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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观点|邹逸麟:我眼中历史地理学的现实意义


邹逸麟 

       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原所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副主编。从事过历史经济地理和河渠水利研究,撰有论文《从地理环境角度考察中国运河的历史作用》等,合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唯其人文地理因有传承性、沿续性,故列于地理学下二级学科人文地理中的一个分支,属三级学科。我认为这种观点,不是误解,也是一种偏见。 

      

客观地研究西部和中部在近千年来逐渐衰落的自然和社会人文原因,对我们今天开发西部而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多年来,历史地理学一直被认为是一门基础性学科,是历史学的重要辅助学科。因此,历史地理学在历史学界比较受重视,因为史学家都知道,地理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门径,所以在学科分类里,历史地理学是一级学科历史学下的二级学科。而在地理学界,认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是已经流逝了的古代地理现象,而中国古代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其对地理环境的影响,与今日工业社会不可同日而语,于是认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内容与当代地理关系不大。唯其人文地理因有传承性、沿续性,故列于地理学下二级学科人文地理中的一个分支,属三级学科。我认为这种观点,不是误解,也是一种偏见。

      

地理环境的发展变化有沿续性。今天的地理环境是由历史上发展演变过来的。不了解历史时期地理环境演变的过程,很难对今天的地理环境有深刻的认识。全球变暖问题已成为关系到全人类命运的重大课题。自全球气候变暖趋势被确认后,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全世界都在研究历史气候变化问题。1973 年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 5000 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的发表,引起了国内外研究历史气候学界的高度重视。特别是有两千多年连续文献记录的中国,被国际上认为是不可替代的地区,也是全球气候变迁研究不可或缺的地区。于是我国历史气候变迁的研究,成为国际上十分关注的课题。而历史气候的研究,又必须与历史植被、水文、沙漠变迁研究相印证。由此可见,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有着多么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边疆民族问题也是我国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问题。我国地处亚洲的东部,由于地域辽阔,气候和地貌条件复杂,分为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半干旱区、青藏高寒区三大自然地理区。

      

在这三大自然区域内,先民们根据自身所处的特定地理环境,形成从事农耕、畜牧、采集和狩猎等不同的生产方式。在长期不同生产方式下,逐渐形成了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语言文字的不同族群。清代前期统一帝国的形成,使农耕、游牧、采集和狩猎经济区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因此,我们在研究历代疆域变迁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今天我国的疆域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由此可见,研究我国历代疆域变迁,不仅仅是讲疆土的伸缩,还牵涉到经济发展、民族文化融合、多元一体中华文化形成的历史过程。这对于今天对多民族统一疆域的维护、民族团结以及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以来,凡是一个政权在立国之初,社会经济生活在一个恢复过程中,政务比较单一简要,往往采取郡县(或州县)两级制。如秦代和汉代前期,隋代和唐代前期。两级制的优点,是上下政情容易通达,减少层次,也减少管理成本。但是当时全国一级政区(汉郡唐州)数量较多(百余甚至数百),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增加,政务繁多,内乱外患的增剧,兼之吏治不清。朝廷很难直接管理为数众多的地方一级政区,往往在郡县(州县)两级上增加监察一级或防务一级,以察吏治,以卫地方。以后随着军政事务繁重,逐渐演变成三级制, 如东汉魏晋南北朝的州郡县三级制,唐后期的道(藩镇)州县的三级制。宋初为加强中央集权,着意推行州(府)县两级制,但在实践中还是不行,于是中叶以后实行都布按三司分权的三级制。元以后地方行政制度实行行省制,当时省区极大(一省相当今两三省),一省多至数百县,省不可能直接管县,于是实行路府州县三级或四级,在古代交通条件下,省直接管路府,仍有困难。故不得不在省以下设置道一级,代表省级分区管理。明时省区有所调整,但省区仍大。经清代调整,大致同今。明清两代明确为省府(州)县三级制,并仍在省以下设道一级,协助省级领导,分辖部分府(州)县。可见我国历史上中央朝廷在地方管理体制上,在两级还是三级问题上多有反复。我国目前的省区范围仍然很大,各省区之间的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差异很大,一省之内区域差异也很大。一律推行两级制,可能在不同省区、省区内不同地区会有不同反应。从历史上地方行政制度演变来看,如果地方行政管理上不同时进行改革,地方省县分权不明确,政务不简,一律两级制可能会产生不便之处。因此,研究我国历史上地方行政制度演变的原因和利弊得失,对今天地方行政体制的改革,可能会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西部开发,中部崛起,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课题。但历史上西部和中部曾经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汉唐时代的关中,宋代黄河流域的河南、山西,长江流域的两湖、江西都曾经是经济文化十分发达的地区,为什么自明清以后西部和中部会逐渐衰落?除了纯自然的因素外,人类活动的因素究竟占多少权重?比如汉唐时期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曾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长安、洛阳、开封都城宏伟,人口密集,农业发达,与此同时,西部地区在汉唐宋时期又是我国国防前线,因此,都城建设、高消费人群的集中和移民戍边屯田,对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森林植被的过度开发,最终引起的环境恶化,以至难以逆转。 两宋以后长江流域的人口骤增和明清时期围湖造田等等,固然使两湖地区成为全国粮食基地,但同时也因水域缩小,洪水无处蓄泄,引起灾害频发。我们今天开发西部、崛起中部,是否应该从中汲取一些教训?当前西部人才和劳动力大量东移,对西、中部的发展会带来何种影响?均需研究。


因此,客观地研究西部和中部在近千年来逐渐衰落的自然和社会人文原因,对我们今天开发西部而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史地理学并非仅仅是一门基础性学科。它与当前许多政治改革和经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都有密切的关系。如以其许多具体课题的研究中,必须广泛收集资料,进行爬梳、考订,为的是恢复历史原貌,非此不能真正认识其原因、探索其规律。从这个角度讲,它属于基础性研究的学科。但其最终目的,还是假借历史经验,为今天我们人类的活动如何更好地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境界。从这个角度来说,其现实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资料来源:禹迹历史地理社

编辑: 伍宏美 梁龙武 陈呈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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