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分享 | 文化治理路在何方？哲学和社会学双重视域下文化政策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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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持续震荡，过去一贯有效的文化政策开始变得不再那么容易发挥作用，而网络传播权力秩序也呈现出更为突出的失衡状况，捍卫多元化文化变得更加困难。作为世界头号文化强国，美国政府却宣称：“美国没有一个官方的文化立场，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美国这一明显的悖论立场引发了全世界强烈且持续的反响。

一、作者简介

托比·米勒（Toby Miller），英国社会学家，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哲学与传播学博士，现任美国加州大学媒介与文化研究院教授，是当今文化研究领域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涉猎范围极广，其关注的话题从电视和好莱坞一直延伸到体育和媒体。他致力于以一种恢弘的理论视野从日常生活中揭示权力关系发现事物真相，并使之具有一种改变事物的力量。其代表作有《运动与性》《电视研究》《全球好莱坞》《文化政策》《文化研究指南》等。

乔治·尤迪思（George Yudice），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现任美国迈阿密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教授，现代语言与文学系教授，传播与创意工业观察中心主任。

二、书籍简介

导言阐述了文化政策的含义，并且探讨了文化政策的历史及理论。为了历史化和理论化地阐明文化政策涵盖的领域，作者从治理性、趣味、伦理不完善、资助的借口、国家和跨国计划、文化公民身份、文化政策研究七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第一章谈论了文化最大的历史性悖论——文化的主要输出者美国宣称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任何政策。在质疑这一说辞时，作者探讨了国家机器在文化中扮演的角色，特别是以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作为参考对象——其产生、谋杀未遂，及其依赖援助而获得的复兴。

第二章从英国帕拉齐报告引入，重点关注了今日的迈阿密、20世纪70年代后的澳大利亚、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拉丁美洲这四个地区的视听文化工业关于视听的论争，精确地揭示了公民和消费者之间的联系与差异。

第三章尝试阐述国家社会主义的文化政策，借用指令性经济的概念描述文化的运行规则。同时，作者考察了后殖民主义与指令性文化模式和以利润为基础的文化模式之间的交叉。

第四章具体探讨了与文化政策有着紧密关系的公共机构——博物馆。重点讨论了博物馆是怎样在时间和空间中发生改变的，以及博物馆政治学中的断层线，并对西澳洲的弗里曼特监狱博物馆的访问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

第五章考察了文化政策在全球的机构框架，主要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南方共同市场等跨政府的文化联合，为新自由主义扩张进入文化领域和文本产品的全球化提供了不同的角度。

综上，《文化政策》是文化研究领域针对文化政策所著的第一部综合性的、具有国际视野的专著。托比·米勒和乔治·尤迪思两位作者就全球化引发的广泛议题，如电影、电视、艺术、博物馆、国际组织、公民权、消费、新劳工等做了深入而严谨的调查与分析。

本书不是在实践和工具的层面就文化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做历史性回顾与评价，而是将文化政策置于美学与人类学的接合处，在西方治理性和趣味哲学的历史与社会理论的视阈下，揭示文化政策背后的假设与意识形态。在文化政策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这部作品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它是从事文化研究和文化社会学学习者的必备读物，并能为跨学科的研究提供助益。

三、思辨与启示：

如何认识文化政策？

1

沟通美学与人类学的桥梁

文化政策美学和人类学两个领域相关联。一方面，在美学领域中，艺术作品来自创造者，并以美学标准加以判断，美学标准则通过文化批评和历史兴趣及实践来建构。文化作为标志，体现社会群体中品味和地位的差异性及相似性。另一方面，在人类学领域中，文化是人类如何生活的标记，是地方与群体的意义——这既不是个体的，也不是普遍存在的，而是基于语言、宗教、习俗、时间和空间。所以，美学表明族群内部差异，而人类学说明族群之间的差异。

作为系统化和规范化的行动指南，政府机构通过执行文化政策来选择、培训、分配、资助、评价那些生产文化或艺术作品的族群成员及其相关活动。因此，在文化政策中，人类学和美学领域必然会有重合。中国于2013年成立的国家艺术基金，在繁荣艺术创作，培养艺术人才，打造和推广精品力作，推进艺术事业健康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

凸显公民与消费者的双重身份

公民与消费者是逻辑中心主义下的双重身份，他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两者互为形影，国家主体相对理性主体。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公民和消费者在文化领域交流的全球性讨论中凸显出来。前者授权政府运用税金制造文化，后者则被推向拥有购买文化的自由意志。因此，对于文化领域的主体性产生了两种效果模式。

第一种模式源于社会科学，可以应用于任何地方，称之为国内效果模式（domestic effects model）。这一模式关注的是诸如教育和公民秩序之类有关公民身份的关键问题。它把屏幕视为指导乃至误解公民的机器。屏幕能够渗透年轻人的头脑，激活或危害学习过程。国内效果模式假定视听媒介对公民有两种影响。一方面，它可以提倡“好的行为”：学习和自我控制；培训和超我；准备和责任。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诱发每一“积极”效果的相应对立面：无知和自我放纵；臆测和本我；懒散和自私。例如，电影《我不是药神》根据真实故事改编，反映了当下的热点关注现象，借助屏幕表达语言，传递了一种对人性的思考。

第二种模式是一种特定的和政治性的模式，称之为全球效果模式（global effects model）。它既是“主流”对生产力增长和衰退的关注的中心，也是“少数人”要求根除性别、能力或种族刻板印象的中心。今年上映的《流浪地球》，暂且不论其电影特效的精良与否，单就其表达的核心内涵而言，电影本身就着眼于人类面临共同的生存危机时，团结奋进争取希望的宏大主题。

全球效果模式注意的是作为集体的人类主体表现出来的风俗知识和爱国情感，即民族文化的积淀，而国内效果模式经由可复制的实验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类主体的认知和情感。

3

区分两种文化政策

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两种不同的文化政策，虽然无法等同于“极权主义”、“专制主义”或者“全面的文化控制”，但是它却无法摆脱政府的影响。客观地看，这两种文化政策分别是：一是主张平等的、工人为导向的世界的文化政策；一是致力于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与歌颂征服和统治的文化政策。

国家社会主义的文化政策将文化作为政治和经济背后的“第三阵线”。其倡导的文化现实政策是艺术贴近国家主体，关注生活，与先进的阶级相一致。这一政策有三个支柱：艺术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间的关系；艺术与共产党的认同；艺术与普遍人性之间的关系。每个支柱都支持行动的生活，反对沉思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化政策在效果上弱化。

“法西斯式”的文化政策是基于一成不变的理论基础或一种专制的使命来消灭差异。现代的“法西斯式”文化政策面临着矛盾和分裂的困境，一方面将过去英雄化，过分推崇传统的艺术，另一方面又赋予当代的创新的社会方式以特权。这种对传统和现代的矛盾处理方式在客观上却造成了“审美的多元化”。

综合来看，文化政策是沟通美学和人类学的桥梁，是凸显公民与消费者双重身份的放大器，需要贴近现实，营造多元化。文化赋予人类反省自己的能力，正是通过文化，人类可以表达自己，认识自己，发现自己的不足，质疑自己的成就，不知疲倦地寻找新的意义，并创造出借以超越自身局限的新作品。文化是进行批判的关键场域，文化政策的种子需要那些对未来怀有希望的人细心关照。

END

美   编 | 刘小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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