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讲述03 | 我在香港当画师

“人生讲述”01期的故事 《 怒海沉浮：我曾经五次偷渡 |》讲述了袁家伦的青春记忆。袁家伦曾经是广州市第二中学66届高一级学生，1968年“上山下乡”到东莞县，历经五次行动于1974年10月到达香港。有读者在看到她的故事后希望西芦葫能与她联系上，也希望听听她后来的故事。我们只知道，袁家伦女士如今生活在国外，今天我们分享她到达香港后谋生的故事。 

1985年拍摄的照片。袁家伦（左）与好友回到偷渡上岸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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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友联画室的老板雇用我任职油画画师时，我简直欢喜若狂！那是1974年，我刚刚到了香港不久。

我得第一份工作是在尖沙咀妙丽皮鞋公司当公关，每天得约见各校校长寻找能有在学校推销学生皮鞋的机会。有天朋友介绍我到一间画室见工，那是直接把画画在衣服上。老板要求我马上画，这真好，还不用看什么学历，我马上就得到了工作。可是我知道这份工不会长，当衣服画的潮流完了，我就会失业了。我开始把我的工钱都当作学费，到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学美术设计，到油画公司学油画。可能我从小到大喜欢画画，也真谢谢十七中的徐荣贵老师的栽培（袁家伦初中阶段在广州市第十七中学读书），在整个初中期间让我能每天放学后，在画室学校美工组画两个小时素描，因此我的美术基础是不错的。到1975年当我拿了人生第一张三呎长的油画，凭着报纸的招场画另外一张，就马上让我上班。

袁家伦在画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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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大概有二三十人，谁知全公司只有我一个女生，同事们都很年轻，大概都在二十岁左右。公司只有一个洗手间，也没有分男女的。每天上班的时候大家都要换上工作服，因为一画画，那油漆沾了衣服上是洗不掉的。起初那些男同事要换衣服的时候有些腼腆，他们觉得有个女孩子在场不太方便，可是慢慢的他们就把我当成兄弟一样，也许在小小的画室中也没法避开，他们当着我脱衣换裤，谈论女孩，照样粗言秽语。

这群男孩子一下班倒是斯文潇洒，不过在画室内倒是一派艺术家的狂态，说话无所顾忌。对我来说真无所谓，十三岁就开始画戴维像，就算他们脱光了，我也会当成一件艺术品来看。在男生圈子里生存是我一生中的趣事，我不会听到什么张家长李家短等等的八卦新闻，不会担心谁会小气又得罪了谁。

尤其我是刚刚从大陆到香港不久，可能有些土气，要是在香港的女生圈子工作，谁会看得起我这个大陆妹子？我的第一份公关的工作，我是以香港女生的身分任职，小心谨慎，像个出色的演员，绝对不能露出破绽。在这公司里我能做会我自己，好不痛快！也不怕别人知道我从大陆来而受排挤。

后来也有过一个女同事，很新潮开放，很快跟男同事打成一片。他们相约一起晚上到南丫岛去露营和裸泳，可是不知什么原因这个女孩子很快就离开了公司。我取笑这些男生说她一定给你们这色狼吓坏了。我快离开公司的时候，来了一位女同事，很斯文自爱，男生都不敢惹她，她后来去了法国，我们一直都有联络，是我的好朋友。 

友联油画室就在湾仔杜老志道，隔壁就是有名的杜老志大舞厅，那时候简直是金碧辉煌，灯红酒绿。门前花篮和花牌，特别是花枝招展的舞小姐，真是令人目不暇给。下午两三点可能是茶舞开始吧，小姐们开始上班，男同事们都爱趴着窗户看小姐当作一个小休息，他们评头品足来找心中的女神是谁漂亮，有时争执不下，居然找我作评判，看看我的意见。

我们公司和舞厅宿舍共享一个楼梯，宿舍是供小姐们休息和换衣服。我去上班时也会惹来一些路人色迷迷的目光，虽然我从不理会，但我也知道被人误会了是个舞小姐。我的老板说现在隔壁舞厅的生意大不如前了，那时候越战还没有结束，多少美军上岸消遣，门前有时水泄不通，更加繁荣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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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画室画的油画是被送到洋行再销售到全世界。人们总以为画行货画总是抄袭名画，我在这里也为行货画叫屈。抄袭名画当然有，但是最不好赚钱，抄袭要有九成和原画相像画商才收画，我们经常要调颜色跟货版对好才能下笔，花的时间特别多，我们交画是按照每幅画计算工钱。颜色和画布是画师出的钱，画商不要的话，画师血本无归。

另一种是自由画，由画师自由创作，由画商挑选再下订单，选上的画要多少张和多少尺寸的，要求什么时候交货，一般都有几十幅到几百幅画。画商下了订单后也订下的飞机货位，所以我们必须要按时交画，不然画商取消机位也就取消订单。在往后二十年的画画生涯中，无论多少风风雨雨，幸好我一次也没有误过期。画师们是分开谁画风景，海景，花，动物，静物，人物等等，我是风景画师也是最幸运的，没有一次退货。

当我刚刚入行的时候当然不能马上画自由画，画得多了渐渐也能随心所欲。把山，水，树，云朵搬来搬去，颜色随着春夏秋冬变化，也可以用各种技巧：有笔触的，没笔触的，现实的，抽象的，只用油画刀的，因此创作其实没有难度。现在看什么国画大师即席挥毫，旁人喝采，但油画师即席挥毫却是作为行货对待，却有点不公平。 

香港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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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自由画来接订单有一个好处就是，由于样板是自己画的，当然是调色准起货快。我太喜欢画风景画了，左一笔，右一笔，换天换地又换山，风景随我心意变，很有满足感。

每天一上班，我立即调好一天需要的颜色，把报纸截开一小块，一小块的放在一起一大迭，用来清理油画笔。我左手每个手指夹着一只画笔，起码有三支，画不同的东西就换画笔就可以了。画大画是每次一张，画小画是几张几张一起来。我最高纪录是一天能画12张24x36吋的画，画商喜欢我的画所以订单较多。上班我感到无比兴奋，感觉就像画钞票。

我那时候住在九龙城寨，没有电梯的十三楼，用的家具是捡回来的，挣了钱买机票和行李先把弟弟送到美国，很多用品还要等拿到工资购买，可是这时我感到自己很富有，这种满足感在我一生中在这阵子最强烈。那时候上茶楼吃一碟饭才四块钱，我在晚上九点开始画到十一点下班还能画十张8x10吋的画足可以买十碟饭，跟以前在乡下当老师只有六块钱人民币一个月的生涯真是一个天一个地。有时大家都下班了，我还可以一边画画一边大声唱歌，还盘算着买多少外汇卷让广州到爸爸妈妈买到洗衣机等等到用品，还计划着将来，心里充满了幸福的盼望。有时我想富不富有可能这是心理一种感觉，是要通过对比，只要在地狱生活过了，现在一切都像在天堂。

其实工作环境不会很好，一千多呎的地方被间隔十多间工作室。因为油画要晾干，画室没有冷气。油漆、快干水、火水、汗水的味道交织而成特殊的画室气味，不习惯的话不会好受。

夏天下午一两点，太阳晒到画室我的位置上，像火一样，我又热又累，那些男同事干脆赤膊上阵。下班时大家通常要用火水擦干净手上的油漆，再用碱沙洗手，可怜我的手指都有黑边，到过年的时候休息几天，我的指甲才会清洁，有机会涂上指甲油。穿上那满是油漆的工作服，在画室里我一年到头都是脏兮兮的。

我通常工作十二个小时，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有时到十一点，通常我是最早到画室，但最后离开画室也是我。为了躲避猛烈的太阳，那么中午我干脆交学费上一个小时多英文课，可是上课时候凉着冷气，都会昏昏沉沉睡着了，学习没有多大进步，反而能够休息一会，又能精神奕奕再投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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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有两个老板，姓周的专门管到洋行去接洽，姓迟的老板管理我们画师，他长得又瘦又黑，样子挺凶，画得不好他会粗言大骂，叫人拿回去改，改不好就不是收货，大家都很怕他。可是他对我不错，可能我工作勤快又不爱顶嘴。他不但教我画画的技巧，还教我投资买股票，并不是炒股票。那时股票都跌得很低，他教我拿到工钱就拿部分去买些汇丰银行和煤气公司的股票，用来收取利息。他更教我是要接受现实，比如有些来稿有明显的错误，居然画人只有四个手指，我把画改动了，多添一个手指，迟老板要我马上改过来并警告我说，一个画师就要画别人喜欢的，不是画你自己喜欢的，不然你就回家当画家去。 

公司同事们每天喜欢都开着商业电台，股市行情，歌曲，故事像十八楼c座等等，都似乎对我再教育，使我更快地适应香港。很快我的工资是全画室的第二名了，一个月有三千多。当时一个文员月入大概是五百到七百，老板取笑我说，那天你来见工，我还以为你走错了门是到隔壁去的，现在你挣的钱比隔壁小姐还多，又不用花钱买衣服打扮，你来这里上班多好。真的我是很幸运，我生了孩子以后还能拿订单回家画画，能赚钱又能看家。以致一年后美国批准我的移民申请也让我给放弃了，我爱我的工作，也舍不得离开香港。 

周老板有很多生意，听说还有开间麻将馆。在发工资的时候他一般都会来。他一来公司热闹起来了，因为他在午饭的时候都开赌局，由他来做庄。他们玩的是沙蟹，有时是二十一点。男生都摩拳擦掌想赢老板的钱当加薪，我也会在旁边看看他们的玩意。赢了的兴高采烈，输了的悄悄的回到自己的位置上画画。我看一定是老板赢得多，不然为什么每个月都来派钱？也怪公司的小伙子赌性太大，不然老板也没有市场。他们画画累了，在小息的时间也坐在地上一阵玩锄大D，这不是大赌，只是他们日常的娱乐。我觉得这简直是浪费时间，累了可以看看窗外的蓝天、窗下的车水马龙，那是另外一个天地。 

我的男同事都很好，我跟他们很少聊天，因为实在太忙了。要是我需要他们帮忙的话，谁都会义不容辞。很多时后他们谈的是男生最爱的话题：女人和赌钱，我可插不上嘴，只能偷偷地发笑。在我隔壁工作室的叫祥仔，只有十九岁，瘦弱苍白架着个近视眼，烫着当年流行的长发，笑起来露出小犬牙挺可爱的，他是画海景的画师，他喜欢在休息的时候到我这边聊天，我也喜欢到他那里偷师学学怎样画海景。他的画板上画了像女性生殖器官还画上了牙齿，就像一张利嘴，怪吓人的。他跟我谈心事，说他爱上了一个有残疾的女孩子，有结婚的冲动。我是挺现实的，马上像个大姐姐说他，怎么可能结婚？以后麻烦不少。他说他就是喜欢残废美，这有种楚楚可怜的美感让人很想去保护她。我学到了残废美这个词，而且祥仔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善良的男孩子。 

香港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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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准备结婚的时候，我拿着喜帖到画室去派发，这个画室都像炸锅了！男同事都说丢了眼镜，想不到谁捧走了公司的夹万（保险箱），因为我是全公司赚钱最多的第二名。也想不到我是愿意结婚的像个普通的女孩子，而不是只会赚钱的机器，一天到晚都在画室里。他们大声嚷着说是走宝了，以为我是很难追求的，老板说他们通通是个笨蛋！他们说不服气我带了个红色炸弹给他们，要他们出贺礼，非要缠着我要跟他们玩锄大D，他们要把贺礼赢回来。我实在没办法只好跟他们一较高下，可是却叫他们大吃一惊，我是个大赢家。他们不知道这种广州叫（斗大）的扑克游戏，我从小就会玩。我吓唬他们说我左脑发达，数学特别好，还有第六感，能猜中他们手上的牌，就像他们赌马时有时问问我喜欢的号码，我乱说一通，居然中的机会比报纸马经提示的更多。跟我赌钱就说像送钱给我用，他们居然信服了，以后再不敢缠着我赌钱。在我的婚礼上，他们有些人看着我好像有点不认识的样子，当然了，他们从来没有看过我化妆的样子，日常只是看见跟他们一样脏兮兮的我，看着他们迷惘的样子，真好笑极了！

自从大陆开放以后，画室和杜老志舞厅都不存在了。这种行货的画室转去了大陆，我的香港同事们不去大陆开画室就都转行了。杜老志道已经变得冷冷清清。我离开香港以后再没有见过那些一直把我当成兄弟的可爱的男同事们，他们年轻的样貌一直还在我的脑海中，一想起实在令人发笑，真有无限的唏嘘，只能叹一句往事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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