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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这张照片的是世界著名摄影家拉里·伯罗斯，时间是1962年5月。山坡上那些层层叠叠的小屋，是从中国内地偷渡到香港的逃港者栖居地，也就是“难民营”。但是，就在1962年5月的大逃港行动至少有十万人成功越过边境进入香港，最后港府不得不追捕逃港者并将其遣送回中国内地。
这就是遣送偷渡的场景。汽车、火车，还有步行从梧桐山押送回沙头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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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听到“逃港”这个词，是1999年。那时候我刚到深圳工作，有一家单位邀请我们部门去南澳，有车随行，带队的头儿就把我们拉到可以看见大海的山上村落。人在山中，海在身边，大家对这里的村民生出些羡慕，于是开始打探起村里的历史。可住在那里的人一问三不知，原来他们都是四川人。本地人呢？“好多年前就全部偷渡到香港去了！”那鸠占鹊巢的四川人漫不经心地回答我们。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也未能免俗地“震撼”了一会。后来，渐渐忘记了自己当初的好奇。
香港警方搜捕逃港者，有的偷渡者躲在灌木丛中。
2006年，因为写一本关于深圳的书，我到深圳市档案馆和蛇口的招商局历史博物馆里又翻到一些与偷渡有关的图片和文字，好奇心再次被勾起。在后来出版的书里，我用一段文字概括了偷渡和深圳特区成立之间的关系：作为边城，深圳并非籍籍无名。上世纪六十年代，因为“反特”电影《跟踪追击》和《秘密图纸》，人们知道了和资本主义的香港连接的两个陆路口岸都在深圳这个小地方。但是最让深圳“出名”的还是，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这里就因为集体越境逃港事件让政府头痛不已。当然，外界都知道那些逃港者都是被“美蒋特务”蒙骗过去的，在香港过的是水深火热的生活。1979年3月，中央和广东省决定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在深圳市档案馆，这个“深圳元年”的记录仍然耐人寻味：1月31日，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深圳蛇口创办工业区，由香港招商局集资并负责组织实施。3月6日，深圳市委召开各公社书记、边防部队、武装部和边防检查站、海关等单位的会议，出台《关于整顿边防治安秩序会议纪要》，对当时出现的偷渡外逃风和非法赴港探亲等问题制定具体措施。4月5日到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经济工作会议。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决定在深圳等地办“出口特区”。4月24日，深圳市委发出《关于制止偷渡外逃和整顿社会秩序的通知》，号召开展群众性反外逃统一行动。7月15日，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提出在深圳、珠海和汕头建设“出口特区”。8月，在一场特大强台风袭击之后，深圳市委再次发出《关于继续抓好反外逃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区各公社党委负责人带队调查外逃原因，加强堵截工作。文件指出，偷渡外逃是深圳的突出问题。解决偷渡外逃问题是深圳的当务之急。文件还列举了当年的外逃人数，1月为285人，2月1565人，3月1855人，4月1894人，5月5484人……03
按照公开的数据，1979年深圳全年外逃人数为三万多人。在老深圳人的记忆里，1979年5月6日这一天逃走的人最多。据说在那一天，来自广东惠阳、东莞和宝安县的七万群众，像赶赴一场盛宴一样，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深圳通往香港的海防前哨。
多年之后，一位目击者回忆说，当时的场面之壮观，有“排山倒海”的感觉。从外地运载百姓过来的交通工具千奇百怪，有汽车、货车、手扶拖拉机，甚至还有牛车和自行车。当时的边防官兵数量并不多，虽然使用大喇叭广播，甚至尽力组织了交通工具遣返群众，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趁乱越境。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翻阅当年的档案，市委市政府领导会三番五次将“反外逃”作为重点工作的原因。另一组数据可以说明外逃对深圳的影响：1979年深圳总人口数量为31.2万人，之前10年间人口没有任何增长。更要命的是，全市劳动力人数仅仅为3万多。也就是说，青壮年劳动力基本上都外逃了。反外逃，首先就要搞清楚为什么要逃。其实道理很简单，逃到那边日子好过一点。但是很长时间里，没有人敢承认这个简单的道理。曾任人民日报记者的连云山调查过一次“逃港”事件：“坐着吉普从大鹏湾到蛇口一路看下去，十室九空，只剩下一些老头老太太，很少见到干部，我见人就问，为什么要跑过去？一问就哭，说没有吃的，不跑就会饿死，老子管不了儿子，干部管不了群众……当地公安部门为我办了个耕作证，化名李进山。从大鹏湾的一个耕作口过境，到了九龙。我看到逃港的深圳边民们在山脚下用塑料布搭成一个个窝棚。跟他们聊，他们就哭，说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他们也是被生活所迫，没有办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中国人改变命运的一件大事，会议决定了党的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经济建设上，并正式确立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国策。广东则先行一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萌发了创办社会主义经济特区的设想。书出版后，我采访了曾经拍摄过许多“反外逃”图片的深圳摄影师何煌友，他告诉我，“1951年前，深圳与香港没有什么差距，所以边关也是不封锁的。随着香港深圳生活水平拉大，从1954年开始陆续出现外逃。历史上深圳发生过三次大外逃，一是1957年5月；二是1962年4月，三是1979年夏天。”何煌友拍摄过许多反外逃的典型人物和模范单位，颇有意味的是，除他本人外，他的整个家庭——父母，兄弟姐妹——都逃到了香港。何煌友当年是部队少有的文化人，又会摄影，本来前途无量。“我入党前夕，部门找我最后谈话，我告诉组织，家人全部在香港。于是我的一切都免谈了。”
后来我访问了许多人，记下很多关于偷渡的故事，但是从来没有发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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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是成功偷渡者。
偷渡者的命运本身很有意思，比如1993年发生在深圳龙岗的致丽大火，致丽的香港老板是劳钊泉，我在采访过许多当事人后有一种直觉，这个人可能不是香港LOCAL，很可能是偷渡过去的。经反复追查，最后确定了我最初的直觉是对的。还是个孩子时，劳钊泉从福建偷渡到香港，因为年纪小，只能做黑工，积攒的钱不多。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后，他决定回来寻求机会，因为资金问题，他只能在偏远的葵冲租下一幢厂房，为了多出货，他把四百多人放在只能容纳二百人的车间里工作，所有走道堆满了货物，只开放一个通道。正是严重漠视安全，才导致那么大的火灾发生。
即便如此，在香港能够赚到钱回来投资的是在少而又少，更多的男子在香港只能做建筑工，住棚屋。我后来访问了一个偷渡者，在香港谋得开货柜的机会，金融危机后，连工作也没有了，香港住公屋不可以领综援，他索性在深圳租了房子养病过日子。
当年能一次性偷渡成功的常常是一些“醒目仔”，就是比较机灵，有想法的。这么些年过去，很多人越来越不愿意回来，因为差别还是很大，那些固守在深圳的，因为土地资源，现在基本个个有数千万身家，还有很多房子出租，靠租金养活一家人一辈子毫无问题，这些富人给了他们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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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蛇口那边有一个村子，所有“醒目”的人都逃走了，而他是一个笨笨的，偷渡三次都抓回来的“失败者”。开始特区建立后，这个被人嘲笑笨笨的人，成为村长——只他一个健康的年龄合适的男子，现在已经富裕得让当年嘲笑他的人恨得咬牙切齿。我知道他，是因为深圳前些年取消农村，他在此前紧急用土地和开发商合作建设了及幢楼，村民每家分了好几套，按照现在市场价，最后这批房子至少是400万一套，每家的房子价值都在千万以上（现在房价又翻了几倍）。他本人的财富情况，我不知道。除了这种例子外，还有一些人主动回来了。深圳在1980年公开表彰的一个典型叫陈妹，她是第一个主动回深圳的。还有一个罗芳村，当年很多人跑出去了，后来很多人又跑回来了，这个村子都成了典型。
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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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是抓偷渡的。
既然有偷渡，当然就有反偷渡，反外逃。事实上，深圳从外逃出现后，设立了69个关卡，组织了1000多人的民兵日夜巡逻。1965年开始，宝安县成立反偷渡领导小组。从陆海两方面堵截偷渡者，强制收容，遣送返乡。我最近接触的一个案例是两个边检的战士。一个专门检查输港列车的边防兵灾一节辣椒味呛死人的车厢里抓到了两个偷渡者，立功了！这哥们后来成为口岸的重要干部。另外一位的遭遇是，一次眼睁睁看着几个偷渡者从眼皮底下跑了，然后受处分，回老家。怎么回事呢？当时他在罗湖口岸，一天来了八九个人，穿着干部模样的服装。他说你们不能跑到边界线啊。那些人跑他跟前，拿出工作证，我们是有单位的，怎么会偷渡？过来看看而已。这位战士当时年轻，单纯，一看到午饭时间，还带他们到礼堂，然后准备买些吃的来招待，一转眼，人都跑了。他没有办法，就回了老家，读书，工作，后来又来深圳了。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遣返偷渡者。
本文的这些照片都是拉里·伯罗斯拍的，这位伟大的战地摄影记者后来在越战中身亡。1962年5月，中国大陆正处于大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广东发生了大规模逃港风潮。据说是陶铸故意放了逃港者，因为港英当局一直对逃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肯遣返，还发给身份证，于是陶铸说，那就给你们多派些人去。港英当局当然无法接收这么多难民，于是同意遣返。5月6日开始，港英当局加强对行人的盘查，凡没有证件的就抓到警署，核实属于偷渡后，立即遣返。拉里·伯罗斯当时在越南，正好到香港休假，听说港英政府的决定，立刻带着自己心爱的相机，一路跟随当时港英政府的警察和边防部队前往粤港边境，记录下了逃港者那一张张真实的面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很多香港居民抗议港英政府遣返难民，大量市民买了饼干做了干粮在路上等着遣返的队伍，将粮食送给难民，还有给难民发烟抽的，给饮料和水的。很多人说那都是偷渡客的香港亲戚，那绝对是错误的判断。确实，偷渡者在香港几乎都能找到亲戚，包括各个阶段去了香港的，以及1954年后陆续逃到香港的亲戚家人，但是送吃，抗议，绝对都是因为对同胞在艰苦境遇的深深的同情。拉里·伯罗斯说：“在现场的每一分钟，我都在想要逃走，我不想看到所发生的这一切。但我是一个拿相机的人，我是按一下快门就躲开，还是应该负起摄影记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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