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源于前店后厂模式。改革开放以后，从香港的服装产业转移，到电子信息产业转移，再到台湾计算机的转移，产业转移使珠三角成为了世界工厂。在这个工厂中我们能找到全球93%的计算机硬件。那时候，广东一塞车，全球硬件都涨价。
前店后厂的模式下，湾区空间结构从单中心走向双中心，并形成一体化的空间形态。许学强教授在《珠三角城镇化三十年（1978-2008）的回顾与启迪》中最早提出珠三角的双中心结构——广佛北翼与港深-珠澳南翼。这一空间结构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持续的蔓延发展，在主干道网络、信息网络等强大的基础设施网络支撑下，至2013年，已经形成了建成区面积约6782平方公里的高度城镇化地区。
空间一体化的进程下，形成了湾区强大的产业生态系统。珠三角制造业从业人员规模高达约2000万人，企业数达24万家，共涉及行业479个。高度的规模化发展，实现了更低的原型开发时间和开发成本，庞大产业链和制造业从业人员形成的规模化生产，吞吐量巨大的国际港口和国际机场，构成了大湾区强大的制造业生态系统优势。
供应链的优势：珠三角生态多元的供应链产品与企业，强大的内生创新能力，自发的复杂化，高级化的自我增强式的发展。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珠三角带来了巨大冲击，传统制造业企业在转移，寻找成本洼地。珠三角形成大规模的四类产业转移：包括珠三角区域内转移（如深圳的华为、大疆向东莞转移）、广东省内转移（珠三角企业向粤东、粤西、粤北转移）、国内转移（如粤桂黔产业合作园、河南富士康等）、国际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越南、泰国、柬埔寨等地转移）。
珠三角产业多尺度转移
这一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究竟为珠三角带来了哪些方面的动力与压力？下面从产业空间方面进行分析。
金融危机后，珠三角行业空间呈现出明显的簇群特征，“核心-外围”结构特征明显。优势行业大都集中在网络核心，相互之间具有较强的邻近性。通过2008年、2013年经济普查数据的对比研究，我们发现，两个年度的行业空间均呈现出五大主导行业组团，包括通信电子设备组团、电气机械器材组团、金属制品组团、纺织服装组团与交通运输设备组团。行业关系从2008年之前的并非完全簇状形态，到2013年演化出现不同的产业簇群。中间的簇群更加紧密，传统的簇群继续生长，并有手机电子信息、通讯等新的簇群出现。以产业链为主体的共生性行业，开始出现集聚的趋势。
2008年粤港澳制造业行业空间©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
应对金融危机，产业链走向内部化，主导簇群呈逐渐分离形态。行业空间网络由2008年的“串珠式”带状大簇群，过渡到2013年三个相对独立分离的小簇群。通过对行业关联性的度量，可以发现，行业内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行业间的关系越来越弱，这源于企业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产业链内部化。金融危机下，全球经济疲软，珠三角众多小规模企业倒闭，加上弹性生产下对产品要求质量提高，本地配套企业的升级改造程度不够，幸存的主导行业企业无法在当地寻求合适的配套合作，开始跳出本地生产网络，转向全国甚至全球其他地区进行采购。同时，路径依赖下新产业的涌现总是围绕本地已有优势产业。珠三角区域内各镇街专业特色优势明显，主导行业龙头地位凸显，已具规模的行业集群逐渐催生出行业内更多的优势行业，形成紧密关联性、互利共赢的本地生产网络，构成区域坚实的发展基础。
2013年相对于2008年主导行业组团间的关联性演化
企业空间布局上，一是形成以深莞为核心的东岸簇状产业集群。电子设备制造业集中在深圳和东莞，实现了行业空间与企业空间集聚的匹配。2016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工业增加值为6499.71亿元，占全省制造业22%以上。
电子设备制造业产值前20名所在镇街 ©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
二是形成的是广州、佛山环状的以汽车零配件为主体的集聚地带。2016年汽车制造业工业增加值为1354.42亿元，占全省制造业5%，其中70%产值来自广州。
汽车制造业产值前20名所在镇街 ©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
三是形成了遍在性产业节点。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作为核心的供应链零配件，在珠三角多处地方具有较高产值，分散相对均匀，包括北滘、狮山、寮步等地。
电子器械及器材遍在性产业节点 ©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
创新空间及演变方面，新产生的专利集群与原有专利集群关系密集。通过2008年和2012年所有企业的申请发明专利数据，可以发展广州、深圳和东莞在创新发展上的明显差别。
广州的主要专利集群覆盖化学医药，机器人，互联网，电器设备等领域。2008年，广州的专利集群主要覆盖电力、控制系统、医药等领域。到2012年，广州在医药、模具等行业下，基于原有的创新路径进行衍生，出现了包括机器人、传送设备、照明和光学设备等新的专利集群。
2008年广州创新企业网络©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
2012年广州创新企业网络©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
东莞的专利主要集中在制造业。2008年以前，东莞以OEM制造为主，但其技术创新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专利集群以控制系统、阀门和节能为主，基本上是为了服务于生产工具，与产品关系不大。但到2012年，基本 上开始形成以机器人、齿轮、传送、模具、阀门、切割、散热、照明、电池、控制系统、电力等为手机配套为主体的专利集群，特别是电池为主体专利集群，在东莞创新网络中起到了核心促进作用。同时，阀门和模具形成了机器人专利集群的重要配套，形成东莞重要的技术创新组成部分。
2008年东莞创新企业网络©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
2012年莞创新企业网络©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
深圳的专利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与信息软件业。深圳在2008年之前呈现以互联网、控制系统与照明系统为主体的创新系统。2012年以后，深圳的创新在原有系统基础上不断成长，创新网络关系更加稠密，并新产生了信息软件业相关的创新集群，包括定位系统、支付系统等，体现了创新系统演化的成长过程。
2008年深圳创新企业网络©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
2012年深圳创新企业网络©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
从行业、区位、创新三个方面可以发现，供应链的优势在正成为珠三角的主要优势。供应链孵化出了本地的品牌，孵化出了本地的竞争力，从服装到计算机，再到智能手机，是由于供应链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衍生而产生的。
总体来看，珠三角通过空间的邻近性，构建了强大的供应链，而这一供应链正在构建珠三角新的优势。空间邻近性包括三方面：一是行业空间邻近性，更加低的成本与更加强的溢出；二是企业空间的邻近性，实现更加低的成本与更加强的溢出；三是创新空间的邻近性，实现技术主题相关性下的更加快速的迭代与衍生。
这种迭代与衍生将使得整个珠三角的供应链形成一个整体，这种供应链是珠三角一种新的优势，叫“嵌入式供应链”。
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供应链的中心，供应链优势成为湾区发展的新优势。珠三角32%的出口是到香港，通过香港的转口贸易再转到各个地方，其次是北美和欧盟、日韩、东盟等区域，具有为全球市场提供服务的能力。这是珠三角供应链的接口，这个接口造就了在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新的优势。珠三角拥有一个充满弹性的地区性生产网络，这些生态系统依赖由供应商、中间商和熟练工人组成的复杂网络，为大湾区提供了新的全球竞争优势——供应链优势。大湾区产业集群可以在物料供应、设计制造、技术支援和解决方案提供等方面，为集群内外下游生产客户提供全面服务，从而产生更具效益的产品。
珠三角的出口分布 ©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
在这个供应链的优势下面，原来的前店后厂，走向一体化、扁平化的产业链布局结构。产业链分布在珠三角的各个城市，粤港澳大湾区借产业链网络布局打破边界隔阂，促进区域从前店后厂的垂直供应结构发展成为一体化的供应链网络，进一步降低大湾区供应链成本，提升全球竞争力。这一网络体系依赖的是强大的基础设施，在原有的快速公路基础设施基础上，湾区正在建立一个公交化的轨道交通系统，实现几乎15分钟的车程能够覆盖珠三角95%的就业地区。强大的基础设施体系，能够更加促进邻近性原则的发挥。
珠三角产业空间一体化网络示意图
邻近性原则，将使空间出现两大趋势：更加集聚的超级城市与更加分散的专业城镇。更加集聚，是指超级城市将会出现，创新人才、金融资本将在这里集聚，形成更加高密度的地区与城市综合服务区，也是知识交流创新的地方。更加分散，是指生产空间标准化生产环节分散发展，出现更加低密度的专业化城镇，以交通距离最优、制造成本最低原则，分布于交通干道邻近地区。
这种情况下，珠三角将出现三类空间：
第一类是环湾区的生产性空间，由各种创新平台、各类开发区和产业集聚区组成，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吸纳大量就业人口，凭借特定主导产业成为功能性城市区域，这一环湾区空间是珠三角各城市建设的重点地区。这些功能性城市区域是巨型城市区域功能化网络上的功能区块，功能区块在全球产业链中具备竞争优势，代替城市参与全球竞争。
环湾区生产性空间分布图 ©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
第二类是广佛超级城市。自然、市场、经济力量的共同促使下，广州和佛山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城市形态体系，形成一个完整的超级城市体系。广佛核心区主要为各种生产性及生活性服务业集聚区，外部为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各种功能呈圈层式分布状态。
广佛超级城市具有理想的山水空间格局。广佛最开始沿水系生长，经过形态演变，最终形成广佛超级城市明显的中心区和外围区，中心区和外围区之间由山体串成环状绿廊，外围区包含产城融合组团和生态保障区域。
广佛超级城市构建了完整的国际化综合交通体系。具备集国际机场——高铁枢纽站——国际贸易港口于一体的综合城市交通体系。
广佛超级城市拥有了齐备的产业链与生产要素。两个城市产业互补发展，关联性强，广州基础产业为佛山轻型工业提供原材料，佛山轻工业又以广州为巨大消费市场。除此之外，广州有丰富的高校资源、人才资源，但房价高，交通拥堵；佛山生态环境良好，房价较低，交通顺畅，二者能通过便捷的基础设施，进一步释放一体化的潜力。
广佛超级城市空间结构示意图 ©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
第三类是深港双城超级城市。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深港双城在协商共赢的发展中，将形成双城手掌状的空间结构，将集聚超过2000万人的城市。
经济发展方面，粤港澳金融合作已成为第三阶段经济关系的关键所在。香港是粤港澳金融体系的“对外平台”，具有自由兑换的货币、稳健而且高效率的金融体系、及时的信息流动、高效的金融监管。前海积极探索金融创新，是粤港澳内部与香港在法律、语言、政策等方面最为接近的地区，两者应形成联合金融地区，共同成为粤港澳对外的金融平台。同时借鉴伦敦金融城带动科技城发展案例，深港金融联合体将带动金融科技发展，促进创新要素集聚。
深港已经成为世界级的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香港知识创新+深圳技术创新”模式，两地的产、研、学、金、政能够得到有效的互通互补。大湾区将形成深港为主、广州为辅的创新结构，并形成“全球科技＋深圳孵化＋深圳中试＋东莞制造＋全球市场”的供应链体系。
港深超级城市空间结构示意图 ©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
产业链邻近性原则所产生的更加集中与更加分散的格局下，基于强大的基础设施网络支撑，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将形成以广佛和港深为两大核心区、以若干功能区块为竞争单元、由公交化轨道网络串联和沟通、边界地区增长的“两大超级城市+若干功能区块”空间结构，形成完整的生态格局、高品质的湾区与多类型的功能平台，并以命运共同体的方式参与到全球的市场竞争中。
“超级城市+功能地区”的空间结构示意图 ©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
第三部分内容参考如下文献补充：
1. 李郇：《空间一体化：港澳与珠三角的再融合》
2. 周金苗、李郇：《广佛超级城市》
3. 李郇, 周金苗, 黄耀福, 等. 2018. 从巨型城市区域视角审视粤港澳大湾区空间结构[J]. 地理科学进展, 37 (12): 1609- 1622.
注：本文根据李郇先生2019年1月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学术委员会年会”中的演讲整理，未经讲者审阅。感谢中规院深圳分院规划研究中心孙文勇对本次论坛文字工作的帮助与付出。文章内容是讲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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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者 | 李郇
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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