圳更成为中国迈向近代化的“前沿”。但是这一百年间，深圳除了作为宏大叙事中的一个地理概念，很少留下社会变迁的细节。那些年深圳的普通人在忙碌些什么？他们如何吃、穿、住、行？外面世界如何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新知与科技如何改变传统的文化和社会结构？“1840~1940年代：百年深圳风情录”系列文章，作者通过更多的历史细节，带领读者触摸到那个有温度的昔日深圳，回望我们无法回去的深圳昨天。
今天是第五篇。
1875年春夏之间的一天，从蔡屋围和罗湖村方向传来一阵呐喊声，随之就发现大队人马高举着大刀长枪，朝东门老墟的方向杀过去。随他们的方向望去，战败的乌合之众拼命逃往湖贝和黄贝岭的方向。逃亡的路上已经有一些男女老幼的尸体，一个男子想回头看看身后的敌人还有多远，一不小心栽到了水田里，结果被敌人捉住了。这个被捉的男人姓张，今天已经无法知道他的名字，只知他是湖贝村的村民。湖贝村的村民都姓张，黄贝岭、水贝和向西村的村民也都姓张，他们是张氏一族；而捉住张先生的是蔡屋围的蔡姓人和罗湖村的袁姓人。这次蔡姓人和袁姓人联了手，就是想找张氏一族出出气。 这场混战死了三十几个人，主要是张氏的族人，那个掉水田的倒霉蛋也在其中，他被袁姓的人用长矛刺死了。要说清楚这一点，首先要回到我们之前说的墟市的政治与经济话题。 深圳墟（今天东门一带）的产权属于张氏族人。明朝以来，深圳河的谷地有过许多墟市，深圳墟只是其中一个。19世纪，墟市的格局发生了变化，有些墟市逐渐衰败，而深圳墟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墟市的兴衰首先是由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决定的。深圳墟是当时的行政中心南头到军事重镇大鹏所城的必经之地，也处于连接香港到广州的交通要道之上。而借助深圳河和清水河两条水路，这里又成为南北货物的集散之地。中国封建时代，土地价值一般表现在土地私有者可以享有出租和收租的权力；到晚清以后，深圳所在的新安地区和福建浙江部分地区，出现了将土地的价值分为“地骨”和“地皮”的情况。“地骨”属于土地所有者，可以收租；“地皮”属于承租的人，也可以转让和出卖。这种模式会出现什么结果呢？以深圳墟为例，土地和店铺的投资价值会被放大。而墟市还有重要的一块收益，就是可以在交通要道上收取前来墟市出售物品者的费用。这个收费项目，获得了地方政府的默许；同时，墟市建立也要由地方政府批准。这是当时众人觊觎深圳墟的原因。而想要控制深圳墟，也不是那么容易。深圳张氏一族势力比较大也是有原因的。张氏是唐朝宰相张九龄之弟张九皋的后裔。张九龄是一代名相，但是对于岭南人来说，他当年不辞劳苦在韶关开凿梅关古道，将封闭的岭南世界与中原世界打通，可以说是一件改变中国的大事。张氏一族最早在元代入侵中原时南迁，先是定居黄贝岭，之后开枝散叶，围绕深圳墟市周围形成四个自然村。但是这个墟市周边也还有多个不同宗族的村落：蔡屋围的蔡村在西南的一里处，福田的王村在市场西南数里处，罗湖袁村在市场南边一里处，笋岗何村在北边的一里处。深圳墟还有一个软肋，就是墟市并不挨着深圳河，相对来说离清水河更近一些。来深圳墟的船只从清水河的码头靠岸，货物由苦力从码头搬去墟市。而码头，在罗湖袁氏所管辖的村庄的中心。设卡收费的权利归罗湖村。这样一来，围绕深圳墟巨大经济利益的争斗，就无可避免。刚开始张氏家族和袁氏家族还有协约，但是渐渐平衡打破。由于袁氏一族人丁日渐衰弱，码头上的权利被蔡屋围的蔡氏家族夺取。为了反击，袁氏一族与张氏结盟了将近20年，码头的权力从蔡氏手中夺回了。但这一权力并没有回到袁氏手中，而是转由张氏控制。于是到了1870年代，可怜又倒霉的袁氏又决定和蔡屋围的蔡氏结成联盟。他们共同出资在码头边新建了一个墟市，也取名“深圳墟”。张氏一族非常担心自己掌控的深圳墟会衰败，所以不时来挑点事找点茬。为新墟市安全计，袁氏与蔡氏在新墟市外构建了防御工事，朝向张氏深圳墟的那一面围墙修得格外坚固。墙有高高的。张氏见对手建了围墙，凭经验觉得很快要打仗了。事实上，在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处，张氏一族已经和周边的多个村庄干过仗，包括但不限于罗湖、蔡屋围、打鼓岭等村落。张氏也在墟市外修了炮楼，袁蔡联盟也在新墟市修建了炮楼。双方在防御工事上都架上了大炮，张氏使用的是国产的炮，谋划已久的袁蔡联盟可能从外国人手上购买了先进的大炮，比张氏的炮火力大得多。 1875年的春天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按捺不住的袁蔡联盟率先用那尊进口大炮轰了张氏控制的深圳墟。张氏开始回击，但真正较量以后才发现，他们的国产大炮对敌人造成的打击力度小得多。两个月里，住在罗湖和福田的人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隆隆炮声。除了炮击，八英寸长的中国抬枪以及欧洲的手枪也用到了这次非比寻常的群架之中。几个家族都很兴奋，两个墟市的酒全部被征购——对于一次残酷的战斗来说，酒可以说是精神上必要的支撑。战争总是从一轮猛烈的炮击开始，接着是地面部队，他们使用步枪、抬枪和矛发起进攻。最强壮的年轻人打头阵，后面则是身体不够好但是嗓子还不错的人，他们负责呐喊助威。深圳墟的经营无疑会受到影响。不独如此，由于深圳墟是这一地区的交通枢纽，战火也影响了路过的旅人。比如，当时在李朗教堂供职的巴色会牧师娄士（Christian Gottlieb Reusch），他大概是从李朗到香港去，经过深圳墟市的时候，正好经历了恐怖的一幕。娄士和巴色会的职员参加了拯救伤者的行动，但是对于战事的发展，他们无力改变。进入6月初时，仗已经打了两个月。双方各有死伤，食物消耗也差不多，战争进入了胶着状态。一直袖手旁观的地方行政长官觉得是时候出手调停了，于是他从南头的办公室——当时大概需要5个小时的脚程——来到了深圳墟一带。他带着自己的一队士兵到来现场，希望双方停火。但是两个墟市炮楼上的村民同时向这群可怜的军人们开炮。威望扫地的县令摇摇头，带着他的士兵回去了。一个地方行政长官居然阻止不了一场民间的械斗，为什么？原因很多。要知道这是1875年，年头的时候同治皇帝驾崩了。同治6岁当皇帝，很长时间都没有真正掌权。最要命的是，在他的任上太平天国的阴影一直跟随着他。然后4岁的光绪登基，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是衰败的迹象，让民间对朝廷的敬畏荡然无存。此外，深圳沿海民风十分彪悍，海盗倭寇山贼不断骚扰村镇，能活下来也不完全是靠运气。从1850年代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也波及新安地区，1854年自称“太平军”的一个团伙通过沙头角占领了九龙，所过之处烧杀掳掠。虽然事后历史学者的研究发现，“太平军”在这个事件中应该是背了黑锅，但闻风丧胆的地方统治者也因此丧失了它应有的权威。总之，从1860年代后期开始，地方衙门处理地方事务的效率和能力也下降得厉害，老百姓的冲突更多的是靠打斗解决而不是在衙门内解决。旷日持久的村庄战斗耗费了超过三万两白银，土地荒废，几个村落的人口都大量减少……渐渐地，几个村落里开始弥漫厌战的情绪。 这时候一个叫田儒鹏的人站出来并解决了这起看似无法调和的冲突。为什么县令都办不了的事，这个田儒鹏能够处理呢？因为田儒鹏是个军官，田也是深圳本地人，但是军人世家。大鹏所城在明清两代是中国南部的海防军事要塞。因为边防，军队对深圳影响一直不小。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及鸦片走私盛行，大鹏在1840年还从营提升为协。1870年代，左右两营实有兵七百五十名。1870年前后，深圳地区强盗猖獗，海盗与山贼都很猖獗。不仅老百姓民不聊生，英国殖民者也很不安。那时候九龙已经给英国人拿去了，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势力范围北移，对边境安全开始感到担忧。田儒鹏通过一系列行动把这个地区的强盗和暴民清除了，因此在本地人和英国人中的口碑都很好。据说他在参军以前也种过田，行为很朴素，且平日里出行总是孤身一人，没有随从也不端架子，所以很受人信服。田儒鹏来到两个墟市之间，他决心调停这场战争。先是蔡屋围的蔡族和罗湖村的袁族把所有武器都放到田儒鹏的脚下。过了不久，吃了亏的张氏一族也把武器上交了。族人们在田儒鹏提出停火协议后讨论过，如果主动交出武器，或许可以给田儒鹏留下良好的印象，那样他或许会做出更利于张氏一族的裁决。作为对肇事者的惩罚，罗湖村交出一个人，蔡屋围交出四个人，为被两个村杀死的张姓村民负责。当然这个只是为了让死者家属“情绪稳定”，谈判的关键是如何分配利益。袁氏一族三个贡生，地方行政长官和张氏一族代表召开了方桌会议。与袁氏结盟的蔡氏没有参与谈判。最后的决定大概是这样：从码头收取的过境费四六分，四成归袁氏的罗湖村，六成归张氏一族。另外，罗湖村要将卖掉码头的土地以及相应权利卖给张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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