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城中村总是人来人往，尽管比过去少了不少人，但还是非常热闹。
来去匆匆的人流中，没有人会注意到身形瘦小、有些驼背的张阿姨。
她并不经常出来走动，出现在村口时经常是在捡拾一些垃圾。见过她的人都误以为这就是一位外地来深圳的拾荒婆婆。
我跟张阿姨聊天。原来她是本村媳妇，她的丈夫原籍就在这个村里。如今丈夫已经去世，大儿子在法国，她跟小儿子和女儿一起生活在深圳。
她在村里有一幢4层的房子，现在改造成了青年公寓出租。或许，即便拥有一栋楼，她依然不愿意人们把能够用的东西随意扔掉？或许，她有什么不一样的过往和故事？
跟她聊天，总想起一句话：“用心去看，每张面孔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我本来是山东人，1944年出生。到1958年那阵生活实在苦，我就跑到东北了。那时饿得实在受不了，锅都没有了，都把锅收了砸烂炼钢铁。我家虽然是城里的，但一个月10来斤粮食，也没法吃饱。城里很多人没办法，我家附近几条街都饿死人了。有人吃棉花套大便拉不出来，活活憋死了。那时父母也顾不上管孩子，因为自己都顾不到了嘛。不少人尤其是男人，纷纷都跑去东北。我是1960年去的东北。我跟他们不太一样，我带着户口本——就是商品粮证明去的东北。因为我大爷（伯父）在东北当医生，说东北那儿地广人稀，养活人还成。于是就迁了户口。有户口就可以过去，不然到山海关不让你过呀。
北大荒。网络图片。
那时候我大爷两口子都是农场的医生，老陈（张阿姨丈夫）当时在农场卫生所做兽医，我大爷很喜欢他，把我介绍给他。我当时小，也不到20岁，他比我大很多，所以我不太愿意。不过后来我觉得也行，因为我讨厌天天在我大爷家干活了，觉得结婚成家也许是个办法。我们结婚是1963年，当时我19岁，并不知道他成分不好。
他是1955年去的农场。他一个深圳人怎么去的农场呢？1949年下半年，国民党垮得很快，那时候他刚刚从黄埔毕业。他读书成绩很好，在军校的考核是第19名。他自己后来跟我们讲的。在广州，国民党军队被解放军打败了，他们就后撤到海南。到了海南溃败更快，又准备去台湾了。他跟我说，他本来已经上了军舰，然后又被赶下来，说上级要让还没有毕业的军校生撤到台湾去。这样他就没有走，然后就被俘虏了，在海南接受改编。但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问他的打算，他说想回原籍。解放军还发给他两块银元，他就是靠这两块银元一路回来深圳。他回来家里也没什么事做。他的身体也不是很好，他年轻时身体一直就不是太好。她的妹妹当时在香港教音乐，每个月给他5块钱零用钱。（这个妹妹后来生活在法国，是一位著名华人高音歌唱家。）
这种太平日子很短，“三反”“五反”，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他突然被打成反革命罪，判刑的时间是8年，送到北大荒服刑。但没有服刑那么久，几年后释放了。本来可以回原籍，但他主动选择留在农场工作，可能担心回到老家被歧视。他工作的地方在黑龙江七星泡，农场原先是犯人劳改的农场，后来把犯人都拉走了，调工人去建国有农场，是开工资的。他这个家族净出读书人。后来我才知道，他父亲有兄弟姐妹八九个，大伯曾经跟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后来也是国民党元老，很知名的学者；还有一个哥哥从清华毕业去法国留学，与周恩来是同一批；他父亲也是军人，曾经就读云南讲武堂，和叶剑英相识，曾官至旅长；他的小叔曾经留学德国、美国攻读博士和博士后。总之一家就是特别会读书。老陈不大懂农活，当医生还算可以。但是给马给牛看病也好辛苦，比如说，马得了结石，他得脱了衣服给掏。一般没有经历的人不会了解这些。结婚之初还好，我们的生活很平静，这段时间我们的两个孩子都出生了。到1968年倒霉了，到处抓特务，又把他抓走了。那时候他妈妈从深圳寄来张照片，人家说这个照片肯定藏着特务密码；又搜查到他写日记，人家说他写的变天账，把他的日记给收走了。那时候我们两个孩子，大的三岁，小的才几个月大。
深圳某村历史照片，口述者丈夫的老家。
后来没有查出他有什么问题，他也找到了一些对付的办法。审讯的时候他们要打他嘛，他说自己就胡编一些事情认罪。比如审讯的人问他有没有电台，他就说有；问他电台放到哪里了，他就说有人拿了扔到水泡（水塘）了。单位就派人去捞，这些人捞不着，到晚上又找，找不到肯定还是打，打得眼睛后来睁不开，但是他就忍呗。他反正忍着，至少要活下去。他说过读军校的时候，教官写个忍字，让他们记住。有些事情我一直印象深刻。那时他被抓走了，孩子当时三四岁，没看到他爸被抓走。晚上就不肯睡觉，要等爸爸回来睡觉。有几天孩子发烧40多度，嘴都歪了。医生说，这是反革命家属，别给他用好药。后来孩子自愈了，渐渐也遗忘了爸爸没回家的事情。我那时不知道老陈是否还活着，所以也不和孩子讲他爸爸。最坏的是那些审讯批斗的人，看到孩子在家就故意逗，说我抱你去找你爸去。小孩都忘了，他们还故意这样使坏。1972年以后，我们的状况有些改变，那年我们第一次来深圳这边老家探亲。当时来深圳还要边防证，否则到平湖就不让你进来。办到边防证，老陈就回家看他妈妈。从那以后，年年回来一次。总之，七十年代才又和这边家人联系见面。
是基于一个什么想法呢？你知道当时农场包产到户，一个人五垧地，我们三个孩子小，我也不会种田，他也不会种田，我们就着急了。机会来了，老陈有个叔叔在广州担任副市长。这个叔叔年轻时在德国和美国读过博士和博士后，六七十年代也受到冲击，八十年代又出来工作当副市长。叔叔就想了办法让他赶紧办回来。1985年我们回来时，他其实没到退休年龄，才53岁。但是他身体一直不太好，就办了病退，回到深圳以后他就没再工作。晚年回来是他过得比较舒服的一段时间。他在之前也被平反了，工资很低，没有钱，好在妹妹那时已经去了法国，她的音乐事业也不错，每个与都固定寄钱救济他。我们在东北时她每月寄100法郎，每月寄的法郎都换成人民币，也就20多块钱。到八十年代法郎值钱了，好像100法郎换64块人民币。他没有钱修祖屋，也是妹妹拿几万块钱帮助修的，就是现在我们家出租的那幢楼。没事他平时下象棋。他很聪明的，还参加了区里的比赛。他也想过写点自己的故事，想把自己的一生写下来。我阻止他写，我是害怕了。我们一共养了三个孩子，大儿子在八十年代去法国读书，然后就留在法国了。还有一儿一女，和我一起生活在深圳。
很巧，笔者的采访记录里，有一位刘爷爷是张阿姨丈夫儿时伙伴，刘爷爷现在定居英国，他刚好提到张阿姨丈夫被劳改的经过，分享在最后供大家参考：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我们村里有很多新的变化。有教会，有新学校，有新教科书，有人把现代科学产品带进来，总之人的眼界、观念都很受冲击。
村里也是人才辈出。不光是我们家，我姑父家，好几家都有人起来了。当时村里有人去考空军，当了飞行员；也出来比较有名望有文化的人。我们这里陈是大姓，有一个陈家人从广西讲武学堂出身，后来当了团长，也蛮威风。他回家扫墓，放鞭炮时他不是点火柴，他开枪把炮仗放起来，一时成为乡下人谈资。抗战胜利以后，因为不是蒋介石嫡系，被排挤出来，回到乡里做乡长。他想不通，有点神经，所以大家都叫他傻瓜乡长。
抗战胜利以后，我决定跟随共产党，从学校偷跑出来参加了粤赣湘边纵的游击军队。这个陈乡长的儿子，跟我年纪差不多，他和隔壁一个姓林的邻居就决定跟随国民党，在广州参加青年训练班。1949年，国民党从广州撤退，他们就跟着到海南岛。海南岛一解放，姓林的到台湾去了，陈乡长的儿子就给解放军抓了。当时他也好像是准尉，国民党的小军官。
当时定他是反动军官，没有抓他坐牢，但是受管制。他觉得抬不起头。他的乡长父亲1951年去世，有一年去扫墓，伤感之下写了几句话，开头我还记得，“清明时节雨纷纷，睹物伤心拜父坟”，后面几句我就忘记了。因为那几句话，说他思想很反动，心里面不平，于是一抓一判5年徒刑还是8年，送到黑龙江去劳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